２０世紀《紅樓夢》研究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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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紀《紅樓夢》研究的回顧 作者梁歸智 一 　　《紅樓夢》現存最早的手抄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其底本當抄成于公元１７５４（清乾隆十九年甲戌）年， 其上的脂批即是 最早的《紅樓夢》研究。 有后四十回續書的程高本正式出版于１７９１年 （乾隆五十六年）， 其后有護花主人王希廉等的評點本流行，這些評點是 較早的對一百二十回《紅樓夢》的研究。 到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運 動發生之前，對《紅樓夢》的評論研究大体上可以分為兩种類型。 第一种 類型是傳統的評點、雜記、題詠等形式， 第二种類型是接近現代色彩的學 術論文、專著形式。 第一种形式里具有重要意義的有脂硯齋、畸笏叟等人 寫在各种抄本上的“脂批”， 王希廉、張新之、姚燮、涂瀛等人針對一百 二十回所寫的評點， 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裕瑞的《棗窗閑筆》 等野史雜記，明義、永忠等人的題詠等。 第二种形式最主要的代表則是王 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以及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等“索隱派 ”的著作。 以王國維完成于１９０４年的《〈紅樓夢〉評論》作為２０世 紀《紅樓夢》研究的起始標志，應該是比較恰當的。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用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哲學詮釋《紅樓夢》 ， 其意義首先在于引進了西方文化的理論視野，不管在具体分析上是否得 當，這种視角的革新本身無疑具有划時代的意義。 其次在對悲劇觀念等問 題的分析上也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顯示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眼光。 當 然， 《〈紅樓夢〉評論》的不足也是明顯的，首先，歷史還沒有提供給王 國維有關版本和作者等的考証研究作為前提條件， 因而他籠統地將一百二 十回作為一個孤立的文本來作評論， 既沒有區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也 不可能結合作者的身世、思想加以觀照， 這就使他的評論和分析有了先天 的致命缺陷。 其次，王國維受制約于自己的气質人生觀，完全用叔本華的 哲學觀點來框套《紅樓夢》， 這樣得出的結論，無論對曹雪芹原著還是對 一百二十回《紅樓夢》，都是有所扭曲的。 正如葉嘉瑩所指出的：“本來 ，從哲學觀點來批評一部文學作品，其著手的途徑原是正确的。 只不過當 批評時， 乃是應該從作品的本身及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方面，來探尋作品中 的哲學意義， 此一哲學含義，与任何一位哲學家的思想雖大可以有相合之 處， 然卻不可先認定了一家的哲學，而后把這一套哲學理論，全部生硬地 套到一部文學作品上去。”（葉嘉瑩《從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得 失談 到〈紅樓夢〉之文學成就及賈寶玉之感情心態》， 周策縱編《首屆國際紅 樓夢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几乎与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同時出現的俠人和陳蛻評論《紅樓夢》 的文章， 雖然沒有王國維那樣強的學理性，卻更能触及到《紅樓夢》內涵 的反叛性超前性思想向度。 特別是陳蛻，他認為：“《石頭記》一書，雖 為小說， 然其涵義，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學家、大理想家之學說，而合 于大同之旨。 謂之東方《民約論》，猶未知盧梭能無愧色否也。”（陳蛻 《列〈石頭記〉于子部說》）盡管陳蛻的說法缺少嚴格的邏輯論証， 有些 說法不是那么准确， 卻最早表現了對《紅樓夢》思想本質的深度契合，是 應該受到重視的。 １９１６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 王夢阮和沈瓶庵的《〈 紅樓夢〉索隱》， １９１９年出版的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是索 隱派紅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索隱其實也是一种考証，只是這种考証從方向 上就有很大的偏頗。 他們把《紅樓夢》的內容和晚明到清初的一些政治、 社會人物漫無邊際地加以附會，用明清的歷史史料臆斷小說文本。 因而這 些著作表面上看似乎很“嚴謹”， 重視“証据”，其實卻是“猜笨謎”。 索隱派的出現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習慣勢力的影響，也有時代的誘因。 如蔡 元培是一個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者，他認為《紅樓夢》“持民族主義 甚篤 ”， “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 義”。 他把對《紅樓夢》的索隱与反對清王朝的民族斗爭聯系在一起，是 离開了《紅樓夢》的文本實際的， 卻与當時推翻滿清王朝向現代社會轉型 的歷史大形勢合拍。 同時，由于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确實有社會政治的 反思批判思想向度，索隱派的某些說法也可以說是“歪打正著”， 從學術 的角度上觀照也不能完全抹殺。 此外如索隱派對漢民族“民族性”的執著 ， 也与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漢族文化傳統的認同有深層意識上的重疊 。 但索隱派對《紅樓夢》的觀照畢竟從根本上違背《紅樓夢》的文本真實， 因而胡适１９２２年出版《〈紅樓夢〉考証》， 接著１９２３年俞平伯出 版了《〈紅樓夢〉辨》， 從考証《紅樓夢》的版本和作者以及深入《紅樓 夢》文本的藝術實際出發， 得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前八 十回為曹雪芹著、后四十回為高鶚續的基本結論， 索隱派的“舊紅學”就 基本上被自傳說的“新紅學”所取代了。 新紅學講究“科學的方法”，即 杜威的“實驗主義”。 從現象上看，索隱也講“証据”，自傳說其實也是 “索隱”，不過索的是曹雪芹的“隱”。 關鍵問題是從發現研究版本入手 的新紅學比臆斷附會的舊紅學符合《紅樓夢》的實際情況， 因而就能為更 多的人所信服。 從時代背景上觀照，舊紅學受以辛亥革命為標志的反清民 族革命的強烈影響， 新紅學則是標榜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和科學）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 胡适和俞平伯同為“新紅學”的開創人， 其實胡适与俞平伯是有重要區別 的。 胡适關心和致力的是“科學方法”，俞平伯則更多地深入了《紅樓夢 》文本的文學實際。 俞平伯自覺的文學鑒賞的眼光，是胡适所不具備的。 因為《紅樓夢》主要是一部文學作品，所以這個區別非常重要。 《〈紅樓 夢〉考証》主要是歷史學向度的， 《〈紅樓夢〉辨》則突出了文學性向度 。 一直到１９５４年，新紅學都是《紅樓夢》研究界的學術主流。 盡管索隱 派也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 如１９２７年出版了壽鵬飛的《〈紅樓夢〉 本事辨証》，１９３４年出版了景梅九的《〈石頭記〉真諦》。 但這已經 無法影響自傳說、新紅學主導《紅樓夢》研究的大形勢了。 １９３０年出 版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在論到《紅樓夢》時， 是以接受新紅學的考 証結論為評說基礎的。 魯迅的貢獻是他深邃的思想家眼光，他在《中國小 說史略》和雜文中論到《紅樓夢》的許多精辟見解， 都在思想精神气質上 更能触及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思想本質真實，這一點無論胡适還是 俞平 伯，都是無法相比的。 倒是陳蛻的認識在思想向度方面和魯迅有接近之處 。 １９３１年李玄伯發現故宮中保存的曹寅父子的奏折， 寫出了《曹雪芹家 世新考》， 使自傳說、新紅學又獲得更多史料支持，并進而提出曹雪芹祖 籍河北丰潤的論點，是后來關于曹家祖籍論爭的濫觴。 １９４２年李辰冬 出版《〈紅樓夢〉研究》， 在接受“自傳說”的基礎上，對曹雪芹的人生 觀、 《紅樓夢》的人物分析、《紅樓夢》的世界、《紅樓夢》的藝術价值 都作了比較深入的論述， 是立足于新紅學考証成果基礎上對《紅樓夢》作 思想藝術觀照而比較有价值的早期成果。 １９４８年王昆侖以太愚為筆名 出版了《〈紅樓夢〉人物論》， 后來到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又改寫再版。 這本書顯示了階級分析的立場和觀點， 有不少論述是新鮮警醒的，在讀者 中發生了較大的影響。 此書的缺點是對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續書之思想 本質和美學本質的區別雖然有所認識，但還不是十分明确和深刻。 這是不 可避免的時代局限，因為關于八十回后佚稿的 研究那時的總体情況還相當 膚淺。 此外，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不同歷史時期，一些在歷史上有影響的 政治和文化人物如梁啟超、 陳獨秀、汪精衛等也都有談論《紅樓夢》的文 章， 其傾向大抵都是把《紅樓夢》和他們當時的思想政治主張牽扯在一起 ，都有一定的歷史文化認識意義，所謂文以人傳。 總体上看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紅樓夢》研究情況， 最具有時代特征和歷史 意義的當然是王國維、 蔡元培、胡适和俞平伯以及魯迅這几位大師級人物 。 新紅學取代舊紅學，自傳說取代老的索隱派，是紅學發展史的一個關鍵 性的轉折。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性方面對《紅樓夢》認識最深刻的 是魯迅，在藝術性方面能得曹雪芹真諦的要數俞平伯。 蔡元培与胡适都是 文學气質比較弱的， 蔡元培關心的是反清的歷史學向度，胡适更注重的是 “科學方法”， 他們都在不同的層面推動了《紅樓夢》研究向前發展，但 都不是審美研究，其實都無緣于《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而王國維 ，由 于時代和個人气質的局限， 雖有引進西方哲學理論視角的歷史貢獻，對《 紅樓夢》本身的具体思想和藝術認知也是有較大缺陷的。　　 二 １９４９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成立， 台灣則成為國民党殘余勢力的据 點。 這是２０世紀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五四”啟蒙運動之后的第三次 重大歷史轉折。 所有的文化思想學術研究都不能不受這個大形勢的制約和 影響。 王國維、蔡元培和魯迅已經去世，新紅學的兩位創始人，胡适去了 台灣，俞平伯留在了大陸。 １９５０年，俞平伯把《〈紅樓夢〉辨》略作 修訂，改名為《〈紅樓夢〉研究》于１９５２年重新出版。 １９５３年《 紅樓夢》首次由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后， 俞平伯又在各地報刊陸續發表《 〈紅樓夢〉簡說》等文章，這些文章既是他三十年研究《紅樓夢》主 要觀 點的概括，又表達了一些新看法。 總的來看，他對《紅樓夢》的“傳統性 ”在微觀上的考証和“獨創性”的抽繹分析， 都表現了對曹雪芹和《紅樓 夢》在藝術性方面的深度把握， 但在思想性上的認識仍然是模糊和膚淺的 。 這其實是由俞平伯的個性、气質、學養等綜合因素所決定的，俞平伯是 個“晚明名士”型的人， 他的思想和美學淵源屬于周作人所代表的那种“ 閑适”流派， 与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流露出來的反叛心態有很大的距离 。 而周作人和俞平伯所具有的思想傾向和美學風格，又是与通過“武裝斗 爭”和“階級革命”建立了新政權的執政党的意識形態要求格格不入的。 １９５３年周汝昌出版了《〈紅樓夢〉新証》。 這部書立刻以其巨大的篇 幅、丰富的史料引起了相當大的社會反響， 被稱為新紅學的“集大成”式 的著作。 《〈紅樓夢〉新証》特別在《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方面提供 了丰富的歷史史料， 并由一些不易經見的資料出發得出某些新觀點，如論 証了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潤， 提出曹雪芹的卒年是乾隆癸未（１７６４）而 非壬午（１７６３）等， 都是后來紅學研究中長期討論爭鳴的重要問題。 從表面上看， 《〈紅樓夢〉新証》是《〈紅樓夢〉考証》和《〈紅樓夢〉 研究》的發展，而且似乎把“家史自敘傳”的觀點推向了极端。但《 〈紅 樓夢〉新証》在思想向度上与《〈紅樓夢〉考証》和《〈紅樓夢〉研究》 是存在比較大的差异的。 例如在《寫在卷首》中說：“曹雪芹在《紅樓夢 》里那樣嚴肅而沉痛地提出許多社會問題──宗法問題、 奴隸問題、專制 問題、 官僚問題、司法問題、官僚地主問題、農民問題、宗教問題、戀愛 問題、婚姻問題、妻妾問題……一言以蔽之， 封建社會制度下的种种問題 （換言之： 曹雪芹的鏡子忠實而詳實地反映了一個十八世紀中國、本質改 變前夕的封建社會）， 然而卻從未受到過應得的重視，也少有人充分提出 來作為專題討論。 ”《〈紅樓夢〉新証》對后四十回續書的激烈否定，也 是著眼于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續書在思想性方面的巨大差异。 胡适注重 的是“科學方法”， 俞平伯貢獻最大的是“藝術性”，周汝昌則特別突出 了“思想性”，后來又上升到“文化性”，這是新紅學發展的三部曲。 盡 管他們表面上都是“考証派”。 １９５４年“五四”前夕， 李希凡和藍翎寫出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 其它》，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提出了批評性意見。 這篇文章投稿《 文藝報》無回音后，在《文史哲》上發表，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在毛澤 東的指示下，此文在《文藝報》轉載。 之后，李、藍又寫了《評〈紅樓夢 研究〉》，于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光明日報》發表。 李、藍的文 章主要從思想性方面批評俞平伯， 應該說也是抓住了俞平伯《紅樓夢》研 究的某些不足之處的， 當然他們的理論水平并不太高，論述中也有簡單化 的毛病。問題變得嚴重起來是這場學術討論被執政党的領袖提高到了 整合 意識形態的政治層面，由此發起了一場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政治運動。 歷 史地觀照， 建國初期執政党從整合意識形態的政治需要出發而掀起文化思 想批判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 當然《紅樓夢》研究被挑中作為典型案例是 一种歷史的偶然性。 李、藍最初發表的与俞平伯商榷的文章，嘗試用馬克 思主義的思想方法來分析《紅樓夢》的思想傾向， 盡管幼稚粗糙，但有其 合理性的一面， 他們的确比俞平伯更多地接近了《紅樓夢》本身所具有的 某些對傳統思想的反叛、异端的內容。 李、藍的文章是承認新紅學在考証 方面的歷史貢獻的， 他們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中思想層面的不足作批 評還是屬于學術爭鳴的范圍。 但是當這場學術爭論很快演變成一場全國性 的政治運動后，种种偏頗和失誤就不可避免了。 從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到１ ９５５年上半年的“批俞運動”， 其文字結果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紅 樓夢〉問題討論集》一至四集共１２９篇文章。 這些文章的絕大多數都把 學術与政治混淆在一起， 缺乏實事求是的態度，當然更談不到嚴肅的學理 性了。 李希凡和藍翎的文章后來也結集于１９５７年出版，共收論文１７ 篇，即《〈紅樓夢〉評論集》。 由于政治形勢的影響，對俞平伯的批判也 有牽強附會之處。如果說這場批判運動還有某种學理性的潛在合理因 素的 話， 那就是它特別突出了《紅樓夢》的思想性之重要，盡管由于其政治運 動性質的限制， 又不可能把對《紅樓夢》思想性的研究引向真正的准确和 深刻。 李希凡也曾“奉命”寫了一篇《評〈紅樓夢新証〉》的文章，把周 汝昌和俞平伯加以區別， 說明毛澤東感受到《〈紅樓夢〉新証》重視“思 想性”的特點。 新紅學作為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學術流派從此退出了歷史舞台， 在此后長達 近三十年的歷史時期內， 新紅學、自傳說都被烙上了政治的恥辱性紅字。 但新紅學的考証性結論其實還是沉淀了下來， 如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分別 為兩個作者所寫， 前八十回与曹雪芹的家世有“文學典型”与“生活原型 ”的關系， 乃至曹雪芹家世祖籍、生卒年等的爭論，其實都是承新紅學、 自傳說的余緒的。 只是此后一般都不再提這些問題源于何處了，這當然是 不公平的，非學理性的。 １９５５年翦伯贊發表了《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 論〈紅樓夢〉中反映的社會經濟狀況》， 鄧拓發表了《論〈紅樓夢〉的社 會背景和歷史意義》， 對《紅樓夢》的歷史背景作了進一步研究，這對后 來從時代背景和思想層面更深入地分析《紅樓夢》是有推動作用的。 １９ ５６年何其芳發表了《論〈紅樓夢〉》， 對李希凡和藍翎１９５４年寫的 《評〈紅樓夢研究〉》、 《論〈紅樓夢〉的人民性》以及鄧拓的文章中所 表達的“市民說”提出不同意見。 “市民說”的核心論點是：曹雪芹以“ 新興市民”的代表寫了一部“市民文學”， 賈寶玉和林黛玉是“新人的萌 芽”， 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 期“工商業者”（即“市民” ）的“反 封建要求”。何其芳認為賈寶玉的“平等觀念” “不一定要以資本主義萌 芽的存在和發展為前提”， 而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將心比心”的思想 。 何其芳對“市民說”的批評得到曹道衡、劉世德和鄧紹基等人文章的呼 應。 由此又引發了何其芳与李希凡關于賈寶玉、林黛玉典型意義的長期激 烈爭論。 何其芳在《論阿Ｑ》和《論〈紅樓夢〉》中提出了典型“共名” 說， 認為“任何一個人都不是抽象的階級性和政治傾向的化身”，“特別 是那些成功的典型人物， 它們那樣容易為人們所記住，不僅概括了一定的 階級的人物特征以至某些同階級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東西”， 而且“可以 超出他的階級和時代”， 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名字就“一直流行在生活中， 成了一個共名”。 李希凡寫了《典型新論質疑》，后來又寫了《阿Ｑ、典 型、共名及其它》， 對何其芳的“共名”說作出反駁，強調“階級性”， 說“共名”說是“人性論”。 李希凡与何其芳的爭論是在唯物主義的反映 論和強調階級斗爭的階級論已經成為那個時代主導意識形態的背景下展開 的， 他們的文章都有某种就理論說理論而脫离了《紅樓夢》文本實際的傾 向。 兩個人的文章中都不乏引經据典，比較而言，由于何其芳有濃郁的詩 人气質， 他更多地吸收了俄羅斯民主主義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 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一些文藝思想，對《紅 樓夢》的分析更有深度， 文章也有一种情感色彩，因而更能得到讀者的認同。 李希凡則教條主義的 傾向更明顯一些。 蔣和森于１９５９年出版了《〈紅樓夢〉論稿》， 其中提出“共感”說， 与何其芳的“共名”說比較接近。 《〈紅樓夢〉論稿》用一种抒情性的筆 調分析《紅樓夢》中的人物， 在六十年代強調“階級斗爭為綱”，提倡“ 火藥味”的時代氛圍下， 顯出一种清新气息，因而一方面受到廣大文學青 年的熱烈歡迎，另一方面也受到“人性論”的批判指責。 《〈紅樓夢〉論 稿》是六十年代發生了巨大群眾性影響的《紅樓夢》研究著作， 但它對《 紅樓夢》人物的分析和立論沒有嚴格區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續書， 因 而在學術上是有根本缺陷的。它的思想深度也不如何其芳的《論〈紅 樓夢 〉》。 吳世昌１９６２年從英國牛津大學回到中國大陸。 他此前用英文著述的《 〈紅樓夢〉探源》１９６１年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是繼周汝昌的 《〈紅樓夢〉新証》之后又一部頗見功力的考証性專著。 在版本、作者家 世、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比較等方面都有獨立見解和新的論說， 成為學 術上有影響的一家之言。 到１９８０年底又出版了《〈紅樓夢〉探源外編 》，基本上是《〈紅樓夢〉探源》的補充和延續。 不過在今天看來，《探 源》与《探源外編》中的一些具体結論是值得商榷的。 吳恩裕于１９５８出版了《有關曹雪芹八种》， １９６２年出版了《曹雪 芹的故事》， １９６３年出版了增訂本《有關曹雪芹十种》，對和曹雪芹 有關的一些書籍、文物、傳說作了介紹、考証和研究， 填補了曹雪芹在生 平方面的一些空白。 到了七十年代，吳恩裕又發現了“曹雪芹遺著”《廢 藝齋集稿》以及据說曹雪芹用過的兩只書箱等文物資料， 則引起了紅學界 激烈爭論，其真偽至今仍然懸而未決。 吳世昌与吳恩裕都是六、七十年代 有影響的考証派紅學大家， 与周汝昌一起被稱為紅學界的“兩吳一周”， 代表了那個時期考証派紅學的最高水平。 從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的“十七年”中， 還有其他一些比較有影響的 紅學論著。 比如１９５６年出版的劉大杰的《〈紅樓夢〉的思想与人物》 ，包括六篇文章，以人物分析為主。 吳組緗于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６３年分 別發表論文《論賈寶玉的典型形象》和《賈寶玉的性格特點和他的戀愛婚 姻悲劇》。 這些著述都是立足于典型形象、階級分析等新文藝理論的學理 立場的， 擺脫不了“追求個性解放”“初步民主主義思想”“愛情婚姻悲 劇”等流行言說的套路。 相比之下，俞平伯于１９６３年發表的《〈紅樓 夢〉中關于“十二釵”的描寫》則是一篇深入《紅樓夢》文本實際， 彰顯 出曹雪芹創作藝術真諦的力作。 不過，這篇名文仍然是于藝術性的闡揚見 長，于思想性的發明較弱。 周汝昌于１９６４年出版的《曹雪芹》是有史 以來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曹雪芹的傳記， 是后來他一再重寫的《曹雪芹小傳 》、《曹雪芹新傳》和《曹雪芹傳》的雛形。 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３年之際， 圍繞著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紀念活動， 形成了一次不小的《紅樓夢》研究熱潮。 其間展覽有關文物２４００多件 ， 發表紅學文章１３６篇（不完全統計），重版了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 校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 出版了一粟（周紹良和朱南銑合用筆名 ）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等， 上演了十余种《紅 樓夢》戲曲和電影， 其中１９６１年拍成電影的越劇《紅樓夢》，產生了 很大的社會影響， 也使肯定后四十回續書的“功績”以及确定《紅樓夢》 的主題是“寶黛釵愛情婚姻悲劇”“反對包辦婚姻，爭取戀愛自由” 的學 術觀點得到進一步确認和鞏固。 因紀念活動引發，圍繞著大觀園原址何處 和曹雪芹卒年是壬午還是癸未等學術問題展開了熱烈爭論。 關于曹雪芹卒 年的爭論， 周汝昌主“癸未說”（１７６４），吳恩裕、吳世昌、曾次亮 等贊成； 俞平伯主壬午說（１７６３），王佩璋、周紹良、陳毓羆、鄧允 建等贊成。 爭論的結果是贊成癸未說的學者增多。但就在紀念活動還在進 行的過程中， 由于政治上興起了強調“階級斗爭”和批判“修正主義”的 极左思潮，《紅樓夢》研究領域又面臨一片肅殺之气。 俞平伯、何其芳等 著名紅學家和這次紀念活動本身都遭到了攻擊批判。 “十七年”期間《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研究資料得到搜集、 整理和出版。 如影印出版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 《脂硯齋四評〈石 頭記〉》（庚辰本）、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石頭記》（ 商務本）、《紅樓夢》（作家出版社本和人民文學出版社本）， 以及敦誠 的《四松堂集》、 敦敏的《懋齋詩抄》、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明義 的《綠煙瑣窗集》、 裕瑞的《棗窗閑筆》、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 、高鶚的《高蘭墅集》等。 廣大的讀者因此更容易接触到《紅樓夢》研究 的原始材料，這就為八十年代以后具有更廣泛群眾基礎的《紅樓夢》 研究 高潮的到來准備了條件。 從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 除了前已述及的吳恩 裕發現与曹雪芹有關的文物資料是學術事件之外， 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５年 由江青的一篇“講話”而掀起的“評紅”運動則是极左政治影響下的非學 術產物，這一時期發表了大量毫無學術价值的“評紅”文章。 不過，客觀 上這也起到了擴大《紅樓夢》社會影響的作用， 一些《〈紅樓夢〉注釋》 、 《〈紅樓夢〉詩詞評注》等資料的編撰流傳起到了向人民群眾普及《紅 樓夢》的作用，也為八十年代的《紅樓夢》研究作了某种准備。 如此時本 為搞批判而成立的“《紅樓夢》大批判小組”就是后來“《紅樓夢》 研究 所”的前身， 八十年代不少有影響的紅學專家都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走上研 究《紅樓夢》的道路的。 八十年代前期有影響的一些紅學著作也是在這個 時期寫作的， 如張畢來的《漫說〈紅樓〉》（后來張畢來又出版了《〈紅 樓〉佛影》、《賈府書聲》等著作）， 戴不凡關于“石兄”而非曹雪芹創 作《紅樓夢》的文章， 王朝聞的《論鳳姐》，蔡義江的《〈紅樓夢〉詩詞 曲賦評注》等。 同時，一些与《紅樓夢》研究有關的有价值的文物資料也 在這個時期發現， 如吳新雷發現了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刊藍應襲纂修 的《上元縣志》卷十五載《曹熙傳》， 馮其庸和李華發現了康熙二十三年 （１６８４）江宁知府于成龍纂修未刊稿本《江宁縣志》中的《曹熙傳》 和康熙六十年（１７１２）上元縣知縣唐開慶等纂修的《上元縣志》中的 《曹熙傳》， 遼陽文物管理所保管的碑刻中發現了刻有曹雪芹高祖曹振彥 姓名、職銜的《大金喇嘛法師寶記》和《重建玉皇廟碑記》兩塊石碑， 故 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輯出版《關于江宁織造曹家檔案史料》和《李熙奏 折》，都是考証曹雪芹家世的重要史料。 １９６５年發現高鶚詩集《月小 山房遺稿》和１９７５年發現程偉元的遺著及有關生平資料， 則對研究高 鶚和程偉元提供了寶貴史料。版本方面也有不少重要發現，如己卯本 《石 頭記》殘卷， 戚蓼生序《石頭記》底本，徐傳經批本，桐花鳳閣主人批本 ，黃小田批本《紅樓夢》，哈斯寶批本《新譯〈紅樓夢〉》等。 以上各种 發現對于促使《紅樓夢》的文本研究和作者研究進入更深的層次無疑是很 有意義的。 在中國的另一部分台灣和香港地區， 由于政治氛圍的不同，則是另一番景 象。 在六十年代，胡适、林語堂、蘇雪林、李辰冬等都曾圍繞著前八十回 与后四十回的优劣同异等問題展開過激烈的學術爭論。 這些爭論一般不涉 及政治因素，但也缺乏比較高的學術和理論水准。 如林語堂１９６６年出 版的《平心論高鶚》并不進行版本的考証鑒定， 只憑自己膚淺的感覺就倡 言后四十回是曹雪芹原作， 蘇雪林１９６７年出版的《試看〈紅樓夢〉的 真面目》甚至說曹雪芹原作“文筆之惡劣， 出人想象之外，真所謂聞所未 聞，見所未見，不但說不上一個‘好’字，而且說不上一個‘通’字 。” （蘇雪林《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 《〈紅樓夢〉研究專輯》之《紅 學論戰──以李辰冬、蘇雪林為中心》卷， 台灣天一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 ）表現的學術態度的不嚴肅和學理水平之低都讓人感到詫异。 相對來說， 李辰冬和宋淇的見識則顯得實事求是，敏銳深刻。 １９５５年香港出版曹 聚仁的《新紅學發微》， １９５６年香港出版趙苕狂的《〈紅樓夢〉人名 詞典》， １９６０年新加坡出版任辛的《〈紅樓夢〉簡說》，台灣出版朱 虛白的《〈紅樓夢〉人物評傳》， １９６２年日本出版大高岩的《〈紅樓 夢〉研究》， １９６６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斯彭斯的《曹寅和康熙皇帝》 ， １９６６年台灣出版墨人的《〈紅樓夢〉的寫作技巧》，１９６７年台 灣出版梅苑的《〈紅樓夢〉的重要女性》、 李君俠的《〈紅樓夢〉人物介 紹》， １９６８年日本出版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的《黃遵憲与日本友人 筆談遺稿》中有筆談《紅樓夢》的內容， １９６９年台灣再版李君俠在香 港出版的《〈紅樓夢〉人物介紹》等。 七十年代有影響的紅學著作還有台 灣出版的瀟湘的《〈紅樓夢〉与禪》、 吳靈均的《靈山憶語談〈紅樓〉》 、 杜世杰的《〈紅樓夢〉原理》、龍飛的《林黛玉的愛情》、幼獅月刊編 輯委員會的《〈紅樓夢〉研究集》，香港出版的金恒杰的《〈紅樓夢 〉評 論》等。 １９７０年台灣天一出版社出版了大型資料匯編《〈紅樓夢〉專 輯》，基本上囊括了台、港及海外地區《紅樓夢》研究的概況。 趙崗從六 十年代開始研究《紅樓夢》， 以考証版本和曹雪芹家世為主發表了不少著 作， 如１９６３年香港出版的《〈紅樓夢〉考証拾遺》，１９７０年香港 出版的《〈紅樓夢〉新探》， １９７５年台灣出版的《〈紅樓夢〉研究新 編》和《〈紅樓夢〉論集》。 １９６７年由潘重規主持在香港中文大學成 立了《紅樓夢》研究小組， 編輯《〈紅樓夢〉專刊》，后來還開展了“《 紅樓夢》展覽會”、“香港所見《紅樓夢》研究資料展覽” 等學術活動。 潘重規本人于１９５９年出版了《〈紅樓夢〉新解》， １９６６年出版了 《紅學五十年》， １９７４年出版了《〈紅樓夢〉新辨》和《紅學六十年 》，他的紅學觀點基本上是屬于索隱派的。 １９７２年在香港出版的旅法 學者陳慶浩的《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 １９７７年台灣出版 的張愛玲的《〈紅樓〉夢魘》， 薩孟武的《〈紅樓夢〉与中國舊家庭》， 高陽的《〈紅樓〉一家言》， １９７８年台灣出版的余英時的《〈紅樓夢 〉的兩個世界》等，也都是有影響的紅學著作。 此外李知其于七十年代在 香港自費出版的《〈紅樓夢〉謎》是一部索隱派的著作， 与老索隱派的觀 點大同小异。 盡管大陸有嚴重的极左思潮干扰， 但比較五十至七十年代兩种不同政治氛 圍下的《紅樓夢》研究， 中國大陸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是遠遠超過了台灣、 香港和海外地區的。 尤其在版本、作者家世等資料的發掘和研究以及《紅 樓夢》的思想性的探索等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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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版本推荐
三
以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召開的中國共產党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 中國大陸

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這是２０世紀中國繼辛亥革命、“五四”運動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第四次重大歷史變遷。 《紅樓夢》研究在這

個時期也達到了一個空前的輝煌。

這一個時期的《紅樓夢》研究首先表現出集團性和組織性。 １９８０年春

《紅樓夢》研究所在北京成立， 隸屬于文化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為國

家性的最高學術机构之一。 同年在哈爾濱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紅樓夢》學

術討論會上，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 專門的《紅樓夢》研究學術刊物

《〈紅樓夢〉學刊》則在１９７９年底就出版了創刊號， 此后每年四期，

成為重點國家學術刊物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也創辦了《〈紅

樓夢〉研究集刊》，出版了十几期后停刊。 地方性的紅學刊物則有貴州紅

學會創辦的《紅樓》，１９８６年以來一直堅持出刊。香港從１９８ ４年

開始出版《紅學文摘》，后停刊。 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后，一些省市

如遼宁、 黑龍江、貴州、江蘇、山西、上海等也成立了相應的紅學研究會

組織。 １９８３年在北京香山臥佛寺成立了中國曹雪芹學會。各种《紅樓

夢》研究的學術討論會相繼舉行， 僅全國性的討論會就有１９８０年在哈

爾濱， １９８１年在濟南，１９８２年在上海，１９８３年在南京，１９

８５年在貴陽， １９８８年在蕪湖，１９９４年在萊陽，１９９６年在遼

陽，１９９８年在天津，１９９９年在金華等多次。 其中１９８３年南京

會議是紀念曹雪芹逝世２２０周年學術討論會， 規模最大，到會人數最多

，討論問題最廣。 此外還召開了四次國際性《紅樓夢》研討會。除第一次

由美國學者周策縱發起組織， １９８０年在美國威斯康辛首府麥迪遜召開

， 周汝昌、馮其庸和陳毓羆代表中國大陸紅學界赴會外，其他三次都是在

中國大陸召開， 分別是１９８６年哈爾濱討論會、１９９２年揚州討論會

和１９９７年北京討論會。 此外還有几次較小規模的海峽兩岸《紅樓夢》

學術討論會分別在大陸和台灣召開。 各省市等地方性《紅樓夢》學術討論

會也舉行過不少。 《紅樓夢》研究所組織過赴台灣和新加坡等地的《紅樓

夢》學術資料和文物展覽活動。北京、上海等地建造了大觀園，河北 正定

縣修建了榮國府， 是后來拍攝影視《紅樓夢》的重要基地，并成為著名游

覽景區。 后來北京又修建了雪芹祠廟，南京建造了曹雪芹塑像，揚州建立

了《紅樓夢》展覽館，丰潤、遼陽也相繼建立了曹雪芹紀念堂館等。 這些

會議和活動都擴大了《紅樓夢》研究的影響， 使《紅樓夢》研究具有了更

強烈的全國性、國際性和群眾性參預性質。

從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０年底， 二十年來除《〈紅樓夢〉學刊》、《〈紅

樓夢〉研究集刊》和《紅樓》發表的論文之外， 全國各种學術報刊也發表

了許多与《紅樓夢》研究相關的論文， 其中一些重要論文被中國人民大學

報刊复印中心所轉載。 這個時期出版的有關紅學論著大約有上百种。概括

地說，這二十年來的《紅樓夢》研究可以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關

《紅樓夢》版本和曹雪芹家世等基礎背景情況的考辨和研究， 第二部分是

有關《紅樓夢》文本的思想、藝術、文化內涵的分析和評价， 第三部分是

各种原始資料和工具書的整理、編纂和出版以及影視改編《紅樓夢》 等活

動。

二十年來在紅學界發生過几次比較大的紅學學術爭論， 絕大多數是屬于文

獻的發現考証及由此引申出來的問題。 這与“十七年”時期的爭論熱點基

本上屬于思想理論范圍形成了鮮明對照。 以《紅樓夢》研究所為代表的在

京的一些紅學研究者， 主要在文獻的發現、整理和考証方面比較擅長，這

与七十年代發現了許多紅學文獻資料也有密切關系。 八十年代初期圍繞著

河南省博物館收藏的陸厚信繪“雪芹小像”的真偽問題展開了一場大爭論

。 認為小像畫的是曹雪芹即小像是“真”的代表人物是周汝昌和宋謀　。

馮其庸、陳毓羆和劉世德等則認為小像是偽造的。小像原持有者郝心 佛開

始說是曹雪芹像，后來又說是涂改俞楚江（號雪芹）畫像而成。 盡管后來

河南省博物館的調查報告宣布小像不是曹雪芹像而是俞雪芹像， 但据某些

知情人說， 郝心佛是迫于某种壓力作了偽証（文載《商丘社會科學》１９

９８年１、２期合刊號及第３期）。 總之，這個問題其實并沒有最后得到

解決，只能說一個時期內不少人相信了河南省博物館調查報告的權威性。


其次是圍繞著１９７７年發現的一對紅松木舊式書箱是否是曹雪芹的遺物

展開爭論。 仍然是有人說真，有人說假。馮其庸曾發表《二百年來的一次

重大發現》， 鄧遂夫還根据書箱上的題字考証出曹雪芹的續弦妻子的姓名

叫李芳卿，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如蔡義江等認為書箱是贗品。 圍繞著北京香

山正白旗舒家老屋是否“曹雪芹故居”也曾有所爭論， 但見之于文字的不

多， 大多數紅學研究者都認為這所舊房子与曹雪芹無關，只是礙于某种緣

故不愿著文辯証反駁而已。 主張這處舊房子是曹雪芹故居的代表性著作是

１９８２年出版的胡德平著《〈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故居的發現》。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期有圍繞著戴不凡提出《紅樓夢》的作者是“石

兄”，曹雪芹只是加工者的觀點展開的爭論。 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戴不凡

把脂批中對補天頑石幻化的通靈玉的稱呼“石兄”說成是《石頭記》的作

者進而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是沒有根据的。 張錦池等人都結合文本實際作

了反駁。 這次討論中戴不凡以《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年齡“忽大忽小”等

所謂文本的矛盾現象作為論据， 表現出紅學界中存在一种傾向，即搞考証

的學者在對傳統文學的審美修養和藝術感悟能力方面有嚴重欠缺， 比起俞

平伯、周汝昌來差距很大， 因而在考証時往往脫离了文本的審美實際，所

謂“科學考証”往往并不很科學， 考証的過程和結論都帶有相當大的片面

性，卻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爭論“熱點”。 這种消极傾向在此后整整二十

年中都反复發作，不斷發生。 １９９２年在河北通縣張家灣發現了一塊曹

雪芹的“墓石”而引發了紅學界的激烈爭論。 因為這塊墓石上有“壬午”

字樣， 所以原來主張曹雪芹卒于壬午年的劉世德等极力主張墓石是“真”

，而原來主張曹雪芹卒于癸未年的周汝昌則堅持墓石為“偽”。 其他一些

有影響的紅學家也見解各不相同。 如馮其庸改變了原來相信的癸未說，支

持墓石為真的主張。 蔡義江則認為墓石是偽。不過墓石的發現過程以及墓

石的形制等确實有許多疑點， 墓石是真是偽仍然是一個沒有結論的問題。

接下來還有几次較大規模的激烈爭論。 一次是關于脂批本的真偽問題。歐

陽建以甲戌本抄本《石頭記》在“玄”字上沒有避康熙皇帝名諱為由， 提

出已經發現多年并被紅學界一致認可的各脂批本《石頭記》都是后人偽造

的論點。 歐陽建先后出版了《紅學新辨》、《紅學辨偽論》和《紅學百年

風云錄》（与曲沐、吳國柱合著）， 建构了一個紅學發展史的新体系，那

就是從胡适、俞平伯為代表的新紅學以來的近百年紅學研究， 都受了偽造

的脂批本的蒙蔽， 因而由此而來的种种紅學論述都是錯誤的，只有徹底揭

示這個歷史錯案，才能有對《紅樓夢》真正的科學研究。這個觀點与 另一

個觀點緊密相聯系， 即不承認后四十回乃續作，說一百二十回都是曹雪芹

的原作。 与這种觀點大同小异的還有宛情的《脂硯齋言行質疑》、克非的

《〈紅樓〉霧瘴》和朱眉叔、董文成等人的一些論文。 由于新紅學的考証

結論已經被認可了近百年，歐陽建等人的新說自然有一种轟動效應。 但大

多數紅學研究者不接受這种觀點而紛紛著文反駁。 在爭論中出現一些情緒

化的非學術性的因素。 尤以張國光支持的《湖北日報》与歐陽建之間訴諸

法庭的一場官司轟動一時。 其實這里面有許多非學術性糾紛，如張國光是

高度贊揚后四十回續書的， 在這一根本觀點上其實与歐陽建等人的觀點相

當吻合。 客觀地說，脂批本偽造和后四十回為曹雪芹原著說的觀點無論從

思想方法還是論証方法方面都是有較大片面性和缺陷的， 因而缺乏切實的

說服力量。 特別是對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在思想和藝術上的本質差异缺乏

鑒別能力， 更是落后于新時期廣大讀者已經大大提高了的審美接受水平的

。 不過作為一家之言，當然應該允許其存在，辯駁雙方一度出現某些意气

用事的作法是不足取的。 由于新紅學已經獨領風騷近百年，在發展過程中

也有一些不夠完善之處， 出現某些片面性的逆反式思維傾向也是可以理解

的。 霍國玲、霍紀平、霍力君從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紅樓夢》里隱藏著

重大的歷史內幕的觀點， 說林黛玉的原型是竺香玉，而竺香玉是曹雪芹的

戀人，他們共同謀殺了雍正皇帝。 霍國玲姐弟在九十年代連續出版了《〈

紅樓〉解夢》一、二、三集，一度曾引起了社會的轟動效應。 《〈紅樓〉

解夢》無論從思想方法還是論証方法上都是索隱派在新時期的再現， 只是

其觀點比老索隱派更离奇。 如果說老索隱派還有當年反對滿清的民族革命

的思想背景的話，新索隱派則完全是一种思想上的獨特視角了。 《〈紅樓

〉解夢》的觀點受到了許多紅學家的反駁是勢所必然的。 當然《〈紅樓〉

解夢》在收集和梳理清代的歷史史料方面也有其一定貢獻。 王國華寫了一

本《太极〈紅樓夢〉》（１９９５年中國國際廣播公司）， 從《紅樓夢》

的“對稱結构”引申出《紅樓夢》中還有一部“太极”文本的觀點。 說《

紅樓夢》具有對稱結构本來是有其文本合理性的， 但引申出“太极”文本

來則顯得离奇。 王國華的觀點也引起了爭論和反駁，其中也摻雜了一些紅

學界內部的非學術性糾紛。 王國華為“雪芹祠廟”在京城的建成貢獻了很

大力量，這也擴大了曹雪芹与《紅樓夢》在社會上的影響。 圍繞著曹雪芹

的“祖籍”問題爭論也很熱烈。 在五十年代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証》

出版后，“丰潤說”長期以來居于主導地位。 八十年代以來逐漸出現了“

遼陽說”， 到九十年代以馮其庸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對“遼陽說”大力倡導

，与丰潤說形成對壘之勢。 而１９９３年河北丰潤發現曹鼎望墓志銘与曹

鋡墓碑， 歷史學家楊向奎提出“曹雪芹即丰潤曹鼎望之嫡孫、曹鋡之子”

的觀點， 《文藝報》又在１９９４年１月８日發表王家惠的《曹淵即曹顏

》和劉潤為的《曹淵：〈紅樓〉的原始作者》， 王文認為曹寅之子中有曹

顏者，即從丰潤曹鈖之子曹淵過繼改名而來；劉文進一 步認為，《紅樓夢

》的原始作者， 即從丰潤過繼給曹寅而改名為曹顏、后又回歸丰潤的曹淵

。 楊向奎在王、劉二文之后又發表《關于〈紅樓夢〉作者研究的新發現》

一文， 認為關于《紅樓夢》原始作者問題“七十年來的懸案至此解決”。

這就形成了所謂“新丰潤說”的《紅樓夢》原始作者說。 “新丰潤說”帶

有很大的推測性質，說“懸案至此解決”顯然言過其實。 但接下來的大規

模論爭又把中央電視台１９９５年３月播放的電視片《〈紅樓夢〉与丰潤

曹》牽扯進去， 某些學者在論爭中把老丰潤說与新丰潤說混為一談，又使

論爭中更多了一些非學術因素。 其實原來的丰潤說与“新丰潤說”是完全

不同的話題， 丰潤說与遼陽說也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因為丰潤說關注的

是曹家祖先在入遼以前的那一段歷史， 而遼陽說則堅持只應該從入遼以后

談起。 遼陽說的代表性著作是１９７８年初版后又修訂新版的馮其庸著《

曹雪芹家世新考》以及張書才、劉世德、李廣柏等人的一些論文， １９９

６年出版的王暢著《曹雪芹祖籍考論》則成為丰潤說的最新代表性論著。

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李奉佐著《曹雪芹祖籍鐵岭考》對曹家与遼宁鐵岭的歷

史源緣作了深入的考証。 這場爭論最后也沒有結果，不過通過爭論，雙方

把思路、論据和論証等都發揮得很充分，為后來關心這 一問題的人提供了

丰富的背景材料，客觀上也擴大了紅學和曹學的影響。 此外還有紅學的定

義、 《紅樓夢》的思想指歸是“拯救”還是“逍遙”、探佚學的本質、曹

雪芹一聯殘句之“全璧”及西北發現的所謂曹雪芹的“佚詩”之真偽、 《

紅樓夢》的作者是不是曹頫等限于少數學者參加的學術爭論。 其中劉小楓

与梁歸智關于《紅樓夢》思想宗旨的討論以及陳維昭与梁歸智關于紅學探

佚學本質的爭論具有比較強的理論色彩。 九十年代中后期，則有關于《紅

樓夢》原稿是“二稿合成”抑或是“舊稿新裁”的爭論。 二稿合成論者以

杜春耕為代表， 主張曹雪芹原著《紅樓夢》是“舊稿”《風月寶鑒》和“

新稿”《石頭記》的“合成”，其他一些紅學家則 主張曹雪芹只是在舊稿

基礎上修改成書。 這种爭論實際上又涉及到曹雪芹的著作權和《紅樓夢》

的成書過程，是老話題的新爭論。 沈治鈞的論文《“新寶玉”和“舊寶玉

”──〈紅樓夢〉成書過程初探》（《〈紅樓夢〉學刊》２０００年第２

期）就是這方面具有新意的一篇。 以上各种爭論的出現，反映了紅學研究

的不斷深入， 也反映了在市場經濟時代學術環境的愈來愈寬容以及學術活

動的民主化、多元化和大眾化傾向。 從這种角度來說，各种爭論也都把所

爭論的問題推向一個更深廣的層次， 促發了關注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更

廣泛的社會熱情，擴大了《紅樓夢》的社會影響。 當然相應地民主化和大

眾化傾向中必然伴隨的某些缺點錯誤和文化泡沫現象也在所難免。 其學術

觀點的是非正誤，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自然會作出選擇。 不過一個明顯

的特點是， 除了少數例外，這些爭論基本上都距离《紅樓夢》的文本意義

比較遠，反映了這一個時期相 當一批學者們的學術個性以及在思辯和審美

素養方面的欠缺。 出現這种情況，既有一個時代學者群体的學養素質、知

識結构等原因， 也有歷史氛圍和紅學發展的時段性等多方面的复雜影響。

圍繞著以上各种論爭， 出版了一些論文選集，如《〈紅樓夢〉著作權論爭

集》、《曹雪芹墓石論爭集》等，對積累歷史資料有所裨益。 以《紅樓夢

》研究所為中心的一些學者如馮其庸、 胡文彬、呂啟祥、鄧慶佑、杜景華

、 林冠夫、王湜華、顧平旦、丁維忠、楊乃濟、張慶善等自八十年代以來

在版本等資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除了個人的著作之外，主

要体現在《紅樓夢》新校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紅樓

夢〉大辭典》上。 胡文彬与周雷編撰了《台灣紅學論文選》、《香港紅學

論文選》、《海外紅學論集》和《紅學世界》，對介紹中國大陸以外 的紅

學研究成果起了積极作用。 胡文彬在聯系紅學界各方面力量和組織紅學活

動方面貢獻較大， 在收集資料、介紹海內外紅學動態、考証紅學發展史中

一些具体問題上也用力甚勤， 至２０世紀末已經出版了個人紅學著作十多

种，及編著多种。 郭豫适和韓進廉基本上同時完成和出版了兩部紅學史著

作《〈紅樓夢〉研究小史稿》及《續編》和《紅學史稿》， 總結了八十年

代中期以前的紅學發展歷程。 比較而言，郭豫适比韓進廉的著作在思維方

法和學術觀點上受時代的局限更大一些。 劉夢溪也是七十年代末即投身紅

學研究， 早期的《〈紅樓夢〉新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算論述比較全面

的一部著作， 但也有明顯的极左思潮影響的痕跡，編纂《紅學三十年論文

選編》及后期著作《紅學》、《〈紅樓夢〉与百年中國》影響較大， 有上

升到文化史的高度總結紅學的意圖， 有一些新見，但思想穿透力不夠，眼

光主要局限在那些熱鬧的爭論上， 對《紅樓夢》的思想精神和藝術審美則

缺少真知灼見，因而未能抓住最關鍵的問題作鞭辟入里的分析。 馮其庸是

八十年代以來影響相當大的紅學學者， 他長期擔任《紅樓夢》研究所所長

， 后來又擔任中國紅學會會長，對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各种紅學活動的開

展起了較大作用。 他個人的紅學著作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論庚辰本

》、 《夢邊集》、《漱石集》、《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等

十多种， 并主編了《〈紅樓夢〉大辭典〉》和《八家評批〈紅樓夢〉》等

。 其中最有個性的研究是對曹雪芹家世和對《庚辰本》等版本的考証。他

是曹雪芹祖籍“遼陽說”的代表性學者， 堅持庚辰本為最好的《紅樓夢》

版本的觀點。 八、九十年代在《紅樓夢》版本、脂批、《紅樓夢》成書過

程和曹雪芹家世及佚著等問題的考証研究方面有影響的紅學著作還有以下

一些： 吳恩裕《曹雪芹佚著淺探》和《曹雪芹叢考》、陳毓羆与劉世德合

著《〈紅樓夢〉論叢》、 王三慶《〈紅樓夢〉版本研究》（台灣）、周紹

良《〈紅樓夢〉研究論集》、 胡文彬与周雷合著《紅學叢譚》、顧平旦編

《大觀園》、 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郁增偉《微論〈紅樓夢〉》

（香港）、 高陽《高陽說曹雪芹》（台灣）、舒成勛述、胡德平整理《曹

雪芹在西山》、 胡德平著《三教九流的香山世界》、徐仁存和徐有為合著

《程刻本 〈紅樓夢〉新考》（台灣）、魏紹昌《〈紅樓夢〉版本小考》、

應必誠《論〈石頭記〉庚辰本》、 吳新雷《曹雪芹》和《曹雪芹江南家世

考》、 岑佳卓編著《〈紅樓夢〉探考》（台灣）、陳詔《〈紅樓夢〉小考

》、 李百春《〈紅樓夢〉作者問題論稿》、王毓林《論〈石頭記〉己卯本

和庚辰本》、 胡文彬《列藏本〈石頭記〉管窺》、梅節和馬力合著《紅學

耦耕集》（香港）、 陳慶浩《脂硯評語研究》（法國）、皮述民《〈紅樓

夢〉考論集》（新加坡）、 鄧遂夫《紅學論稿》、胡邦煒《中國古典小說

研究論集》和《紅樓祭： ２０世紀中國一個奇特文化現象之破譯》、孫永

旭《曹雪芹的早期傳奇創作》、 朱淡文《〈紅樓夢〉論源》、遼陽紅學會

編《曹雪芹祖籍在遼陽》、 王暢、馮保成編《曹雪芹祖籍論輯》、曹雪芹

研究會編《曹學論叢》等。 徐恭時与鄭慶山在《〈紅樓夢〉學刊》等刊物

上分別發表了一系列考証論文， 徐恭時的涉及面較寬，鄭慶山主要集中于

《石頭記》版本考証方面，都有比較大的影響。 王利器著有《李士楨李熙

父子年譜》和《耐雪堂集》等有關曹學紅學的資料、論著， 顯示了比較扎

實的搜集和考証功夫。 張書才利用工作環境之便，挖掘出有价值的与曹家

歷史有關的資料。 作家端木蕻良出版了長篇歷史小說《曹雪芹》，并有論

文集《說 不完的〈紅樓夢〉》，這是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書，但有不少精

到的見解，顯示了老一代學人在文化素養和藝術感受方面有非凡功力。 台

灣作家高陽出版了歷史小說《曹雪芹別傳》和《紅樓夢斷》。 啟功發表過

有影響的紅學論文， 并指導出版了質量很高的程甲本《紅樓夢》的注釋本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出版）。 屬于資料、工具書性質

的除前述《〈紅樓夢〉大辭典》等外， 還有那宗訓編《〈紅樓夢〉研究書

目（初稿）》及《續編（初稿）》（美國）、 劉操南輯《桐花鳳閣評〈紅

樓夢〉輯錄》、 宋隆發編《〈紅樓夢〉研究文獻目錄》（台灣）、那宗訓

編《台灣所見〈紅樓夢〉研究書目》（台灣）、 潘銘燊編《〈紅樓夢〉人

物索引》（香港）、 顧平旦主編《〈紅樓夢〉研究論文資料索引》、趙國

璋和談鳳梁輯《王伯沆〈紅樓夢〉批語匯錄》、 王衛民輯《〈紅樓夢〉劉

履芬批語輯錄》、 朱一玄編著《〈紅樓夢〉資料匯編》、《〈紅樓夢〉人

物譜》、《〈紅樓夢〉脂評校錄》、何蘊理編 《〈紅樓夢〉親眷譜》、楊

為珍和郭榮光主編《〈紅樓夢〉辭典》、 周汝昌主編《〈紅樓夢〉辭典》

、 施寶義等編《〈紅樓夢〉人物辭典〉、上海市紅學會和上海師范大學文

學研究所編《〈紅樓夢〉鑒賞辭典》、 賀新輝編《〈紅樓夢〉詩詞鑒賞辭

典》、 周定一主編《〈紅樓夢〉語言詞典》、高增良編《〈紅樓夢〉四字

格辭典》、 高歌東、張志清編《〈紅樓夢〉成語辭典》、丰潤縣文史資料

委員會編《丰潤曹氏家族》、 北京燕山出版社《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等

。 脂批中有涉及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佚稿情況的提示，過去的一些野史筆

記， 以及种种傳錄中也提到一种八十回后情節迥异于程高本的“舊時真本

”《紅樓夢》。 因此新紅學的著作中，無論是胡适的《〈紅樓夢〉考証》

還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辨》， 或者是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証》，

都有初步探討八十回后佚稿情節的文字。 五十年代批俞運動后，這种探討

被批判為“煩瑣考証”和“唯心主義”， 因此這方面的研究長期停滯不前

。 １９７９年出版的蔡義江著《〈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在分析《紅

樓夢》的詩詞時，涉及每一首詩詞的“讖語”意蘊，實際上表現出對八 十

回后原著佚稿的研究興趣。 １９８３年出版了梁歸智著《〈石頭記〉探佚

》，是第一本專門集中探討佚稿的研究著作。 周汝昌在《〈石頭記探佚〉

序》中首次提出了“探佚學”的概念， 標志著對原著佚稿的研究成為紅學

中的一個獨立分支。 此后圍繞著這個課題，有不少論文和著作發表。單以

著作論， 按出版時間先后為序，計有張碩人《〈紅樓夢〉研究點滴》（１

９８３， 泰國）、梁歸智《被迷失的世界──〈紅樓夢〉佚話》（１９８

７）、 蔡義江《論〈紅樓夢〉佚稿》（１９８９）、楊光漢《〈紅樓夢〉

： 一次歷史的輪回》（１９９０）、梁歸智《〈石頭記〉探佚》增訂版（

１９９２）、 王湘浩《〈紅樓夢〉新探》（１９９３）、劉心武《秦可卿

之死》（１９９４）、 周汝昌《〈紅樓夢〉的真故事》（１９９５）等。

此外還陸續出版了几本以探佚為指向的新作續書， 先后有張之《〈紅樓夢

〉新補》（１９８４）、 周玉清《〈紅樓夢〉新續》（１９９０）、都鐘

秀《〈紅樓〉遺事》、 （１９９４）石建國《〈紅樓〉佚貂本事》（１９

９６自印）、劉心武《〈紅樓〉三釵之謎》（１９９９）。 蕭賽的《〈紅

樓〉外傳》（１９８５）則是一部受階級斗爭為綱思潮影響而“貶寶黛，

頌丫鬟”的作品。續書的成功与否不僅与探佚研究有關，更主要的是由 續

書作者的藝術靈感、文化修養和寫作水平來決定的。 從總体水平來說，這

几本續作都無法取代后四十回程高續書， 其中以劉心武的《〈紅樓〉三釵

之謎》藝術性較強。 新續作的成功与否當然并不能作為評判探佚學得失成

敗的根据，也不能影響探佚學的繼續發展。 探佚學的大成使自新紅學以來

即濫觴的區分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兩种《紅樓夢》”的觀念達到了一個

新層次。 以探佚為根据來觀照《紅樓夢》，無論思想、人物或藝術特征等

，都与把一百二十回作為一個整体來觀照截然不同。 探佚立足于對前八十

回的深度細讀， 因此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构思、立意、文心等深刻

思想和微妙藝術都有新的發現， 當然在一些具体問題上探佚研究者們也可

能有不同意見， 也難免某些想入非非的臆測，但這并不影響探佚學促成對

《紅樓夢》思想和審美視角轉換上的改變。 所以探佚學的影響力主要還不

在于對原著八十回后情節輪廓的勾勒， 而在于因此對“兩种《紅樓夢》”

之思想和藝術的認識帶來了革新。 尊曹与尊高兩派紅學也因此更加對壘分

明。 探佚學的理論意義在梁歸智１９９２年版《〈石頭記〉探佚》和２０

００年版《簫劍集》中有比較深入的闡釋和論述。 探佚學的一個社會性的

具体實現是八十年代中期拍攝的電視劇《紅樓夢》， 八十回后的故事改編

雖然也吸收了某些程高續書的情節， 但在基本思路上卻采取了探佚的方向

（周岭執筆編劇）。 由于時代的局限、編導者的思想藝術水平等多种原因

， 電視劇的改編也留下了一些遺憾，并引起了爭論，由于歷史的習慣勢力

， 爭論也是必然的，客觀地說八十回后的改編也不是非常成功，當然也有

閃光之處，如“探春遠嫁”一集就獲得了普遍的好評。 這次電視劇的改編

取向標志著紅學發展的一個台階， 与六十年代越劇電影《紅樓夢》分別代

表了兩個時代的紅學研究水平。 在電視劇之后又有六集電影《紅樓夢》出

現， 是以一百二十回程高本的故事格局來改編的，雖然電影有一些名演員

擔綱， 但電影的反響遠遠不及電視劇，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探佚學的影

響不可忽視。 電視劇与電影兩种影視《紅樓夢》在八十年代出現，生動地

反映了“尊曹”与“尊高”兩派紅學研究的并存与對壘， 也反映了紅學研

究的歷史性進程。這种并存与對壘將在 新的世紀繼續存在下去，反映了多

元、民主、自由選擇的審美价值觀日益深化和普及， 正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 這個時期在以《紅樓夢》為題材的繪畫、工藝、建筑等方面也有不小的

成就。 如劉旦宅与戴敦邦的《紅樓夢》人物畫，為拍攝電視劇《紅樓夢》

而在北京修建的大觀園与在河北正定修建的賈府等都是足以垂范后世的藝

術創造。 研究評論《紅樓夢》的思想、藝術、人物等方面的論文論著在八

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發表出版了不少。 爭論比較明顯而且持續不斷的一個

焦點問題是對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續書的不同評价， 体現了尊曹和尊高兩

种基本价值取向。 １９８７年問世的張國光的論文《兩种〈紅樓夢〉，兩

個薛寶釵──論應充分評价高鶚續改〈紅樓夢〉的貢獻》（收入武漢出版

社《古典文學論爭集》）和１９９２年華藝出版社出版的宋浩慶著《〈紅

樓夢〉探──對后四十回的研究与賞析》是高度推崇后四十回續書之比較

有代表性的論著。 梁歸智１９９２年版《〈石頭記〉探佚》中的“思理編

”則 是嚴格區分兩种《紅樓夢》而崇曹貶高的代表性作品。從總的趨勢的

來看， 在思想藝術研究方面，無論崇曹或崇高，越往后對原著与續書兩种

《紅樓夢》的區分越嚴格。 另一方面，越往后引進西方的思潮理論視角應

用到《紅樓夢》研究上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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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７年，以論述《紅樓

夢》的思想和藝術為主或兼及其他的著作主要有： 蔣和森《〈紅樓夢〉概

說》、 王朝聞《論鳳姐》、徐遲《〈紅樓夢〉藝術論》、段啟明《〈紅樓

夢〉藝術論》、 郭豫适《〈紅樓夢〉問題評論集》、陳詔与孫遜合著《〈

紅樓夢〉与〈金瓶梅〉》、 張錦池《〈紅樓〉十二論》、舒蕪《說夢錄》

、 周中明《〈紅樓夢〉的語言藝術》、張畢來《〈紅樓〉佛影》、《賈府

書聲》和《談〈紅樓夢〉》、 邢治平《〈紅樓夢〉十講》、中國《紅樓夢

》學會秘書處編《〈紅樓夢〉藝術論》、 中國作家協會貴州分會《紅樓夢

》研究組編《〈紅樓夢〉 論集》、扎拉嘎《〈一層樓〉、〈泣紅亭〉与〈

紅樓夢〉》、 關華山《〈紅樓夢〉中的建筑研究》（台灣）、蘇鴻昌《論

曹雪芹美學思想》、 鄧云鄉《〈紅樓〉識小錄》和《〈紅樓〉風俗談》、

徐扶明《〈紅樓夢〉与戲曲比較研究》、 林興仁《〈紅樓夢〉的修辭藝術

》和《語言藝術皇冠上的明珠》、 余英時、周策縱等《曹雪芹与〈紅樓夢

〉》（台灣）、 康來新《石頭渡海──〈紅樓夢〉散論》（台灣）、陳詔

《〈紅樓夢〉談藝錄》、 岑佳卓《〈紅樓夢〉評論》（台灣）、盧興基等

《〈紅樓夢〉的語言藝術》、 王昌定《〈紅樓夢〉藝術探》、王志武《〈

紅樓夢〉人物沖突論》、 白盾《〈紅樓夢〉新評》、傅憎享《〈紅樓夢〉

藝術技巧論》、 薛瑞生《〈紅樓〉采珠》、青水《〈紅樓夢〉──金陵十

二釵郵票賞析》、 陳潞《醉翻風月案──〈紅樓〉拾穗》、胡風《〈石頭

記〉交響曲》、 朱眉叔《〈紅樓夢〉的背景与人物》、馮爾康《曹雪芹和

〈紅樓夢〉》、 林冠夫《〈紅樓夢〉縱橫談》、姜耕玉《〈紅樓夢〉藝境

探奇》、 周書文《〈紅樓夢〉人物塑造的辯証藝術》、貴州省紅學會編《

〈紅樓〉探藝》及《〈紅樓夢〉人物論》、 杜景華《〈紅樓夢〉藝術管探

》、 吳穎《〈紅樓夢〉人物新論》、曾揚華《〈紅樓夢〉新探》与《漫步

大觀園》、歐陽奮強等《 寶黛話〈紅樓〉》、周雷、劉耕路与周岭編《〈

紅樓〉入門》、 大勤与曉頌編《熒屏〈紅樓〉》、呂啟祥《〈紅樓夢〉開

卷錄》、 李傳龍《曹雪芹美學思想》、徐君慧《從〈金瓶梅〉到〈紅樓夢

〉》、 汪佩琴《〈紅樓〉醫話》、李廣柏《〈紅樓夢〉的奇与美》、浮生

《評〈紅樓夢〉文藝》、 尤飛《林黛玉的愛情》（台灣）、史任遠《〈紅

樓夢〉新論》（香港）、 普拉克斯《〈紅樓夢〉的原型和寓意》、那美愜

《〈紅樓夢〉評价》、 榮之穎《〈紅樓夢〉中之女性》等（浮生、普拉克

斯、那美愜和榮之穎四种著作《〈紅樓夢〉大辭典》著錄， 未知出版地區

和單位）。 此外各次紅學討論會后大多編輯有會議論文集出版。這些著作

中， 鄧云鄉的《〈紅樓〉識小錄》与《〈紅樓〉風俗談》切實而生動地介

紹了有關《紅樓夢》的歷史、民俗等背景知識， 顯示了深厚的文化素養，

獲得一致好評，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 胡風的《〈石頭記〉交響曲》反映

了一個詩人和文藝理論家在特殊環境下閱讀《紅樓夢》的思考感受， 具有

獨特的思想深度与文化意義。 林興仁的《〈紅樓夢〉的修辭藝術》從語言

修辭學的角度對文本修辭作了比較具体深入的分析， 与其他一些泛談《紅

樓夢》語言藝術的著作有所區別。 此外聶紺弩、陳玉剛、張俊、沈天佑、

郭預衡、 袁世碩、馬國權、鄧魁英、陳熙中、廖仲安、傅繼馥、李春祥、

朱彤、 丁廣惠、王啟忠、劉敬圻、庄克華、喬先之、何永康、邸瑞平、宋

謀　、 趙景瑜、何林天、周寅賓、黃進德、陶建基、彭昆侖、胥惠民、石

昌渝、 胡小偉、程鵬、周岭、鄒進先、胡紹棠、史直生（閻肅林）、李厚

基、 吳美淥、胡經之、郝延霖、馬瑞芳、唐富齡、嚴云受、張春樹、馮子

禮、 梅玫、顧鳴塘、王伯英、王政、王悅、万萍、羅憲敏、俞曉紅、劉宏

彬等人都在八十年代發表過有影響的論文或參加組織紅學活動， 其中有的

作者其論文后來結集出版。 海外的紅學研究最有影響的紅學家是組織了第

一次國際紅學討論會的美國的周策縱， 他的紅學研究興趣主要在考証方面

。 美國的唐德剛、澳大利亞的柳存仁、日本的伊藤漱平、松枝茂夫、前蘇

聯的孟列夫（緬希科夫）、 李福清（里弗京）和龐英等都是有影響的紅學

家， 前四人的研究成就主要在考証方面，孟列夫是俄譯本《紅樓夢》的翻

譯者，并和李福清首先報導了列藏本《石頭記》的消息。 龐英發表過研究

列藏本《石頭記》的系列論文。 對《紅樓夢》文本之思想藝術研究表現出

不凡水平的紅學家要數香港的宋淇， 他對《紅樓夢》文本解讀的許多見解

具有長遠的啟發意義。 香港的梅挺秀、馬力、潘銘燊等都是活躍的研究者

，潘銘燊曾主編《紅學文摘》，溝通兩岸三地的紅學研究。 台灣的康來新

組織過兩次來大陸的“《紅樓夢》之旅”活動，有一定影響。 此外還有一

些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漢學家， 或運用西方的某种理論解讀《紅樓夢》，

或把《紅樓夢》譯成各种文字出版， 或介紹宣傳紅學知識，都起到了促使

世界人民加深了解曹雪芹和《紅樓夢》的作用。 截止２０世紀末，《紅樓

夢》已經被全譯成２３种文字， 為世界各國人民了解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

并通過閱讀這部作品而了解偉大的中華文化奠定了文本基礎。 從１９８

７年到２０００年底， 《紅樓夢》研究呈現出更強的社會性、廣泛性和多

元性態勢。 傳統的紅學界爭論著墓石真偽、脂批本真偽、曹雪芹祖籍、《

紅樓夢》“二稿合成”等“考証”層面的問題， 顯得很熱鬧，同時各种資

料的發掘發現工作更為深入。 但更多的紅學論文和著作已經不把注意力局

限在這些方面了， 一些比較年輕的研究者開始熱衷于引進西方的各种文學

、文化和哲學思潮來解讀《紅樓夢》， 對《紅樓夢》感興趣的各种不同領

域的讀者都寫出他們對《紅樓夢》的理解和感受， 問鼎紅學一陣后就退出

紅學，你進我出他來，紅學的大門更敞開了，出入也更隨意了， 越來越顯

示出市場化和大眾化的傾向。 王蒙的《〈紅樓〉啟示錄》、《雙飛翼》和

評點本《紅樓夢》表現了一個睿智的作家對《紅樓夢》的解讀， 發生了較

大的社會影響，但畢竟不是專家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 比較有一定學術

含量或智慧閃光的， 論文如羅綱和陳庄合撰的《偉大心靈的藝術投影》（

《〈紅樓夢〉學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和作家陳村的《意淫的哀傷》（

《文學報》第４３０期）等， 著作如林方直《〈紅樓夢〉符號解讀》、李

劼《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論〈紅樓夢〉》、 周書文《〈紅樓夢〉的藝

術世界》、李一之《〈紅樓夢〉藝術与珍奇》、 郭若愚《〈紅樓夢〉風物

考》、 劉上生《走進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孫愛玲《〈紅樓

夢〉對話研究》、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王彬《〈紅樓夢〉敘事》、馮

子禮《從美的角度審視大觀園文化》、 陳益源《從〈嬌紅記〉到〈紅樓夢

〉》、 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吳競存《〈紅樓夢〉的語言》、

趙建忠《〈紅樓夢〉續書考》、 張世君《〈紅樓夢〉的空間敘事》、周五

純《〈紅樓夢〉人物新論》、 王人恩《〈紅樓夢〉新探》、陳曦鐘《〈紅

樓〉疑思錄》、 李廣柏《曹雪芹傳》、陳維昭《紅學与二十世紀學術思想

》、 周思源《〈紅樓夢〉創作方法論》、饒道慶《〈紅樓夢〉的超前意識

与現代闡釋》、 王關仕《微觀〈紅樓夢〉》（台灣）、皮述民《蘇州李家

与〈紅樓夢〉》（台灣）、梁歸智《簫劍集》等。 此外一些老紅學研究者

的論文結集出版， 如李希凡《〈紅樓夢〉藝術世界》、劉世德《曹雪芹祖

籍辨証》、 蔡義江《蔡義江論〈紅樓夢〉》、張錦池《〈紅樓夢〉考論》

、朱彤《〈紅樓夢〉散論》、宋淇《〈紅樓夢〉識要》等， 張愛玲的《〈

紅樓〉夢魘》等海外的紅學著作也在中國大陸再版。 嚴中的《〈紅樓〉叢

話》与《〈紅樓〉續話》則以補白的形式記錄了紅學界的种种歷史糾葛、

佚聞等，有一定的紅學史价值。 喬福錦寫了一系列論文，提出《紅樓夢》

是“反 面《春秋》”和“《詩經》古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化身。２０

世紀有三种當代人評點的《紅樓夢》，都在九十年代出版。 王蒙的評本（

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以一百二十回的程高本為評點對象， 沒有明顯的

回前評、回后評和夾評的區別， 主旨在借《紅樓夢》文本表達人生感悟。

梁歸智的評本（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以嚴格區分前八十回与后四

十回“兩种《紅樓夢》”為旨趣， 前八十回每回有回前評、回后評、夾評

， 后四十回只有回前評，重點在深入揭示曹雪芹原著的文心藝韻与辨別后

四十回不同于前八十回的差异。 王志武的評本（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１９

９７年）以揭示“多重悲劇”為旨趣， 評點以前八十回為主，有回前評、

回后評和夾評，后四十回只有回前評和少量夾評。 這三個評本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八十年代以來紅學研究的不同流派對進入《紅樓夢》文本的影響

， 也代表了經過近百年研究之后中國人對《紅樓夢》思想藝術的接受水平

。 此外蔡義江校注的《紅樓夢》（浙江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在文字校

訂和注解方面都有特色，具有較大影響。 黃霖校注的脂硯齋評《紅樓夢》

（齊魯書社１９９４年）將現存脂批全部輯錄， 使帶有全部脂批的《紅樓

夢》第一次在一般讀者中得到了普及。 另外還有各种層面的對《紅樓夢》

文本和 紅學的論說解讀、資料新編、詩詞題詠、文藝作品改編、工藝創作

等學術性和普及性相結合的著述和作品問世， 各种群眾性的紅學活動舉行

， 其中天津市和平區一個街道較早成立了紅學研究會組織并長期進行學術

活動。 九十年代前期面世的京劇電視劇《曹雪芹》具有比較深的文化內涵

和相當高的藝術水平。 全國各家出版社紛紛出版各种普及本《紅樓夢》，

已經有一百多個不同的版本行世， 此外清代以來的各种《紅樓夢》續書也

被一些出版社重印。 這些情況体現了市場經濟時代對《紅樓夢》研究活動

的深刻影響。 到２０世紀末、２１世紀初，各种社會階層和文化水平的閱

讀理解使《紅樓夢》研究形成了群議喧嘩、 眾神狂歡、百家爭鳴、百花齊

放的新局面。 相應地，在世紀之交，紅學界展開了對《紅樓夢》產生以來

，特別是新紅學以來近百年紅學發展歷史的反思，發表了許多文章。 其中

以周汝昌《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一文反響最大， 引

起了激烈的爭論。 此外梁歸智《〈紅樓夢〉研究的意義──世紀之交檢討

紅學》、 《俞平伯其人与〈紅樓夢〉研究》、《“思想派”抑或“考証派

”？ ──關于周汝昌先生紅學研究的一點感想》、杜景華《新世紀紅學》

、 石昌渝《俞平伯和新紅學》、趙潤海《〈石頭記〉自傳說的檢討》等也

有相當 的理論深度。縱觀２０世紀的紅學研究，周汝昌是從事研究時間最

長、成就最突出、貢獻最大的紅學家。 在《〈紅樓夢〉新証》之后，他又

出版了《獻芹集》、 《〈石頭記〉鑒真》、《恭王府与〈紅樓夢〉》、《

〈紅樓夢〉与中華文化》、《〈紅樓〉藝術》、 《文采風流第一人──曹

雪芹傳》等十几部紅學著作， 并花費三四十年功夫校訂成功极有學術价值

的《紅樓夢》版本《〈石頭記〉會真》。 周汝昌的紅學研究涵蓋了紅學的

方方面面， 從版本的鑒別校訂，到作者生平家世的考証，從文本的思想探

索到藝術鑒賞， 從恭王府与《紅樓夢》的關系，到各种紅學文物的搜尋考

据，都作出了獨樹一幟的研究。 他還特別注意提攜后學，獎掖同道，推動

紅學事業的向前發展。 周汝昌的紅學研究能把背景的考証和文本的思想藝

術探索有机地結合在一起， 進一步上升到文化的層次，提出“紅學是中華

文化之學”、“紅學應定位于‘新國學’”等高屋建瓴的論題， 富有体驗

性和創造性。 他經常提出獨到的見解，因此也常常引起爭論，成為引發學

術爭鳴最多的一位紅學家。 回顧到這里，似乎應該對２０世紀的紅學歷史

作一個總結性的評判，并對新世紀的紅學發展有所瞻望。 但預測未來是最

危險的事，而總結性評判也相當敏感。 大体來說，２０世紀的紅學基本上

是考据家的天下，以考証方面的成就最值得稱道。 盡管各种考証問題仍然

眾說紛紜， 很難說已經得出一致的結論，但經過一個世紀的發現、研究、

討論， 無論小說的版本還是作者家世或者時代背景方面的情況，确實都已

經相當深入，積累的資料也已經很丰富。 這种考証正是進入《紅樓夢》文

本的基礎和必須條件， 也為后人的進一步研究和判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在文本的解讀方面，則 体現了２０世紀時代政治思想風云的深刻而巨大的

影響， 《紅樓夢》的解讀史也就是一個側面的中國２０世紀的思想史、意

識形態演變史。 就單純的文本欣賞而言，無論思想或藝術，２０世紀末的

讀者， 比起２０世紀初的讀者，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接受理解顯然也

已經有本質不同，可以說邁上了一個歷史性的大台階。 ２１世紀的《紅樓

夢》研究， 將面臨一個多元化的前景，考据不可能再像在２０世紀那樣占

据主導地位，但還會進一步深入。 文本的接受則可能分為兩大領域，一個

領域是受市場化影響的普及層面， 比如一般的閱讀和戲曲、舞劇、影視等

的改編等， 另一個領域是將《紅樓夢》研究与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緊

密聯系起來的學理層面， 努力使《紅樓夢》研究成為一种國民文化精神和

靈魂的象征，成為中國人的一個“精神家園”。 ２０世紀遺留下來的一些

具体爭論話題在新世紀仍將繼續， 特別是關于“兩种《紅樓夢》”的不同

認同，但這些爭論將會在一個新的文化思想的背景上展開。 《紅樓夢》研

究、紅學在新世紀到底將呈現怎樣的風貌， 具有怎樣的文化品位，除了大

的社會政治格局的變遷影響之外， 那就要看新世紀將會有一支怎樣的《紅

樓夢》研究的隊伍， 以及“國學”与“西學”的彼此吸收契合在《紅樓夢

》研究中能達到何种深 度，在多大程度上能把紅學的小學術史背景融入整

個現代人文知識系統之中，達到“學術史”与“思想史”的有机結合。 由

于筆者眼界有限， 掌握的資料不全，對２０世紀紅學的回顧可能有所偏頗

和遺漏，但輪廓是大体不錯的。 在寫作此文時參閱了《〈紅樓夢〉大辭典

》、韓進廉《紅學史稿》等相關工具書和著作，特此說明。 　　


２００１年３月５日


（收入遼宁師范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編《中國古代文學文獻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