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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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国学

刘梦溪

到底何为国学？胡适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又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是胡适给国学下的定义。他把国学等同于国故学。

问题是这个定义能不能成立？如果成立，则举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都是国学。但历史文化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未免太庞杂，哲学、法律、宗教、艺术、文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工艺、服饰等等，都可以囊括在内。对所有这些内容的研究都可以叫做国学吗？胡适的定义，外延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所以没有被广为采纳。

后来大家比较一致接受的定义，是把国学和我国的固有学术直接联系在一起。以此，钱宾四先生《国学概论》之弁言提出：“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先生抗战期间在江西泰和讲国学，开宗明义也标示：“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泰和会语》）这已经是给定的与胡适不同的国学定义了。相当长时间以来，学界使用的事实上是後一个定义。不难看出，只就这两个定义所涵蕴的范围而言，国学概念的界定，已经经历了内涵收缩的过程。

盖一个概念的成立，其涵义不应过宽过泛，否则将造成概念的流失。因此之故，马一浮又给出了国学的新的定义。他认为定义国学为固有学术，内涵还失于宽泛笼统，仍然不容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泰和会语》）也就是说，马一浮先生认为，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揩定”一词是佛家用语，马先生说：“每下一义，须有法式，谓之揩定。”（《泰和会语》）所以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定义，态度既俨然郑重，学理意味也极深厚，惜时人未予重视耳。

“六艺” 亦称“六经”，就是孔子删订的六门学问，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我国学术的源头即在于此，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亦出于此。《乐经》不传，但《礼记》中有《乐记》一篇，其内容似尚可为继。其它“五经”的现存文本，中经秦火，不免有汉儒的整理增窜，很难说与孔子手订旧稿为同一物（孔子所删订主要为诗、书、礼、乐）。但“六艺”文献的原真性质和原典精神，终无可疑。我们今天讲国学，重要的一点是回归“六经”。

至于“六艺”在国人的精神世界可能发生的作用，《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有如下的概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概括的固是“六艺”本身的精神旨趣，但也都关乎生之为人所必须具备的各种修养和品德。换言之，“温柔敦厚”是人的品性，“疏通知远”是人的学识，“广博易良”是人的和乐，“絜静精微”是人的玄思，“恭俭庄敬”是人的礼敬，“属辞比事”是人的正见。《庄子·天下篇》解“六艺”又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马一浮先生认为上述孔、庄两家对“六艺”的解释，简明而得其宗趣。

马一浮还说：“ 有六艺之教，斯有六艺之人。故孔子之言是以人说，庄子之言是以道。《论语 》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即六艺之道，人即六艺之人 。” （《泰和会语》）从今天的角度言之，我们作为现代人，尽管为各种闻见的知识所包围，可是我们的精神血脉里亦不可没有“六艺之道”。而虽为现代人，又何妨也是受过“六艺”熏陶的“六艺之人”。所谓“六艺之人”，就是人的自性和“六艺之道”融而为一。长期受“六艺”熏陶濡染，可以使“六艺之道”回归人的性自体。因此在马先生看来，“六艺之教”应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如果条件具备，不排除也有可能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使蒙尘已久的人类，革除习气，变化气质，回归本然之善。

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当然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揩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由此可见，百年以来我们已经有过三个关于国学的定义：一是指国学为国故学，二是国学为我国固有学术，三是国学为“六艺之学”。比较起来，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三个定义，即马一浮提出的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定义能够准确的反映国学的基本义涵，也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这是完全可以与东西方任何一国的学术区别开来的原初学术典范，是我国独生独创独有的民族文化的自性之原，同时也是中华学术的经典渊薮。既可以为道，又可以为教，又可以育人。熊十力也说过：“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论六经》，页104，人大出版社2006年版）熊、马学术思想各有取径，但他们对“六经”的看法，属于“异”中之“同”者。马一浮也曾说过：“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 （《泰和会语》）与熊的看法完全相通。

当然研习 “六艺之学”，需要有一定“小学”的根底，即要懂文字、音韵、训诂。也就是清儒说的，读书必先识字。所以经学和小学，应该是构成国学的两根基本支柱。所以我一再说，如果不懂经学，不明小学，便无法与国学结缘。而决不是背几首唐诗，念几篇古文，看过《三国演义》，读过《红楼梦》，就可以沾边国学。但一般人士接触“六艺”，可以从《论语》和《孟子》入手，因为《语》、《孟》是“六艺”的“通行本”，不难阅读的。至于古诗文词，那是另外的修养，兹不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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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和西学

刘梦溪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实发生于晚清。至少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的通信中，就已经使用国学一词了，但还不一定是最早。不久前看到余英时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的演讲，他说国学这个概念系由日本传来。“国粹”一词来自东瀛，拙《论国学》考订甚详，兹不重复。但国学是否也是舶来品，迄今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证据。但英时先生提示的重要性在于，等于重新认定了国学是现代学术的概念，而绝非“古已有之”。

    可是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中，又确确实实有“国学”这个名字。例如《周礼·春官宗伯第三》里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文选》卷十六潘岳《闲居赋》李善注引晋人郭缘生《述征记》也有：“国学在辟雍东北五里，太学在国学东二百步。”又引《尔雅》：“国学教胄子，太学招贤良。太学在国学东。”另《唐大诏令集》所载《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敕》亦云：“夫国学者，立教之本。”这类记载上起先秦两汉下迄魏晋唐宋的典籍里多有。但这些文献记载里的“国学”一词，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泰和会语》）

    而现代国学的概念，则纯然是由于西学的传入，相比较之下才有此一新的语汇。这就如同中国文化，秦汉、魏晋、唐宋迄于明朝，何来“中国文化”这个名称？中国文化的内容内涵历史渊源，当然有而且富，但这个词这个概念本身原来却不曾有。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进来中土，欧风美雨狂袭而至，知识人士重新检讨自己的传统，才有中国文化的概念的提出，用以和西方文化对比为说。“国学”一词虽为旧有，内涵却迥然有别。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学在清季的流行，国学的概念根本就不会以学术科目的面目出现。所以马一浮说国学是“依他起”，“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 （《泰和会语》），不愧为学理明通之见。

    我们还可以梁任公1902至1904年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例，旁证这一点。其最后一节写道：“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粱卷，页120）其将“国学”与“外学”与“新学”相对应，这和将国学与西学并立相应，是同一机杼。今天探讨国学问题，首先须要别择区分厘清国学的这一品格，即把现代国学的取义和古代的“国学”一名，严格的毫不含混的区分开来，否则便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

    我所以特别强调此点，是因为相混淆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前些时，在2008年6月24日《文汇报》上，看到张汝伦先生一篇题为《国学与当代世界》的文章，其中援引朱熹的一段涉及国学的文字，并有如下评述：“说‘国学’‘前既无承’也不妥当，朱熹就已说过：‘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只不过‘国学’只是偶然为他提及，而未成为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而已。”张文所谓“前既无承”云云，是钱穆先生的观点。钱穆在《国学概论》的卷首曾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是否能够成立，显然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汝伦先生尽可以畅述己见。但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这是历史的全相本真，吾未见此前有任何学人提出过置疑。

    然则张汝伦先生引来朱熹的一段话，是否就能够证明现代国学的概念是“古已有之”或“前既有承”？其实朱子笔下出现“国学”一词，例证正多。如《朱子文集》卷十七“备据国学进士唐季渊等状”、卷二十“因建书院，买田以给生徒，立师以掌教导，号为国学”、卷二十二“张世亨、刘师舆、进士张邦献、待补国学生黄澄四名出米赈济”、卷六十八“其有秀异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移于国学”、卷八十六“江南李氏因以为国学”、卷八十六“孝伯，国学进士”等，也都是国立学校之义。我取的是简引法，只凸现国学二字，但于文意无损。另外朱熹《四书集注》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在“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句下注曰：“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

    无论是“校”是“序”是“庠”，指的都是“国学”，即国家所属的教育机构。张文所引朱子语，我读书不细，竟不曾看到，请朋友电脑搜索也未果。但审其语意，当是就国家所设学校的教授内容和精神取向而言，与晚清以还和西学相对应的那个“国学”并非为一物。

    “西学”在欧美西方世界也是一不存在的名词，完全是明清以还中国知识人士“重新发现”西方的一个发明。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梁启超转引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旧学”和“中学”，就相当于胡适最初概括的国学即国故学的义涵。“旧学”、“中学”、“国故学”、“国学”、“西学”，共同的毛病都是太宽泛笼统。所以百年以来使用的情形已发生极大的变化。“旧学”偶尔还用，“中学”已完全弃置不用。为何？笼统故也。国学就是国故学之说，也是因为太笼统，后来才有了经过分疏的国学定义，即国学指中国固有学术。但固有学术也还嫌宽泛笼统，于是精通儒佛义理的马一浮先生，重定“六艺”为国学的确指内涵。应该说，这是马先生的一大学术发明，惜时人未予重视耳。

    “西学”这个名词虽未经学理分疏，但随着内涵和使用语境的变迁，跟初起之时早已义不同周。现在使用西学一词，对一般人文学者而言，主要体现为一种学问根柢，包括英文等外域文字的掌握，德、法、英、意、美等国家的历史、文化、哲学、宗教、艺术的知识累积。还没见过一个学人称自己是研究西学的，如同也没见有人说自己是研究国学的一样。何兆武先生是人们熟识的学术大家，可是他对这一类问题另有看法。他说：“我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所以我也不赞成所谓的‘国学’。每个国家都有‘国学’，都要去宣扬它的国学吗？马克思是哪国学？他本人是德国人，但著作却是在英国写的，它应该属于‘英学’还是‘德学’？我同意这样的说法，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应该戴中学、西学、国学这种帽子。”

    何兆武先生的西学根柢世无异词，他对中学、西学以及国学的看法，我个人虽亦未必完全赞同，但资深学者的反思不见得没有一定的参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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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梁启超：两个“国学书目”

刘梦溪

    国学在上个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比较大的事件，都发生在20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国学讲座，在1922年夏天。然而几乎与章氏上海演讲的同时，另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文化闻人各自开列一份自己认可的国学书目，并因此引发一番争论，这在上世纪20年代，不能不认为也是关乎国学的一件不小的事情。

    主要是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影响不比寻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他们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别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学书目。胡适开的书目，题目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开列的。所列书籍共184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此书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华周刊》的一位记者的来信置疑，认为胡适所说的国学的范围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学史，而单就思想史和文学史而言，又显得太深。这封来信说：“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是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5）我们今天来重新检讨胡适开的这个书目，不能不承认《清华周报》记者的置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胡适并没有被说服，他写了《答书》，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学两部分，是考虑到“国学的最低限度”，拟的是一个“门径书目”，如果还要把“其余民族史、经济史”一一列出，“此时更无从下手”。他针对来书所提意见，作了反驳，他写道：

先生说，“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这一层，倒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斑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6）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无法不觉得胡适之先生有一点“强词夺理”。所以他说，如果一定要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那么不妨在原书目上圈出一些，于是他圈出了38种，包括《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璧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另加上《九种纪事本末》。

    梁启超的国学书目，是应《清华周报》记者的要求所开，题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写于1923年4月26日。他说是在独居翠微山，“行箧无书”，“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我必须说，以我个人读饮冰主人的著作所达成的了解，他是最有能力在“行箧无书”的情况下，能够开出几百种适当书目的人。他的书目包括五大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廿四史算做一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30种。总共141种。不仅列出书名，每种书之后大都有导读式的说明。

    例如在《论语》和《孟子》书名后写道：“《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平生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说来不好意思，我在读任公书目前，也是这样主张。读先秦经典，细读白文最重要。任公先生对朱熹《四书集注》的评价也极精到，一是大大好书，二是不免有时为“理”所障。又如对于《老子》，他说这是“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诚哉斯言，自是白文细读慢悟最妙。对《周礼》，任公先生写道：“此书西汉末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

    对《管子》，他概括说：“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一浏览。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关于《管子》一书的来路、性质、价值及传注之优者，一一道明，虽只几句话。又如对顾炎武《日知录》和《亭林文集》，他说：“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浏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对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文集，任公先生说：“信札最可读，读之见其治事条理及朋友风义。”只此一句，即给人无限回味。又如于《张太岳集》说：“江陵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于《水经注》：“六朝人地理专书，但多描风景，记古迹，文辞华妙，学作小品文最适用”等等。列举书目的同时，并概述源流，撮以精要，给出阅读门径。

    因此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显得道高一丈。如果我是读者，要我对“胡目”和“梁目”作出选择，我肯定投梁的票。“梁目”及其读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不是因为别个，主要就读中国载籍的多寡而言，胡适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让给梁任公先生。但“梁目”同样存在列目过多的问题，与“初学”所需不能吻合。所以任公先生在开毕上述书目之后，也拟了一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有《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任公先生说，如果连这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也没有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大书目不必说，即以“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目为例，胡、梁书目的不同处亦甚明显。“胡目”有佛经四种；“梁目”一种没列。“胡目”的文学部分，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梁目”却不具大的类书，只列《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几种。“胡目”有小说四大名著；“梁目”则根本不列小说。“梁目”的子书部分，孔孟之外，老、墨、庄、荀、韩均有，“胡目”则没有墨子。“梁目”有前四史，“胡目”一史也无。“梁目”全列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五经”；“胡目”只列诗、礼、左传，而缺易经和书经。照说开列国学书目，“五经”、“四书”、诸子、前四史，无论如何不能或缺，但“胡目”缺失得令人诧异，竟然乙部之书，一部全无。至于集部之书，当然是“梁目”的举要的办法更好些，对于初步接触国学者，李、杜、韩、柳、白诸家，远比笼统的《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来得真切便利。尤其将《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国学书，更属拟于不伦。

    我们今天感到有趣的是，梁在开列自己的书目同时，对“胡目”还作了尖锐的批评。任公先生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开首就明确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所以然者，是因为胡适本来的目的，“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但他却开了那样一大堆一般青年人无法卒读的书。而如果是为国学研究者开的书目，则又嫌不够专门。所以梁任公责备胡适“把应该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了。对“胡目”的不著史书，却列出许多小说家言，梁启超尤致不满，他质问说：

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胡适全集》第2卷，页152）

任公先生上述这些辩难，平心而论胡适是无法反驳的。“胡目”中还有《正谊堂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以及戏曲《缀白裘》和小说《儿女英雄传》，于是一并成为任公先生批评的把柄：“《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文章最后梁启超总结道：“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以为是不合用的。”等于否定了“胡目”。

    但胡适之先生的学者风度却是了不起，虽为梁启超所痛驳，却在1924年11月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里，全文附录了“梁目”和梁的批评。这种风度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了。两位文化领军当年开列的国学书目和关于国学书目所作的讨论，对二十年代的国学推动产生的影响作用，自然可想而知。雖然，对“梁目”也不是全都赞成，一位叫徐剑缘的就以《评胡梁二先生所拟国学书目》为题，在批评“胡目”的同时，也批评了梁目”。另外还有陈钟凡也开了一个《治国学书目》，以及李笠的《国学用书撰要》，影响益发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