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的半径与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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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的半径与圆心

                      ——序鲁枢元先生《文学的跨界研究》
                                     南帆
三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是一个触动，封存已久的记忆逐渐开启了：如火如荼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杂乱而又如饥似渴的阅读，火星四溅的激烈争辩与不眠的思索……当然，重温众多昔日的理论故事，人们的兴趣肯定有所转移。哪些当年未曾意识到的问题开始进入视野，并且指示出另外一些思想方向？
鲁枢元先生邀请为他的三卷本学术文集作序，我的确略感意外。我的心目中，鲁枢元先生亦师亦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将我们召集到了一起。我们均是《上海文学》杂志社理论栏目的作者。那个时候，频繁的文学会议如同一个又一个节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岁月犹如我们共同的精神青春期。鲁枢元先生长我几岁，通常是文学会议的重点人物。他身躯魁梧而思虑缜密，观点前卫而表述谦和。这不仅是他卓然成家的基本条件，而且，这种兄长般的形象始终葆有特殊的魅力。九十年代之后，文学急速撤离社会的精神高地。当年的文学信徒顿时如同散兵游勇，相当一部分人马逐渐为大大小小的学院收编。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与鲁枢元先生天各一方，几乎不再晤面，但是，至少在思想的舞台上，我们仍然知道彼此的方位。
我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请，首要的原因是——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交情。那个时候，我们的交往主题即是文学。围绕着文学，我们相互信赖，长幼平等，不拘礼节，不论贵贱。即使目无尊长或者口出狂言，没有多少人斤斤计较。至少在我与鲁枢元先生之间，八十年代的默契仍在延续——晚生后辈给文学兄长写一篇序言算不上僭越。
当然，接受鲁枢元先生邀请的另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对话的愿望。我知道仍然有一些思想伙伴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四周。我们对于世界的观感如此相近，说不定哪一个时刻就会听得到同声相应。同声相应意味的是激赏、商讨、辩论、引申，这是一个思想阵营的联络方式。重读鲁枢元先生的理论文章，精神逐渐摆脱了休眠的状态，各种思考的片断开始闪动、汇聚，众多启示纷至沓来，并且渴求交流。某种发言的冲动愈来愈明晰。鲁枢元先生将这些理论文字命名为“跨界研究”——看到这个总标题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自己想说些什么。


鲁枢元先生在一篇论文之中提到，他的“跨界研究”曾经遭受非议。一些人认为，轻率地将心理学、语言学或者别的什么学科带入文学研究，可能玷污学科的纯洁性。文学只能是文学。动不动就打开文学的门户放入一批异己，文学研究必将面目全非。显而易见，鲁枢元先生对于这种主张不以为然。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之后，鲁枢元先生对于“跨界研究”做出了口气委婉然而信念坚定的辩护。
在我的心目中，“跨界研究”从未成为一个问题。一种观点的正确或者错误，决不是因为援引了哪一个学科的知识。论证一个命题的时候，任何学科均有资格给予支持。一个对象隐含了许多层面。漂亮与否诉诸美学，健康与否诉诸医学，跨越不同的学科又有什么奇怪？追溯历史，人类知识的学科分类并不是来自某种本质主义的规定。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某种意识形态运作，知识的分蘖与交汇，这些均可能成为学科的起源。学科的范围不存在神圣的规定。如果历史驶入另一个阶段——如果传统的学科框架成为进一步认识的遮蔽，人们没有必要效忠于某种“学科领土主权”而拒绝敞开边界。许多学科的疆域始终游移多变。从一个学科内部的积累到多学科交叉导致的视域调整，从社会需求的浮动到学院建制的改变，这一切均有可能成为重新勘定学科版图的理由。例如，现今文学研究已经与三百年前大相径庭。对于许多人再三捍卫的文学学科，“跨界研究”已经屡次发生。
相对于“跨界研究”的合法性，我宁愿关注另一个问题：“跨界研究”引入了哪一个学科——为什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自然科学曾经大规模援助文学研究。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风靡一时，数学与诗的关系引起了热烈的猜测。遗憾的是，这一次联合行动很快铩羽而归。面对诗意、内心的波澜、美感以及变幻莫测的遣词造句，自然科学的处理手段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这一次援助源于不无盲目的“科学”崇拜。为了清算以革命名义制造的政治神话，“科学”重新被奉为一个时代的关键词。“科学”赢得的社会响应如此广泛，以至于多数人无暇考虑自然科学能够在人文领域走多远。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鲁枢元先生开始提出一系列饶有新意的命题：情绪记忆，创作心境，心理定势，如此等等。这些命题很快在文艺心理学的名义之下集合起来，得到系统的阐述。鲁枢元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成绩斐然，众所周知；然而，我更为兴趣的毋宁是这种知识的奇特遭遇。
相当长一段时间，“心理学”始终是一个遭受压抑的学科。“唯心主义”的咒语时常潜伏在不远的地方，等待踏入埋伏圈的猎物。“文艺心理学”仅仅是心理学的一个微末分支，甚至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专业术语。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艺心理学”骤然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个科目爆发的能量远远超出了学术圈子。美，美感，幽深的内心，灵感，性格与人道主义，艺术天才，我思故我在，认识你自己……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隐隐地与文艺心理学遥相呼应。启蒙时代正在降临，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仿佛形成了解释这个时代的理论联盟。尼采，叔本华，柏格森，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存在主义的克尔凯郭尔和萨特，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总之，一个庞大的队列正在更大的范围开始集结。
不久之后，问题迅速地明朗——“主体”观念隆重登场。启蒙意味了自由地启用自己的思想，“主体”必然地成为启蒙时代的宠儿。由于积极地参与主体的理论建构，文艺心理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显学”。鲁枢元先生说过，他似乎偶然地撞上了文艺心理学；然而，我宁可认为，历史仍然在冥冥之中操纵我们的学术兴趣。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局限。


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论战是一段重要的学术公案。当年的紧张气氛之中，这一场论战的思想质量令人称奇。论战之所以罕见地深入，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论战的主题涉及拥戴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美是主观的抑或客观的无非一个导火索而已。这个分歧的性质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不惮于耗费大量笔墨争辩一个是非曲直。据说李泽厚多年以后表示，没有必要将全部的哲学问题统统演绎为“唯物”、“唯心”之争。存在另一些思考世界的入口。然而，摆脱预设的理论视域诚非易事，即使是李泽厚本人。从“主体”到“情本体”，李泽厚距离他的思想起点并不太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体”的建构以及引出的各种争议仍然在“唯物”、“唯心”的脉络上延续，只不过时常更名为“主体”、“客体”之辩。康德的思想即是从“唯心主义”的标本转换为“主体”观念的重要源头。在我看来，摆脱这个脉络的知识谱系震荡来自人文学科的“语言转向”。“语言转向”的思想展开之后，许多传统观念不得不置于另一种理论视域重新衡量。例如，如果理论不愿意正面处理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论述必将存在重大的缺陷。尽管如此，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语言已经成为一道重要的理论门槛。他们习惯于在以往的思想区域活动，语言通常被视为表述的工具。能指，所指，隐喻，叙述模式，埋头推敲这些乏味的雕虫小技又有什么意义？历史正在出现震撼人心的巨变，各种事件的意义难道是为了塞入修辞学或者叙述学？他们对于“形式主义”的蔑视已经根深蒂固，根本没有兴趣了解“语言转向”的背后究竟意味了什么。
然而，鲁枢元先生越过了这一道理论门槛。他勇敢地闯入新的理论视域，正式接受“语言转向”的挑战。《超越语言》可以视为应战之作。这是一部引起了强烈争议的学术著作。抛开争议涉及的种种细节，这本著作的焦点即是主体与语言的关系。鲁枢元先生充分意识到“语言转向”带来的巨大压力——他的意图是在语言沙文主义的气氛之中重申主体的权利。鲁枢元先生毫不掩饰对于结构主义的反感。他将结构主义热衷的惯例、模式、结构、元语言形容为乏味的“鱼的骨架”。在他心目中，直觉、顿悟、神韵才是对抗这些僵死教条的心灵活动。总之，所有的争议终将收缩到一个原点：主体与语言，谁主沉浮？主体役使语言，还是语言主宰主体？主体为语言立法，还是语言构造了主体？鲁枢元先生无疑坚定地站在主体的阵营之中。“表现论”是他恪守的前提——语言不是心灵的表现还能是什么？
这种观念显然与日常经验更为吻合。一个作家运用语言如同一个将军指挥千军万马，他的天才和灵感决定了精妙的语言推敲。鲁枢元先生曾经对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做出了充分的考察。尽管如此，我仍然企图争辩的是：如果考察范围仅仅局限于主体内部的语言能力，另一些基本的事实可能遭到了忽视。首先，语言先于主体而存在，并且构成了主体无法动摇的符号秩序。现今看来，结构主义指出的惯例、模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揭示了这种符号秩序的强大存在——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深刻分歧在于察觉，主体无法甩下符号秩序的制约；其次，主体所认知的外部世界业已经过语言符号的编码，完全陌生因而无法纳入符号秩序的事物是不可解读的；换一句话说，这时的主体与客体均在符号秩序之内展开。愈是接近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与形形色色的符号生产愈是丰盛，这种倾向愈是明显；第三，主体不是一个不可追问的终极能指；强大的符号秩序可以塑造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主体。符号秩序是历史，是社会记忆，是文化和传统，游离于符号秩序之外的主体如同未曾安装软件的计算机一样空无所有。主奴关系，他者，性别压迫与后殖民主义，这一切无不诉诸符号秩序。即使是主体最为隐秘的领域，无意识仍然受到了符号秩序的有力干预——拉康的学说玄妙地证明了这一点。结构主义之前，主体幻觉通常是一个巨大的蛊惑：某种特异的心灵往往被形容为抗拒浊世的坚强堡垒。各种意识形态如何依附于符号秩序编织在主体内部，构成各种不言而喻的文化指令，并且决定主体只能如此这般地认识世界？——如果批判的锋芒轻松地绕开这些问题，切除围绕“语言转向”的种种基本思考，主体可能不知不觉地陷入符号秩序和意识形态共同编成的规训机制。
对于鲁枢元先生，这一次“跨界研究”不是移师语言学。他毋宁说跨入语言领域进行一场主体保卫战。捍卫主体的必要空间，这是文学竭力争取的自由。现在的问题是，忽视了主体置身的坚固结构——主体会不会在浪漫主义的夸张之中膨胀为另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有趣的是，鲁枢元先生斥退了语言结构之后皈依了另一个更为宏大的结构——生态结构。这是又一次“跨界研究”的奇妙后果。


生态批评标志了鲁枢元先生的又一次思想跨越。这时，鲁枢元先生的学术性格已经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首先，不懈的跋涉显示了旺盛的思想活力；其次，所有的跨界行动均会返回一个圆心——他始终不渝地注视自己的思想主题。
为什么投身于生态批评而不是政治学、哲学或者别的什么学科，鲁枢元先生仍然语焉不详。我愿意猜测，生态知识的启示和移植仅仅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迫在眉睫的危机感。鲁枢元先生援引众多事例证明，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时不我待；执迷不悟或者麻木不仁，毁灭性的厄运已经为期不远——诸如此类的表述，拳拳之心清晰可见。
另一方面，主体再度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范畴登场。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主体必须在整体结构之中谦逊地认识自己的序位。“天、地、神、人”的和谐是海德格尔们设想的秩序。然而，至少在目前，历史悠久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约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工业时代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世界。强大的科学技术向人类提供了各种利器，“人定胜天”的古老理想似乎正在实现。“擅理智，役自然”，鲁枢元先生引用这六个字概括工业时代的所作所为。尽管巨额的财富滚滚而来，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大自然的报复必将如期而至。无论如何，自然决非单纯的掠夺对象。现在已经到了改变观念的时候了。文学承担了改变观念的使命。相对于时髦的技术、理性、工具、概念，文学如同“开花的树”一般自然而然。文学的生气、灵魂、风骨、精神更多地带有自然的气息，更善于意识到人类必须与自然共命运。显而易见，这些历史性的判断隐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敏锐，种种情辞恳切的吁求隐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想隐瞒阅读这些论述的一种奇怪感觉：这些论述并不像我预想的那么尖锐。通常的意义上，生态平衡的观念不至于遭受强烈的理论非难——又有多少人存心把地球搅得乌烟瘴气呢？因此，如果生态批评仅仅是大声地赞美土地、河流、森林，赞美田园牧歌和清风明月，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困难程度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揭示。我想冒昧地指出的是，这种生态批评会不会缺乏足够开阔的社会历史视域？
主体的幻觉似乎仍然某种程度地盘踞于鲁枢元先生的思想。尽管鲁枢元先生广泛地描述了工业社会对于自然的掠夺性盘剥，但是，他似乎力图在主体的范畴之内解决问题。鲁枢元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个“古老的岔道”：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人类拐上了理性之途；理性不仅意味了“形而上学”，而且强调算计、解析、逻辑、控制。此后，浑然一体的诗意境界逐渐消散，强悍的工业时代显然是理性社会的必然产物。如果文学或者艺术领衔演出，如果激情、美感、灵魂这些源于生命“本性”的文化主宰人类的舞台，历史或许会显示另一副迥然相异的面貌？总之，审美抗拒理性，主体内部的颠覆是颠覆历史的前提。
我无法判断这种观点是否一厢情愿，然而，我至少可以提出这种观点忽略了什么。首先可以争辩的是，理性和计算不是也可以论证生态平衡的思想吗？多少物质财富可以支撑一个普遍的小康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与自然的综合承受力将在哪一个历史纬度上达到平衡？二者失衡到什么程度可能出现局部乃至整体的垮塌——那个时候，全部的物质收益仍然得不偿失？总之，理性提供的数据肯定有助于设计一个合理的生态结构。另一方面，审美的意义之一是解除理性的桎梏。可是，非理性的力比多时常溢出美学领域，成为“经济人”性格之中最富于攻击性的部分——许多腰缠万贯的富翁仍然疯狂地追逐财富。或许，繁琐地抑扬褒贬没有意义，理性或者激情均可能成为人类的强大内驱力；重要的是与哪一种历史目标联系起来——我们需要什么？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主体范畴而进入社会历史。鲁枢元先生曾经将诗意地“回归”家园视为拯救之路。但是，寄望于某种脱离历史语境的内心革命，鲁枢元先生并没有多大的信心。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我们的祖先曾经陶醉于如此景象。当然，还有庄子，海德格尔，托尔斯泰，还有生态学诸多前贤睿智的观点。可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些景象分崩离析，种种警世之言置若罔闻？显然，天翻地覆的巨变很难归咎于某个历史时刻的一念之差。我宁可认为，只有历史构造的深刻调整才能形成如此猛烈的冲击。至少在今天，如果不涉及国家、民族、经济、资本、现代性、国民生产总值、利润、竞争这些炙手可热的社会历史概念，生态批评能否意识到对手的强大？


当然，鲁枢元先生对于“主体”的期待具有充分的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特殊氛围之中，这个概念在启蒙的意义上带动了社会历史。但是，如今回想起来，当年发生的一切同时证明了问题的另一面：社会历史如何将主体牢牢地镶嵌于坚固的结构之中，限制了主体的自由程度、想象力以及可能的实践范围。
所谓的“社会历史”似乎是一个抽象而遥远的大词，它的结构远离我们的一日三餐和周末休闲活动。然而，可以从日常生活之中察觉这种结构的沉积物。对于主体说来，这是隐蔽的、同时又无所不在的限制。我们可以仰望星空，背诵各种宗教的美妙教义，复述哲学家高瞻远瞩的宏论；可是，回到日常生活，我们的双脚走不了多远。一箪食，一瓢饮，置身简朴的日子享受高贵的精神——强大的潮流总是把人类冲离这个轨道。无数寓言故事告知，过多的财富肯定是一种灾难；而人类哪一刻真正摆脱了利欲熏心？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颠倒：研制、维护各种军工武器的费用不仅可能超过武力征服所得，而且，某些武器隐含了毁灭一切的能量；尽管如此，哪一个国家愿意放下屠刀，铸剑为犁？所有的事实仿佛都在表明，社会历史既是一个坚固无比的结构，又是时刻可以遭遇的气息。二者之间天衣无缝的结合可以轻易击垮种种至理名言。这才是真正的对手。
再三地提到社会历史的“结构”，并非有意挤压主体空间，而是揭示结构的坚固。据我所知，始终存在强调主体与强调结构两种倾向。前者重视主体意志的能动性，后者重视主体的限制与边界。考察二者的角逐、博弈，我对于主体意志的评估并不乐观。现今，根本改变这个世界比任何时候都要艰巨。资本的逻辑或者竞争的丛林法则从来不会把“主体”放在眼里，不论是“主体”的感人热泪、曼妙歌声还是无尽的哀思。与浪漫主义时代不同，现代主义之后只能谈论一个失意的主体。无望地退出社会历史的结构，所有的期待俱已落空，除了低头俯视主体的内部波澜还能做些什么？当然，这时的主体不可能雄心勃勃地改变什么，独善其身而已。
然而，鲁枢元先生从未放弃主体概念。他对于内心诗意和审美的信任远远超过了我。我曾经将这种信任的来源想象为良好的文学素养、“修身”的传统和敦厚的品行。然而，重读鲁枢元先生的三卷学术文集，我意识到另一个原因：启蒙的勇气。亲历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史的人无不熟知这种品质。即使所有的思想努力都是西绪福斯式的徒劳，内心的火焰依然不灭。不论我们的理论观念可能存在多少差异，这一刻我再次感到，那个熟悉的鲁枢元先生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