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写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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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当先锋已成往事

我认识到有两个不同敌人，一个是外部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敌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像一头野兽一样蛰伏在我们心里的敌人。实际上，外部的敌人只有通过内心的敌人才会起作用，如果你内心足够强大不恐惧，那么外部的敌人也就不成其为敌人。 记者/何映宇 江南春已尽，山河入梦轻。这一部大书，“人面桃花”三部曲，洋洋近百万言，从清末一直写到21世纪。百年干戈射雕处，千里暮云一线平，这样的气度，疏可走马，细不透风，真是胸中自有千军万马，道尽世态人情。自第一部《人面桃花》出版之后，读者就在猜测，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这个百年家族的故事？ 真相就要大白。8月19日的下午，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先锋小说家格非携历时7年完成的“人面桃花”三部曲终曲《春尽江南》亮相2011上海书展。素雅的封面上，只有一杆断竹和一根丝瓜一样的藤蔓，和格非本人一样低调。 还记得，2001年的年初，华东师范大学的那一个寒夜，他上完在华东师大的最后一堂课，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出校园。现在的他，自行车已经变成了自驾车，黑发，也变成了白发，只是知识分子写作的立场从未改变。名利，他从不看重，辞去系主任的工作，只为能更好地写作:“管教学的副系主任我做了六七年之后就不做了，很累，我做系主任也有一年多，尤其做了系主任之后，压力大到想要把自己消灭掉一样。于是2007年我断然辞职，因为它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和写作。”辞系主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完成这部他最为看重的大部头著作——“人面桃花”三部曲。千禧年之后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为他赢得了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这部野心勃勃的作品试图重新勾勒和描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百年变迁，耗尽了他7年的心血。格非这个名字，已经被写入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自从1987年，他的代表作《迷舟》在《收获》上发表之后，格非就和余华、苏童、北村、孙甘露等人一起，成为先锋文学的中坚力量。《迷舟》之后，《青黄》、《风琴》、《唿哨》、《傻瓜的诗篇》、《欲望的气质》……他的小说，总像谜一样让人捉摸不透。网友们戏称他为“中神通”，他的功夫未必就超过东邪余华南帝苏童，但是他身上的隐逸范儿却与全真教的始祖多少有那么点神似。 他不常出现在镜头面前，小说也从未被改编成影视剧，他本人呢，现在拒绝担任编剧，神龙见首不见尾，写《人面桃花》的时候，他甚至直接躲到了意大利的一家修道院里，潜心于花家舍那个神秘世界的构筑。 当先锋已成往事，他的小说，也变得更为冷静、节制和内敛，恰如《春尽江南》，打的就一手好太极，需要更多的耐心，去体味人性的善恶和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挣扎与个人的无奈。 先锋小说:形式的探索 新民周刊:《追忆乌攸先生》是你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是不是 已经对“追忆”、“空无”这样的主题感兴趣了？ 格非:是的，那个年代的我们会对神秘的事物感兴趣，对未知世界、对人的生命有很多的想法，感觉到世界的浩瀚和时间的无穷。这些方面确实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的。所以当时写《追忆乌攸先生》的时候，不免这些方面的问题想得多一点。 新民周刊:《褐色鸟群》对小说的形式与结构做出了有力的探索，你觉得小说中的时间是否是让小说中的时空发生扭曲的关键性因素？ 格非:对，《迷舟》和《褐色鸟群》这样的作品，主题都是一样的，都是对不可知的命运和时间的思考。当时的社会，经历过极端的封闭，一下子对外开放，西方思潮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我会觉得自己了解的东西很少很少，而外面的世界又无比巨大和宽阔。当然也是受到一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影响，我对这些作品产生了比较亲切的认同感。我个人觉得《迷舟》和《褐色鸟群》都是这样，只不过《褐色鸟群》更形式化一些，或者说更哲学化一些；《迷舟》呢，我希望通过一个传统的有头有尾的故事来表达我对时间的思考。这一直也是我希望探索的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把小说写得更为玄虚，另一方面就是能把故事讲得更好。 新民周刊:《迷舟》故事的时间在七天中展开，“七天”这个时间和《圣经·创世记》有没有关系呢？ 格非:对“七”个这个数字你可以有很多的联想。比如一周七天，它当然跟基督教的文化、希伯来的文化都有关系，但是它跟中国也有关系。对于中国来说，“七”同样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比如人死了之后要讲“头七”，这是中国人的观念。当然，最终在小说中，我主要的考虑还是如何根据小说的安排来设计时间。三天的话，故事还来不及展开，十天的话又太多，一篇一万六千字的短篇小说，时间的跨度上来讲，我觉得七天可能比较合适。 新民周刊:《敌人》是中国先锋小说的第一部长篇，《敌人》的核心情节是父亲杀子，你和苏童、余华、北村这一批的作家，在小说中常常会显露出一种弑父弑子的情结，这种冷酷的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 格非:《敌人》的情节设置恐怕和我对文化的思考有一些关系，或者说跟我在8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有关——虽然现在我不一定会这么看。那时我的想法比较单纯。我认识到有两个不同敌人，一个是外部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敌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像一头野兽一样蛰伏在我们心里的敌人。实际上，外部的敌人只有通过内心的敌人才会起作用，如果你内心足够强大不恐惧，那么外部的敌人也就不成其为敌人。我想这种恐惧感和我们的童年记忆有密切关联。我们的童年，是文革，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屏障，暴力和你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我不相信文学性的历史存在” 新民周刊:为什么要写“人面桃花”三部曲？《春尽江南》是“人面桃花”的最后一部，三部曲的时间跨度近百年，你又如何看待文学与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 格非:写三部曲是年轻的时候的想法。如果今天再让我来选择的话，我恐怕不会这样选择了。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有了一个意图之后，你要把这个意图掐灭掉是很难的。你会觉得很别扭，总觉得有一桩心事没有了却。 其实写的时候我已经做了非常大的调整，我原来的构思和我今天拿来面对读者的长篇小说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人面桃花》原来是一个地方志的结构，我特别着迷的结构，但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 我需要一个历史的脉络，但是如何来处理历史，我有很多的矛盾。一方面我不太相信文学是一种可以完全做到客观表达的历史，做到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去投射”。我不相信有这样的文学性的历史存在，我对再现和复述历史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同时我又感觉到(这是特别矛盾的地方)，必须对历史大致的脉络有所了解，你不能完全把历史作为“六经注我”的工具，这也不是我的追求。在这种矛盾之下我开始写“人面桃花”三部曲。这三部曲里面有一点历史的影子，但又希望它能和我对生命的理解直接挂起钩来。所以恐怕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妥协也挺好，我没能超越那种妥协，有的时候一个作家的想法太直接了太清晰了反而不好。 新民周刊:80年代你的写作以先锋著称，写了很多实验性的作品，到了90年代之后，你写的短篇小说像《紫竹院的约会》、《打秋千》和早期作品比起来更为内敛和冷静，这一部《春尽江南》，同样如此，是不是想对文字的准确、故事的准确、叙事的准确有更强的把握？ 格非:你说得对，我觉得我的早期探索特别芜杂。当然像《迷舟》这样的小说我认为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褐色鸟群》就比较芜杂，《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也是如此，你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不够精粹。90年以后，我特别有意识地想把我要表达的东西能够确定，能够更加准确有力，当时确实是希望做一点新的探索新的变化。 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认同某种东西，比如西方的价值系统，你当然会觉得它好，你也不了解，一头扎进去。知识界也一样，有很多朋友，有很多我所尊敬的人，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后我发现，能够让我过去尊敬现在还尊敬的人恐怕不多了，虽然他们也会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跟我看人的变化有关系，不会那么轻信，不会那么盲目。当然社会经验丰富了，对人的看法也逐渐全面。▲

文章来源: 文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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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文学其实很诡异

在清华大学文学系教文学理论的“业余作家”格非近日带着他的最新作品《春尽江南》亮相上海书展，这是他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这三部曲的终结。虽然这三部曲的构思在格非心里已经早有构架，但格非坦言，自己无法全职写作，所以用了10年之久，才完成了这第三部作品。     如今像格非这样的“业余作家”并不多，大部分的作家依然是全职写作，因此就势必会考虑到书籍的销售数字和读者的认可，对此，格非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文学有时候是诡异的，不可知的，很多书在最开始并不流行，之后却能在时间中留下来，很多作品也不是作家你希望它受到认可就能受到认可的。     记者：您的这三部曲，前两部都是民国时期，第三部跳跃挺大。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写现代的故事了？     格非：第一部是民国，第二部是50年代，第三部就是现在的故事。这个构思其实早就已经形成了。     记者：您在书里也讨论了诗歌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您赞成不赞成现在的梨花体啊、羊羔体啊、甚至网络兴起的淘宝体各种诗歌越来越热，形式越来越多样？     格非：坦率讲，我跟很多当代的优秀诗人都是好朋友。但是确实不是特别了解现在羊羔体等等比较热门的类型。     但从公众角度来说，诗歌的重要性在降低。我想表达的就是，在现在这个状况，诗歌很重要。我的小说把诗人作为主人公，是因为诗人很敏感，在社会生活中，他们特别敏锐，能够感受和观察到更加细致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重新恢复文学的力量，我个人向诗歌表达敬意。     记者：您关注不关注现在很热的文化热点——茅盾文学奖？或者其他文学奖项？     格非：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关注奖项，任何奖项都不是特别关注。作家不应该为了某个奖项而写作，当然获得奖项的肯定也不是坏事。作家的任务就是写出好作品，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获得的评价，应该尽可能不要关心。     记者：您关不关心自己书籍的销售数字？     格非：作家当然希望别人来阅读，任何一个作家都不例外，都希望获得认同，写作动机就是获得读者的认同。其实自己并不是很关心数量，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它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来，书也有自己的命运。这个不是你想让它不朽，就能做到的。     记者：您似乎提到说，不大支持作家高产，是这样吗？     格非：当然我不是说不同意作家高产，只是我个人做不到高产。文学史上当然也有高产的伟大作家。只是自己没有办法不停地写作，我是每次写作之前都要做很多的积累才行。     记者：网络影响了出版行业，那么应该如何来应对这样的状况？     格非：像你所说的，现在的传播途径完全不同了，如果作品完全没有人知道的话，他的写作、读者的认同方面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文学作品这种东西很诡异，有些作品刚出来，并没有很多人喜欢，但却能在时间中保留下来。     面对这样的环境，有一种意见就是作家应该积极地去利用，我个人对这个是表示怀疑的，不是你要它传播得广，作品就经典，文学是诡异的，不可知的。     作家应该按照福克纳的说法——作家写作就应该面对桌子上的稿纸，面对心目中的理想和愿望来创作。有多少人来看，传播的过程，考虑也没有用。     记者：您现在在读什么书？有什么推荐给读者吗？     格非：我现在的枕边书是《淮南子》和《金刚经》，很早就想认真看了。但是这个好像推荐给读者又没必要，这只是我的喜好而已。记者 宋波鸿

文章来源: 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