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春：青年鲁迅的读书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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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春：青年鲁迅的读书求学

凡是喜欢读书的人，对于那些读书特能读的人，也就是那些已经成名的名家大家，总喜欢知道他们读过了些什么书，并且，无论中西，还有让他们为我们开列书单的习惯，一方面似乎我们可以更深刻地去了解他，通过他知识的来源而探究他思想的根底，同时，如果我们欣赏这位开列书单的名家或硕学，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目的，希望能够有所启迪，也就是说跟着他们读他们喜欢的书籍，通过这些研习，成为我们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并且，有些已经成名成家的人，抱着嘉勉后学的良苦用心，对于开列书单这种事，也是乐此不疲，比如说晚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民国时期梁启超朱自清朱光潜这样的学者教授，就专门写过一些比如《经典杂谈》或者《谈读书》这样的文章，以飨后进，并在有人所谓“专为中学生写作”的揶揄下，“暴得大名”，在那个读书风气相对浓厚的时代，影响深远，直到现在，还被很多喜欢或者研究民国文化史的人津津乐道。 　　但我喜欢的梁遇春先生，对于这种风气，却又有很多腹诽，并见诸他那篇我很喜欢的《“还我头来”及其他》的文章。并且，梁遇春虽然面相斯文，骨子柔和，文章优雅，有时也是一个不喜欢买权威帐的兀傲之士。所以，在这篇皮里阳秋的文章中，跟着当时有名的两位师长胡适与梁启超，开起了善意的玩笑，因为虽说他也读了不少古书，但却不喜欢做“古人的鹦鹉”。 　　“回想二三十年前英国也有这种开书单的风气。但是Lord Avebury在他《人生乐趣》（The pleasure of Life）里所开的书单的题目不过是‘百本书目表’（List of 100 Books）。此外Lord Acton，Shorter等所开者，标题皆用此。彼等以爵士之尊，说话尚且这么谦虚，不用什么‘必读’等命令式字眼，真使我不得不佩服西人客气的精神了。想不到后来每下愈况，梁启超先生开个书单，就说没有念过他所开的书的人不是中国人，那种办法完全是青天白日当街杀人刽子手的行为了。胡适先生在《现代评论》曾说他治哲学史的方法是惟一无二的路，凡同他不同的都会失败。我从前曾想抱尝试的精神，怀疑的态度，去读哲学，因为胡先生说过真理不是绝对的，中间很有商量余地，所以打算舍胡先生的大道而不由，另找个羊肠小径来。现在给胡先生这么当头棒喝，只好摆开梦想，摇一下头——看还在没有。总之在旁窥伺我们的头者，大有人在，所以我暑假间赶紧离开学府，万里奔波，回家来好好保养这六斤四的头。” 　　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梁遇春有什么个人意气，对于两位师长他一向是敬爱有加，何况，一向宽容豁达的胡适先生也不以为忤，还曾专门说过，梁遇春，“一个极有文学兴趣与天才的少年作家”。君子和而不同，胡适本是君子，他当然不会缺乏这种真正的学人雅量。 　　或者正是因为抱着与梁遇春同样的“凡事要独立思考”的意见，鲁迅先生深知，在读书求学方面，是没有什么“必”字可言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一个人嗅来是香花，往往另一人反当作毒草。读书当自求真趣，不然多是随波逐流。何况，人的秉性不同，身处的环境不同，由此产生观察社会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多有不同，除了一些奠定学问基础的书籍，在求知问学的道路上，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叫做“必”的。 　　于是，当年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时候，鲁迅先生围绕着这个问题，也开了一个现代文化史上既诙谐又严肃的玩笑，专门列了一个表格，在关于“青年必读书”这栏里，他是这样说的：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为了应付交卷，他又郑重其事地在“附录”一栏里表示他的读书理论：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隔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鲁迅先生之所以如此这般，很显然是有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在他那个时代，的确更多需要的是“行”而不是“言”。记得《论语》里也有这样的话，“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虽然是孔门弟子逃避求学的藉口，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书读不读或者无所谓，但“衣冠禽兽”是做不得的，中国历史上，从李斯、李林甫、贾似道到严嵩、洪承畴以至姚文元??????一个一个斯文败类，剥了皮的仔细一看，不就几个沐猴而冠的衣冠禽兽吗？当不得圣贤门生的。 　　不过话又说转来，鲁迅毕竟是读了很多书的人，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生的勤学，他又怎会有如此辛辣锋锐的见识呢，又怎么能够成为一代启蒙大师呢？鉴于此，我们或者可以抱着因为了解而理解，又不致因为误会而盲从的心态，看看鲁迅先生大概都读了一些什么书。我们或者可以听听周作人来讲讲他胞兄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涯，并进而作为进一步走近鲁迅先生的一个阶梯，希望可以由升堂而入室，尝试解构鲁迅先生的“灵魂”。 　　在周作人自选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关于“鲁迅的国学与西学”这篇文章中，我们知悉，鲁迅出身于读书世家，“祖父是翰林，做过知县和京官，父亲是个秀才，但是到了父亲的那一代，便已经衰落了。”（河北教育出版社止庵校订《鲁迅的青年时代》第41页） 　　大约在十六岁之前，鲁迅就读完了当时读书人家通习的四书五经，后来因为延请的是一位“名师”，又在五经之外，由名师指授了《尔雅》、《周礼》、《仪礼》等书，但据乃弟周作人所述，虽然在旧式学者眼里很看重这些所谓的经典，但“鲁迅寻求知识，他自己买书借书，差不多专从正宗学者们所排斥为‘杂览’的部门下手，方法很特别，功效也是特别的。他不看孔孟而看佛老，可是并不去附和道家者流，而佩服非圣无法的嵇康，也不相信禅宗，却岔开去涉猎《弘明集》，结果觉得有道理的还是范缜的《神灭论》，这从王充脱出，自然也更说得好，差不多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已经找着了唯物论的祖宗了。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从《谈荟》知道列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金人之凶暴，从《鸡肋编》知道往临安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汇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这些材料归结起来是‘礼教吃人’，成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第42页） 　　由此可见，鲁迅在读书方面，很有自己的取舍，似乎也很——偏激，关于他为什么偏激，当然或者与家庭变故和个人禀赋有关，没有家庭变故，他就不会尝到许多世态炎凉；没有个人特有的禀赋，为什么三兄弟中就他一个人特别“悲观”，特别富有“悲剧色彩”与“悲悯意识”，特别的看不到而又希望看到中国的光明。同时，对于鲁迅先生思想人格的形成，这也是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一方面受环境与个人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所读之书又是那么“叛逆”，于是交相辉映得鲁迅先生一会要大声呐喊，一会儿又多少显得有点——彷徨，充满殷切希望与无穷眷恋的彷徨。 　　不止正经书是这样，就是对于旧文艺，“鲁迅也自有其特殊的造诣。他在这方面功夫很深，不过有一个特点，便是他决不跟着正宗派去跑，他不佩服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尤其反对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是值得注意的事。诗歌方面他所喜爱的，楚辞之外是陶诗，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李杜元白他也不菲薄，只是并不是他所尊重的。文章则陶渊明之前有嵇康，有些地志如《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文章也写得极好，一般六朝文他也喜欢，这可以一册简要的选本《六朝文絜》作为代表。鲁迅在一个时期很看些佛经，这在了解思想之外，重要还是在看它文章，因为六朝译本的佛经实在即是六朝文，一样值得看。”（第44页） 　　为什么鲁迅要读陶潜等人的六朝文与李贺温庭筠李商隐这些不太“正统”的诗文呢？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读书自求真趣，不受时代范限，不受主旋律的骚扰，而喜欢那些真情可贵独抒胸臆的篇章，虽然他也博览群书，还专门跟着乃师章太炎在东京研习过文字学。但他读书的目的绝非舍己为人好去博取功名利禄，他是真正的身无长物而又心忧天下的读书人。 　　至于西学，按周作人的说法，可分为两个段落，一是一般的科学知识，二是关于外国的文学知识，早在南京矿路学堂的时候，虽然他“既不开矿，也不造路，这些功课都已还了先生”，但还是了解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比如地质学与矿物学的知识，还有数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这些“现代常识的基础”，另外，严复当年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于鲁迅也有很大的影响，并进而在东京通过所学日文，“这才懂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第45页） 　　外国文学方面，因为鲁迅先生学过德文，于是海涅又成为了他自由思想的来源。“他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表示反抗。他利用德文去翻译别国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走向自由与解放的道路。”（第46页） 　　另外，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鲁迅先生除了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外，对于许多“弱小民族”比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波西米亚（捷克），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也非常关注，比如波兰显克维支与俄国果戈里的作品，就是鲁迅的最爱之一。 　　其实，在这本小书里，关于鲁迅的知识来源，周作人还有许多文章进行介绍，比如《鲁迅与中学知识》、《鲁迅的文学修养》、《鲁迅读古书》、《鲁迅与歌谣》、《鲁迅与清末文坛》等篇目，但我以为，除了《鲁迅与清末文坛》外，基本上不太重要，而且很多地方颇有重复，如关于正宗的不感冒、关于他对六朝文的喜爱等内容，所以我再简单说两句鲁迅与清末文坛的话以后，收束住我这下笔不能自休的老毛病。 　　据周作人说，清末文坛对于鲁迅影响最大的三个人，分别是严复梁启超与林琴南。严复所予鲁迅的影响，主要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因为在近代思想史上，严复是导夫先路的人，中国最早翻译西方社会思想的巨擘，“因此大家便看重了严几道，以后他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社会通铨》，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至读不懂的《穆勒名学部甲》，也都购求到手。直到后来到了东京，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说严几道的译文‘载飞载鸣’，不脱八股文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第72页） 　　梁启超对于那个时代的学子的深刻影响，鲁迅只是其中的一个。从隶属保皇派但又“思想开通”的梁任公主编的《新小说》里，鲁迅知道了雨果，知道了凡尔纳，对于开阔青年鲁迅文艺方面的眼界，很起了一些作用。 　　而一向以顽固守旧闻名的林琴南，众所周知，也是最早比较系统的介绍“西方文艺”与中国的人物，虽然他一个外文不识，靠助手帮忙，据幼时很迷他的钱钟书先生说，虽然很有错译误译甚至是“踵事增华”故意篡改的地方，但他文笔很好，在“传情达意”方面，很能表现如狄更斯、大小仲马、笛福、司各特、柯南道尔等文豪巨匠的神髓，因此他当时也很受年轻的鲁迅的欢迎，并由此产生了他对外国文学的热爱，自己与兄弟周作人合作，翻译介绍了不少“域外小说”，与他启蒙我们的思想一道，做成了感染进而诱发我们艺术灵心的绝佳工具。 　　最后忍不住再唠叨几句，据止庵先生的“前言”，周作人这些文章初版于一九五七年三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那么很明显，囿于时代，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来源，周作人有意漏掉了几个人，从思想方面，在我看来，则有叔本华与尼采等人，从文艺方面，则有俄国颓废派健将安德烈耶夫与美国惊悚派大师爱伦?坡。为了证明我不是顺口瞎掰要发“天外奇想”，我多少从鲁迅自己的文章里摘录两段，了结全篇。 　　“??????至勖宾霍尔（A.Schopenheauer），则自既已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希有；又见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文化偏至论》） 　　“尼佉（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摩罗诗力说》） 　　除了这些“文辞雅驯”的早期著作外，还有很多周作人故意回避的给予鲁迅影响的“奇人异士”的名字及其思想，散见于鲁迅本人的文章以及研究他的专家文集中，我就点到为止了。因为我编辑这篇小文的目的，本不是为了炫奇斗博，不过想让我们更清楚更细致地体会到鲁迅先生读书的兴趣与苦衷：读书首先要有兴趣，这是每个喜欢读书的人最初的起点，不管你是为了好奇，还是要受熏陶。但有些时候读书也是很有苦衷的，所以哪怕自己未必很喜欢的书籍，但为了自己身处的某个特殊的社会或者时代，为了已经流为滥调的“崇高的抱负或理想”，也不得不逼着像抱着鲁迅这样动机的人辛苦一回，甚至是迂阔一把；没办法，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宿命，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苦是乐，或者苦中作乐，进而升华或是堕落到另外一个境界，也只有自己最清楚，也只有自己最——知道。或者你就是要学屈原“九死而未悔”，从而心甘情愿要百折不挠，也未可知：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 　　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 　　这是“风雨飘摇日”的时候，先生怀念投水的挚友范爱农的挽歌第二首，或者，也是志士本人的自诉，志士献给自己的哀歌，“闲坐悲君亦自悲”，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