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之后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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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之后的从容

来源：文学报  

   本报记者 金莹

　　真正的文学安静却充满力量。在各种喧嚣的新闻事件之外，各大纯文学期刊在新年伊始推出一批新品力作，悄悄打响2012的“头一炮”。
　　《锺山》第一期推出江苏本土作家刘剑波的长篇散文《疼痛》。作家用充满感情色彩的文字，讲述了对自己影响重大的姥娘（山东地区对外婆的称呼）的一生。作家从1917年山东高密张家屯一个十岁女孩因裹脚而不能忍受的疼痛说起，娓娓道来姥娘一生的颠沛流离。它再现的是一位普通老人被时代裹挟、身不由己的身影。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一个人或者一段历史，总会有所企图。比如说，试图通过个人的悲欢离合来为历史增添一些鲜活的演绎。更何况上一辈人所经历的动荡，足以使所有的平凡都变成传奇。而刘剑波笔下这位背井离乡、在遥远异乡生儿育女的张李氏，似乎可以是所有人的外婆。与那些加入更多想象和技巧的小说不同的是，这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非虚构作品，因为作家注入其中的真实感情而格外动人。当那些故事和传奇都随着时间逝去，唯有文字能记下这心底永不能消失的“疼痛”。
　　《人民文学》则分两期刊登了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作家的“平原三部曲”将由这部《生命册》来作为收官。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从乡村漂泊到省城，又从省城到北京和上海，身份一路从吃百家饭长大的乡村孤儿，变为大学老师、北漂者枪手，再成为南方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当城市成为所有乡村的向往，当城市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的生活在“进城”之后，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作家“要凭此一部书，写出人在城与乡之间、过去与现在之间逐渐形成的灵魂与命运的状貌与结构，写时代的大变与个人的选择，写出人何以如此，他所承受的和他必须自负其责的”。而书中所写“老姑父”、“梁五方”、“虫嫂”等乡村小人物，鲜活生动，或许才是我们逐渐远离的那片土地上的真正灵魂。
　　《花城》首期刊发的是山东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半岛哈里哈气》。与以往写作截然不同的是，在经过了四百五十万字的沉重“高原”之后，张炜以一种孩童的口吻，讲述了一段隐匿而愉悦的“半岛生活”。半岛仿佛是世外桃源，而“哈里哈气”则是动物们跑动和打闹时发出的喘息声和喷气声，也是能在童年时生活在自然中、仿佛小小兽类自由生长的孩子们发出的呼吸和赞叹。对于从小生长于都市水泥森林中孩子们而言，这种上山入海、养兔摸鱼的“哈里哈气”的生活，无疑颇具诱惑力。
　　《江南》则发表了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骆驼》。这位以写作“动物小说”著称的作家，这次写的是人类在沙漠中最忠诚的伴侣：骆驼。“它们根本用不着你为它们操心，不必恩情和宠爱相加，甚至都不需要你的一瞥青睐、一丝安慰、一种爱抚。它们记住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毫无索取地为你服务，就像你的母亲她得为你着想完全出于一种仁爱的本能。它们活着，终生都是为了报答人对它们的信任，而且是无偿的报答，是毫无功利心的报答。”而两只骆驼的爱情，更有着出乎人类意料之外的精彩。这部作品，即是借由一段伴随死亡而生的爱情，“向骆驼致敬，向一切有情有义的动物和人类致敬”。第一期《十月》的头条是甘肃作家陈继明的中篇小说《灰汉》，灰汉是一种职业，是一种兼具超度和杀戮两种截然不同意味的特殊职业，是村子里专门替别人杀生的人。“村里不能没有村长，也不能没有灰汉。自家的牲畜，起早贪黑劳作了一辈子，如今垂垂老矣，该杀掉了，不忍心亲自杀，交给灰汉杀。替人杀生，代人造孽，便是灰汉的唯一使命。”小说讲述了在远处的村庄里，一个软弱男人的一生，如何被这个职业禁锢和磨灭的故事。
　　具有相当可读性的，还有《十月》同期刊发的四川作家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回忆一个恶人》，《山花》第一期湖南作家陈启文的中篇小说《向你披露一次日出》，及《青年文学》上旬刊刊发的贵州作家冉正万的中篇小说《鸟儿把石头砸死了》。
　　持续推出新人新作，发现文学的新鲜血液，也是各类文学期刊的着力点。在推出苏枕书等新人之后，《人民文学》还将视野扩宽到科幻文学领域，将在第三期刊发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特选。《北京文学》开设“新人自荐”栏目。《锺山》上有评论家何平的《读笛安记》。《青年文学》上旬刊的“新青年·作家作品联展”则已经做到了第十一辑。本年度第一期《西湖》的“新锐”则刊发了浙江上虞籍“70后”作家张立民的三部短篇小说《枪针》、《弓箭收藏家》、《偷枪》。三部作品风格各异。《枪针》的文字具有较强的实验意味，《弓箭收藏家》则用细致得几近繁琐的笔法描写了主人公午后的一举一动，用无聊、琐碎的生活细节，暗示着生活意义的缺失。《偷枪》相对轻松，三个少年为了制造玩具枪而偷窑厂的生砖头，在偷窃的过程中，对“看见小孩就要吃”的强老三的畏惧始终伴随着他们。张立民从事的是公安文史编撰工作，这一职业特色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些端倪。但写作最终还是指向灵魂：“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这样简单，我想以小说或者故事的形式记下我的村庄我的家庭，以后留着给我女儿看，我要把记忆中那些泛黄的温暖、童年的逗趣、先辈的磨难写出来，给我女儿看。当然，后来我渐渐发现，我这个人是很自私的。写得越多，越发现自己内心的恶，几乎把所有的兴趣都放在对自己的发现上，并为此沾沾自喜，小说渐渐成为我恶意展现的平面式的生活方式，现实生活渐渐成为我灵魂的试验场。”张立民这样阐释自己的创作观。
201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