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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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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8 14:46:1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十问王蒙


作者:舒晋瑜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浏览:2318 次



 
  对于回忆,王蒙有一句很精辟的话:“老想着过去的人是傻子,不想过去的人没良心。”今年上半年,他先后出版了《王蒙自传》(第1部)、《苏联祭》,前者因为200万元的稿酬被炒得沸沸扬扬,而后者,因为写对苏联的回顾,唤起了一代人的记忆。

  “越是微妙的、困难的话题,我越想尝试。”王蒙说,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他在出访越南时,曾经讲到自己对苏联的感情:“苏联是我的初恋,情人死了,我要写一部作品纪念她。”

  今年是“俄罗斯年”,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俄罗斯又是主宾国。即便不如此,我们也希望了解《苏联祭》在俄罗斯的情况,更希望了解王蒙对于图书出版走出国门的诸多想法。王蒙说,如同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老谈论延安时期、文革时期的事情,《苏联祭》在俄罗斯遭遇的眼光大概也是这样的。写这部作品只是表达一种愿望,希望好好地珍惜中俄友谊。

  读书报:您的作品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意等二十余种文字出版,它们多是通过什么渠道被国外读者熟悉?有没有人专门研究或翻译您的作品?哪部作品被翻译的最多?

  王蒙:首推《活动变人形》,译成意、俄、德、日、韩、英等文字出版。《蝴蝶》、《夜的眼》也有德、法、俄、英、日等译本。

  德国的顾彬曾经在1985年在西柏林主持过王某作品的国际研讨会,法国的傅玉霜、俄国的华克生与托洛甫采夫、意大利的费龙佐、韩国的金良守、墨西哥的白佩兰、日本的林芳等都下了很大功夫介绍我的作品给本国读者。

  读书报:您还记得当初拿到第一个外文译本时的情形吗?

  王蒙:1981年日本大阪的相浦杲先生给我寄来了他翻译的《蝴蝶》,我很高兴,我当然希望有外国的读者与我分享感受与心思,分享自己的劳动。更早,则有50代对于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与《冬雨》的翻译。

  读书报:就中国作家的现状而言,很少有人像您这样年过七旬仍然精力旺盛地从事创作,而且几乎每部作品出版都能叫好叫座。这是否与您的心态有关?

  王蒙:谢谢,过奖了。写作需要潜心,潜心才能写作。

  读书报:由于具有“永无休止的探索欲求和永不衰竭的创造力,以及永不疲倦的理想主义激情”,您在2004年获得终身成就奖,之后这两年我们再次频繁地读到您的大作,但是偶尔也听到一些负面的说法,比如有人说这是您为争做作协主席的加分动作,您怎么看?

  王蒙:不值一驳,事实已经说明还将继续说明。作家能够说话只有靠作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出丑的是谁呢?而且,一个老练的经验证明,真盯着一个什么“官衔”,最好的办法是暂且什么都不要写,七十多了还不懂这个吗?

  读书报:您曾经说过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自杀的人太少。如何解释?

  王蒙:纯粹胡说八道。我引用并嘲笑过这样的说法,我奉劝同行们即使当不上大师也不要自杀,却传成了反面,网上的报道,你能信吗?太堕落了。

  读书报:两年前您说“目前中国缺乏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不一定在当年成就最大,但代表了瑞典皇家学院大部分专家所肯定的世界文学走向。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作家很难获奖”。现在看这一评价是否有所改变?

  王蒙:以上说法并非我的原话,也不代表我的意思。

  读书报:有人说,在世界文学地图上,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几乎是没有位置的。您是否也这样认为呢?现在来看,中国文学缺乏大家,缺乏好作品,您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学是发展了,还是退步了?

  王蒙:不。至少在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

  十年后再看比现在就说好。但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的经验证明,文学成就与该国该地区的商品流通体制关系很小。托尔斯泰也好,曹雪芹也好,海明威也好,他们的成就与他们所处的经济运行方式有多大关系?

  读书报:您曾经获得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作学会和平与文化奖,是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又访问过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讲学、研究与文化交流活动,这种广泛的交流,对于写作而言有何帮助?

  王蒙:我还获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荣誉博士学位。拓宽眼界,而不是鼠目寸光,当然极其重要。

  读书报:您了解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的出版情况吗?您能否对中国作品如何更多地走向国外提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王蒙:只能依靠作家,依靠出版工作者,还要逐步培育中国当代文学书籍的经纪人,像冯骥才、舒婷、张洁、王安忆、张贤亮、铁凝、韩少功、张抗抗、张辛欣、陆文夫、史铁生、张炜、苏童、残雪、余华等的作品,都已有了国外的影响,他们的经验值得注意。反正不通过市场,作品是不会进入外国的千家万户的。

  读书报:今年是“俄罗斯年”,俄罗斯又是今年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苏联祭》的出版,是否有过这方面的考虑?

  王蒙:我从不为书籍以外的活动而写或编什么书,但是《苏联祭》赶上了俄罗斯年,它反映了中俄的许多交往、密切关系与相互影响,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对于苏联的存在与不再存在,中国的作者不说点什么吗?不留下点什么吗?而且,我要说的是再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够出这样的书了。一位曾在高位工作过的老友告诉我,他读这本书的时候落下了眼泪。在外国包括在俄国的反应我还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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