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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已需要抢救保护?

　

　　冯巩仍然不厌其烦地冲观众高喊“想死你们了”，黄宏仍然亮着大嗓门实诚得犯傻，郭冬临仍然一脸无辜地打岔，蔡明仍然在少女和大妈的声音、身段转换中展示着自己的喜剧天赋……

　　这些被观众戏称为“春晚钉子户”的小品演员，有的已经20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尽管今年在演出阵容上煞费苦心地玩起了“排列组合”，可作为央视春晚多年来的第一主角，小品从数量到质量还是在龙年春晚创下历史新低。
　　央视春晚30年，春晚历史上第一个小品的表演者陈佩斯、朱时茂没能重返春晚舞台再现当年《吃面条》的辉煌，而稳居央视春晚舞台21年的“小品王”赵本山，也因为“健康问题”第一次缺席。
　　据报道，和鼎盛时期的16个语言类节目相比，今年的7个节目缩水一半还多。而之后龙年春晚总导演哈文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有关“小品没有市场，小品创作语言类的节目本身就有瓶颈”的言论，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一时间跻身热门微博的行列，并引发网友的热烈争论。
　　小品，这个曾经给亿万观众带来无数笑声的艺术门类，走到了要抢救保护的境地？
　　哈文不看好小品的发展，是因为它的人气已经今非昔比了。“在小品鼎盛时期，王朔、冯小刚都在创作小品，但是现在他们都在做电影，小品已经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机制去推动它。”
　　20多年来，小品有着得天独厚的群众基础，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全家人一起守着电视看小品，是很多家庭温馨感人的一幕。
　　作为央视春晚历史上的第一个小品，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条》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它的成功也使得小品成为历届春晚观众期待值最高的重头戏。可是，近10年来陈佩斯却一直潜心话剧创作而不再插手小品。
　　“从1984年到现在，小品的时代早该过去了。就跟一个浪头拍过来，它不落了，定格在那里，你也觉得别扭。你说这是真的假的？这浪头起来了它一定是要落的。”对于当今的春晚小品屡屡令人失望，陈佩斯直言，尽管观众对于他们重返小品舞台也呼声颇高，但自己已无意于此，一是著作权得不到尊重，二是没时间、耗不起。
　　因小品而被广大观众熟知的潘长江，也曾直言现在小品的发展平台非常窄，演员要靠这碗饭活下去基本不可能。就连凭小品扬名立万的赵本山，这些年进账也基本是靠他的系列电视剧和刘老根大舞台，每年央视春晚上的小品不过是他保持人气和提携徒弟的“公益行动”。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质疑，称即便赵本山今年参加春晚，小品节目能否精彩也是未知数，因为前年的《捐助》和去年的《同桌的你》，已经充分证实赵本山基本告别了小品创作的黄金年代，“笑料”似乎越来越少，“可笑度”也越来越低，观众记忆中的赵本山、宋丹丹扮演的黑土、白云创造的“爆笑”场景已经难以再现，小品题材单一、形式雷同、内容低俗等弊端也不断呈现，师徒搭档的模式，更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小品舞台新鲜血液的输送，加速了观众的审美疲劳。
　　“你太有才了”，“穿上马甲就不认识你了？”，“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几乎在每届央视春晚过后，一些小品里的台词都会成为很多年轻人挂在嘴边的“流行语”，而今年的春晚小品非但没有引领潮流，反而作品里的不少包袱都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像蔡明的《天网恢恢》中的“拿扫帚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可能是哈利·波特”，这种句式对网友而言早已没有了新鲜感。
　　而郭冬临春晚小品的“抄袭门”事件，更是让小品创新乏力的尴尬一览无遗。除夕夜，郭冬临与魏积安合作演出小品《打工面试》，讲述了一个踏实肯干的年轻小伙参加一个超市的面试，却被店长误认为是小偷，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搞笑的对话。他们的表演刚结束，就有网友在微博中发帖称，《打工面试》涉嫌抄袭日本搞笑组合UNJASH的小品《超市面试》。
　　涉嫌抄袭也好，不谋而合也罢，剧本不给力，一直困扰着小品的创作，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小品的逐渐衰落和边缘化。但“小品有没有市场”，最终还得取决于是否得到受众的青睐。
　　据凤凰网调查显示，53.7%的网友反对哈文小品没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小品最受期待。2012年最受期待的节目中，更有62.9%的网民将信任票投给了小品。如此看来，小品并非没有市场，而是小品普遍缺乏创新，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进而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需要另谋出路。
　　有网友表示，小品不是没有市场，只是创作者越来越少了，深层的东西越来越缺乏，很多引人发笑的东西也越发登不上台面。另一方面，人们对小品的要求提高了，而小品的创作团队却没有跟上人们的需求变化，没有很好地结合当前的热点。
　　把日子过成段子的微时代，网络笑料可以说无处不在，直接导致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笑点普遍提高。在哈文看来，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段子、笑话又这么多，大家已经不靠春晚这一个平台获取这类东西，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荒谬的事情也很可笑，所有观众的期待值和作品的水准，包括最后的呈现效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这也是让很多小品创作者深感头疼的地方。黄宏也曾坦言小品创作遭遇瓶颈，“现在媒体传播手段太发达，有的观众都超过创作者的智慧，作品表现一般，他们一定不满足。这种情况下，要想再靠出洋相博笑声，就太愚蠢了。”黄宏说。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吴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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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探讨传统节日文化与新形式传承

2012-02-21    谌强    光明日报

在节日文化形态越来越丰富多元的今天，书写吉祥喜庆的春联依然是春节时最重要的内容。摄影/谌强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生活方式也日益发生着变化，而延续、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也随着这种变化，以新载体、新形式、新民俗的触角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其产生的影响正越来越广泛地引起人们关注和议论。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新春之际，邀请部分文化学者和民俗学家，就如何面对这些新载体、新形式、新民俗弘扬传统节日文化进行了广泛探讨。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认为，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首先体现在人们在节日过程中的文化认同，节日最能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如果一个人没有参与节日或是在远离故土之外的地方，没有在自己非常熟悉的群体当中，就会有被群体抛弃的感觉，就会有非常强的孤独感。我们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字面上看好像是对亲人的思念，实际上更多体现出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内心文化认同。同时，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也在于节日体现的和谐。在节日这个大背景下，不管是家庭和个人，那些平日的矛盾和不愉快都要烟消云散，节日体现出人与人、家庭和民族的和谐，这是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中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一点。 马盛德说，传统节日所展现出来的仪式感和文化多样性也是非常突出的，节日体现出群体性的、强烈的仪式感，尤其是少数民族的节日，是一个群体的、非常理性的、非常强烈的、非常浓烈的仪式感，而且是非常庄重的。但在如今的都市中缺少了这种仪式感，使得人们对各种生命的珍惜、对生灵的敬畏淡化了，而在民族地区，这种仪式感还是非常突出的。节日所体现的文化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只有在节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氛围里，才体现得更加鲜明和丰富多彩。因此，怎样抓住传统节日文化里这些核心的意义，让人们知道和感受到节日里面有那些宝贵的、珍贵的东西，是我们在面对其新载体、新形式、新民俗时亟待关注的课题。传统节日文化怎么创新我们还要很好思考，关键我们要搞清楚现在的传统节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它还能不能适应今天的现实，随着时代的发展，能不能添加一些新的节日内容。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田青对新载体、新形式、新民俗有一种亦喜亦忧的强烈感受。田青说，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统文化研究的学人，他对“新”字其实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和警惕，对传统文化在面对新形式、新载体、新民俗时怎样传承有认真的思考。田青说，首先不能把新和旧对立起来，就像一件衣服最初是新的，但慢慢地、逐渐地穿旧了；而旧的东西到了一定阶段也不会一成不变，会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不能把新和旧对立起来，但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正确地、客观地看待新和旧的关系，同时发挥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在传统文化的弘扬方面起到一个主导作用，来解决新和旧所出现的矛盾问题。 田青说，比如今天的青年人过洋节的问题，应该怎么看待，并不是反对青年人过洋节，而是有些青年人只过洋节而不过传统节日，这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听说有一个调查结果是，当春节和西方的情人节同一天、两个节日必须选择时，许多青年人选择了春节，这让我有些开心。曾经有一个时期，就是在我们今天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倡重新回归传统文化的热潮开始之前，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度出现了青年人只知洋节不知传统节日的现象。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本体性，还是要强调过我们的传统节日。至于有些洋节比如说情人节、愚人节，青年人自发选择去过也无所谓。但如果洋节威胁到我们传统节日、民族文化时，我们应该有一个导向性的把握。 田青认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中蕴含着传统文化最顽强、最巨大的力量，感天动地，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但现在也确实面临着传统节日新的形式出现和旧的形式淡化和退出的问题，比如每年的返乡春运大潮，返乡潮本身是旧的、传统的，但现在面临着巨大的交通压力，也体现了新民俗的产生和旧民俗的顽固性。今年除了返乡潮，还出现了更多的旅游潮。如果说返乡潮是一种传统文化，出国旅游或者到外地去旅游、用这样的方式来过春节，不知道可不可以叫作新形式和新民俗。所以，无论是新形式的出现还是旧传统的复归，如何更准确客观地来看待传统文化当中出现的新形式，是值得思考的。 田青说自己一直在思考，在面对“新”与“旧”的关系时，对传统节日、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坚持，而对新形式、新载体、新民俗的出现，无论是持欢迎还是无奈的态度，我们也都必须接受它。但是，田青说，面对“新”与“旧”，有两种态度和方法，一种是破旧立新，一种是推陈出新，而破旧立新这个提法不符合辩证法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对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坑害、破坏是太大了，最近北京梁思成的故居被拆了，也是一个证明。从城市建设来讲是这样，不破旧也可以立新，可以新旧并存，扩大而言，对一个风俗、一个传统文化，不一定要破了再立，新和旧是可以并存、可以美美与共的。田青说，推陈出新不同于破旧立新。“陈”字在字典中有不同解释，陈旧不好，但陈皮梅、陈年老酒就好。“推”字也有两个理解，一是推开，把它排斥掉，但用推出、推荐、力推来解释推陈出新就好了。我们能够让新旧并存，一方面弘扬传统文化，一方面又不排斥新形式、新载体。弘扬传统节日文化这件事必须要做，无论出现多少新形式、新载体、新风俗，传统文化还要弘扬、还要推广、还要普及，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谈新载体、新形式、新风俗。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认为，面对如何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和其新形式、新载体、新风俗，首先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究竟传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来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我们在今天应该怎样来理解传统节日。一个民族的标志并不是用新的发明创造来代表，而是民族的传统。我们要对传统有一个特别的认识，传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标识，也是我们今天在创造新的东西的过程中的一个依据和基础。 刘魁立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但更是当今、更是当下，当我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不仅仅是面对过去，同时也是面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因此，我们今天就要面对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适应现实需求的问题，但谈这个问题的基础还是传统。如果我们把节日传统看成是一个传统的形式，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内涵和它的外在形式上的载体之间的关系。节日文化的内涵和它在形式上的载体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比如春节时的回乡潮，蕴涵在这种外在表现中，是要把节日的内涵在回家的过程中间体现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出现了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老一辈的人希望儿女回家过年，但可能年轻人心里虽然也有这种需求，但又想着恋人一起出去旅游。所以，在节日的内涵和外在的载体之间出现这了这样一些新型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使我们的节日活动能够适应现在的时代要求、人们的心理要求和情感要求，是一个我们要尽量去协调、却不大容易做好的事情。用一个什么样的载体、在什么样的形式里体现我们的民俗传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难的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祁庆富认为，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里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民族传统节日，不管新旧，都不能脱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到的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节日内涵这句话，不管新旧，把优秀的传统节日内涵挖掘了、传承了、保护了，就是对的。比如北京市已经搞了七年区县春节庙会、灯会和文艺活动的评奖，其重要的目的就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这也是一种新的形式，推陈出新，既要继承传统，又不断出现新形式、新载体，都是正常的。在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名录的一千多个项目中，其民俗项目中最重要的就是节日，保护好节日就保护好了民俗。节日里包括传统节日和少数民族节日，所以在非遗保护中，把节日保护好，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情感。 祁庆富说，我们一直在说现在传统节日的气氛淡化了，其实质是传统节日的仪式和内涵淡化了，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情感最重要，发掘节日内涵，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民众的文化情感。现在有些地方以假代新，甚至以假代旧，随意改变节日传统的文化基因，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传统性。比如泼水节，现在有的地方搞得差不多天天都是泼水节，就泼乱了。比如正月十五闹元宵，有的地方从正月初七就开始闹，就乱了。我们要弘扬传统节日文化，要重视新载体、新形式、新民俗，但是要防止以假代新的东西，防止违背节日的真实性。另外，现在的传统节日也出现了物化倾向，节日本来就是欢欢喜喜过大年，是一个精神的东西，现在有的人却把传统节日变成了饺子节、月饼节、粽子节，这种物化倾向是亟待防止的，今后应该引起注意。所以，传统文化节日不管新和旧，都要守护住它的优秀的、有价值的文化内涵，而最重要的是要尊重群众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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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凹：故乡年忆

2012-02-20    凸凹    中华读书报

年关的鞭炮响得繁密，突然就生出了对故乡的思念。 故乡坐落在京西深山中的一处小垭。垭里多生野菜，在铺满石子的小路上、寡瘦倾斜的坡面上、濡湿晦暗的水洼旁……均长着茁茂的野菜。其中有一种菜，垭里人叫地萝卜。见过京城的萝卜的人们会发现：这里的萝卜很小，颜色也不白，且有一种刺鼻的辣味；切掉叶子，叶根部就会泛出芜菁那样的红色来。漫长的冬天到来之前，要贮存些蔬菜，就将萝卜洗净腌起来，这似乎是垭里一年中的头等要事。开春以后，吃着那硬邦邦的腌萝卜，看着山阴处渐渐化去的积雪，便越咬越能嚼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头号来。而京城的萝卜，比起这里来就显得水渍渍的，味寡了许多、薄了许多。 我觉得，当我能尝出那地萝卜的甘味的时候，我的人生才算真正开始。但我还是想走出垭口，到外边的世界去。 垭里几乎看不到郁郁苍苍成片的材林，干大且直的树种在这块土地上都长不好。垭里的土地是那种瘦窄的小块一小块的堰田，堰头堰尾均长着茎矮枝繁的杏树和桃树。但那杏和桃子都不能长到腴黄而成熟。青青的就被堰里耕耪的垭里人摘吃了。垭里人喜酸好脆，有天生的好胃口。 另外，盐渍的鲜黄的地梨，老醋腌制的紫红的寒腊梅，都令人想起在垭里吃地萝卜的情景。当地人喜欢用米汤糟鲜嫩的树叶，如羊角叶、木榄芽等。糟好的树叶，通常佐以干炸的辣椒，落肚是极通畅的。垭里的阳坡上长着很多黄芩，被人们采下来焙制成形，就成了这里终年饮用的茶茗。喝茶时。把腌好的地萝卜切成条，泡在稀稀的酱汁里，一边饮茶，一边撮着吃。垭里人是这般地爱好饮茶，一如城里人的爱好喝酒。 度过漫长的冬季，到了4月，原有的蔬菜已经吃完，新的蔬菜尚未下来，这时的饭桌上就最显得单调乏味了。 “买山药罗！” 那时节，便常常听到女人叫卖山药的吆喝声。那其实是京城从外地调进的土豆，被心眼活络的垭里人趸进，便呼成山药。到了山椒萌出嫩芽时，人们自然想到那刚出锅的香喷喷的炖肉，没有在这垭里度过漫长冬天的人，是很难体味到这种心情的。树木的芽可以搀在肉里炖，树椿的籽可打成丸子，蓬艾则做成艾饼儿。逢到这时候，也是我在垭里最快乐的日子。 垭里人常吃一种面，叫“压捏格儿”。人们扒下榆树的嫩皮，放在石碾上碌碌地碾，过箩筛出黄黄的榆皮粉，搀到玉米面里用凉水和。那压面的工具很奇特，一个凹铁筒底部开着密密的小孔，填上面以后，用一个实心的圆柱用力压，“格儿”地一声，细长的圆面就从小孔处压出，袅袅地飘进热锅里。母亲做这种面时，由于腕力的缘故，常把脸子憋得红红的，如煮熟了的蟹。 于是，由于与村里人的生机有关，垭里的榆树是不能随便砍的。 采蕨菜、挖蓟葱倒是一件散心的事儿，但总伴着一种阴郁而孤独的气氛。秋天里拾栗子，摘黑枣，还有采蘑菇，也是情趣各异。春天却冷冷清清。夏天最好的活路是捉蝎，卖到垭外的供销社里，换钱来买成坛成坛的臭豆腐，垭里人认为：臭豆腐是最让人难忘的好吃食。 垭里可以钓到鲶鱼。这里的鱼太老实，垂钓的人便每每有不小的收获；我家的门口便常常有叫卖声。虽然都是河鱼，但香鱼、岩鱼、红鱼、鲫鱼、石斑鱼等比较少，河鳗就更少。垭里人提着酒来到垭弯的河边，从河里钓起鲶鱼，立即做成烤鱼串下酒。钓起的鲶鱼一般都比较小，钓者便不屑掏出肚腑，就整个地烤，吃到嘴里便有些苦味；但人们很喜欢这种苦味，常常陶醉其中，一如没有苦涩的日子，反而让人不踏实——苦味给这里的人一种身份的认同。这是京城的人很少知道的。 垭里的个别浅水湾，甚至还有鲤鱼；但水湾的淤泥太厚，所以带些土腥气。捉到的鲤鱼之后，不能马上食用，要放在缸里，注满井水，让其在井水的浸泡中吐尽泥腥。因为金贵，鲤鱼一般要养到节日才可享用。 垭里盛产檀木，檀林深密而透香，涵养着有许多鸟类。主要的有雄雉、鸫鸟、斑鸠、花鸡、灰鸽、白肚鸟和金翅雀等。这里的人很会吃鸟，连麻雀都可烤出美味——在麻雀的肚里放几粒食盐和花椒，然后整个用泥裹上，再放到火上烤，烤了足够的时辰，将泥团啪地往地上一摔，红嫩的雀肉便绽出来，散发出极诱人的香气。虽然有不少的人在烤食鸟肉，但鸟类却仍不见稀少，概因植被和树木未遭践踏之故。 荞麦面条是垭里首屈一指的名产。这里的人，逢到喜庆的日子，敬酒之后就用荞麦面条款待客人。有些人家做的面条，青碧光亮，柔韧爽口。不过，现在细想起来，垭里之所以喜好荞麦面条，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地出产并不十分丰富。垭里的路至今仅有一条石子路勉强可以通车，阻碍了贸易活动向里面的渗透；故垭里人不十分精通商业，一些土产的菜果运出垭外后，往往被狡狯的市人压价买去，任凭人家到集镇上去卖大价钱。但他们也不怒不恼，对这一切，垭里人自有乐观豁达的态度。垭里人最怕的是手下干不出漂亮的活计，自己的田地比别人的荒芜。所以，那里住着十分勤勉的人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习惯于进行剧烈而艰苦的劳动。 我那时也很勤勉，现在却懒得出奇，常挨妻子的数落和讥笑。一如散养的柴鸡一旦被圈养，就好吃懒做，不经心孕育，产下的鸡蛋就多含水分，人一旦生活得太安逸，也就会变得贪图享受，娇纵散漫，无所用心。 想一想故乡，年关盈满，好像生命的春天从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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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故乡在长吁短叹中与我们道别

2012-02-10    王波    中国青年报

春节期间，经常看到一句话——有亲人的地方便有家。可是，有家的地方不一定有故乡。    　　至少父亲明白这个道理。从我大学毕业那年春节起，无论过年见或不见，父亲年前跟我的谈话，总会与老家那个村子有关——谁死了，谁还活着；谁家搬进了城，谁家的老房子倒了；他遇见了从城里回去上坟的谁…… 　　父亲知道，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内心深处，我们离那个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村子越来越远了。只有那些我们共同熟知的旧人、旧物和旧事，可以像风筝线一样，把我这颗四处游荡的心拴住。 　　2012年春节前，父亲捎来的信息是，对门的牛爹在镇上买了房子，他们一家搬到了镇上住；我们家那座墙上用白石灰写着“为普及大寨县而努力奋斗”的老房子，虽岌岌可危多年，还是挺过了2011年；倒是邻居和邻居的邻居那两座黑瓦土房倒掉了。 　　父亲说这些时，不紧不慢。而我还记得，那两座房子墙上的“提高警惕”和“保卫祖国”8个石灰字，一年比一年斑驳。它们的主人，先后在20多年前搬进了城。 　　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最后一次在村里过年。村里人用龙须草扎了一个狮灯，那也是村里最后一次舞狮。那年春节后不久，3条大船分别载着3户人家的大小家什，泊在了县城码头。 　　他们成了与我的故乡说再见的第一批人。与他们同期进城的一个女人，留下的一句话至今经常被村里人提及：“宁愿在城里给人倒尿盆，也不想在这山沟里刨土疙瘩。” 　　离开农村，告别贫穷和饥饿，成为他们告别故乡的动力，也成为父辈对我们从小的教育。那时的告别，更像是一种荣耀。为了活得“有出息”，我们大都进了城。在那个女人一家进城之后的近30年里，约有20户人家以不同的方式告别了村子。 　　剩下近10户人家、约20个老弱病残的乡邻，安静地守着沉寂的村子。与此同时，我也屡屡从媒体上得知，不只我的故乡如此萧索。类似的故事，正在中国的不少农村上演，类似的情感，也正在不少人的心中纠缠。甚至有人痛心疾首——“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此时，我便庆幸我们村里还有瘸子爷。每年除夕上午，年逾70的他一瘸一拐地爬上走下，给已经搬进城的邻居贴春联，这大红的春联会提醒人们，眼前这荒草掩路的门庭里，曾有人烟。 　　老人常常失落的是，这些年过年时的鞭炮声，远不及年前几天。因为老邻居们大都会在年前从城里开车回来上坟。 　　父亲得知的那些消息，也大都是他年前回老家上坟时，随耳听来的。 　　最初几年，他会告诉我谁家盖了新房子，后来，变成谁家的老房子倒掉了。这些消息真正打动我，是在2006年。 　　那年春节，我在村里闲逛，走到了一片麦地前。午后的阳光洒在残雪之上，青里泛黄的麦苗是这湿润的土地上唯一可见的鲜活生命。而一年前，这里还立着三小间土坯房，时光再倒流5年，房里还住着远房堂哥一家人。在过完那个春节之后，他去挖煤，从此与故乡再见，与乡邻永别。他的女人带着儿女改嫁，留下一座空空的房子，被荒草掩没。 　　我不曾料到，岁月会以一种如此无情的方式，粗暴地荒芜掉我们所熟悉的一切。仅仅几年时间，一家人的生死已经与现实无关，与眼前的村子无关。阳光、残雪和麦苗，已经足以抹去这里曾经存在过的一切。 　　那个曾经热闹过的村子，如今安静得让人窒息。荒芜和倒塌的，不仅是一些老房子，还有童年时撒欢回家的小路，还有那些埋着故人的坟头。可不管怎样颓败，老屋和祖坟始终是牵着人们的一根线。只有坟前一年一度的青烟和鞭炮声，能够集体唤醒人们有关故乡的记忆。 　　这些年，常常看到有人为自己的故乡在城市化进程中灰飞烟灭而痛心不已。我的故乡，则是在岁月流转中烟消云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故乡正在长吁短叹中与我们道别。 　　当我从日新月异的城市回到村子，可以看到时间如何凝固以及它留下的印记。我知道，随着老人们的故去和我们的离去，故乡正在时间面前节节败退，她的萧瑟甚至消亡都会是必然。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将那个由往事和细节构筑的故乡长存心间，供余生和后辈取暖。 　　在日渐凋敝的故乡面前，我们不过是一个个游荡在空中的风筝，与故乡有关的共同记忆，是牵着风筝的那根线。父亲每年春节前唠叨的那些事，或许是下意识地想抓住那根线——这根线不断，只要我们愿意，终归能与故乡再见；若这根线断了，故乡便可能再也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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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是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还乡
                       ——答湖南卫视《芒果》杂志记者张馨文问



                                       郭文斌




问：您当初是如何关注到年、节文化这个主题上的？
答：因为年、节文化给我提供了再强烈不过的安详感受，强烈到“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程度。因此，无论后来的日子里，自己漂泊到何处，年节体验都像故乡一样温暖着我，成为我生命最重要的行李之一。这种温暖的程度，随着生命旅程的延伸而递增。每当新的年、节到来，这种记忆就如潮水般不可阻挡地到来，作为一个作家，借文字复习这种温暖，享受这种温暖，就成了不可抗拒的事情。

问：很多关注年文化的人致力于民俗、风俗本身的保存和传承，您好像一直试图探寻这些年俗背后的精神内涵？比如教化演义的作用等。民俗精神的丧失意味着什么？
答：我们首先得承认，民俗家做的事非常有意义，但“精神家”做的事更有意义。民俗家保护的更多的是形式，“精神家”保护的更多的是内涵；民俗家更注重存活性，“精神家”更注重生命力。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像一个百年老店着火了，民俗家会首先去抢救房子，抢救房子里的家具和文物，而“精神家”则会首先把里面的婴儿抱出来。
民俗精神的丧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转基因。

问：那么年的精神内涵究竟是什么？
答：我个人认为，“年”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中华民族基因性的精神家园，它带有一定的迷狂性。我写过一篇散文《大年是一出中国文化的全本戏》，在这篇散文中，我讲道，大年是孝道的演义、感恩的演义、祝福的演义、喜庆的演义、祈福的演义、天人合一的演义、教育和传承的演义，等等。在长篇《农历》一书中，我差不多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写了大年。

问：我们怎么过年才是贴近或回到年的本质上？
答：必须回到年的祝福性。守夜是重头戏。而守夜如果不能引导人们进入时间、进入安详，则意味着我们和真正的大年错过。在长篇《农历》中，我用非常多的笔墨写了五月和六月如何进入时间和安详。因此，我很早就倡议，把春节晚会从除夕夜挪开，把电视从除夕挪开，让人们通过这个被祖先集体祝福的特定时空点，进入时间，进入安详，进入人神共庆的大喜悦。祝福是为了让我们进入时间，进入安详，因此，大年如果丧失了她的祝福性，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简单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请请送送。
同时，我还希望国家把春节的假期延长若干天，增加年味。

问：这种精神内涵是您的理解和体会还是先人本来的意图呢？
答：我想应该是先人本来的意图，这其中肯定还包含着更多的奥义。凭我的浅陋，只能发现冰山一角而已。

问：我很好奇这些民俗，比如社火、迎喜神，它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先人创造这些风俗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答：是，我也很惊喜，先人居然能够创造出这么美妙的祝福形式。通过这些形式，我们可以肯定，祝福是先人的常态，或者说是日常生活。正因为是日常生活，那么他们创造出这些形式，就不足为奇。
先人之所以要创造这些形式，是让人们通过祝福进入时间，进入安详。因此，对于先人的大智慧，我们只有顶礼赞叹的份儿。

问：您提到应取消春晚或调整时间，不赞同城市闹花灯，而提倡守岁和点明心灯，您试图将过年的风俗由闹导向静，这和我们一般过年的体会很不同，其中的道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强调三十晚上的守岁？这种“静”“守”才更贴近年的本质吗？我们似乎在吃吃喝喝、请客送礼的喧嚣中错失了新年？
答：因为生命来自静，来自安详，因此，我们进入静，进入安详，事实上就是回家，而大年本身就是一个回家情结的集体无意识，否则，为什么每逢大年，人们都要不顾一切的回家？在我看来，她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集体精神还乡。而让春晚占领守岁，事实上是让我们在最需要最值得沉浸于祝福现场时却要“兴致勃勃”地完成一次“走神”，一次长达四小时的“走神”，回家的主题就被严重干扰了。守岁，作为一种集体公约的进入时间的方式，一年只有一次，却被春晚闹掉，真是太可惜了。春晚是完全可以提前一天，或者推后一天的。

问：怎么理解爆竹是一种动态的静？
答：事实上，“静”本身就是一种回家的方式，我有一种强烈的体会，在爆竹点燃到爆破的那个时间段里，人是在现场的，虽然这个过程看上去“热闹”，但它本质上是“寂静”的，因为在那一刻我们的内心了无杂念，只有“期待”，事实上，它是一种不需要期待的期待，说静候可能更准确。就像鞭炮，当捻子迅速地走向炮的主体，当那一声脆响发生，一个人的心里只有现场，和现场感。这不正是一种通过动态完成的静吗？在那一刻，你会发现，你的心和时间是平行的，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湖面，那么你就是静泊在湖面上的一叶扁舟。

问：您一直在强调年对“天人合一”的体现？
答：是，年把“天人合一”体现到极致，这种“天人合一”，同样是通过祝福性完成的，比如守岁，比如出行，等等。这我在《寻找安详》一书中做过论述。在古人看来，“天人合一”是我们获得健康、力量和幸福的不二法门，而整个大年，就是在表演这个“合”。

问：您提到我们的传统，包括经典传统和民俗传统，而民俗传统的更为难得处在于它是经典的一种民间化和生活化的体现？是否通晓了民俗的意涵就接近了道？
答：可以这么认为。因为古人设计一切年节的动机，肯定在遵从一个原则：“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如果一种仪轨，不能把人们引向道，古人是不屑一顾的。

问：大年对人体悟生命本身以及对传承中国文化分别有着怎样的意义？
答：大年是一种盛大的气氛式教育，她具有其它任何时空段都无法替代的主动性，潜意识性，甚至狂欢性，因此，她是古人设计的一个大课堂，在这个课堂上，中国文化以狂欢的形式、祝福的形式、喜庆的形式，得以传承，请问，世界上，还有哪一种文化，能够通过喜庆的形式代代相传？如果读者看过长篇《农历》，就会知道，大年几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集大成，一个全息系统。

问：乡土中国，是否对年文化生态保存更完整些？恢复也相对容易些？是否在民俗文化、年文化上应该是乡村带动城市？
答：答案是肯定的。随着一个个“死城”的出现，人类的集体还乡也许会成为一种可能，这也是我相信“农历精神”会回到人间的逻辑依据。但，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最关键的是人们的心中要有大年，要有故乡，要有“农历精神”。

问：现在城市人会选择在城郊或在山林、海边清净处，买房买院，过隐居或半隐居的生活，寻求一种远离喧嚣的宁静生活（作家和艺术家尤多），这是否也是一种寻找心灵安详的方式呢？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徘徊？
答：首先，我们要对这些隐者表达敬意，但在我看来，环境不是主要的，关键在心。如果一个人的心中没有宁静，他即使整天呆在深山老林中，还是找不到安详。如果一个人的心是静的，那么他即使处在闹市，也可以找到安详。如果我们稍稍懂得安详，就会发现，公益恰恰是我们走进安详的重要途径，那么，一个人对环境的选择，应该以是否最大可能地从事公益事业为标准，而不是以环境是否安静和喧闹为标准。在拙著《弟子规到底说什么》一书中，我较为详细地讲过这一点。

问：对桃花源的联想，一定是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否意味着，回归自然是人的本能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
答：没错，但在我看来，最大的自然应该是心的“自然”。人们之所以渴望自然，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没有“自然”。当一个人在他的心底建立了“大自然”，那么，任何地方都会成为他的桃花源。这个“自然”，就是安详。
因此，我更愿意把“桃花源”这个词看成是安详的象征。

问：清静和安详，可以在琐碎的生活和世事的喧嚣中觅得吗？
答：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没有琐碎和喧嚣，我们如何才能体会整体和安详？如果没有磨砺，我们如何才能获得玉器？如果没有云彩，我们恰恰会忽略蓝天。

问：人应该逐渐放弃城市化运动和生活回归到乡村、土地和自然中去，还是应该寻觅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心态？桃花源究竟在哪里？
答：放弃这个词本身就是执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安处。就是说，如果我是城里人，我安处在城里，如果我是乡村人，我安处在乡村。问题是，现在的乡村人想到城里，城里人想到乡村，时代处在一个“大非分”之中，一个再大不过的焦虑就这样产生了。还是那句话，桃花源不在别处，就在心里。如果一个人的心里有桃花源，他就会随时随地安处。想想看，当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随时随地安处，这个世界是不是就是和谐社会？这时，我们就会理解老子为什么要讲“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因为没有必要，因为当处就是桃花源，不需要跑来跑去，徒劳心神。

问：很多人看了您的作品，都进入一个清静恬然的世界，写作的过程是否也是您在这个桃花源般世界中的一种游弋？您写作的目的之一也是想给读者营造一个精神的桃花源吗？
问：是，我之所以用十二年的时间写一部长篇《农历》，就是想建造一个纸上桃花源，她的名字叫乔家上庄；我之所以到各地宣讲，就是想告诉大家，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它的名字叫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