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知人论世话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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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知人论世话当年

《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三联书店2006年8月第一版，19.80元

■唐小兵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是：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 （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何兆武先生在口述史《上学记》反复强调自己的一生碌碌无为，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而已，瞬间消逝得无踪无迹。何先生淡泊功利、任意天性的性情浓缩在这句引用的诗句中，而正是这种超然与淡定让年愈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
　　最吸引读者的自然是何先生对他亲身经历的7年西南联大读书生活的追忆。何先生详尽地讲述了那个时代的学生生活，也描述了他所见闻过的名师的人生细节。何先生的语调是从容的，可是却在从容里捍卫着一个知识分子不为尊者讳的立场与尊严。比如，他在记述梅贻琦和吴晗的时候说道：“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指梅贻琦），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风度。”类似的细节记忆与评论在书中比比皆是，何先生娓娓道来，学者闻一多、张熙若、刘文典、冯友兰、沈从文等的性格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可谓深得司马迁追述历史臧否人物之史家传统的精髓。有些话说得力透纸背，例如他对哲学史家冯友兰的评价：“我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
　　《上学记》主要是对学生生活的回忆。八年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是非常粗陋的，而且师生经常面临生命之虞，还经受着生存的物质压力。可是，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的西南联大，却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奇迹，培养了大批世界级的学者和科学家。何先生这样归结这种奇迹的原因：“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这真是知人论世的良言。
　　何先生讲的几个事例给人印象深刻。一个是他对图书馆的体验。在西南联大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图书馆的书库，随便选取需要的书籍。后来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30年，当上了研究员，却必须填条给图书管理员去拿。五十多岁的何先生有一次为查证一条史料好不容易进入了书库，却被管理员拿着手电筒“紧盯在屁股后面，似乎惟恐我在里面偷书，或搞破坏”。这种不信任感、不把人当人的管理制度又怎能为学术的自由创造提供条件呢？何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这种批评让我们这些备受图书馆折磨的学生感到多么感同身受和痛快淋漓）：“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惟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而他所追忆的汪曾祺更是那个时代学生个性化的缩影，“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侯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杨振宁当时是物理系高一级的大才子。一次何兆武先生邂逅了他与另一才子学生黄昆。偶然听见黄昆问杨有没有读过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杨说看过了。黄昆问他感觉如何。没想到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其时学生之个性可见一斑。
　　翻译过帕斯卡《思想录》的何先生一定是窥知到了生命的奥秘，可他却没有陷溺在类似宗教情绪的固执里，而是在中西会通之后的自由境况里为自我的意义寻找到恰切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横轴我们可以归纳为对自由意识的认同和追求。推崇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何先生认可的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境界。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这样总结其读书心得：“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这个坐标体系的纵轴就是对真实的捍卫，尊重历史，尊重常识。他对现在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状况就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要么过分强调政治斗争，要么尽量淡化政治斗争的史观，都是违背历史真相的。即使对于现在北大的某些倾向，何先生也有类似的批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文字中，绝口不提历次‘运动’，竟仿佛几十年来北大从不曾经历过任何运动似的，这恐怕也有悖于科学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大政治，也不要过分淡化，两个偏向都不好。”
　　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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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史中人生，愧煞人间



何兆武教授在家中，2006年10月27日，吕文浩摄。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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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兆武：1921年出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直至1946年研究生毕业。曾在国家图书馆和陕西师大工作，后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历史哲学和思想史研究，翻译了大量西方经典著作。1986年调任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并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著述：《中国思想发展史》及其英文版《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历史与历史学》、《近代西方思想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论文集《历史性批判散论》。参编《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等。重要译作包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的《社会契约论》、《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历史的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思想录》、《法国革命论》等，另有《论科学与艺术》、《德国的浩劫》、《人类解放的故事》等。

　　采访手记：何兆武的家很简朴，进门都不要换鞋。客厅、书房兼卧室里，只有一把藤椅，我坐了，他就只能坐床上。几个小时的谈话中，我始终坐得极端正，因为我若前仰，会撞到何老先生的头，我若后合，又会碰倒他的书。
　　但何先生家里的一切都极干净而整齐，每一样东西都放得规规矩矩，没有一张纸是卷边的。老照片和资料都用密封塑料袋装着，上面作了文字标注。
　　如此简陋而谨严的生活，让我心疼。
　　何兆武80大寿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打算祝贺一下，他极力辞谢，祝寿活动终于改成了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可开会那天，他竟临阵脱逃，人间蒸发。谁也想不到去清华图书馆逮他，他得以偷得浮生一日闲，看了一天的闲书。
　　当我问到这件事时，他平静地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我够不上。我是废品，我们是报废的一代”。一个在当今史学理论界可持牛耳的耄耋老者自称废品，我听着不觉痴了。如此荒唐话，个中的辛酸，谁又能解其中味？

童年：政局流转中的少年

　　我记忆中的父亲形象很模糊，好像上小学后就没见过他了。他在清末受的是新式教育，不上私塾、读经子，念的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实业学堂。毕业那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成立了国民政府。他应邀去南京工作，后来随政府迁到北京，我就在北京出生的。
　　我读小学时比较淘气，喜欢看小说杂书，还参加过童子军，后来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也关心时事政治，看一些时政杂志。
　　1937年升高中那一年，抗战爆发了，我们全家回到湖南老家，当时的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中央大学附中在长沙，我在那里读了两年，高三跟着学校转到贵阳。战争中物价飞涨，开始饿肚子了，学校吃饭不要钱，可要抢到够吃却不容易，抢饭吃要手脚快、力气大，动作慢一点，饭就没了。我总是抢不过人家。一年后，我考上了西南联大。
　　读中学的时候，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高中毕业填志愿时，有个同学对我说：“我这样读书不行的只好读文科了，你们成绩好的当然读理工科了。”当时就是这样的意识，没用的人才学文科的。
　　我也准备学工。因为当时读了一本丰子恺写的书《西洋建筑讲话》，很喜欢，就决定学建筑，其实也是很盲目的。现在想起来，幸好我没学建筑，否则我盖出的房子塌了，会压死人的。
　　中学生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所以现在的中学教育分科太早不好，像我们那时候，大人也不给什么指点的，就是给你足够的自由，什么都开放，文理法工随便你自己看，自己喜欢，这样在广博的基础上，慢慢的就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可以自然发展了。

我的大学：永远的西南联大

　　我跟西南联大的关系，这么说吧，我就生活在联大的圈子里，我的同学、亲戚、最好的朋友，都在这个圈子里。我们家四个孩子，我，两个姐姐分别学化学和经济，一个妹妹学中文，联大的。姐夫和妹夫、我老伴，也都是联大的。
　　我曾跟人说，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读本科和研究生，从18岁到25岁，也是人生最好的一段时间。其实那时从物质上来说，是最苦的一段时间，常常饿肚子，而且还要跑空袭，警报一响就往最近的防空洞跑。可就是这样，还觉得非常美好，是因为自由。生活自由，思想也自由。这也是当时的具体环境决定的，云南的地方势力和蒋介石的中央势力有矛盾，党化没有深入到高校。
　　在西南联大读书，在云南街上的茶馆里论学，这些美好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生活很简单，没有娱乐，就是学习、清谈。老师和学生之间很平等，既是学问上、人格上的平等，也有共赴国难的意思。还有就是最大限度的自由，思想的开放和自由。我总觉得，人就应该给他最大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人权，根本的人权。
　　我在清华大学前后读了四个专业：本科是工程和历史，研究生是哲学和外语，不过一样都没学好。第一年读工科，目的是为了以后学建筑，土木工程。我们一年级不分具体专业，学的是工科的公共必修课，微积分、物理，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就是要画画，我最不擅长了。慢慢的就觉得很苦，没兴趣了，觉得还是文科比较性灵，后来改学了历史。那时候转系很简单，只要学分修够了，随便转。
　　其实读历史也是糊涂选择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学的时候感觉很幸福，很喜欢。大四开始，我在中学兼职。大家都很穷，日子很苦，能在外面赚点钱生活就改善了。当时昆明的几十所中学基本上都被联大学生和老师包了，朱自清在联大是我老师，在外头成了“同事”，教同一个中学同一个年级的语文，我们各教一班。还有的学生到外地去教书，考试时才回来，学校也不管。
　　毕业后我接着上研究生，学的是哲学。研究生兼课的工资又高些，生活还不坏。谁知刚读了半年，我生病了，肺病，吐血吐得很厉害。当时也有点害怕。我们有些同学就是这样死了的，都是成绩很好，很有才华的，很可惜，但也没办法。当时生活条件差，没病不预防，病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病的，也不治，好了就好了，不好就死了，完全是自生自灭，自然淘汰。
　　我病休了一段时间后，就转外文系学西洋文学了。法语、德语，都是那时候学的。后来还搞了一点翻译，像我这样没有在海外留过学的人作翻译是很少的。我没读毕业，研究生最后一年，课上完了，但论文还没写，正赶上一二·一学生民主运动，西南联大又说要北上回去了，要分家了，形势很乱，大家也都没心思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母亲在台湾病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去台湾接收政权，姐夫在教育厅工作，便过去了，姐姐跟着到台湾女子师范学校和台湾清华大学教书，母亲跟他们一起。姐姐说母亲的病很严重，当时的意思是要赶去见最后一面。1946年深秋，我离开云南清华，去了台湾。

在人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

　　后来母亲的病好了，可是解放战争开始了，兵荒马乱的，我就滞留在台湾，在台湾一所极好的中学建国中学教书。教了两三个月，又吐血了。
　　在台湾的日子总的来说心情很不好。一个是台湾的天气又热又潮，我不习惯，另外又没有熟人，语言不通。最苦恼的是，我发现台湾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不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当然难免要讨价还价，想不到他说：“你不要还价了，这可不是在你们中国。”我非常震惊。台湾被日本控制了51年，他们的皇民教育太深了。我对此估计不足，离心离德的，感觉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捱到1947年春天，形势稍微好一点了，我的病也稳定了，就离开了台湾。之后我便与姐姐一家断绝了往来，幸亏断绝了，否则以后我还不是现成的里通外国的间谍？他们后来一直在美国。去年我去美国，我们见了面，我回国一个月，她就去世了。
　　离开台湾后我首先回了岳阳老家，我另一个姐夫是湖南省十一中学的负责人，我就在那里教了一年书。我前后教过五六个中学，文科类的几乎都教过，语文、外语、历史、地理。
　　湖南和平解放后，1950年，当时有个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政治研究院，因为面临全国解放，缺少干部，招些中学生去学习三个月，就派出去代表共产党接收政权了。我想对新的政府有所了解，以便适应新社会，就去学习了半年，学马列理论，党的政策，进行思想改造吧。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
　　我愿意去北图的初衷，是在那里可以看很多书。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根本没法静下来看书，整天是运动，运动。在三反中我还被记过了，还有个人被开除了，很奇怪。因为三反是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要当官的才有可能的，我没官没职的，怎么也触上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道路”？反正这件事教育了我，以后说话做事要掌握分寸。
　　在北图待得不如意，我就想到学校去。1952年院系大调整，西安西北大学的历史系分出去师范学院了，就是现在的陕西师大，我就去工作了4年，但不是很舒畅，环境不适应。
　　1956年，我遇到了一次机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做了个12年的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大扩军，今天的社科院当时也属中科院，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被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副所长，搞《中国思想通史》，我也参与撰稿。郭沫若是院长兼所长，本来要请陈寅恪的，可他在上海不肯来。
　　我是50年代在北京结的婚，对象是外文系的老同学曹美英，我开玩笑总叫她“帝国主义”，她年纪还比我大。
　　我是1956年底调来的，可是来了就不务正业。一来就赶上大鸣大放、1957年夏天的反右，然后是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最后是文革，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运动。历史所的不研究历史，就是不务正业，当时所有的人都在搞运动，都是不务正业。我在社科院30年，真正搞业务的时间不到3年。当时我们都干了什么？查什么地震资料，编这里那里的地方志，还有就是干粗活，体力劳动。西直门的城墙就是我们历史所的人拆的，很可惜。800年的帝都却不保留。香港到处是高楼是可以的，因为他们以前是荒岛。巴黎、维也纳就不行，他们的古堡、凡尔赛宫都保留得很好。
　　如果说跟业务相关的活，就是给你一个论点，一个结论，你从史实中找点能证明的例子。这不是研究，而是宣传工作。正常科研的结论应该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当时的情形是相反的。研究也不强调个人兴趣，只讲集体需要，要服从安排，满足组织的需要。那时候没办法。这样干扰学术的正常发展不好。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现在的学术界也有问题。我曾跟北大一个中年教师说，他们赶上好时候了，没有政治上的强制任务，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做自己的事。结果他说，不行啊，他们也安不下心来做学问，因为“心理不平衡”。
　　1971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为人们内部矛盾处理。最主要的罪状有两条，其中之一是“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是报上老登江青的照片，我在一次私人闲聊时说她总是抛头露面，这样不合适。就被告发了。
　　还有一个罪状说起来是个笑话。50年代，罗素在西方宣传和平运动，就是反美国霸权。所以我们很喜欢，邀请他来中国，他也答应了。可他九十多岁了，身体不行没来成，把自己的《西方哲学史》送了一本给毛泽东。毛把书交给下面的人，要他们翻译出来。那时的出版社出什么类的书，规定很严格的，所有的外文翻译都是商务的事。书交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因为跟我合作过，又交给我，任务就是这样一层层派下去的。我译了前面一部分，后面的也懒得搞了。这事儿到了文革，毛泽东思想工宣队，按说当然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说罗素是资产阶级，我翻译他的书就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招魂”。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商务别说不敢翻译，也拿不到那个原版书啊。这不成了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毛泽东吗？
　　另外还有些小的罪状，比如我们以前中午都不回家，在单位吃饭。可食堂人太多，排队要20多分钟，我为了省事，就自己带饭，可是带饭菜吧，凉了不好吃，所以我就带面包。其实我也不喜欢吃面包，但面包可以凉的吃。这就成了“崇洋媚外”。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布什父子俩来中国的时候，我们电视台报道说，他们很喜欢吃中国菜，那这对美国总统岂不是崇华媚夏？他们那时候有特殊的思路，和正常的不一样。没法说的。
　　我是1968年被揪出来的。不过我运气好，当时批斗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冲击不大。侯外庐就不行了，他是早一批被揪的，他压力大，瘫痪了。而且那一次的重点是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是“单干户”，不属于任何一派，他们对我比较松，没有关起来，而是派我负责送饭，还是有一点自由的。哈哈。

老者的人生感慨

　　1985年清华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我愿意回母校，就调来了，每年上一门课，1991年离休后又返聘了几年。
　　现在，我的身体还可以，做过一个心脏病的小手术，就在我做手术的那一天，我的妻子去世了。这也许是解脱，她得了十年的老年痴呆症，不认得我。我以前还每天出去散散步，去年年底摔了一跤，骨折了。现在就不怎么出门了。
　　我现在最发愁的就是我的书，有精力的时候就清一清，卖掉，值得留的以后送给学校。研究嘛，还写点小打小闹的小文章，大东西是做不了了。这么多年，我没有成就，或许做了一点工作，大部分是任务，也有少数是自己感兴趣的，但谈不上成就。
　　人啊，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那十年，是思想定型的时候，以后可以有技术性的改变，但基本方向不会变了。语言习惯也是这样的。四五十岁以后就只能吃老本了，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和发展了。艺术更早些，十几岁就定了，有多大能耐都使到头了。
　　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但不能进步到老。人是有极限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报废的，比我年轻的那一代人基本上也是报废了的。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