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如何叙述新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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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如何叙述新中国的历史

《共和国往事》与《生死疲劳》对读 　　一 小说如何面对共和国的历史 　　建国已六十多年波澜壮阔，共和国历尽千辛万苦，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有官史以及官方文件，比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各个阶段以及诸多重大问题均有定位与说法。这段历史不可避免地进入小说，当小说面对这段历史时，应该如何叙述？存在很多种可能性。小说对这段历史叙述的最终风貌与很多问题有关，关键之处大体有三：一、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二、官方的理解，三、载体小说本身观念的变化。 　　作者决定了小说的品质，作者的境界、见识、立场等就决定了小说风貌，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小说。文字本身固然有其传统和历史，但亦须作者本人能够感受到才行，否则终是误打误撞。“作者死了”若理解为“毋我”，即作者不断突破原有格局，不再斤斤局限于自我，那么才有其意义。所以艾略特才写《传统与个人才能》，最大的“个人才能”即是理解并进入传统，否则“我”终究有限。 　　作者本人对历史的理解其实受制于官方的理解，作者之外尚有作者的作者，除非作者更上一层楼，能达到作者的作者的作者的层次，那么他将跳出这个范围。官方对一段历史定位有其意义，若没有统一的说法，思想会混乱面对已有说法的历史，大体上有几种选择：或者置官方的定位于不顾，另起炉灶；或者完全按照定位去写，不敢越雷池一步；或者折衷一下，既照顾官方的历史，也考虑自己的感受与理解。如果走折衷之路，一旦你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与官方理解不尽相符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写，何去何从。一旦写这段历史，小说家不可避免地就碰到这个问题。小说家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到小说的风貌。 　　小说本身也会对叙述风貌产生影响，小说的观念决定了小说的形态。《汉书?艺文志》对小说有一个定位：“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晚清之际小说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①，此后小说观念几乎焕然一新。该文题目已标明，其中心问题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何为群治？在当时梁启超的观念中，群治与国治基本上同义。群治亦与“新民”有关，1902年梁启超之“新民”即是使民成为国民。康有为倚重小说，但未将小说与建构民族国家连在一起。梁启超则将小说与国民联系在一起，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要承担建构民族国家的责任。建构民族国家是其时最为中心的任务，故小说亦成为“文学之最上乘”。 　　梁启超尚亲自动手写了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也是叙述“新中国”的历史。只是梁启超是想象，他想象“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祝典之日”，诸国来朝，其时孔觉民老先生登台讲演，讲述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梁启超将“希望”从潘多拉的盒子中释放出来，将未来的新中国写出，将未来拉进当下。梁启超如何叙述“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他写大场面，叙述大历史，他直接写国家，写这个“新中国”如何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建成。在梁启超那里小说已然成为大说，小说成为那一个时代的公共体裁。可是一旦小说回落到其本意，回到“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叙述历史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直接写国家的小说会减少，往往不再直接叙述总体的历史，而是以小见大，以家喻国。下文要讨论的周梅森《共和国往事》与莫言的《生死疲劳》均是以家写国，此一时彼一时，因为小说观念又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承担建构民族国家的大任，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小说又回到了其本意——“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二 行走在刀刃之上 　　周梅森著作颇丰，现有煌煌十二大卷文集行世。周梅森擅长写主旋律作品，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他曾写过一部小说《共和国往事》，叙述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写主旋律小说，须处理好上文说到的一对关系，即作者本人对历史的理解与官方的定位。二者之间的张力，在周梅森的《共和国往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挣扎，如何纠结，如何小心翼翼，如何矛盾重重。 　　《共和国往事》真是一部大书，六百多页，约三十万字。气魄宏大，欲为共和国五十年立传。小说未避重就轻，立足于现实，亦指向政治。周梅森擅长写“高潮”，往往略顾小说开始和发展，就直奔高潮。写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国殇》，几乎集中于事件的高潮。二十二军生死攸关，成毁系于一旦，外有敌患，内有纷争。新旧军长交替，权力频频更迭，自然矛盾重重。周梅森将其写得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写于1998年的《中国制造》亦有《国殇》的影子，虽是长篇，实只有高潮。作者选择平阳市新旧班子交替之时展开，新旧需要磨合，磨合期自然有矛盾、误会甚至冲突。又是一个大市，除此之外尚千头万绪。又有天灾人祸。矛盾纷繁复杂，冲突接踵而至。短短十几天，故事一直紧张，人物一直亢奋。这部小说有戏剧之风，只是将“三一律”拉长为十几天。《共和国往事》则比较平和，平铺直叙，自1949年起，至1999年终，这是历史的写法。小说以家庭为主线，写了一个家庭，两代党员在共和国背景下的变迁。家国息息相关，家的变迁即可见出国的变迁，家的往事即可见出共和国的往事。 　　一言“共和国往事”，则会涉及历史解释权的问题。王权对历史的解释自有说法，且会将其推行于天下，形成主导。共和国史自有模式，以小说写共和国史亦有样板，建国后显赫一时的诸多文学即是。王权会形成诸多禁忌，禁忌则意味着此路不通，或者请循既成之路。关于共和国五十年的诸多事件，国内海外有大量作品行世，但均不能通行。周梅森在共和国五十周年之时，写《共和国往事》意义何在？他如何去写共和国五十年的“往事”？这些都是问题。 　　周梅森生于1956年，只经历过共和国的部分，因此对“共和国往事”的记录则多源于想象。想象有所从来；如何想象亦有规矩。周梅森先生参与了、经历了部分“共和国往事”，故亦可以回忆或者感受。但因为所系甚大，回忆和感受亦不得不有一定规矩和范围。《共和国往事》没有另起炉灶，大体循既成解释而行，周梅森以小说的形式在事后演绎了一番而已。如此说有些过分，周梅森并未完全一边倒，小说中还有挣扎和纠结，但比较微弱。 　　“行走于刀刃之上”不只周梅森面对过，1950—1980年代的许多作家亦面对过，大而言之，一切认真的作家都面对过。若纯粹一边倒，则成应景文学，时过境迁自会堙没。若无视王权，径行己说，则有杀身之祸、牢狱之灾。若徘徊于、矛盾于王权与历史之间，则不得不通过曲曲折折、隐隐约约的方式达意。这种方式会影响到小说的风貌：表面是应景之制，却微言大义或意在言外。此种矛盾，作家本人未必清楚，或许只是有意无意地带出而已，因此作品风貌可能与其意图不一致。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多有可观之处，围绕柳青《创业史》主要人物的争论，原因就在此。比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反面人物“小腿疼”、“吃不饱”最是生动可喜，正面人物则多面目可憎，或呆头呆脑。在《共和国往事》中亦有此种现象。 　　《共和国往事》涉及几个党员：刘存义、刘胜利等。党员形象自有模式，若看电影则可知，基本人同此面，面同此心。刘存义几乎贯穿于整部小说，刘胜利是其女儿，承续后半段故事。先看刘存义，解放前他是团长，为革命奋不顾身，九死一生；解放后甘为“螺丝钉”，那里需要就被安置到哪里，并且安之若命。解放后刘存义因伤被安置于北京某机关工作，他度日如年，因此找到孙立昆要求调动工作，下到基层煤矿。他说：“政委，我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今天你难道不该救我一命吗？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我在机关受罪？人家都说你没人情味，就我不信，我说孙政委最有人情味……”②这段写刘存义与常人思维完全相反：常人走关系、托人情为往高处走，由外面入北京，由基层到机关；刘存义则是往低处走，从北京下到外地，从机关下到基层煤矿，且说这人命关天。后文类似情节比比皆是。刘存义一生没有污点、阴暗、自私，皆是光明正大，正气凛然，大公无私。最终刘存义入矿井救人，被烧伤不治而终。刘存义行为言语确有让人感动之处，但失之于愚，呆板不真实。党员直接联系着马克思主义，但是儒家的影子在其中。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奋不顾身，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皆为儒家核心价值。刘存义完全具备这些品质，但其言行举止、为人处世却与具此品质者相去甚远，风貌和气魄亦不合。但党员必须有这些品质，因此周梅森不得不将这些品质安放在刘存义身上，但刘存义承担不起，于是人物会失之于愚，且不真实。刘存义的子女们各奔前程，与他渐行渐远，唯有“跨世纪”的党员刘胜利承父业，继父志。民在变，党员不变；时代风气在变，党员风貌不变。刘胜利言行举止与刘存义如出一辙，但亦失之于不真实。 　　人物形象上能见出王权的禁忌，刘存义、刘胜利所关甚大，他们是共和国“往事”的主要承载者。但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很暧昧，一方面不吝笔墨地渲染他们的优秀品质，几至煽情的地步；另一方面我们又似乎听到作者在背后偷笑，他自己分明感受到了人物的死板和不真实，却无可奈何。另外故事情节的安排也能见出作者暧昧的态度。刘存义入基层煤矿之后，其工作作风与思维方式亦与战场无异，动辄言“这要是在战场上”如何如何。比如面临煤矿事故，刘存义说：“火场就是战场，国家养兵千日，现在是用兵一时，我这不是和你商量，是向你下命令。”（第398页）建国后诸多事故与战争思维有关，战争是要么死，要么活，要么胜利，要么失败，要么战友，要么敌人，要么此，要么彼，要么是，要么非。政治更为复杂，不能以战争思维处之，否则恶果屋出不穷。不管有意无意，作者刻画的正面人物刘存义让我看到了战争思维的负面影响。另有一处，刘胜利的丈夫钱远发生婚外恋，与周清清同居。责任不仅在钱远，亦在刘胜利。且看钱远的抱怨：“打从你当了大官，特别是当了阳山市市长以后，就整个儿卖给市里了，连家也卖给市里了！我是你的电话接线员、生活服务员、来访接待员。这接待员也越当越窝囊，要照顾好你的客人，你们谈工作又要回避。胜利，你知道么？你们谈工作时，我就像个流浪汉似的在街上四处转！”（第603页）好的政治家应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切问而近思”，作者一再暗示刘胜利与钱远之间会出问题，刘胜利却视而不见。作者对这个人物态度之暧昧于此体现无遗。刘胜利处处避嫌，母亲、妹妹、丈夫等人的要求一概不理，因此亲人多认为其不近人情。作者意在突出其铁面无私，小说却不觉走入另一极端。举贤不避亲，亦不避嫌，避嫌只是因为内中不足。此正表明人物和作者的“内中不足”。 　　反面人物中亦有禁忌，若“大奸大坏”，或“十恶不赦”者亦有固定形象，不能越雷池半步。若只是小奸小坏，凡民莫不有之，则无伤大雅。此种反面人物不是英雄，亦无禁忌，因此多活泼可喜。英雄多是拔高，反面人物不必拔高。英雄多须附会品质，反面人物非但不必附会，且为突出其为反面人物尚须描写其与优秀品质相反或者冲突。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比较明显，正面人物公而忘私，唯有落后分子、反面人物“小腿疼”、“吃不饱”时刻念及私人。“公而忘私”唯圣人或君子可以匹之，民则不能。庄子论民：“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可谓尽之也。若欲改造民心，只能循民理而行，若将民拔高则民不能担当，表现在小说形象中就是不真实。“小腿疼”、“吃不饱”则是真实的民的形象，民历来如此，因此他们是小说中最放光彩的人物。《共和国往事》亦如此。孙成伟贯穿故事始终。解放前他在天津做律师，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且与其干娘牟月雯有染，捧戏子，逛妓院，无恶不作。解放后，孙成伟欲依六叔之势入解放军，终未果。后图谋干娘牟月雯之财与其结婚，又篡改六叔介绍信取得白团长信任，并与白团长狼狈为奸贪赃枉法，事发后入狱。由此观之，此人无行，可以定论。但孙成伟这个形象在小说中最为活泼生动，作者笔涉及此，就会汪洋恣肆，毫无顾忌。又有花桂枝，此人为泼妇，大闹矿厂，并使气打了刘存义。作者安排此人是以下见上，以低见高，为了突出刘存义和孙成蕙的高风亮节，最后借其口说：“刘矿长，成蕙，你们党员干部的觉悟和我们群众就是不一样，我……我花桂枝服了！”她虽昙花一现，却活力四射。《共和国往事》中反面人物生动活泼，足见作者之矛盾和纠结。作者尽管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界定了何为反面人物，何为正面人物，却未赶尽杀绝，反面人物中亦留下了生机。 　　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关涉价值判断，合于主流意识形态者为正面人物，悖者为反面人物。若颠覆二者，则意味着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标准。《共和国往事》则是流露出质疑，但其方式曲折而隐晦。至于周梅森的其他作品，比如《中国制造》，亦是如此。这足见刀刃之难行。作者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精神状态亦可窥见一斑。周梅森的小说，我觉得没有流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庸，但其反思力度亦不大。在王权和历史之间，他的平衡不是太好，但亦不是太坏。 　　三 满纸荒唐言？ 　　中国当代作家当中，从1980年代一直写到现在，且时有佳构者为数不多，但莫言是其中之一。《生死疲劳》出版于2006年，也写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 　　《生死疲劳》小说形式一变，中国、西方、古典、现代集于一身。小说成了大杂烩：章回小说体，现代白话文，六道轮回，复调叙述，元小说等等。《生死疲劳》体例和形式诚然一变，但形式何以如此？莫言只是形式创新抑或别有怀抱？ 　　《生死疲劳》从“1950年1月1日讲起”，直至新世纪，前后算来共有五十年。1950年是一个关键时间，若以1949年为新旧之界，1950则是处于新旧之交。周梅森《共和国往事》，写共和国五十年风风雨雨。两位作家处理同一段时间，方式截然不同。莫言将小说名为《生死疲劳》，典出《八大人觉经》；周梅森宏大叙事，直接命名为《共和国往事》。 　　要叙述这五十年的历史很困难，其中处处禁忌。莫言《生死疲劳》中这种心理亦存在，但很轻微，故莫言放得开，小说依旧狂放，无拘无束，野性十足。 　　《共和国往事》似历史，《生死疲劳》是典型的小说。撇开西方小说概念不谈，中国小说家出于“稗官”，是野史。正史事关重大，马虎不得，且唯史官有资格作史。孔子作《春秋》后言，知我，罪我皆在《春秋》。孟子言“春秋王者之事也”，孔子“素王”与现实中的王，二者有冲突。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仪之大经”，礼是对王权的限制。《春秋》与王权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完全依附于王权，唯其是瞻者有之，古文经学之兴与流行，于此有关；置王权不理，则有性命之虞或灭顶之灾。近代小说大兴，与经学逐渐沦为“统治者的工具”有关。刘向《汉书?艺文志》，小说排在“十家”，虽不为重视，然亦不可去。不为重视，即意味着被化为统治工具的程度轻，污染亦浅，于是学人纷纷从小说中寻找资源。康有为尚从今文经学入手从政，梁启超则倡小说，鲁迅等和之，小说大兴。以历史面貌出现的《共和国往事》必然矛盾重重：既想发言，又吞吞吐吐。稗官则不同，稗官采风于民间。民间所作，“刍荛狂夫之议也”，其间“或一言可采”而已。《艺文志》未谈言者如何，但《诗大序》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小说禁忌较少。小说污染较轻，禁忌又少，故政治容易隐藏在小说之中，借小说发之。理解20世纪思想史，应该理解小说。 　　无论历史或小说，与政治均有千丝万缕之联系，所谓“纯文学”之谈自欺欺人而已。我们必须在政治和小说关系这个前提之下阅读《生死疲劳》。作者以小说的形式反思历史，这就涉及了政治。政治的禁忌无论何时都存在，如何避开禁忌，又可以有所反思，这是所有作家都得面对的问题。莫言的策略是去政治化，将政治隐藏到小说之中，于是刻意强调《生死疲劳》是小说，刻意突出小说的诸多技巧。 　　在讲述1958年时，叙述者忍不住跳出来说：“作为一头驴，一个单干户饲养的驴，在1958年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有一些颇为传奇的经历，这里我想说的，也是你想听的吧？我们尽量地不谈政治，但假如我还是涉及到了政治，那就请你原谅。”③上下文均以“我”叙述，突兀地出现一个“我们”，“我们”指谁？叙述者们抑或叙述者和读者？若指叙述者们，这则是几个叙述者（西门闹、驴子、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莫言）不言而喻达成的共识：“不谈政治”。若指叙述者和读者，则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共识，如同当年北京茶馆中贴着的“莫谈国事”。抑或谈到政治，“我”就会胆怯，须将“我”藏在“我们”之中，于是横生一个“我们”。无论如何，这个“我们”很奇怪。“尽量不谈政治”，因知政治的禁忌；“假如我还是涉及到了政治”，因为不可能不谈及政治，甚至大而言之《生死疲劳》本身就涉及政治。莫言的这篇小说可以在“尽量不谈政治”和“假如我还是涉及到了政治”，二者之间的张力中得到理解。“尽量不谈政治”则会处处回避政治，或者有所隐藏；政治回避不掉，躲藏就是显现。 　　《生死疲劳》是对共和国五十年的记录，记录其实就是阐释，阐释即会涉及阐释权和阐释方式的冲突。但《生死疲劳》是小说，小说而已。尤其“纯文学”说法日益深入人心之后，文学似乎只关乎审美，于是文学更是撇清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于是政治可以隐藏到小说中。小说多荒诞不经，谈狐说鬼，为了强调《生死疲劳》只是“荒唐言”，于是六道轮回来了，魔幻现实来了，想象来了，奇闻异事来了等等。西门闹托生成驴子、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阴阳不隔，西门闹游走到阴阳两界，见阎王，见众生；人畜不分，人化为畜，畜化为人。为了强调这只是小说，于是各种小说技巧玩遍：复调叙述，元小说，章回体小说的标题等等。《生死疲劳》的“荒唐言”和小说技巧非常突出，我觉得在政治和小说关系的基础上方能理解作者用心之良苦。 　　按一般理解，政治是天下大事，但是《生死疲劳》只是写一个家族的变迁史。以西门闹为起始，中间千头万绪，人事纷纭，但都与西门家有关。西门闹身后，托生的驴、牛、猪、狗，猴，西门闹的妻妾们，西门闹的儿子们，西门闹的孙子们分别登上历史的舞台。巴金将《激流》改名为《家》，并将故事限定在高家内部，于是这部小说得以流传。巴金不能直接批评国民党政府，于是将小说降格到家庭，骂自己的爷爷。这即是巴金的隐藏，读者对这个隐喻都心领神会，于是这部小说往往被解释为“反封建”等主题，很少就事论事。政治是天下大事，“小说”（“说”作动词）家庭，总与政治无涉吧。《生死疲劳》即是如此，只写家族内部成员几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恩怨、纠纷等。周梅森的《共和国往事》亦是落实于家庭，以家喻国。家国息息相关，《大学》有对个人、家、国和天下关系的系统论述。《大学》又言“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故汉语国家、家国联用。《共和国往事》是放射型的，因为意本来就不在家中，于是家丁兴旺，前仆后继。《生死疲劳》则是收缩型，虽然意不在家中，但是需要收缩到家中，于是西门闹的子孙们好戏不断，但终于纷纷死去，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共和国往事》和《生死疲劳》中的家，其实都是背景，前景是国。《共和国往事》唯恐人不知其意在国，于是大肆扩展，由家入国；《生死疲劳》唯恐人知其意在国，于是尽量宣扬家本身，将家庭故事演绎得热热闹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来源: 上海文化 | 来源日期：201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