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阅读兴趣在工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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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　　向重庆读者推荐值得一读的十本书
　　记者：包括这次来渝参加中国作协主席团会，你来过重庆好几次了吧？对重庆的印象怎样？
　　李敬泽：一座有根底的城市，一座不断生长的城市，一座让你感受到山河的城市——山河间的大城。它也是你每次离开时都会觉得还想回来、还会回来的城市。
　　记者：请向重庆的读者推荐你认为值得一读的十本书。
　　李敬泽：新书吧？那么就是以下十本。
　　《少年张冲六章》，杨争光，作家出版社
　　《蛙》，莫言，上海文艺出版社
　　《寻找巴金的黛莉》，赵瑜，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城》，西西，广西师大出版社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董启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卡佛，译林出版社
　　《最初的爱情 最后的仪式》，麦克尤恩，南京大学出版社
　　《玫瑰的名字》，埃科，上海译文出版社
　　《理想的下午》，舒国治，广西师大出版社
　　《一个人的城堡》，黄昱宁，东方出版社
　　关于生活
　　我们不仅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
　　记者：平时会不会逛菜市场，关不关心柴米油盐的价格？对现在的物价怎么看？
　　李敬泽：我的家务分工不包括买菜。但我当然知道物价在涨，我希望我们的工资比物价涨得更快些。
　　记者：现在西南干旱，北方又沙尘暴，你对这类环保问题关心吗？现实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令你很痛心的环保问题？
　　李敬泽：谁能不关心、不痛心呢？但我们不能把这仅仅当作一个总体性问题，抱怨一通了事，我们每个人不仅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也是环境问题的原因，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都导致了这些问题，所以这真需要“从我做起”。
　　记者 曾珍
　　李敬泽说
　　“大学时候全班同学都热爱文学，几乎每个人都写诗，就我不是文学青年。二十几年过去，全班同学都各做各的事，就我一个人还在搞文学。”
　　“我不相信集团式运作，什么东西一做大做强，就值得怀疑了。《人民文学》现在还是以小作坊的形式在运作。”
　　“文学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好朋友，需要多年的磨合，编辑一直陪伴作者成长。在作者出好文章的时候有底气打一个电话，说：这篇文章你必须给我！这个编辑就是合格的。”

文章来源: 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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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散文伦理——为《美文》扩大号作

李敬泽


    这本扩大号，大致体现了中国散文在当下的整体面貌：繁杂的作者身份、繁杂的题材风格和体式、繁杂歧异的想象和思想。
　　这是“革命成果”的展示。十余年来，《美文》致力于散文革命，从最初提出“大散文”，到强调散文的“行动”品格，再到呼唤散文的“转型期”，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摩顶放踵，苦口婆心，一直在规划和塑造新的散文状态。时至今日，在这本专号中，我们已能大致得知这种状态的面貌——至少在文学散文的范围内，差不多一切新精神和新路数和新因素尽在于此。
　　“革命”缘于深刻的不满，我也是一个对散文深怀不满者，在写此文的同时，我重读了我的两篇旧文：几年前刊于《美文》的《关于散文的发言》和另一篇《散文的侏罗纪末期》，发泄了种种不满之后，我曾经如此展望散文的前景：
　　在中国古代，写散文是一种文化特权、一种专业技能，所以，有道统也有文统，散文的这种权威投射到五四以后，就是它被列为主要的文学门类。但在现代社会中，散文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它再不是“儒生”们的专利，同时，它的应用范围包罗万象，你不能说《国家地理杂志》杂志上的文章就不是散文，你也不能说我在网上发个帖子就不是散文，与写小说、写诗不同，写散文是一种最普遍的语用活动。
　　这种“民主”也许是真正回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原初构想，而且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大众传媒和网络的强力支持。它们对散文有惊人的、永不餍足的需求，这需求是消费性的，但同时也构成言说、交流和表现的巨大场所，要知道此时中国人的世界观如何庞杂、纷歧，要知道我们的言语活动如何丰盛、活跃，你不能看文学散文，你得看报纸、得上网。
　　所以，相对于文学散文，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散文“民间”，在这里，也许一切都是零散的、不定型的，但是这里有新的散文精神——
　　对自身经验的执着。这里当然也充斥陈词滥调，但也有很多人是不把写文章当作扮表情的，或者说，即使扮表情，他们的自我想象与传统的文学散文划定的场域也相去甚远，他们没有一个“道统”去承担，他们效忠于自身，他们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自身的经验。
　　是的，他们常常不太正经、不太认真严肃，但这种不正经、不认真严肃就是一种认真严肃的认识论立场：这个世界、我们的自我充满了不确定，某种意义上，世界和自我就是各种各样真伪难辨的价值碎片喧嚣扰攘的场所，那么，当我们说话和书写时，我们要留下对话、怀疑的余地，甚至文章本身就包含着各种声音的相互争辩、嘲笑。
　　还有文本的欢乐和自由，写散文是欢乐事，是体验自由。
　　还有丰盛的语言力量，那是尽情恣肆的暴力，是惊险华丽的炫技，是未经驯服的本能，是从活生生的语言经验开始狂奔。（《关于散文的发言》）
　　——这大致可以看成是对当前散文状态的描述，甚至是对这本《美文》扩大号的描述；当然这没什么好得意的，只不过证明，在当今中国，做一个预言家是最保险的事，因为“未来”很快就会如愿地变成“现在”，而且是矫枉过正的“现在”。在2006年，看一看这一本散文扩大号，再到各大博客网站转一圈，你就会对当前中国人的散文实践有一个总体印象：那是对自身经验的执着，但也很容易变成自我欺骗，变成澎湃的表演欲望，那是对话、怀疑、争辩和嘲笑，但也常常是对确定、认真和严肃的蔑视，那是狂欢、本能，也是暴力；是自由，但大半是不负责任的伪自由。
　　仅仅几年的时间，一切似已水落石出，至少在两个方向上，散文的革命似乎可以宣告胜利：在文学散文的领域里，当年张锐锋、周晓枫、祝勇等人孤独的探索已经修成正果，野狐禅入庙堂，文学散文的基本观念和审美场域已有重大拓展；同时，散文的“民间”已经形成，岂止是“非专业写作”啊，岂止是“大散文”啊，如今简直是全民皆散，广大无边且欢乐无限。
　　因此，这期《美文》特大号也许有一种庆祝胜利的意思。在这样的时刻，我重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
　　——那么，我们此时在哪儿呢？此时究竟是“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呢还是遍地英雄振衣而起，“文起八代之衰”而“复归于正”呢？
　　在散文写作如此大规模的扩散之时，在看尽了散文的千姿百态万紫千红之后，我的问题非常简单：我们为什么写散文？
　　当然，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用”，我曾经念经一样反复强调，无文不散，凡散皆文，古时的诏旨奏议判辞是散文，现在的报告、总结、新闻、论文也是散文，这些都是“用”，散文是社会借以运行的基本语用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大儒认为文运关乎国运，毛泽东主席更把改造我们的文风视为治国平天下的一大要务，他们绝非夸张，如果普遍状况是奏议如做诗，或者写新闻如写小说，那肯定是出了大问题。
　　但是我也必须承认一个人写报告或做论文与一个人写一篇文章谈论他的旅行、他的朋友或他家的猫狗是有重大不同，前者是“用”，后者是“无用”，写散文的理由在“用”的层面上不必争辩，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人民需要“无用”的散文——你为什么写博、为什么要像宇澄兄那样谈论一把刀？
　　在散文的“无用”中，我们为自己开辟一个广大的区域，这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我们喜欢这“无用”的事，因为它使人明确地意识到我是“作者”——关于“我”、关于我的世界的“作者”，一个有明确主权的声音。所以，无用之文遵行“文如其人”的约定，尽管这句话也常常像顺口溜一样被用于诗和小说的批评，但严格来说，它只适用于文，只适用于无用之文，小说和诗的情况远为复杂。
　　有用之文当然也有作者，但这个“作者”是没有身体的，他必须把自身想象为一个抽象的主体（或者客体？），这个“我”有时是个“法人”，有时是“我们”或“咱们”。这也正是有用之文的“用”之所在，社会的公共生活需要在我们和他们的总体规模上分检事实、作出论述和判断。
　　所以，相对于有用之文，无用之文的区域远为混沌和嘈杂，无数的“我”充当自身的秘书和史官，这种不可掩盖也无意掩盖的自我指涉的书写，面临着一系列隐蔽的、但又是致命的问题：
　　“文如其人”这个约定如何检验？文不如其人那当然就是假面游戏，但文如了其人又如何？我们真的有兴趣认识那么多的“我”吗？或者说，我们其实不很在意文章作者和作者本人的同一性，我们只看文章写得好不好，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确定我们对这个作者的基本信任？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是“我”的世界的作者，那么这个世界是如何被估价和被检验的？是不是“我”就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意义来源，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而成立？或者说白了，我们怎么确认一个人对于他的世界的编纂和整理是有意义的呢？怎么能够确认写文章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至此，我理解了古人对于散文写作的伦理问题的偏执关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起就起在他为古代中国的散文——无论是有用之文还是无用之文——确立了一套明晰的伦理模式：顶端是普遍运行无所不及的“道”，道化而为浩然之气，每个作者都分享和养育着这团浩然之气，然后他们提起笔来写文章。道是水，人是水的波纹，人又是水，文是人的波纹，人和文最终都因“道”称信。
　　于是，一切文都被纳入具有强大权威的关于终极真理的本体论体系之内，“异端”没有了，人和文之间的伦理疑难应刃而解。
　　——很好，我相信，在古代中国，在经过数百年的道与人的支离、人与文的支离、文与事的支离之后，人们看到这个光滑严密的体系必定是长出一口气而“靡然从公”。但是，这完全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个“道”百年以前就已经不在了，裂了、碎了，在此时，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天上有个“道”，人和文都如向阳花一样对着它开放，大地上只剩下了人，无所凭依地写着他的文，这是解放，是自由的可能，但解放之后，为使自由成为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放纵和离散，韩愈和苏轼以为已经解决了问题必将重新成为尖锐的疑难。
　　散文写作的意义在这个散文繁盛的时代需要我们深长思之。写散文不同于写诗或写小说——后二者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为自己划定了相对自足的区域，而散文无法作出这样的自我限制，它广大地表述着我们全部实然的生活，但同时，当我们打开电脑决定写一篇文章、尤其是写一篇无用的文章时，这本身就是一件使我们从生活中超脱出来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行为。
　　问题就在这个意义之中——
　　一位朋友告诉我，某作家最近颇为苦恼，该老兄一向以纯真之文行世，但最近脑子一热开了博客，而且不幸有小小的虚荣，力图提高点击率，便天天一篇小文，村言村语，出尽八宝，结果呢？点击率当然很高，但问题是，他原来的忠实读者们大为伤心：原来你、你竟是个老不正经啊！
　　对此，我能说什么呢？如果你就是个老不正经那你原来的纯真之文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不是老不正经那你现在这是干什么呢？话再说回来，你要真是个老不正经你有必要天天写文章告诉我们这个吗？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读者的指责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古老的伦理疑难：神经坚强的当代读者不一定是为见到了又一个老不正经而伤心，他们是为发现了文与人的支离而伤心。
　　对此，我完全可以替那位苦恼的同行做出回答：这是个娱乐的时代，写文章就是自娱而娱人，就是把自己当做娱乐对象，而娱乐就是对人性中粗俗部分的放纵；同时，同志们哪，你们看到的正是一个完整的我啊，我就是这么纯真和这么粗俗，这难道不正是文如其人吗？
　　——任何无用之事包括打麻将都有娱乐功能，无用之文也不例外，同时我们也确实不能轻率地对人类经验划分等级，论定什么值得写的什么不值得写需要隐藏，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认为就在于除娱乐之外散文另有意义，比打麻将更多的意义。
　　我前边在论述无用之文时说过，它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写散文完全是人类的怪癖，它并不自然，它体现着人对自身生活、对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和选择。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散文的作者，哪怕是在博客里天天写吃饭喝茶的作者，他都是在自我塑造，他都是在按照自己的设想编纂世界。
　　于是，散文就有了伦理问题——
　　这是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冲突。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无数散文中看到的完全是一个应然的我和应然的世界，那会怎样？很可能，世界变成一个巨大假面舞会，我们天天看的报纸如同小说，我们写的总结纯属虚构，很可能，所有的人都隐藏在文字的后面居心叵测地撒谎，我们看到无数的表情、姿态和伪意义却看不到真相和真心。文章本义为文，是老虎身上的斑纹，我们有了无尽的斑纹，却再找不到老虎。
　　但同时，如果我们在无数散文中看到的完全是一个实然的我和实然的世界那又怎样？那意味着人类其实根本不必追寻生活的意义，根本不必吟风弄月也不必探索美与善与正义与真理。当我们在取消应然向度的意义上谈论真实时，那意味着文章变成了毁坏意义的场所，意味着只有人性中粗俗本能的一面才是真，只有玩世不恭才是真，意味着我们其实根本不必写什么散文。
　　我知道，我是冒失地使用了应然和实然的概念，在哲学意义上，应然决不是任意的应然，实然也并非自在的实然，但鉴于我们无法在自我与世界的应然问题上达成起码的一致意见，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实然也无法有一致的看法，我们就很容易落入任意放纵的应然或粗陋肤浅的实然，这两个方面都会把我们引向巨大的虚无——尽管可能是欢乐的虚无，这正是韩愈在他的模式中力图克服和解决的危险。
　　不一致很好，我们大概无法也不想回到韩愈式的一致上去，但是我认为，正因为不一致，正因为身处纷纭交错的断裂和冲突，重温和拯救散文写作的某些基本价值变得尤为紧要迫切，这些价值不可能构成韩愈那样贯通完善自我封闭的体系，它们仅仅是一些碎片，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碎片，但通过对这些碎片的探究和守护，我们可能为散文写作确立基本的伦理底线——
　　沉默：我想象一种巨大的沉默，没有文章，没有散文。然后，在这种沉默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艰难发出声音。这是对自我、对世界的珍重、严肃的表达——尽管我是那么喜欢游戏文章，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时代泛滥成灾的就是游戏，狂欢的能指脱离了所指，生活和世界已被废话填塞。
　　那么好，现在沉默。由沉默开始——朴素，过多的文饰正在毁坏生活和世界。
　　于是，我们回到那个古老的散文训诫上去：修辞立其诚，我说的必是我所信的，我不信的我必不说。
　　于是，我们“求真”——我曾在上引那篇发言中质疑过散文中的“真实”观念：
　　散文要真实，这是碰不得的金科玉律，但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真实”？这个概念是否经过了现代哲学、现代文学经验的检测？我看没有。散文中通行的“真实”完全是鸵鸟式的：这儿有这么个人，他写了这么件事，如果我们不能证明它为假，那么就一定是真。所以莫言一说他的散文有虚构大家就慌了，如果他不说呢？如果很多人都不说呢？你那个硬梆梆的“真实”不是一钱不值了吗？
　　这是一种认识论的质疑，但是现在，我认为，这种质疑尽管不无道理，但却是轻浮和草率的，散文的真实主要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伦理问题，它涉及我们写作时的根本前提，那就是我们是否信、信什么——
　　如果我们相信任意的应然，相信绝对的实然对人类生活的支配相信一切全无意义，那么我们就是把自己交给了虚无，而散文写作就是为了对抗虚无——“真实”与虚无相对，我信我必须探究真相和真心，同时，我在这真相和真心之中探索意义，如果没有对意义的执着，我其实根本不必管什么真假，我们对真的信念中包含着对自我与世界之整全的希望，我们相信，由真开始，我们才能行动——比如盖房子，比如证明自己像人一样活着。
　　因为行动，我相信“文如其人”，这决不仅是人与文之间自传式的情节上的相互认证，这是人对他的文负有责任，文就是他的一个行动，他写、他信、他安居于此。
　　我相信，散文确实与诗与小说不同，诗与小说是人类文明养育的娇子，它们享有一系列特权，而散文是长子，它没有任何特权，它不具备艺术的纯粹和自律，它在本质上不是艺术，而是一种世俗行为，散文所代表的世界与诗和小说所代表的世界长期以来相互深怀猜忌和蔑视，这并非毫无道理：散文对生活、对这个世界承担着直接切实的责任，它对生活作出论述和选择、发现和判断，它直接表达和指引着我们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和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风问题关乎世运——无用之文之伪之虚无之玩世不恭与有用之文的伪和虚无和玩世不恭都是时代普遍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的直接症候。
　　在确认上述价值之后，我对2006年的散文的普遍状况同样深怀不满，也许我们还是不知“正道”何在，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失去了对它的向往和探索意志。
     重读《韩文公庙碑》，我看到这样一个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发出独一无二的声音，恰恰相反，他认为，在天地之间有超出个人的真理在运行，他孤独和英勇地寻找、体认和表达。
     这种古典的散文观被归结为“载道”，现代以来迭遭颠覆，但是现在，在2006年，我仰慕地遥望散文的古典正道——散文是载道而行，是人在刚健地思想、感受和书写和行动，是在探索和践行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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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性断想李敬泽




    1·谈到了思想性，有作家朋友沉吟片刻，曰：我是个艺术家，我关心的是人类生活，我希望人们在我这里看到真实的经验、鲜明的形象，我并不生产思想。
我不得不动用思想能力，费力地理解他在说什么。我当然同意文学要保持对人类经验的忠诚，但是我恰恰认为艺术家要保持这种忠诚就需要思想。
人们对“思想性”的本能警觉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过去的文学经验，把“思想性”的尺度理解为对作家的强制性要求，理解为公式化、概念化。
先让我们思考一下“真实”。真实并不是一块石头，等着你抓到手里，它首先是个动词，是有巨大难度的认识过程和表达过程，思想的惯性，话语的成规，人的习俗和偏见，无数条路都可能把我们引向不真实，人要在选择、辨别、对话和思考中逼近“真实”。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直觉，需要知识，更需要思想，在文学中，这种思想常常不是一种成文的表述，而是一种气息，一种警觉，一种审慎，一种意志。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这位朋友，他无此警觉，他哪里是没有思想，他是不思想的思想，他是被一堆公式和概念支配而不自知。
2·当然，我们必须思考文学的思想能力和哲学家、社会科学的专家们的思想能力有什么差别。
我认为，文学不是归纳的也不是演绎的，它不遵从这样的逻辑。它守护着个别和殊异，当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在世上行动和言说时，他与世界、与对世界的普遍理解必然形成复杂的验证和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也会内在化到他自身中去，这种验证与对话是文学区别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种宝贵的思想能力，失去它，普遍性就变成了不能被个体、被具体的人所认知和确证的超验之事，而同时，这种对特殊与例外的假设与想象，使人类的精神保持开放，也是普遍理念的活力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3·没有没有思想性的艺术性。除非你把艺术理解为纯技艺，但即使是技艺和形式，其实也预设着明确的思想。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我的名字叫红》，绘画视点怎么设置，曾经是一种足以使人掉脑袋的根本思想。
包含在技艺和形式中的思想很可能会随着技艺和形式的普遍化而逐渐衰减，而成为常规，成为不经反思的事物。因此，真正的艺术家决不会对技艺和形式不假思索，他会对技艺和形式本身保持思想的警觉。
4·是不是反映了现实生活就有了思想性？我们可能恰恰是在表现现实生活时暴露出思想的匮乏。
这个时代的读者对文学的深刻不满可能正在于此。关于这个时代的文学不关注现实的指责是不中肯的，我们高度地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但问题是，这未必意味着我们能够“贴近”它，我们提供的可能仅仅是表象，而不是经过思想探索的“真实”。
5·文学的创作需要一种思想背景，一个作家需要为自己建立广阔的对话场域，文学要把自己放回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前沿上去。作家终究要和具体的活生生的心灵对话，但是如果他不是同时和这个时代最前沿的头脑对话的话，他可能根本不知与面前这一个的对话如何开始和如何进行。
6·文学要不要思想性，这涉及到我们对文学的根本看法：它是消费的吗？作为纯粹的消费品和娱乐品，它真的不需要什么思想，或者只需要不思想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五四”的志向，坚持中国现代文学以来文学对建设民族精神的承诺，文学就不能放弃思想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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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虚构答陈竞李敬泽





    从今年第2期开始，《人民文学》开辟一个新栏目：“非虚构”。设立“非虚构”的初衷是什么？

当时我要发韩石山的自传《既贱且辱此一生》，然后就有一个难题：把它放在哪个栏目里呢？你知道，文学期刊大致是几大块：小说、散文、诗，有的还有报告文学。像韩这样的作品，当然不是小说，是报告文学吗？是散文吗？都不很对；中药柜子抽屉不够用了，我也想过临时做个抽屉，比如就叫自传，但我又没打算发很多自传，做个抽屉难道用一次就让它闲着？最后，就叫“非虚构”吧，看上去是个乾坤袋，什么都可以装。
由此我们也想到，体现在文学期刊上、进而体现在一般的文学观念和阅读习惯中的文体秩序其实是相当狭窄的，它把一些可能性排除在外，让你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现在立了这个名目，就不免四面八方去找，或许会有意外的宝贝，结果一年下来，也发了十多篇。
当然，非虚构这个概念不是我们的发明，外国早已有之，而且在大众阅读中，通常比虚构类的小说占的比重更大。但在中国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似乎很多作者也不知道，那也不要紧，先做起来，树一杆杏黄旗，招降纳叛，做着做着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在已经发表的非虚构作品中，有不少得到了普通读者乃至作家、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以梁鸿的《梁庄》为例，有人认为它比当下很多农村题材的小说“好看”“过瘾”。您认为这反映出什么问题？

前几天和几个朋友吃饭，梁鸿在，年轻的评论家张莉也在，张莉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她说：梁鸿你这个《梁庄》，如果发的时候不叫非虚构，而是叫“散文”或“报告文学”，那么还会有这样大的反响吗？
张莉很敏锐，我要剽窃发挥一下她的观点：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名”这件事很重要，它一下子就给读者预设了看作品的特定角度，“非虚构”特别强调了一点：这不是虚构，不是“向壁虚构”，这是真的。这在某种意义上确立了它对小说的优势。
什么事一“非”，就有了一点叫板的意思，“非虚构”这个词包含着一种争夺的姿态，争夺什么呢？争夺真实。它是在说，我比你那个虚构、你那个小说拥有更多的真实。这一点，小说家们肯定不同意，我也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但是，我相信，它是把有些在这个时代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放到了台面上：文学如何坚持它对“真实”的承诺？小说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临极大的困难？
就《梁庄》而言，最初的反应和直到现在的反应常常都胶着在一点上：人们认为看到了比很多小说更多的“真实”。你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里牵涉到一组关系：一是读者，我们总是近乎本能地知道什么是真实或更真实、什么是不真实，这种“知道”既涉及世界是怎样的，也涉及我们对这个“是怎样”的认识和判断；这两方面加起来，按通常的说法就是“世界观”，就我们的问题而言，我把它叫做“现实感”或“真实感”。而非虚构和虚构，它们都各有一套应对我们的“真实感”的策略和伦理，小说的了不起在于，它居然在“虚假”--“虚构”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的“真实”的权威，但现在看来，似乎小说的这种权威性出了问题。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会强烈地感到虚构的贫乏？在当今时代，“虚构”意味着什么，“非虚构”又意味着什么？

生活比想象和虚构更精彩，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说，很多小说家也这么说，快成顺口溜了。但是这句话也可以换一个说法：生活比小说更像虚构。生活并不是先在地拥有比虚构或小说更多的“真实”，你不能说，我是在写真事儿我就真实，真事儿也可能被你写得毫无真实感。“真实”不是一块石头，它永远涉及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而这个认识、这个判断，现在本身就存在纷繁的矛盾和分歧，这使“真实”变成了一个极具难度的目标。小说失去的那部分权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小说家而未必是由于小说这个体裁。如果说，小说让我们感到贫乏，那绝不仅仅是戏剧性、传奇性的贫乏，而是我们常常明显感觉到作者缺乏探求、辨析、确证和表达真实的足够的志向、诚意和能力。
而非虚构，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它是退了一步，退到“真事儿”那里去，它力图回到“事实”，像历史叙述那样，借助“事实的权威”，就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说：“文士剿袭之弊，与史家运用之功相似而实相天渊。剿袭者唯恐人知其所本，运用者唯恐人不知其所本。”当然刚才说了，事实也不能天然地保证真实感，这就有了人们对非虚构的另一重理解，它还是一种作者在场的事实，作者把自己真正放进世界的风雨中去，直接感受、认识、反思。这不是一个“现场感”问题，而是作者的心在不在、身体在不在的问题。

作为文学的非虚构与新闻报道的非虚构有什么区别？即使在文学内部，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等纪实类文学作品又是怎样的关系？

尽管新闻记者是署名的，但他的写作不是个人的，他承担着公共职能，客观报道事件，或者说，客观报道公共水平上的事件。也就是说，有些事不是记者感兴趣的，比如一个杀人者，他的复杂内心世界、他的事件前史、他的经验细节等等，这些可能却是文学特别感兴趣的；而且文学也不仅仅是在事件的层面上看待生活，它可能注视某种状态，比如我们有个作者，他提出要写一个人，这个人没有任何新闻价值，这样的人可能有几千万，我说这特别好，你把这个人写好了，几千万人都能看到自己。
说到底，新闻不是记者的作品——那些人、那些事和一份包含观点的报纸才是新闻真正的作者，但非虚构作品一定是作者自己的作品，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任何文学写作者一定会带着他个人的前史、他的身心、他的理解、角度、修辞，在非虚构的写作中，他力图捕捉和确定事实，但与此同时，他是坦诚地自我暴露的，他站在那里，把他作为个人的有限性暴露给大家，从而建立一种“真实感”。
这种“有限性”的意识我想是现在的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处理很多非虚构的稿子时，我们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删，删掉作者的抒情和议论。这绝不意味着我反对作者在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介入，恰恰相反，真正介入了，身心相关了，你才不会像个游客和看客一样贸然地廉价地抒情和议论——你必须深入到对方之中去，而不是把对方粗暴地装到你自己的袋子里来，人类生活不是为了成为你抒情和议论的口实，它自有意义，它比你大，就像历史比历史学家大，你得怀着敬畏、谨慎去接近它。这一点我们很多文人很不习惯，习惯了下车伊始，哇啦哇啦，真理在握，比谁都高明。
至于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史传文学等等类别的关系，我没有多想，这些事争论起来很费口舌，我宁可说，非虚构可以是个更大的概念，包括和大于上述各种类别，不争论，让我们看看会不会有些新东西出来。
当然，实际上我们还是会面对一些具体的写作和理论疑难。比如，研究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朋友常常谈到，某个作品有问题，太小说化了，当时的人怎么说话，某些细节某些内心活动，活灵活现，不真实。这同样是非虚构写作会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个老问题了：“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那么接下来人家就问了：夜半无人君怎知？你怎么听到了？这不是自打嘴巴？《左传》、《史记》都有这个问题，西方史家，从休昔底德开始也面临这个问题，这如果细说起来还牵涉到语言、书写和叙事的本质问题，在这里也扯不清。总之，非虚构，我看也不会是全“非”，全“非”了无法构成叙事，这里就有一个边界问题，有待于我们思考，更有待于在写作中探索。

《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不仅是提倡一种文体、一种写作方法，其实也是提倡一种写作态度？

对。我们希望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我绝没有意思劝人家不写小说，都去非虚构，《人民文学》也绝没有计划少发乃至不发小说，只搞非虚构。我们的志向是发最好的小说、也发最好的非虚构。但是，我们也“吁请海内文豪”，对于这个世界建立起刚健有力的行动和认识意愿。否则大家都是“宅男宅女”，靠着“二手生活”自得其乐，看看电视、翻翻报纸、上上网，然后各种活动、四处开会，不管你弄出多少精巧的理论依据，这样的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都是极有问题的，动不动就说“我这生活不是生活吗”？听上去有道理，实际上谁都知道这不过是懒惰的托词，是身体上、精神上的懒惰。他可以看着电视报纸网络振振有词地写“底层”，但他很可能对他们家小时工的生活都没什么兴趣。精神和话语的空转可以暂停，或许可以去真的接一接地气、人气，我们提出一个写作计划：“人民大地·行动者”，就是说你能不能对“吾土吾民”建立一种直接的情感和认识关系。

这个计划向全国公开征集12个非虚构写作项目，各提供1万元资助经费，目前进展怎样？

十月份我们开了会，发了启事，到现在，网上和书面的申报已经到了五百多份，不少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散文家、评论家和普通作者都表达了强烈的意愿，我们会仔细论证评审。目前我们已经签了第一份计划，就是新疆作家李娟，她随着哈萨克牧民家庭，到了春牧场、夏牧场，写了非常出色的作品，然后，她要去冬窝子、冬牧场，自然环境很严酷，非常艰苦，但她很想去，我们就资助她去，现在她已经在山里了。
当然，我前几天看了一遍申报，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很多申报人对于写什么尚未深思。我希望我们的非虚构作品能够打开一个特定的经验面，我们现在是对世界所知甚多，但同时也所知甚少，也就是说，你天天知道的事、接受的信息很多很多，但真的知道吗？稍微问一问，你原来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这样的盲区，比如像梁鸿，她就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在还是经常回老家，但是有一天，她问问自己，我知道我的家乡现在怎样了吗？她发现她其实不知道，她得回去，扎下去。我记得英国的德波顿写过一本小书，是写机场的，他在机场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写了这本书。是啊，我也天天上机场，可是我知道机场是怎么回事吗？那里汇聚、交换、隐秘地流动着的人类经验、人的故事，实际上远远没有打开。所以我希望，作为文学的非虚构，多在“状态”上着力，它确实不是新闻，它看到的是新闻下面那个人生的底子、那个生活的土壤。

“非虚构”在西方文学中一直占据很重要的空间。对于中国文学而言，重提非虚构的可能性和可供探索的空间在哪儿？

谈起非虚构，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夜幕下的大军》，还有汤姆·沃尔夫发起的“新新闻小说”。这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是我想，电视时代和网络时代的“非虚构”是不太一样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也不一样，我相信非虚构会给我们开出宽阔的可能性，但是现在，我宁可说，我也不知道它会是什么，还是那句话，保持开放性的态度，打开一扇门，走出去，尝试、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