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永刚:这个时代最需要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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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永刚:这个时代最需要常识

师永刚 现为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执行主编，作家，图书策划人，媒体研究人。内地画传热潮的策划与发起者。 从军十五年，写书十年。经历过边塞戈壁的苍凉，也经历过现代都市的繁华，师永刚的目光最终看向了历史，他说：“我们的历史，有太多的观点，有太多的解读，而少了历史本身。只有把人物和事件放回到历史本身的原点，或许才能真正见到历史的本来。” 所以，在这个意见纷繁的年代，师永刚不愿意通过他的书去表达什么，他说：“今天的人们，最需要的是常识，还原历史的真实形态，比表达一个观点更加重要。” 为了写诗去当兵 在师永刚的履历中，最早的经历是从军十五年。 师永刚说：“我当兵，是因为诗。我很喜欢诗，特别是边塞诗。上学时我学习不好，各门功课都不及格，唯独喜欢诗。” 为了亲眼目睹诗里所描述的边塞的苍凉和恢弘，师永刚选择了去西北当兵，他说：“我当兵的地方是甘肃的武威，也就是古凉州的所在地，无数的诗篇曾描写过这里，我有幸能够在这个诗人们留下足迹和诗篇的地方当兵，遥望先贤的风采。” 当兵十五年，师永刚走遍了边防古迹，写诗之余，也写小说，他的《最后的骑兵》正是在这里完成的，出版后一鸣惊人，曾风行一时。师永刚说：“我在部队也是做新闻工作，工作之外还是名诗人，后来又转型成了作家。西北的经历，给我的积淀至今让我受益。” 不过，受益之外，也有单调，然而，师永刚是一个不愿意重复自己的人，他说：“当兵十五年，感觉也就是一天，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可以说完，难道我一辈子就这样？我要投入到另一种生活中去，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让我渴望去经历。” 把历史放回原点 所以，当机会来临时，师永刚离开了边塞军旅，转入到另外一种充满精彩的生活中。 师永刚说：“剧烈的转变有两次，第一次是1999年到香港，进入《凤凰周刊》，离开了我生活十五年的地方。第二次是2001年，出版《宋美龄画传》，从这个时候起，我的兴趣开始转向研究中国100年来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十年间，从宋美龄到蒋介石，从三毛到邓丽君，都成了他所研究的对象。师永刚把他们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视角，新的阅读方式，他说：“我一直觉得，中国需要有另外一种视角的历史书。我们原本的关于历史的书籍，其中有太多时代的痕迹，它们多是和当时特殊的价值观相联系，时效性不长，往往是在一个时期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加入了太多特殊时代的色彩。” 师永刚觉得应该重新审视历史，他说：“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使我们能够对历史进行一个基本的思考，把历史重新放回到历史的原点。” 可能正是如此，他的书总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师永刚说：“我不太喜欢跟社会的热点，而是做一些冷点。并且我做的人物、事件以前都有无数的书籍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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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需要意见领袖
师永刚把他的书分为三种，第一，人物画传，如《宋美龄画传》；第二，革命说明书，如《雷锋1940-1962》；第三，尝试性作品，如《中国时代》等。他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尽量减少时代的特征、个人的意见，把历史还原成最初的景象。”
在这个观点流行的时代，师永刚似乎有些另类，不过他有自己的坚持，他说：“在今天有太多的意见领袖，这本是好事，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意见。然而过犹不及，意见在表达时常变成口水之争，太多的意见不过是过眼烟云，今天可能看起来不错，但是却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时效太短。”
在师永刚看来，这不仅仅是今天才有的，而是100年来时代变化和价值观转移带来的副作用，他说：“100多年来，国人对于历史，一直都没有形成一种共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观。我特别喜欢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把历史放在历史中，而不是用来解读现代，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了解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些事为什么会发生。”
所以，师永刚觉得，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常识，而不是观点。他说：“我们做的书，可能看起来更像是资料文献，但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很多时期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当时看觉得很好，但放到100年后再看，其实和历史本身是不匹配的。所以，倘若能够拓展对于历史认识的宽度，那么对历史宽容度自然也会越来越大。”
仅有热情还不够
师永刚的书中，大部分都是图片，这和这个时代阅读方式有关。
他说：“我们的出版业，一直都非常传统，一个封面，加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千年不变。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如今电视、电影、网络，各种娱乐方式占据了太多的时间，留给阅读的时间太少了，一部三十万字的书，能静下心来读完的人很少。更多的时候，视觉化的阅读占据主流，比如一本很厚的杂志，可能一个人10分钟就翻完了，我把它叫做翻阅时代。”
所以，在师永刚的书中，图片总是比文字多，然而，作为历史书籍的编著，这些图片也给他带来很多的困难。
他说：“近代史不像古代史，很多资料都是有版权的，特别是图片，大多数都要自己去搜集，去珍藏者手中购买，一幅图片3000到5000元人民币，如果是在外国，需要美元结算，一幅500到1000美元很正常。”
收集难、费用高，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常常会出现误解，比如今年，师永刚连续出版了两本三毛的书《三毛1943-1991》和《三毛台北地图》，引来三毛家人的不满。师永刚说：“这两本书的版权问题，是六年前的事情，这中间有诸多误解，现在仍在沟通之中。”
这也让师永刚明白，有时候，仅仅靠热情、默契和语言远远不够，如同历史一般，做历史的人，同样需要严谨，以防伤害到别人，也伤害到自己。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