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敢于批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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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敢于批评人民

登录张鸣的博客，总是特别慢，那是太多网友们关注的所在——当消费主义正前所未有地凋落着世道人心，让我们对于永恒、对于意义的追求变得麻木时，还好，还有张鸣。 读张鸣先生的文章，有一种特别的痛快——犀利、直接、宏阔且理性，更重要的是，在它们的背后，有一份伤感，一份嘹亮的悲天悯人情怀。毫无疑问，在日渐背向理想主义的时代中，张鸣代表着感动与坚持。 每篇文字下面，是成百上千的网友留言，有人恶骂，有人厌倦，有人荒唐……是啊，少有人会喜欢清醒，仿佛铁屋中的睡者，他们不愿徒增苦痛。 总有一种盲目，铸就了一个民族的悲剧命运，当世世代代在同一条鞭子上行走时，我们学会了怨天尤人，学会了谎言，学会了道德冷漠。可当未来之路看上去无限遥远时，我们又怎能不追问：何去何从？ 张鸣先生的书，今年已出了四本，既有《北洋裂变》式的深邃，又有《中国心绞痛》式的沧桑，更有《无所畏与无所谓》、《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式的沉痛。它们并不精致，但它们却标志着这个时代——我们没有沉沦，我们依然有梦。 人间若有真的声音，则大地上便注定会有新的方向。聆听张鸣先生的话语，仿佛在聆听良知在血脉中呼啸，或者，这就是解决方案吧：心不死，则希望永存。 赛金花是一个谎言 晨报：在您的新作中，对赛金花谎言的解读令人印象深刻，可为何这么多人对此信以为真呢？ 张鸣：身体救国呗。当国家危亡时，大家对男人感到失望，觉得他们没用，便塑造出一个高大的女性形象，希望靠女性的慈悲来拯救众生。这是一种普遍心理，莫泊桑的《羊脂球》讲的也是同样的故事，这其中包含了男人的反思。 晨报：《羊脂球》是小说，可赛金花却被很多人当成史实。 张鸣：赛金花晚年承认了事实真相，有《赛金花本事》可证，其实她吹的牛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推敲，她当年只是和一个低级军官有过来往，据齐如山记载，瓦德西根本就不认识她。但抗战时，一些文人又将赛金花的传说编成了话剧，想以此激发爱国热情，这就给后人以误导。 晨报：这样荒诞的传说，竟被这么多人当成事实，可笑之外，是否也有点可悲？ 张鸣：赛金花是名妓，有炒作自己的欲望，可大家却把她当成传奇，其实有什么可传奇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传奇？ 值得警惕的传奇思维 晨报：您最近访问了台湾，因在微博中写了两条批评意见，似乎遭到很多网友的围攻？ 张鸣：网络上有一些“fans”，他们喜欢的东西，你不能批评。一位网友留言说：“丧失了一次沟通机会，可惜。”他不在现场，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根本就没法讲理，因为倾向性太强，两派之间火药味极浓，只要你说的，就都是错的，霸占讲堂、不让开会、不让投票……而且不认为自己做错了，这就影响了有效问政，这种只认是非不认利害的做法，非常不理智，很容易被操纵。 晨报：出现这种极端情况，是否会令人对民主失去信心？ 张鸣：这是不同层面的问题，议会里打架，但社会很安定，各种矛盾也有解决途径，几乎看不到暴力。民主是一种制度，任何制度都会有代价，舞弊、争吵、欺骗，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看社会成本，民主可以将这些问题控制在某个层级上，虽然议会的事多了，但街头的事少了。民主确实有杂耍化、娱乐化的问题，但至少减少了官民冲突等。 晨报：换言之，对于民主，也应警惕传奇思维，不应将其传奇化？ 张鸣：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信仰，它不能成为终极价值。所有制度都有缺陷，只能说它是比专制更好的一种安排。事实上，把民主当成终极价值是很危险的，这会让人不自觉地去美化这种制度，以为它是万能灵药，一旦出现问题，便感到失望，最终又回到了专制。对于个体而言，制度本身是都有害的，民主只是一种危害比较轻的制度而已。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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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启蒙的年轻人更易受骗
晨报：值得反省的是，为什么在我们总是动不动就走向党同伐异呢？
张鸣：主要是教育不够，缺乏民主素质，很容易受挑拨，特别是这一代年轻人，他们没有经过启蒙教育，很多基本问题没有想清楚，在电影、网络等影响下，他们的个人意识提升了，但没有思考的基础，所以更倾向于去政治化，在思想上飘忽不定，相比之下，他们反而更容易被愚弄。很多年轻人精神有追求，但遵循的却是专制主义的思想方式，比如用道德优势来压人等，这说明，他们并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晨报：从某种意义上看，年轻人需要得到专家们的帮助，但问题是现在大家都不相信专家，客观上造成了“懂行的不说话，说话的不懂行”的格局，这是为什么？
张鸣：这是因为一些专家在利益的诱惑下，昧着良心胡说八道；此外我们还有一些专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从哲学到转基因，什么都要发表意见；再加上一些部门有意识地利用专家为自己的无耻行为辩护，导致专家信用集体破产，真遇到问题时，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谁说话谁挨骂。事实上，社会需要专家，因为有的东西我们不懂，也不需要懂。专家失效的局面，确实很荒唐，但这也是那些专家为了一点小钱而卖身的必然结果。
警惕被概念误导
晨报：今天青年个人意识更强了，可体现在话语中，依然以“人民”为主，这不很奇怪吗？
张鸣：中国文化历来主张“民贵”，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把人民神圣化了。但没有将人的概念从人民中剥离出来，没有人，人民就是空的，谁是人民？人民在哪儿？谁能代言人民？这样空洞的概念，很容易被操纵。我们常说“民意不可违”，这就假设了一个前提：人民永远正确。但人民就不会犯错误吗？从历史上看，人民经常会犯错误，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敢于批评人民。政府不可以批评人民，但知识分子应该批评人民。
晨报：这是否意味着， 启蒙的工作仍任重道远？
张鸣：是的。用“人民”取代人，人往往被同质化，社会也往往被同质化，这就会让社会失去活力。彼此都一样、完全同质的人，就会失去人性，这其实是很可怕的。必须予以警惕，因为概念会利用群众的力量，对个体产生绑架效应，而个体无力反抗，即使他意识到危险，也无能为力，这样在面对重大危机时，就很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走向未来靠社会
晨报：如何才能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呢？
张鸣：关键在中间层，我们的中间层发育不足，在一个阶段，国家甚至消灭了社会，这些年社会有了一定成长，但还很弱，这样既失去了制衡力量，又少了缓冲剂，在这样的局面下，对决策者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只是拖一天是一天，就很不利于转型，这种不安全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足协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那么大的产业，对于腐败者来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应保护好它才对，毕竟这是摇钱树，可他们居然就砍了卖木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呢？其实坏人也有理性，但制度安排决定了你没有安全感，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那么，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只能这么干。
晨报：面对无限可能的未来，您觉得希望何在？
张鸣：集权的包袱重，决定了它转型难、风险大，但反正要做，做才有希望。人总是向上的，总是会追求理性的，也许明白人多了，情况就会改变。至少在网络上，网民们已有了很大的进步，戾气少了，过去很多人上来就乱骂一气，现在大家多少还是能听进去你的意见的，这体现了一种希望。
陈辉/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