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梦楼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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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梦楼随笔

张中晓
(1930-1966)。本文选自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一
全部哲学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几乎都提出了一个中心课题(道德原则)，即：哲学的任务是在于使人有力量(理性)改变外来压迫和内在冲动。这在康德为自我，在黑格尔为主观自由，在斯宾诺莎为理性力量，在狄德罗为约束原点的统治，在费尔巴哈为爱和节制——理性力量的不同形式，提高人的灵魂，超越现实而走向更高尚的境界。他们的价值，就在这里。
二
哲学的具体原则，应当是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它使人们有力量锻炼自己的心灵和发展自己的精神，因之，真正的人、名副其实的人是作为精神实体来完成的。
案：如果物质生活提高，而心灵空虚，精神萎缩，那么，精神就不足养活肉体，必然流为放纵和狂荡。
二一
物竞天演，优胜劣败，并没有错，不过只是社会学的一个极端而已。正如道德互助的原则，是另一极端那样。反对者企图全盘否定，终于不能自圆其说。赫胥黎此说，可说明科学对于人类，如果没有道德的照耀，可以流于多么残酷。
二二
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相隔不是万重山而是一张纸。存乎其人、存乎其心而已。如果没有道义的标准，两者实际上是无区别的。明乎此，可见搞政治与耍流氓为同义语了。但政治的道德性存在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领域，而在实践政治中常有流氓的跋扈，这就是为什么人世间常多悲哀、丑恶现象和永远的痛苦……
二三
社会生活(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是一个人的经验所能说明或解决的。它的行动取决于各种因素各种力量的中和。在某个人所感到痛切的时弊、在某个人感到某种不合理性，但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却并不如此，却是合理的，势所必至的。东方世间的王道(政治道德)之所以虚伪，就是在人的经验(特别是感情)中投下道德者的假象，形成温柔性，而把实际政治中的残酷性掩盖了。它形成了人们对统治者的幻想。
二四
真正的政治道德是以实际政治中的合理性为基础的(无此基础，则温柔性就是单纯的主观感情)。这就是诚实与负责。
二五
诚实与负责——现代政治道德；仁慈——中土政治道德(恩赐与奴役)。
中土王霸——统治者的品格如何?仁慈还是残酷，好心还是邪恶?
仁慈是上对下的恩赐，容忍是人对人的关系。仁慈是对统治者的幻想，容忍是对别人的尊重。一出于奴隶的道德，一出于自由心情。
三八
在哲学家的心灵中保持人类理智的清醒，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保存人类感情(爱)的温暖和意象的欢乐。
五八
小人畏刑，君子畏天。恐惧和畏罪，是中国道德实践的基础。
五九
谨慎，由于恐惧。斯宾诺莎说：“那受恐惧的支配，去做善辟恶的人……”恐惧的另一端是盲动，一种拼命主义，但是同样缺乏内在独立性。中国人的行善，同样由于恐惧，恐惧外在生存(肉体)的消灭和世俗目的的丧失，而不是由于荣誉、负责、诚实和良心。中国人的善心与善行，实际上是一种粗陋的唯物论和荒谬的神秘主义的结合。
六五
中国人不接受一种彻底的思想方式，不习惯一种彻底的生活方式，而安于空浮、马虎、四平八稳、得过且过、自我欺骗、折中妥协的方式下过活。这种生活方式的理想化和理论(思想)形式，就是中庸。
中庸并不是和谐。不是智慧的和谐，而是平庸的折中，和一种自然性的并列。这种和谐的基础，是自然性，而不是精神自由。
七三
中国人的所谓心术，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所谓“奸邪”与“忠正”，不过是美化自己和丑化别人的语言罢了。心术越高，而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让心术与人性共存，那么，他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他可能而且只能在他的关键性的时刻，毁灭自己。吴起杀妻求将，易牙杀子做菜，都是心术战胜(消灭)了人性的例子。过河拆桥，等等，也是心术到家的例子。人心之险远超出山川，而心术，行险之道耳，然中土古哲名之为大道。
七六
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辩护、粉饰，还是为真理斗争，这两者的选择是本于良心正义感、人生态度。“闻名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义者也。”
七九
保存自我的存在(生存)不是使我们的心灵完全孤立，不是做一个与世无涉的隐士，而是在利己和利人的大海中游泅。假如有两个本性完全相同的个人联合在一起则他们将构成一个个体，比较各人单独孤立，必是加倍的强而有力。所以人与人团结，最为必要。当然，这团结是建立在自我保持的基础上的，凡是从事这类团结的人，他们都公正、忠诚而高尚。
八十
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本心的话。
八九
从裸臂想到性交，鲁迅奇怪中国人的想像力为何对此特别发展。但，中国人的记嘶忆于此道亦最为健全的，别的东西易于忘记，惟有男男女女之事，一说就记得，而且常颖悟，大有举一反千之乐。
九十
在绝望、失望中，就随便抓住一个别的什么当做希望。这里，最容易产生盲目、气和冲动。
九一
人生经验是人付出痛苦、代价得到的东西，未经忧患的人们是不愿听和不理解
的。他们存在着限制。这里，只有敏感和迟钝的区别，而没有抄近路的妙法。经验是自己获取的。
九五
在清醒的人看来，梦总是可笑的。但也有人说，对现实保持清醒，本身就是苦难。但是，人生的清醒却是一种理智、智慧和哲理的眼光，一个人要有这种眼光，他必须超越现实的纷乱和生活的情欲，在永恒、冷静的心境中观照万物的悲欢喜乐。但必须区别清醒与虚无主义。
九九
过去认为只有睚眦必报和锲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意义，只要不被作为邪恶的利用和牺牲。耶稣并不是完全错。1961年9月10日，病发后六日晨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宵，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
一0五
从小处，从近处，从自己能力所及处，从别人不注意处开始工作。
一0六
忍为成事之要，忍小忿，忍冤屈，忍辱……
忍者以成事，屈者以求伸。徒忍徒屈，是为怯懦无能之辈矣。娄师德唾面自干，耶苏之换颊受打，徒忍徒屈，是宗教家与无能辈之忍耳，是为消极的情感，无刚之柔也。无条件之投降，不足语大事。
—O九
难道热爱人类就必须憎恨自己么?信仰理想就必须在绝望中生活么?斯宾诺莎把—切恨说成恶和被动的情感，此宗教情感也。正当的恨也是人性的表现。唾面自干的人生哲学，不是绝对的东西。圣人虽然不怒，但恨却更合乎人性。
一一二
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历史上曾存在过无数显赫的帝国，但它却藏着无数的罪恶，它的人民为了皇帝的文治武功而牺牲生命，受尽苦难，这是对过去的历史所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
一二0
人格摧残消灭了骄傲，也消灭了自尊心。在实际上，把自尊心当成骄傲，又把骄傲当成了自尊心。
雍正杀诸兄弟时，诸王大臣窥帝意旨，交章论列罪状请杀。雍正佯为迟回不决，惟反复丑诋其罪状，分布中外，并加以种种不见血迹的磨折，令其自毙。活似猫观鼠与哭鼠也。
越是经历过苦难，越应当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苦难越多，生命也越宝贵，越有价值。少年人热情于抛头颅，正是未经过苦难耳。越宝贵存己者，即所谓越活越起劲。讲究策略，批判冒险主义、机会主义，但批判时却不能抹杀热情的可贵、牺牲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力量。
人们听从你，相信你，为你牺牲和拼命，并不是仅仅由于你的正确，而是决定于许多许多因素。但是使人行动起来的主导原因，往往是一种盲从，而不是出于确信。他们立刻会后悔的，这就是动摇、变节和叛变，因此，廉价的信徒同时也是廉价的叛徒。
一二五
造谣者对谣言的破灭所羞愧的是他的诡计失败，他决不会羞愧他的失信和说谎，而是更加厚颜无耻地去造新的谣言。正如骗子在一个欺诈失败之后，去进行更大的谎骗那样，他们丧失天良(人性)就在此，和道德概念无缘也在此。骗子得逞之后，很难有洗手的，而是继续更大的谎骗。
一二六
流言止于智者。智者，不使流言继续耳；愚者(没有一般理解力者)是流言的义务传播员，可畅行无阻力。有大人口中所出之流言，有小人口头所出之流言。两者均须小心对待。轻播大人口中之流言，则我为其利用矣；轻信小人口中之流言，则我成其尾巴也。
一二九
怯懦之人，无力行恶，但也无能行善(为正义而斗争)，他们的善男信女式的忏悔和婆婆妈妈的善良不是真正的道德。他们之不能行恶，并不是由于善(理性的原则)，而是由于无力。一旦他们认为自己有力(虚假的)的时候，可粗暴蛮横哩。
一三0
一个忿怒但又无理的人，只感到可恶但不知为什么恶、恶在哪里的人，还有什么横祸不会产生呢?他两眼充血，满脸凶光，毫无反顾地向他认为可恶的东西扑过去，不管对方是不是无辜者。他像野兽，完全失去理智。
一六三
不要怪别人不义，只怪自己不行；不要在众叛亲离时徒然兴叹，而要重新开拓你的事业。自己最可畏者，畏己之软弱无能耳。
一七八
游戏，娱乐，宗教……精神需要，是对人好像可以没有的东西，但是绝对不能没有的东西。必须明确，它是一种需要，一种客观的存在的需要，一种栽根于内心的需要，—种天性，人性的一个方面。
一八一
观人生法，不惟暂，惟常；不惟显，惟微；不惟矜，惟忽。
观人之法，在于观人怎样消磨他的空闲时间，他自由支配的日子。
一八四
公者，众人之利益所在也；正者，真理之基础所在也。无我为人者公，然无我非同流合污，迎合落后。因之必以正。
一九一
凡病皆可医，惟俗不可医；凡事皆可耐，惟俗不可耐。
一九二
凡人必先量己之长，知己之短。于所长则不可自恃而任性，于所短则不可自欺以欺人。然后平气以察人情，准情而考成事。
一九八
人经患难，死人复活，见世人变异，当悲人心之不测也，而易对人之虚无感情，对人类作道德上的绝望，而信乎荀子人性恶之说。
一九九
《易•大过》云，君子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天下非之而不惧，举世不见知而不悔人皆尚同而违众，信深守固；莫我知隐遁于世，不怨不尤，则不惧而无闷矣。人之常情，孤独无援必惧，默默无闻必闷，君子卓行绝识，处大过时，利害迭变，是非交攻，独立不惧，坚贞不移，其守过人，其量过人，不惟一毫不动，而更是磨炼生平学力识力之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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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晓：无梦楼随笔

作者:张中晓

当世俗的权力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的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       人们听从你，相信你，为你牺牲和拼命，并不是仅仅由于你的正确，而是决定于许多因素。但是使人行动起来的主导原因，往往是一种盲从，而不是出于确信。他们立刻会后悔的，这就是动摇、变节和叛变，因此，廉价的信徒同时也是廉价的叛徒。        人们口中越是说绝对、完美、伟大……大吹大擂，则越应当怀疑那种神圣的东西。因为伟大、神圣之类东西在人间根本不存在。，欺骗性与冒险性是狼狈为奸的。当然，对于幼稚者来说是存在的，对于别有用心者来说，也是存在的。前者因外表而迷惑，后者于利用而挥舞。但是，对幼稚者来说，也是不存在的，因他仅是爱而不是理解，他还站在外表。别有用心者根本不以为存在，仅是昧了良心用之罢了。因之，神圣的东西在这绝望的人间本来是没有的，正如康德的理念那样。 　　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相隔不是万重山而是一张纸。存乎其人，存乎其心而已。如果没有道义的标准，两者实际上是无区别的。明乎此，可见搞政治与耍流氓为同意语了。但政治的德性存在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领域，而在实践政治中仅有流氓的跋扈，这就是为什么人世间仅多悲哀、丑恶现象和永远的痛苦…… 　　许多东西实质是旧物，古已有之的，换了另一种语言、口气来讲，仿佛变成了新东西，当然，其中有的是在新形势下的斗争武器，但有的却是陈旧的东西的改头换面。借尸还魂，使传统的东西获得新的生命，固属必要，但拆穿老底，揭露真相，挖除老根，也是必要的。明乎此，可掌握旧的标准了。 　　在哲学家的心灵中保持人类理智的清醒，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保存人类感情（爱）的温暖和意象的欢乐。 　　先秦诸子的内容，老练的世故哲学，道德教训，逻辑与心理学就人生来说，申韩残酷，庄子下贱；申韩没有心肝，庄子没有热情。就思想来说，申韩严峻，庄子虚无，申韩固执，庄子圆滑。 　　人们珍贵如珠玉的一东西，庄子看来却一钱不值，人们认为重要与下贱的区别，在庄子眼光中却是一样的。 　　爱默生说过：“在薄冰上滑行，速度就是安全。”这与古中国的教训“如踏虎尾，涉于春水”是一个很好的比较。 　　谨慎，由于恐惧。斯宾诺沙说：“那受恐惧的支配，去作善辟恶的人……”恐惧的另一个极端是盲动。一种拼命主义，但是同样由于缺乏内在独立性。中国人的行善，同样由于恐惧，恐惧外在生存（肉体）的消灭和世俗目的的丧失，而不是由于荣誉、负责、诚实和良心。中国人的善心与善行，实际上是一种粗野的唯物论和荒谬的神秘主义的结合。 　　中国人不接受一种彻底的思想方式，不习惯一种彻底的生活方式，而安于空浮、马虎、四平八稳、得过且过、自我欺骗、折中妥协的方式下过活。这种生活方式的理想化和理论（思想）形式，就是中庸。 　　中庸并不是和谐。不是智慧的和谐，而是平庸的折中，和一种自然性的并列。这种和谐的基础，是自然性，而不是精神自由。 　　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 　　冷酷，可以是热情的消灭，也可以是热情的升华。 　　在清醒的人看来，梦总是可笑的。但也有人说，对现实保持清醒，本身就是苦难。但是，人生的清醒却是一种理智、智慧和哲理的眼光，他必须超越现实的纷乱和生活的情欲，在永恒、冷静的心境中观照万物的悲欢喜乐。但必须区别清醒与虚无主义。 　　过去认为只有睚眦必报和锲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的意义，只要不被作为邪恶的利用和牺牲。耶酥并不是完全错。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发后六日晨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霄，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 　　认不清历史道路，找不到人生的目的，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过去毫无意义可言，未来是个人所不能控制，没有理想，没有传统，没有途径，没有目的，歌颂自我毁灭，因为自我牺牲多么荒唐。 　　忍为成事之要，忍小忿，忍冤屈，忍辱…… 　　忍者以成事，屈者以求伸。徒忍徒屈，是为怯懦无能之辈矣。娄师德唾面自干，耶酥之换颊受打，徒忍徒屈，是宗教家与无能辈之忍耳，是为消极的情感，无刚之柔也。无条件之投降，不足语大事。 　　 　　越是经历过苦难，越应当珍惜自己和宝贵的生命。苦难越多，生命也越宝贵，越有价值，少年人热情于抛头颅，正是未经过苦难耳。越宝贵存己者，即所谓越活越起劲。讲究策略，批判冒险主义、机会主义，但批判时却不能抹杀热情的可贵、牺牲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力量。 　　 　　流言止于智者。智者，不使流言继续耳；愚者（没有一般理解力者）是流言的义务传播员，可畅行无阻力。有大人口中所出之流言，有小人口头之流言。两者均须小心对待。轻播大人口中之流言，则我为其利用矣，轻信小人口中之流言，则我成其尾巴也。 　　怯懦之人，无力行恶，但也无能行善（为正义而斗争），他们的善男信女的忏悔和婆婆妈妈的善良不能是真正的道德。他们之不能行恶，并不是由于善（理性的原则），而是由于无力。当一旦他们认为自己有力（虚假的）的时候，可粗暴蛮横哩。 　　《三国志》，周瑜曰，刘备枭雄之姿，而有关张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魏志》太祖谓刘备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人物志》，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拔群者为雄。《中说》李密问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胜者雄。《人物志》雄者得雄，不能得英；英者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使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无梦楼案：唯全才乃能役使偏才。 　　聪秀出众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可以为英，张良是也；可以为雄，韩信是也。 　　《东坡志林》：僧谓酒为般若汤，鱼为水枪花，鸡为钻篱菜，人有为不义而文之以美名，与此何异。无梦楼案：有以菠菜为红嘴绿鹦哥的，中土之惯技与才华也。中土专讲究起名实即绰号，其道不外毁誉，如独夫奸臣等。名目一起，所谓论定矣。殊不知名目最可以骗人的。惑于名目，亦属头脑笼统的一种表现也。 　　凡病皆可医，惟俗不可医，凡事皆可耐，惟俗不可耐。 　　人生万端，严自我心者，均须坚忍--即熬。熬钱为节约，等等是也，但世人惟一知熬钱，而不知熬口。以为口舌之间，无经济价值，不妨痛快。殊不知，一钱之安有限，而一言之患无穷。 　　陷于不自知，迫于不得已，二语可为一切人辩护。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二语，则何处不至矣。 　　人的两大弱点：①幻想；②无赖。即自我欺骗，自暴自弃。 　　一个错觉（假象）能朦住人，一个预言能哄住人，一个道德能吸住人，一个解释能安慰人。 　　蒙昧迷信和奴隶制度，仅是对精神的自由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和势不两立的。但对于没有精神的自由人来说，却是舒适的枕头。 　　人面对死亡，是对他心灵力量的考验，心灵力量即“根本深度”（心灵的深度和稳定性）。 　　根本深者，心境安详，视死如归，如归天国如归大地，或视平常，毫无畏惧之情；根本浅者，怕死，恐惧，死时不安之情无法控制。 　　根本深者，可受长期疾病之折磨，根本浅者，只能咬咬牙关，甚至连牙关也不能咬，怕死。 　　喜欢奉承便会出现阿谀颂词，自己轻信就会被别人欺骗，喜欢吃定心丸，便有空头保证到来。对某事从心里愿意相信它，则谣言就会起作用。如果有人告诉一个人一件违反他本性的事，他一定会拒绝相信。相反，如果这件事正中他的下怀，使他有了采取符合他本性的行动的借口，即使没有什么证据，他也会相信。 　　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人堕落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举凡贫困、监禁、苦役等等，都能使人堕落为兽，使人性情粗暴，脾气乖戾，绝望和不近人情。 　　贝多芬曾说过：“孤独、孤独、孤独……” 　　罗曼o罗兰也说过：“力量，在孤独中默默生长，成熟……” 　　完全不错。但是，同样完全不错的，在孤独中，人的内心生长着兽性；在孤独中，人失掉了爱、温暖和友情；在孤独中，人经历着向兽的演变…… 　　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与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的锤炼，上升与毁灭。这里有千百种蛊惑与恐怖，无数软弱者沉没了，只有坚强者才能泅过孤独的大海。孤独属于坚强者，是他一显身手的地方，而软弱者，只能在孤独中默默地灭亡。孤独属于智慧者，哲人在孤独中沉思了人类的力量和软弱，但无知的庸人在孤独中只是一副死相和挣扎。 　　一人之喜怒难凭，万人之是非难禁。 　　统治者的妙法：对于于己不利者，最好剥夺他一切力量，使他仅仅成为奴隶，即除了卖力之外，一无所能。欲达到此目的，首先必须剥夺人的人格（自尊心）。盖无自尊心，说话不算数，毫无信用，则无信赖，也就没有组织力量（影响）了。于是，人无耻地苟活（做苦工），天下太平。 　　没有坏书，只有书起坏作用。一本书在生活之中起了坏作用，并不是因为书本身的好坏，而是生活本身的坏的方面从书中得到了扩展。灌输主义和教条者把坏作用的原因归咎于书，而追究书的责任，这是一种误会。“因为坏书，所以人学坏了。”这是灌输论的逻辑。其实，书如火种，可以用火，也可以纵火，问题在于置火于何地耳，入水则灭，干柴则燃。 　　哲学，精神最高的科学，是不能大众化、通俗化的。把哲学通俗化和简单化，等于向头脑简单的尚待教养的孩童述说深奥的格言。对于大众来说，哲学是一件僵化的镣铐和陌生的装饰，是和神学论同样的东西。盖凡众惯于奴役依赖，而哲学须要精神自由。对于凡众，神论远较哲学能使他信服。如勉强授以哲学，亦把哲学当作了神论。 　　乱臣--忠臣的另一极端，即使反抗，但并不是真正的乱臣，因为一样缺乏独立的人格。 　　在强迫的服从之下，一切行为不是出于本心，举手并不是真正的赞成，屈膝并不是真正的投降。 　　一个人清醒地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苦难，因为纷扰多变而又充满悲剧的现实生活使人的感情无法忍受和不安。于是人们在麻木不仁和幸福之间画上了等号，并把内心冷漠和死气沉沉看作最高尚。 　　一时的失败，不会毁掉一个坚强的人。 　　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李商隐：“心有灵犀一点通。”白居易：“惟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心之可知性之二律背反。 　　自己的研究所得，藏之名山，“鸳鸯绣出君自看，不把金针度于人”，固然不好，但逢人便说，廉价拍卖，却也不行。“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旧约oo箴言》） 　　作者介绍 　　张中晓（男）（1930--1966年尾或1967年初）1930年初生于浙江绍兴，读书时受到鲁迅、胡风等人影响。1950年经人介绍与胡风通信。1952年入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后被作为“反革命嗅觉最灵”的“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入狱，次年因旧病复发获“保外就医”，回到家乡。“文革”前夕调到上海新华书店储运部劳动，约在1966年尾或1967年初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写下大量的札记，1996年由路莘整理选编为《无梦楼随笔》出版（收入“火凤凰文库”，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         本文摘编自《无梦楼随笔》，纪念那个时代最清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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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晓《无梦楼随笔》序

王元化　


本书是根据中晓遗留下来的札记由友人编选而成的。这些札记用毛笔或钢笔写在一些零碎的纸片上。中晓生前将它们装订成整整齐齐的三个本子，分别题以集名。本书写作时间，大约是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两年。
一九五五年，中晓在胡风案受审期间，旧疾复发，咯血不止，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绍兴乡下。自然收入没有了，甚或连购买户口米的粮票也没有了，他只得依赖在当地邮局做小职员的父亲苦撑度日。大跃进三年灾害时期，有一天我的妻子张可收到一封寄至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拆开来，其中还有另一封密封的信，这是中晓写给我的。他不知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很不好过。他在信中说：“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他期待我伸出援助的手。读了他的来信，我心中为之惨然，思绪万千。中晓进新文艺出版社，我有引荐的责任。当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双闪闪发亮似乎永远在追寻生活奥秘的大眼睛，是那样澄澈、坦诚。当时我听了友人的介绍，写信邀请这个不相识的青年到新文艺来工作。他很少讲话，总是默默地倾听着。一开始他就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从道义上说，我不能对他的来信置之不理，可是，我当时的处境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信件来往在胡风案件中曾构成严重的问题，令人心有余悸。我拿着他的信，心中忐忑不安，害怕再惹祸事。在作为定案准则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中晓被说成是最反动的。他的一些直率言词，被解释作具有特殊的“反革命敏感”。这种说法经过大肆渲染，张中晓已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直到六十年代，在一本指定作为学习文件的小册子中，仍然重复这些说法。我和中晓的交往曾成为我在审查中的一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年初，组织派两位和我共过事的老作家来找我谈话。我为中晓申辩，说他是一个纯朴的青年，当即受到其中一位严厉的呵斥。后来我被指为对抗审查，这也是证据之一。由于这些事记忆犹新，我拿着中晓的来信，真不知怎么办才好。那时朋友中还有一位和我往来，他是我深深信赖的柏山。我去和他商量，他经过考虑，认为还是不要声张为妥。我把信压了下来。但是不久，中晓又寄来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再一次发出呼吁，诉诸我的良知，企图唤醒我由于权衡利害逐渐变得麻木而冻结起来的同情心。我不知道其他处境相同的人是否像我一样经过如此剧烈的心灵交战？我在审查时期曾有过好几次经过了这样的精神危机。也许勇者是不会这样的，可是我的内心中蕴含着一些我所不愿有的怯懦成份。这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怯懦，但是应该承认，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这一步的。我通过罗荪把中晓的信反映给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他曾向我表示过，可以向他反映自己的困难，包括其他受处分的人，哪怕关在牢里的也一样。我和石西民素不相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并不敢深信，但后来证明他是真诚的。在那可怕的岁月中，多亏有这样一些人，中晓总算有了一些生机，可是他没有活多久就逝世了。
现在已没有人说得出中晓离开世间的确切年月了。可以知道的是，他偏偏多活了一些时日，偏偏还再经历一次文革的浩劫。这究竟是命运的播弄，还是天地不仁，必须使他历尽人间的苦难？那时他只身蛰居上海，在新华书店做些寄发书刊的杂活，勉强糊口。“文革”一来，苦难和疾病把他拖垮了。据估计，他死于一九六六年尾或一九六七年初，享年三十六七岁。当中晓能够苦撑着生存下来的时候，他是相信未来，相信知识的力量的。他决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这本《无梦楼随笔》就是一个见证。书中表明他是怎样在困厄逆境中挣扎，怎样处于绝地还在内心深处怀着一颗不灭的火焰，用它来照亮周围的阴霾和苦难。当时他的贫困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寒衣卖尽”、“早餐阙如”、“写于咯血后”之类的记载。据说他曾把破旧外衣补补缝缝改为内裤。他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中，一笔一笔写下了他那血泪的思想结晶。
当编者把书稿给我嘱我写序的时候，正是我即将动身到南方去的前夕。在这短短几天内，我读了经过整理的书稿，又借来中晓那三本札记。一边读，一边心潮随之起伏激荡。我还来不及细细咀嚼，借来的书稿和札记都得交还了。我写这篇序的时候，总觉得未能较深体会这些平凡又不平凡的文字的深意。我惊讶地发现，经过一九五五年事件，痛定思痛，我们在许多方面几乎有着同样的内心体验和精神历程。这首先表现在完全出于痛苦的反思上。这样的反思是痛苦的，但它是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进行的。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是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在那些年代里，中晓以旺盛的求知欲读了他所能得到的书籍。在哲学方面，除马恩著作，主要是康德、黑格尔。他也是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的热心读者。札记摘录了大量《小逻辑》的文字，使用的都是贺译。此外，他为了拓广视野，补足自己知识的不足，还读了不少古书。我发觉他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予以特殊的注意，这似乎在纠正过去用唯物唯心划线，和轻视思辨哲学的偏颇。札记中还用了不少篇幅来摘录《周易》的文字，可是很少据以引申出自己的见解。中晓摘录这些文字，一定有他的想法，可是我们无法悬揣。书中还摘录了不少基督教圣经新旧约中的文字。这方面比较容易理解。比如札记曾摘录旧约箴言的话；“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显然就是和他当时处境与心情密切相关的。以上是我匆匆读了中晓的札记手稿后的一点印象。这本书的不平常处，就在于它的作者没有想到能发表供人阅读。他那隐闭着的心灵沉思，我们从这本选编而成的《无梦楼随笔》中，只能窥见一斑。要理解他在饱经患难中所留下的心路历程，即便读了全部札记，，恐怕也还不能轻易揭开那扇隐秘的心扉。因为在当时处境下，纵使写给自己看，也还不能直言无忌。札记中有一些隐话，一时是不容易明白它的含意的。札记中也有一些观点是在反思中出现而尚未成型的看法，记下来可能是为了备忘，以待日后进一步思考。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仔细去体会，就可以从那些断断续续记下来的一鳞片爪的思想轨迹，去探索他的思想变化、心理变化和精神历程。他在历经磨难艰苦备尝的逆境中，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始终怀着一颗在知识中寻求力量的赤子之心，这不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可做到的。
中晓把他的下榻一隅叫做“无梦楼”，《无梦楼随笔》也由此得名，这使我想起不久前出版的顾准的著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们都命运坎坷，并不是为了立言传世而著书立说，只是由于不泯的良知写出自己的内心独白。中晓的“无梦”，我想大概也含有抛弃梦想，向乌托运邦告别的意思吧。
一九九二年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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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在运行——张中晓与《无梦楼随笔》刘志荣

1.“无梦楼”中的梦

1955年，胡风案件发生后，张中晓被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关押，受审期间因旧病复发，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自己的家乡绍兴乡下，与家人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在他的笔记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寒衣当尽”、“早餐阙如”、“写于咯血之后”之类字样，为他此时的极端艰难困惫的处境留下了一些见证。不过与这些生活上的困苦相比，精神上的压抑可能是更为严重的。这种重压逼迫他进行沉重的思考，写于1956—— 1962年的札记——《无梦楼随笔》[1]就记录了他在家乡养病期间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宗教著作的基础上对时代、历史、民族文化、民族个性、人性、良知等等所作的思考。这是一种个人性的话语。在这种思考之中，个人遭遇成了反思时代神话与民族历史的重要背景，因而其思想与感性就有了一种血肉相联的痛切感与深度，理性的思想与感性的血肉紧密融合，不但使人们惊讶地发现了“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富有者”[2]，而且使得人们必须重估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在具体论述《无梦楼随笔》前，我们先摘录其中的一段话：


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与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
的锤炼，上升或堕落，升华与毁灭。这里有千百种蛊惑与恐怖，无数软弱者沉没了，只有坚强
者才能度过孤独的大海。孤独属于坚强者，是他一显身手的地方，而软弱者，只能在孤独中
默默地灭亡。孤独属于智慧者，哲人在孤独中沉思了人类的力量与软弱，但无知的庸人在
孤独中只是一副死相和挣扎。
        
——《无梦楼随笔·拾荒集·五十》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写作《无梦楼随笔》时，张中晓必定处于极端的孤独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久幽空虚，已失世情”(《拾荒集》自序)。其书名似乎就暗示了他的孤独与绝望。可是他仍然以难以想像的意志力把这种“无梦”的绝望转化为精神净化与超升的炼狱。《随笔》中的“札记”有一种严肃凝重的风格，在其底下则流动着他的被压制的激情。那种外来的强大打击想必在他的心中造成了强烈的困惑：在《无梦楼文史杂抄》的第一则，他写道：“全部哲学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几乎都提出了一个中心课题(道德原则)，即：哲学的任务是在于使人有力量(理性)改变外来压迫和内在冲动”，可在第十四则他又写道：“少年时期，真理使我久久向往，真实使我深深激动。但后来，我感到真实像一只捉摸不住的萤火儿，真理如似有实无的皂泡了，康德的阴影逼近我。”但他又以坚强的意志摈绝了这种怀疑最后导致的怀疑与虚无的心态，而宁愿相信“真实是存在的，真理也是存在的”，为了免于局促自卑，他要“检点身心”，“临亢者固须理智克制，处卑时尤须理智照耀，不然阴毒之溃胜于阳刚之暴，精神瓦解，永堕畜牲道矣。”(《拾荒集》序)在这个意义上，《无梦楼随笔》展示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遭受灭顶之灾后，抵抗虚无的威胁，重新恢复对人类、人性与良知的信任的心灵历程。
        “一个人最大的不幸，是使他看到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战争、哀悼、愚蠢和憎恨等种种不幸”(《狭路集·七一》)，可是这种种不幸，都让张中晓遇上了。他要反思这种种不幸与灾难及其根源，就不能不把目光投注到那外来的压迫上。在这方面，他的言辞极端而敏锐：“在颠倒的世界和混乱的时代中，人们的言论悖理和行为的违反人性，是当然的现象”(《无梦楼文史杂抄·五七》)，“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的方法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同上·八十)……等等。张中晓的这些批判，大多来源于他对现代“统治术”的观察，这一半应归因于他的早慧，另一半，却不能不说是来自于他自己在苦难中那种血肉相联的痛苦体验，那种对专制体制下权力者控制社会与人心的卑鄙手段的非同一般的真切感受。他是这个体制的一个杰出的观察者与批判者。这种杰出之处在于，他不仅深刻地认识到这种统治者的权术的手段，而且揭示了这种统治术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础，他揭示了极权政治的“心理学”从“统治”与“被统治”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鲁迅以来的现实批判与国民性批判的传统。他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化之后的“主”和“奴”的发生心理学以及这种现代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道德、心理基础。这里有些话，在今天的文化界仍然有某种先锋性：


统治者的妙法：对于于己不利者，最好剥夺他一切力量，使他仅仅成为奴隶，即除了卖力之外，一无所能。欲达到此目的，首先必须剥夺其人格(自尊心)。盖无自尊心，说话不算数，毫无信用，则无信赖，也就没有组织力量(影响)了。于是，人无耻地苟活(做苦工)，天下太平。

——《拾荒集·五八》

虚伪、背信弃义，实际上是强迫、诛心、意志的强加等等的产物，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

——《文史杂抄·八一》

特权与谎言是一对玩弄的伙伴。为了自己的特权，当然斥责别人对人类权利的要求，或把个人特权称为人类权利，把人类理性变为个人欲望。把权利变成了特权，或以特权形
式存在的权利。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虐待别人，而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

——《狭路集·九四》)

       在这里，张中晓深刻地指出了“统治者”的专制与“被统治者”道德上的奴性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在这里，他也就揭示了这种体制之下道德败坏的制度根源，反过来说，也就是这种制度的道德基础本身就是败坏的。只有领会到他在观察、体验这些压迫与败坏时内心的惨苦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追溯这些“愚蠢”与“憎恨”代表根源时，那么厚责古人因为他痛切地感到：“中国人的所谓心术，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所谓‘奸邪’与‘忠正’，不过是美化自己和丑化他人的语言罢了。心术越高，而他内心中的人性越少。”(《文史杂抄》七三)“古中国的一切精神训练(心术)是为了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意志，去奴役无数的意志和无意志。”(《狭路集·五六》)也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体会他的振聋发聩之音其中饱含的苦味与心酸：

如果精神力量献给了腐朽的思想，就会成为杀人的力量。正如人类智力如果不和人
道主义结合而和歼灭人的思想结合，只能增加人类的残酷。

——《狭路集·六九》

       一个人在面对强大的阴暗时，其心灵如果不被这阴暗所吞没，要不是因为坚强的意志，要不就是他找到了化解黑暗的方法。在《随笔》中我们处处能看到张中晓为了化解这种黑暗的努力，一种绝望中的抗争精神。事实上，他坚持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中最为可贵的一面，那就是，在逆境中也仍然坚持对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担当。在《狭路集》中他写道：“即使狂风与灰土把你埋没了，但决不会淡忘，当精神的光明来临，你的生命就会更大的活跃”，“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坚持人类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狭路集》六一、六四)张中晓显然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种对思想、正义与良知的忠诚使他甚至对自己产生反省，下面这段话由于记录了他写作时的真实处境，其精神之博大深刻与其处境之困厄两相对照更为震人心魄：


过去认为只有睚眦必报和锲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
有一定的意义，只要不被邪恶所利用和牺牲。耶稣并不完全错。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
发后六日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宵，寒衣当尽，早餐阙如之时也。

——《文史杂抄·九九》

       在遭受到那样的飞来横祸之后，张中晓还能写下这样的话，实在不能不让人感佩。由此看来，“无梦楼”中的张中晓，却还有梦，只是再也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幻梦，而只是对人的“良知”、“自由”与“意义”的一线还没有破灭的希望：


良知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因为有良知。良知流贯于人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良知，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道德需要，是生活的理由。
        
真正的人的意义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不仅能够获得生存，并且有机会锻炼自己的心
灵和发展自己的精神，不陷于心灵空虚和精神的窒息。最伟大的工作是人们作为人，作为精神实体完成的人。
        
生活的意义是：从别人获得帮助和接受别人的帮助。要帮助人们，通过帮助人们，也帮助了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视、残杀与伤害。应当是伙伴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

——《狭路集·九三、六八、十九》

       实在说来，张中晓的这些梦想，是非常朴素的梦想，远没有乌托邦梦想那样灿烂辉煌，可是问题在于，当一个时代的人都在追求那种“灿烂辉煌”的梦想时，这种非常朴素的梦想却成了奢侈品，以乌托邦为梦想的社会却为了实现这种梦想而挑动其成员互相敌对，彻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真是一个尖锐的讽刺。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才能明白“无梦楼”的那些朴素的“梦想”的撼人心魄之处，我们仿佛听到了旷野之上人性的呼吁与呐喊。事实上，多少代以来，人们就不断地发出这种诉求，但是只有在像张中晓这样从痛苦与迫害中走出来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才格外显得真诚与有力。因为这些话中，贯注了他的理想与生命，而并非一些无关紧要的言辞，这正如他所说的：“爱，感激，生命与永恒的信念，这些字眼在无教养者看来简直没有什么意思，在冷血者看来，不过是一些可笑的、空洞的字眼。单纯的青年和纯洁的心灵以自己的朴素来意想和想像，而一个久经风霜的战士在炉火纯青的心灵中却化成了精神实体。”(《拾荒集》三三)
       五十——六十年代，随着各种各样的运动，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似乎慢慢完成，在当时的公开文学中所能看到的普遍是欢天喜地的颂歌，但在引入了“潜在写作”的文学史概念之后，这种传统的文学史图像就被打破了。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一些作家的书信与札记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在受到冲击之后并没有自行消失，而是从处于中心地位的正规的报纸、刊物、出版等公众领域转到了处于边缘、民间乃至地下的“私人领域”，只能以书信、札记、日记等私人话语的形式存在。可是对估量一个时代的精神成果与艺术成就来说，正是这些私人性的东西而非公开发表的东西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创造与思考的高度。例如《傅雷家书》、《顾准日记》、《无梦楼随笔》等等。私人写作大体上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编造的神话，而与之保持了一定距离，对之进行分析、解剖与批判。这类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所体现出的思考的清醒与感觉的敏锐，与被时代共名所感染因而失去了基本的感觉力的主流文学相比，真伪立判。这些个人写作，当时都不是为了供公众阅读的，其作者“都命运坎坷，并不是为了立言传世而著书立说，只是由于不泯的良知而写作”，但在今天，它们被公开之后，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文化的另一面，使之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与深度，并使得我们通常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容易产生的浅薄、轻浮的印象发生改变。《无梦楼随笔》在这些个人写作中，也属于出类拔萃之列，它的价值不仅仅在文学上，对于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来说，它也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在现在也没有过时，反而是历久弥新。它之所以有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表现，而且伴随着有血有肉的感情，并在这种血肉相联的思想与情感的展示过程中，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一座知识分子的自己的雕像。作为私人话语，它在当时不可能公开发表，因而默默无闻，然而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时间的大浪淘沙使得“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无梦楼随笔》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乃至当代文化史上一座道德文章的丰碑。

2.艺术观：感性与主体的树立

       张中晓及其师友们——即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遭遇，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两个传统——“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延安文艺传统的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尤其是张中晓，他的一些激烈的言辞被摘录在第三批材料中，直接作为“胡风集团坚决反对共产党所确定的文艺方向，极端仇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罪证，如果对照这里引录的张中晓的书信片断与当时文化界的领导者所强加于其后的“按语”[3]，并进一步参照胡风的有关理论以及毛泽东的《讲话》，你会发现文本在这里的并置不自觉地显示了这两种传统的一次辩论——但这是地位多么悬殊的一次辩论啊!按语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进行政治定性，以一种政治权威的标准歪曲与抹杀了这种文艺思想冲突的实质，后来的研究者必须站在其外，才能发现这次冲突的真实内容与真正含义。
        可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仅仅依靠具有强烈倾向性的“三批材料”所提供的文字是远远不够的，迫不得已，本节依据这样一种思路：即先考察与论述《无梦楼随笔》这部张中晓在身陷逆境时反思与深化自己的思考的笔记中所体现的文艺思想，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三批材料”中所引录的他的书信的真实含义，从而揭示这一冲突的真正内容。这样的论述在时间顺序上是颠倒的，但却具有另外一种优势，即较能够了解作者的全貌，同时，比较“三批材料”中张中晓的书信与《无梦楼随笔》，你会发现张中晓关心的问题及其观点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更加证明了本节的论述思路的合理性。
        已经有论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在《无梦楼随笔》中，张中晓“以其敏锐的理论直觉，开始了对黑格尔主义的反思”，如对其“历史规律、必然性和绝对真理等概念”的反思，并且指出，“对人的本位、尤其是个人本位的高度重视，成为张中晓批判黑格尔主义的原始出发点”[4]。在中国当代史上，这种批判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历史规律、必然性和绝对真理”以及历史目的论等黑格尔的概念在当代中国史上正演变成为一种新的“以理杀人”的工具。正是对这种抽象的“历史”与“真理”的否定，成为从其中解救出“人”的必然途径，张中晓发现：“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无梦楼文史杂抄·九》)事实上，张中晓的文艺思想，也正是从“人的本位尤其是个人本位出发的”，正是从这一点，可以发现他的思想——不论是关于哲学的、历史的还是文学的，也不论是在1955年以前的还是在此后的——汇通之处。
        《无梦楼随笔》中关于艺术的思考，散落在各处，却有着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即对艺术所表现的人的经验、感情、想像尤其是个人的特殊性与独创性的强调。例如他说：


在哲学家的心灵中保持人类理智的清醒，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保存人类感情(爱)的温
暖和意象的欢乐。

——《无梦楼文史杂抄·三八》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独创性)，一种更大的技巧，一种对色调
和性格更好的理解，以及一种对生活的微妙精深的感觉，表现在作品里，更多的经验，更阔的眼界，更丰富的情感。
        

真诚，深入生活、大大的爱。(作家的战斗力、燃烧的生命力、向生活的独立的思考
力。)……

——《狭路集·六》

       这里所强调的，仍然是艺术中的感性因素：即个人的爱、恨、想像力以及对生活的投入。人，活生生的个人，在这里是艺术的目的，也是艺术创作过程的中心，而不是为达到某种抽象的理想的工具，不是某种抽象的规律的例证，也不是某种高度集中的现代组织的“齿轮”与“螺丝钉”。张中晓在这里是彻底的，因为他从最根本处解决问题，在他的思考中人的感性得到了自己的独立位置，不再处于黑格尔系统的哲学所赋予的低下地位：“人之感觉、情绪与思考，在人的心灵中是并存之物，互相影响之物(即心灵诸力)，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认为理智思考高于感性感受者，乃是一种错觉。其实它们之间不过互相影响、互相生发而已；互相帮助、互相形成而已。”(《无梦楼文史杂抄·十七》)。正是这种对感性的独立地位的强调，将艺术从理性的篡越中拯救出来，也正是这种强调，赋予了艺术中与感性相联系的个人的独创性不受外在权威干涉的合法地位。由此出发，不难理解他何以在他的艺术思想中赋予艺术感觉、艺术想像以及艺术家的独立性以中心地位。例如在一处他强调艺术才能在于“观察、发觉和传达艺术家所感受过的人生感情的奥秘，人物的内心感受和感受过程的能力”，而为达此目的，重要的不是“外在手段和技术”，而是“完全出自艺术家的智慧和生活中的感受”的“内在构思的艺术构思”，在这种构思中，“诗意的想像(幻想)常常会突然产生和带来新鲜奇妙的意境。”在这一处，他列举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四个条件：“1.成熟的智力；2.独立思考的习惯；3.在充满各种冲突的丰富的生活中所得到经验和锻炼的洞察力；4.坚定信念。”(《狭路集·六》)事实上也是在强调真正的艺术家所应该具有的建筑于成熟的智力与经验的基础上的“径行独往”的独立的主体性。
        由此可见，“立人”，亦即主体的树立，是张中晓的文艺思想的核心。他由此出发，批评当时流行的看法。例如他说：“把浪漫主义弄成飞上天，把现实主义做成按之入地，舍本逐末之争吵了。人站着、爱着、恨着，正是两结合也，何必他求；人感受、创作，正是两结合也，何必往学也。”(《无梦楼文史杂抄·三九》)这里对流行的“两结合”口号的批判，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当活生生的主体“人”——被提出来之后，所谓“两结合”之类就成了虚假的问题，因为“站着、爱着、恨着”、“感觉、创作”的主体，有其不得不发之处，而顾及不到何种“主义”的，如果作家心中横亘着“两结合”的条文，产生的只能是虚假的、僵硬的教条，除了证明作家没有真正投入创作之外，只能起到既玷污“现实主义”又玷污“浪漫主义”的作用。这种批评“两结合”的方式，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第三批材料”第四十一则中引录的他批评毛泽东的《讲话》的方式[5]，在这里，他同样拈出的艺术创作中人的主体性，从而抽去了工具论的文艺观的立论基础，将其判定为“伪问题”。例如他对“暴露”与“歌颂”这个艺术创作中的“伪问题”的评论：


“功利主义”云云。这个标准压杀了真正的批评，压杀了新的东西。对于“暴露”，“歌颂”的三小段，是不对的，这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机械的看法。我讨厌“暴露”，“歌
颂”(这含义应该与“暴露”相对)这类说法，我觉得，应该换写为痛苦，欢乐，追求和梦想，
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驱逐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说法。


“暴露”与“歌颂”这样的说法，描述的是创作主体的一个简单的“态度”问题，它是以“二元对立”的两分法为基础的，这种“两分法”划定了两个对立的集团：“敌人”和“我们”，而这种集体性的概念在这种话语中是先于真实的具体的个体并且确定了其本质的，从而他不但先验地判定了对象的本质，并且先验地规定了主体的态度，从而以一种篡越的“知性”剥夺了对生活的真实的复杂的感性。张中晓认为“这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机械的看法”，认为“应该换写为痛苦，欢乐，追求和梦想”，第一强调的仍然是血肉的个人的感性，同时也否定了对于现实人生的任何先验的理解——当现实人生被先验地设定了本质时，主体就只能选取“歌颂”或“暴露”的态度，而排除了这种先验的理解之后，就只能在全身心地投入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其问题或意义。这段话后面关于鲁迅杂文的争辩，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关于鲁迅杂文的一段，是完全不对的。杂文，是从现实人生要求中随处发掘的一切新
思想的锋利的锄头，假如仅仅把它看作“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之下，没有言论自由，故以冷嘲
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才“正确”，那就根本没有懂得鲁迅。
        将杂文比喻为“是从现实人生要求中随处发掘出一切新思想的锋利的锄头”，强调的仍然是主体对现实人生的投入与发现，《无梦楼随笔》中论及以“古中国遗产”结合现实做“杂文”时也这样说：“然杂文并不简单，使今日现实(作家的感情)和过去的精神发生联系。这需要精神的绳索，必须发掘深邃的历史精神和火热的现实精神，使历史和现实统一。发掘历史材料的思想力量和感受现实生活的战斗精神的结合”。历史与现实，在这里都不是现成的，先验的，确定的，而是必须以个体的思想力量与战斗精神投入与发现的。张中晓在这里采取了一种非常感性的说法，因为他本来强调的就是个体从感性的经验中发掘“思想”与“精神”的意义，当主体的感性确立之后，当主体的热情、战斗精神、能动性被赋予了最重要的地位之后，当创作过程被描述为从一片蒙昧之中进行“发掘”之后，那种简单的先验地设定了本质的“歌颂”与“暴露”难道还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问题吗？事实上，张中晓在这段话一开始就说明了自己的立论根据：“作家与对象在创作过程进行搏斗，在我觉得是真假现实主义的分歧点，但，他(指毛泽东)只说：‘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多冷静!”并且在最后对《讲话》发出尖锐直率的批评：“总观全书，其本质是非现实主义!”
       引人注目的是，这段写于1951年的话与《无梦楼随笔》中的文艺观念是一以贯之的。值得仔细辨析的是，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含义。“作家与对象在创作过程进行搏斗”，无疑有着胡风的“主客观搏斗”的创作论的影子，它所强调的作为主体的作家与作为对象的生活的关系，不是既成的、固定的、可以一劳永逸地通过理性分析获得其本质的，而是必须全身心地以血肉的感性投入、不断地在创作过程中进行相生相克、互相限制、互相改造的“搏斗”的动态过程。“自从现实主义思潮与理论传入中国，左翼作家们就不断地阐释现实主义文学与时代、生活、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家的世界观如何指导创作等外部规律，很少有人对创作过程本身作深入研究。胡风可以说是第一个达到了这一领域。”[6]在这种从创作过程自身的要求出发的思考中，胡风同样也抗击了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给现实主义理论带来的阴影，他也特别重视“感性”的意义：“感性的对象不但不是轻视或者放过了思想内容，反而是思想内容底最尖锐的最活泼的表现。”[7]强调人的感性活动是抗击先验论的绝对理念的惟一方法，这样，胡风的“现实主义”就排除了任何先验的绝对“真理”，而只承认作家在实践中所求得的必须不断发展的“艺术真实”。可以看出，张中晓的文艺思想与胡风颇有一脉相承之处。
        在这个背景下看张中晓对《讲话》的批评，表面上是“现实主义”还是“非现实主义”的争论，背后却暗含的是实践论与先验论、从艺术本身出发还是从其工具价值出发两种截然相反的文艺思想与思维方式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实际上是当代文学中的两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延安文艺传统的冲突的一个尖锐的表现。毛泽东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是后一传统在文艺思想上的集中体现，其本身就是战争要求与战争思维的一种产物。站在战争所要求的立场上，他的出发点是如何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以夺取最后的胜利，而在战争这种极端化的情境下，“敌人”/“我们”、“暴露”/“歌颂”这种二分法也就取得了其合理性与“组织”力量——即在两个营垒划分清楚的基础上，尽量消除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从而组织起最大的力量以抗击外来的敌对势力。所以，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这篇“讲话”中采取一种斩钉截铁的语言，以权威的态度，对本来非常复杂的文艺问题下了不容置疑的断语，因为文艺不但必须被“组织”起来，而且同时也要起到为战争服务的“组织”功能：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
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8]
       在一切为战争的胜利服务的基础上，他否定了“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模式，也否定了“五四”新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的精英式的“启蒙”立场，而要求知识分子无条件地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的思想要求和审美爱好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和标准。不难看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讲话》所强调的事实上是文学的宣传功能与工具价值，而且是在战争文化背景下对文艺工作做出规定的，它事实上不得不以牺牲文学的独立地位与自身规律为代价。人们自然会希望，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战争文化规范下的文艺思想也会得到调整。张中晓就强烈地感觉到：


这书，也许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
        
……

我真不敢想那些以为这本书是“最完整”的文艺方针而且谆谆教训别人的指导家们
心中作何想头![9]

       但事实上，战时心态不可能自行消失，而是带着巨大的惯性延续到和平时期，随着战争的胜利，《讲话》进一步确立了其权威地位。任何对《讲话》的权威地位挑战，都不会仅仅被理解为对战争文化规范的不满，而将被以战争思维的方式判定为“敌人”，而写下这段话的张中晓，将被认为是最有“反革命”的“敏感性”的一个。
        但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张中晓不只是受到鲁迅、胡风思想影响而且是自觉地将自己置于鲁迅——胡风的“五四”新文化精神传统中的知识分子。他当时的一些偏激的言辞如“屠杀生灵”、“图腾”、“封建潜力正在杀人”，置于《无梦楼随笔》的思想框架以及新文化传统来看，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他强调文学中“人”的中心地位，而反对将文学视为“工具”的理解，正是新文学“文学的启蒙”以及“人的觉醒”的自然发展，而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统治术”的批判，反对将知识分子仅仅置于“接受改造”的地位，也正是对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到胡风企图以“五四”精神来指导救亡、从而在重视人民大众的力量的同时也发掘“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思路的自觉继承。而包括他在内的“胡风集团冤案”的发生，正“标志了‘五四’新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的中断，从此，战时文化规范基本上支配了整个文学界，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在极端的形式下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张中晓的偏激的言辞将成为“预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造神运动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图腾”，也看到了以革命的名义，“封建潜力正在杀人”……张中晓个人的命运，成为当代文学史两种传统悲剧性的冲突中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片断。

赘 语

       在与“战争文化规范”的冲突中，“五四”新文化传统似乎全军覆没，可是类似《无梦楼随笔》这样的“潜在写作”的出土，使得我们发现，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它并没有自行消失，而是隐入地下，以“个人话语”的方式继续顽强存在，像地火在岩层底下奔腾运行。从《无梦楼随笔》中我们可以看出，张中晓是一个将思想化入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为之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史的，而且更让我们思考自鲁迅以来的“以生命思考、抗争”的精神传统。引用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对鲁迅在《破恶声论》中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解说，也许可以让我们对这一传统有稍为明晰的认识。伊藤虎丸认为：“鲁迅所说的‘伪士’，(1)其议论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2)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咀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惟顺大势而发声；(3)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自己或民族的内心”[10]，由此，当代中国人自然会引出这样的结论：“‘本根’的确立和个人的主体性建设，必须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必须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仅仅靠引进的西方近代观念，靠流行的种种新式说辞，是完全不足恃的”[11]。在这个意义上，从鲁迅到张中晓一直没有间断的对“立人”的强调，不但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进一步证明其重要性。

注释：


[1]《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火凤凰文库”，本文所引该书均据此版本，下文仅在括弧内注明所引则数，不一一注明页码。
        [2]许纪霖语，其同名文章刊于《读书》1997年5期。
        [3]据林默涵回忆，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除过张中晓批评《讲话》的一则系他和周扬共同起草外，其他均系毛泽东所加，参见李辉《文坛悲歌》249页。
        [4]引自许纪霖《思想史上又一个富有者》，载《读书》1997年5期。
        [5]《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引文据1955年《文艺报》，下同。
        [6]陈思和：《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贡献》，收入《笔走龙蛇》，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
        [7]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转引自同上文。
        [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51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9]《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
        [10]《亚洲的“近代”与“现代”》，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引自张新颖《“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作家》1998年第6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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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的随笔

文／孟庆德

　　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煹�如今�熣獠慷缘毕氯杂芯薮蠊鼗臣壑档木�典，于坊间已不多见。
　　书前有王元化先生序道：“大跃进三年灾害时期，有一天我的妻子张可收到一封信，这是中晓写给我的。他不知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很不好过。他在信中说：‘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王元化先生在序中还写道：“当时他的困难是难以想像的。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寒衣卖尽’、‘早餐阙如’、‘写于咯血后’……之类的记载。”
　　拾彼枝叶，以馈贫粮。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开篇即由康德、黑格尔等西哲谈到道德原则问题。
　　天下许多事物，皆可冠一“好”字，唯道德不用，道德好像天生是一个好东西，自然有一“好”字在里头，连盗亦有道，好像也有圣人君子之风，与一般的强盗不再一样。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碎了我们古老的铠甲。幸亏还有道德可以依恃。我们总以为，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还有道德可以骄傲。可是，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德从那时起就开始而且没有停止滑坡，大宋朝，儒巾满目，儒道广被，其道德力量足可以使它越来越强大吧，可从始至终，它总被外人欺负，最后被欺负得只剩半壁江山，最后不复存在。说起道德，总让人困惑。道德可不可以用皇权、军队强迫？好像不行。道德可不可以用宗法强化？这好像也不行。道德能不能如性欲，从生下来就藏在人的身体里？道德能不能如播种疫苗，一旦种上就终生免疫？道德建设，该怎么做呢？
　　张中晓在书中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话：“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的丰富性，它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做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概念的、抽象的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当年中国人不能醒目地看到这段话。就在张中晓引出上面那段话的时候，教育界正告诉孩子们，历史是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段落划分的。这种划分仿佛暗示，好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旦来到，“社会主义社会”马上就应该到来，如果不来，催生也要让它来，不然就是不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于是，人一变而成为达到历史目的的工具了。
　　“人创造着历史，人类的行动和斗争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内容。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规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的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的人类行动的开始。”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张中晓向《无梦楼随笔》中增加了上面那段话，如此同时，远在欧洲的卡尔·雷蒙德·波普尔为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写下了序，观念竟与此惊人的一致。
　　何满子先生说：“张中晓是一个早夭的天才。五十年代他曾‘臭名’远扬。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说‘张中晓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如何如何；另一条在该书的１２５页上，说‘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云云。”可以看出，正像何满子先生所说：“上引按语作者的目光是锐敏的，现在胡风案已获昭雪，‘反革命’的头衔不再存在，于是人们惊讶地发现，按语所评定的‘敏感’、‘感觉是很灵的’确实下得很正确、精当。”
　　我一直以为，中国，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一个人高高站立，其他所有人都俯伏着，读了张中晓《无梦楼随笔》，读了《无梦楼随笔》中上面那段话，我发现我错了，那时候，还有一个人也高高站立着，站成另一个高大的身影，甚至站得更高，他和另一个站立者一起打量世界，打量历史。
　　多少年过去，中国人才知道西人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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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的随笔

孟庆德         无梦楼随笔         张中晓遗稿         路莘整理         无梦楼文史杂抄         （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一年）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无梦楼文史杂抄》自序     本册始于丙申秋幽居开始之日，终于辛丑夏秋之交，计五易寒暑，三经删订，因杂观群书，遂抄摘斯篇。掇拾贯穿，无所不记，拾披枝叶，以馈贫粮，虽芜秽之冥索，亦感触之所致也。其间中辍于戊戌之大病，数废于心事之浩茫，断条零章，遂无一贯之线索可寻矣。今日翻阅，顿觉怅惘，盖韶光之既逝，而学殖之荒冗，纵有情之可恕，岂己躬之所愿哉。壬寅春社日书于无梦楼。     写在后面。     这本《无梦楼随笔》，是陈思和、李辉总体策划“火凤凰”中的一本，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无梦楼文史杂抄；二、拾荒集；三、狭路集。《无梦楼文史杂抄》的序下有整理者注：“丙申即一九五六年，辛丑即一九六一年，戊戌即一九五八年，壬寅即一九六二年。”书前有王元化先生的序，王元化先生在序中写道：“大跃进三年灾害时期，有一天我的妻子张可收到一封信，这是中晓写给我的。他不知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很不好过。他在信中说：‘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王元化先生在序中还写道：“当时他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寒衣卖尽’、‘早餐阙如’、‘写于咯血后’……之类的记载。据说他曾把破旧外衣补补缝缝改为内裤。他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中，一笔一笔写下他那血泪凝成的思想结晶。”     拾披枝叶，以馈贫粮。     一     原文     全部哲学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几乎都提出了一个中心课题（道德原则），即：哲学的任务是在于使人有力量（理性）改变外来压迫和内在冲动。这在康德为自我，在黑格尔为主观自由，在斯宾诺沙为理性力量，在狄德罗为约束原点的统治，在费尔巴哈为爱和节制——理性力量的不同形式，提高人的灵魂，超越现实而走向更高尚的境界。他们的价值，就在这里。     无梦楼案：康德例外，他对这力量本身怀疑。     写在原文后面。     天下许多事物，皆可冠一“好”字，唯道德不用，道德好像天生是一个好东西，自然有一“好”字在里头，连盗一有道，好像也有圣人君子之风，与一般的强盗不一样了。     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碎了我们古老的铠甲。幸亏还有道德可以依恃，我们总以为，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还有道德可以骄傲，我们的道德天下第一，是世间最古老的，只要把古老的道德全力拿来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就仍能天下最强最大最了不起。可是，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德从那时起就开始而且没有停止滑坡，大宋朝，儒巾满目，儒道广被，其道德力量足可以使它越来越强大吧，可从始至终，它总被外人欺负，最后被欺负得只剩半壁江山，最后不复存在了。     说起道德，总让人困惑。道德可不可以用皇权、军队强迫？好像不行。道德可不可以用宗法强化？这好像也不行。道德能不能如性欲，从生下来就藏在人的身体里？道德能不能如播种疫苗，一旦种上就终生免疫？这好像都不行。     道德建设，该怎么做呢？     二     原文。     哲学的具体原则，应当是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它使人们有力量锻炼自己的心灵和发展自己的精神，因之，真正的人、名副其实的人是作为精神实体来完成的。     案：如果物质生活提高，而心灵空虚，精神萎缩，那么，精神就不足养活肉体，必然流为放纵和狂荡。     写在原文后面。     若按教科书上说，中国古来是有哲学家的。但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有多少？中国哲学对中国人古来生活有没有帮助？有多大？到底都是些什么帮助？都帮助了什么？     执教于南开大学的学者朱鲁子先生有一部专著，书名叫《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朱鲁子先生在这部专著的《导论》中写道：“在除人生哲学以外的几乎任何一门学问面前，人们都会谦虚地低下头来承认自己的无知，但如果说起人生哲学，几乎每个人都会滔滔不绝，仿佛它是最简单、最不需要学问的一门学问。”朱鲁子先生说：“而如果我们把人生哲学真的当成一个问题，则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敢说，没有一个老人敢说自己比一个孩童懂的更多，也没有一个学富五车的教授敢说自己比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懂的更多。”     物质生活提高，心灵空虚，很不幸，这竟是事实。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和许多走在前面的国家相比，我们还不敢说我们的物质生活就有多大提高。但我们的精神确乎带不动我们的肉身，进而越来越养不活它了。有人说，这是打开国门，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影响的结果。但是，向我们汗牛充栋的古籍中去看，我们应该并不缺少强大的抵御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的传统资源。“仁义道德”，“仁义礼智信”，“君子重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总让我们很可以傲视世界，这已强调到近乎骂人的程度。经两千多年的不断修炼不断强调，按说我们应该早具有金刚不坏之身才对。还有，既然说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足可以坏人，那么，身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民众应该是生活在重灾区，应该早已没落不堪才是。可是，现在，只要不是真的闭目塞听，只要不是故意要捂着眼睛说话，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家从物质到精神，许多地方都远远优于我们，许多地方都并不比我们差。     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人生哲学，也许真的就有问题，也许真的有些不管用。     三     原文。     在黑格尔的概念的威力面前，任何逻辑思考都软弱了，空疏了，任何理智都僵化了，干枯了，只有感性的语言不失其鲜艳性和生动性，道德格言还有一定的人生价值和思辨的形式，因为，道德格言本身同时是一殊相。     写在原文后面。     伟大的人物有伟大的障碍。黑格尔是世界级的大山，孔子的影响相比起来似要小一些。但对于中国人，孔子这座大山也足够高，他使得太阳要想升到天上来，也要多走几步路。两千多年，尤其是一个世纪以来，他浪费了人们多少唇舌。     邓小平到底伟大，非一般书生所能比，他说，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要再争了。     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不是还会争下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孔子的问题，是一定还会争下去的。     四     原文。     懂得哲学要有一定的抽象思考能力。而报纸的一般性质是：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导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     写在原文后面。     一个民族若能早一些具备很好的抽象思考能力，这是否是哲学的福音？这是否也是这个民族的福音？     这世上许多民族，在抽象思考能力上是不是各有差异？比如，用象形文字的民族，在抽象思考能力上是否要差些？     有朝一日，报纸能否办得也有些哲学味道？     但报纸到底是一个好东西，它是一个让人既觉麻烦但又不能不办的东西。在古代，皇帝只要把皇宫里的事情锁在宫中，只要把一地的事情锁在一地，只要把外国的事挡在国外，也就行了。但是，自有了报纸，即使把各种报纸统一成复制版，也要费些事了。     五     原文。     一个纯粹形式的范畴可以应用来指谓许多异常不同的事物。因此，人们有时不知他们所攻击的种种见解与他们所坚持的见解为同一之物，他们的互相攻击，或树敌门外或操戈室中，实在由于空洞字面的区别。例如，信仰的直接知识说，主张直观上帝的人格，在对本身具有普遍性的人格的直观之中，建立信仰和确信。主观说者以为间接知识即有限知识（知性）的基础上，不可能寻到上帝（无限之内在表现）。然信仰或直接知识，在别处亦名灵感或内心启示，天赋予人的真理（良知？）、人的健康或常识。凡此种种形式，皆同以一个真理之直接呈现于意识为基本原则。     无梦楼案：直接信仰说并非否认事实与思想（真理），而是将它们作为唤起、推动信仰的东西，而不是作为本身。     写在原文后面。     一个纯粹形式的范畴可以应用来指谓许多异常不同的事物，这句话使我又从书本想到别处去了。     网友南朵有文：《夜读〈暗示〉随感两则》。南朵在文中说：“一种文字，一句话，可以从很多人的口中说出，话是一样的话，文字也没啥不同，而话语者本人对话语的承诺理解与责任担当未必同一，其人生依持与性格指数、精神诉求与道德认同未必一致。”读了南朵的文章，我在后面有过一句话：“两个人，对于哪怕一个小小的单词，其理解有时都很可能相差很远，所以表达者所要表达的和接受者所接受、理解与反应的，往往也很有距离。”     互联网来，笔仗空前，概念和词语沸腾。但是，你的“国家”未必就是我的“国家”，我的“革命”也未必就是你的“革命”，现在多少人都在说文化，都在说自由，说民主，但很可能并不在一个段位上。     六     原文。     抽象思考总是和当前现实问题矛盾。正如必然性和偶然性，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在他死后许多年才被理解，这是因为同代人的目光总是被当前现实纷乱和成见的铁壁所阻挡的缘故。     写在原文后面。     毛泽东应该是个思想家，不然，“毛泽东思想”就不成立了。     七     原文。     永恒——当前现实的否定，而现实——历史永恒的否定。从现实的角度不看，只存在一时的东西，而不存在永恒的东西。     写在原文后面。     永恒与现实，这是一对矛盾。但有人偏爱站在地上望星空，去思考永恒的问题，人类也正是凭此精神才走出分量，走出质量，我视这种精神为永恒。     宇宙之间，人是不可能永恒的。但人不能没有景仰永恒、思考永恒和追求永恒的精神，否则，人类将会失重，甚至不能走完足够长的路程。     八     原文。     人创造着历史，人类的行动和斗争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内容。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规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的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的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说明历史，而我们却应当以历史说明迷信，否定迷信。作出对生活最高目的的合理的和合乎伦理的解释，是今日道德哲学的工作和责任，也是历史哲学的道德性和战斗性。     写在原文后面。     20世纪50年代末，张中晓写下了上面那段话，卡尔·雷蒙德·波普尔为他《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写下了序。     在这本《无梦楼随笔》的后面，有何满子先生的一篇题为《〈无梦楼随笔〉的诞生》的文章。何满子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张中晓是一个早夭的天才。五十年代他曾‘臭名’远扬。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曾有两条权威的按语给他以沉重的诛伐，一条在人民出版社单行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112页上，说‘张中晓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如何如何；另一条在该书的125页上，说‘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云云。”可以看出，正像何满子先生所说：“上引按语作者的目光是锐敏的，现在胡风案已获昭雪，‘反革命’的头衔不再存在，于是人们惊讶地发现，按语所评定的‘敏感’、‘感觉是很灵的’确实下得很正确、精当。”     我一直以为，中国，20世纪5、60年代，只有一个人高高站立，其他所有人都俯伏着，读了张中晓《无梦楼随笔》，读了《无梦楼随笔》中上面那段话，我发现我错了，那时候，还有一个人也高高地站立着，站成另一个高大的身影，甚至站得更高，他和另一个站立者一起打量世界，打量历史。     多少年过去，中国人才知道西人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九     原文。     历史有情，不是人事无常，正如历史无情，不是因果报应。因为世界并不是裁判所，而是生活的地方。必然性可以休矣。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的丰富性，它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做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概念的、抽象的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写在原文后面。     当年的人们不能看到张中晓的这段话，当年的人们不能醒目地看到张中晓的这段话。就在张中晓写下上面那段话的时候，中国教育界正在告诉孩子们，历史是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段落划分的。这种划分给人一种心理暗示，好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旦来到，“社会主义社会”马上就应该到来，如果不来，催生也要让它来，不然就是不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于是，不幸，人一变而成为达到历史目的的工具了。     十     原文。     机械论者所强调的最简单前提本身，重复一千遍也不足以使我们认识任何存在的事物。因为认识，首先必须肯定思想者的心灵力量，它外在表现为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劳动，它的成果是独创见解和具有科学价值的著作，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意义在此。     写在原文后面。     如果了解当年的历史背景，可以知道，贫病交加的张中晓，他在精神上是高大的，他在用思想的方式以一人之身为人、为生命而反抗。     人是机器，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无论谁说我不能站在科学、政治、上帝、孔子或任何其他角度思考问题，我都无法把自己放到人以外别的位置上去。常听人憧憬天国，盛赞天国无苦无难，无忧无虑。但我总感到那很有些机器的味道。倘入天国要以做机器为代价，我宁肯有苦难地生活着。当然，人若真能成为机器，这世界也许会少许多麻烦。但是，一旦那样，人类世界将不会再有五彩斑斓，不会再有丰富的内容，将不会再有爱情，不会再有文学和艺术。     十一     原文。     独断主义的方法是通过某一特定的命题把这个或那个原则说成规定性。这种原则总是有条件的，因而它具有辩证法，即在自我中对自身的破坏。     写在原文后面。     “独断主义的方法是通过某一特定的命题把这个或那个原则说成规定性。”这句话中有历史。而“即在自我中对自身的破坏”，这却是一般人想不到的。     涉及到“独断主义”，学者孙尚扬有一篇文章名叫《宗教对话的两项原则》，文章中有两段话，我很愿抄下来：“独断主义者往往断定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掌握了全部真理，是通往救赎之路的唯一真教或普世宗教，并以此为标准谴责其他宗教，要求其他宗教的教徒皈依自己的宗教”，“以上两项对话原则——相互承认、赞赏及相互批判和自我批判——并不能穷尽宗教对话的全部规范，但我们认为，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只有相互承认、赞赏才有可能使对话得以展开，才能使对话的主体以求知求真的精神去发现新的精神世界，而只有批判和自我批判才能使 对话结出硕果，有益于双方的升华与进步”。     网上有北风行先生《与张中晓对话（11）——解析辩证法》。北风行先生在抄录张中晓上面那段话后写道：“所谓辨证法不是‘在自我中对自身的破坏’。因为方法不是存在，它只是对存在的透视，所以它不会具有破坏力。辨证法是对存在及存在之间相互关系的透视。正是因为人们有了这样的‘透视’能力，即把握了辨证法，人们就有了观察事物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本领。形而上的‘彻悟’才有了可能。形而下的‘聪明’才会水到渠成。”     张中晓若在世，见到北风行先生这段话，不知会怎么说。     十二     原文。     任何精神工作，在任何时候，所面对和所从事的，不是现成存在的世界，而是尚待发现的世界。每一个人所说明的东西，与其说是确定的存在，不如说是并不确定的想象，他们所得的不是相同，而是小同大异。普遍性（真理）是相同的一面，特殊性（个人风格等）却构成了重要的，而且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说得好像有些太绝对了。述而不作，算不算精神工作？皓首穷经，算不算精神工作？千百年来许多人尽向彀中走，算不算精神工作呢？     几十年来，传统的“唯物主义”教育僵死了一些大脑，当终于知道“测不准原理”，一个青年与他老父亲争论“唯心”与“唯物”时说：“在人的眼睛里没有百分之百客观的世界。”那位老父亲马上很强硬地反驳道：“我的眼睛看到你是我儿子，难道你不是我儿子吗？”他的儿子当场被噎住。     十三     原文。     只有成为你自己的，才能从外在变成内在的。任何对于人的事物都是如此。     写在原文后面。     饮食如此，学习亦如此。政治家也深明此理，有过一句话：“铭刻在记忆里，融汇在血液中。”     于是，想改也难。最难的，是已经不自知了。     十四     原文。     少年时期，真理使我久久向往，真实使我深深激动。但后来，我感到真实像一只捉摸不住的萤火儿，真理如似有实无的皂泡了，康德的阴影逼近我。     康德看到了真理的矛盾（二律背反），但把它归咎于主观认识能力的缺陷。     真实是存在的，真理也是存在的，但在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它都是有限的东西。只有在全人类和全历史中，它才接近无限和绝对。个人应当随着生活的发展而改变他对真实和真理的看法，但是，这改变却为人类接近真理的活动作出了贡献。（远处传来了康德的声音：不，只说对了一半，人类对真理是不可知的。）     写在原文后面。     “个人应当随着生活的发展而改变他对真实和真理的看法，但是，这改变却为人类接近真理的活动作出了贡献。”我赞成这句话。真理是有的，它像启明星，它像地平线，你一步一步走近它，它又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走，是人的宿命。     十五     原文。     真理是矛盾的统一，而不是可以抓住不放的东西，是活的，不是死的东西。     写在原文后面。     仅凭这句话，张中晓当年就注定要受批判。在这句话面前，一切圣坛上的伟大和正确都得接受检验，都会失去统摄的重量。     十六     原文。     真理存在你心中，心中的真理是无限的，生活中的真理是有限的。     写在原文后面。     真理一碰到现实生活，就得委屈些。     真理若于现实生活无关，人们就会疏远真理。     十七     原文。     人之感觉、情绪与思考，在人的心灵中是并存之物，互相影响之物（即：心灵诸力）。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认为理智思考高于感性感受者，乃是一种错觉。其实，它们之间不过互相影响、互相生发而已；互相帮助、互相形成而已。     写在原文后面。     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提醒人们想起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些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曾国屏译德人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说：“精神气质被理解为复杂系统的一种整体状态，由其部分的局域非线性相互作用引起，但是不可能被还原为部分。”《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五期许锡强《人是一切中最复杂的——唐弢〈琐忆〉的文体性质和社会影响新论》说：“鲁迅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的人物。”林语堂在其《八十自叙》中也说他是“一捆矛盾”，林语堂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     认识到人的复杂，这应该是我们的一大进步。但这进步来得很不容易，包括孔子在内，中国古人似乎很想要把人弄得简单化，这种习惯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搞文艺创作的人，进一步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孩子，这使得孩子们每当看电影时总爱指着电影中的人物向大人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十八     原文。     又是一种误会。即把哲学性的自我反思与一般理智思考混淆起来了。前者是思考自己，即把自我的全部心灵，作为思考的对象，后者是逻辑推理和分析。     写在原文后面。     当然，有人一定又会想到《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但是，我还是要说，中国人缺少哲学思考，缺少健康的哲学。纵有哲学，也多是非人的，多是病态颓废的，这样的哲学越有质量，越发达，人的质量就越低下。     十九     凡人之情，己处其乐，不知人之忧，己处其忧，但见人之乐。范仲淹之忧乐，乃理性之公，非人情之私也。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这句“范仲淹之忧乐，乃理性之公，非人情之私也”似大有深意。     因为要让人们学习并躬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这句话被不断强调，故使得人们认为范仲淹真是伟大得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姑不论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所忧的“天下”是谁家之天下，也不论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到底是为谁而忧，只说范仲淹这“理性之公”，到底有无“人情之私”呢？翻检历史，范仲淹为之写记的滕子京就是一个大贪官，而范仲淹硬认自己路线为正确，一力提携朋党，把另一位同样殚精竭虑为国谋事的宰相吕夷简打了下去，结合张中晓上面关于感觉、情绪和思考那段“其实，它们之间不过互相影响、互相生发而已；互相帮助、互相形成而已”，范仲淹自己未必知道，他似乎并不单纯。至于驻守边疆反击外部入侵，据有关资料介绍，范仲淹几乎可说是无能了。     二十     原文。     人们口中越是说绝对、完美、伟大……，大吹大擂，则越应当怀疑那种神圣的东西。因为伟大、神圣之类东西在人间根本不存在。欺骗性与冒险性是狼狈为奸的。当然，对于幼稚者来说是存在的，对于别有用心者来说，也是存在的。前者因外表而迷惑，后者于利用而挥舞。但是，对幼稚者来说，也是不存在的，因他仅是爱而不是理解，他还站在外表。别有用心者根本不以为存在，仅是昧心用之罢了。因为，神圣的东西在这绝望的人间本来是没有的，正如康德的理念那样。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够胆大。     张中晓这段话应该记住。当这世上再有人鼓吹和山呼伟大和神圣，我们就应该意识到，这世上仍有别有用心者，仍有幼稚的人。     二十一     原文。     物竞天演，优胜劣败，并没有错，不过只是社会学的一个极端而已。正如道德互助的原则，是另一极端那样。反对者企图全盘否定，终于不能自圆其说。赫胥黎此说，可说明科学对于人类，如果没有道德的照耀，可以流于多么残酷。     写在原文后面。     在我们这个泛道德的古国里，在我们这个道德不为人，却常常被借之以名用来戕害、压迫、枷索和委屈人性的国度，道德这个词，已让我们给腐蚀和败坏了。     道德照耀。可惜，首先用道德照耀，是在别处，不在有五千年道德传统的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在古代，是天生有子，是阉人，是缠足，是酷刑；在整个二十世纪，是用镁光装鬼，是用电上刑，是用报纸放卫星，是用电脑算命，是用工业颜料染黄鱼，是用注射器向家禽身体里注水。     二十二     原文。     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相隔不是万重山而是一张纸。存乎其人，存乎其心而已。如果没有道义的标准，两者实际上是无区别的。明乎此，可见搞政治与耍流氓为同义语了。但政治的道德性存在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领域，而在实践政治中仅有流氓的跋扈，这就是为什么人世间仅多悲哀、丑恶现象和永远的痛苦……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已近乎控诉了。     二十三     原文。     社会生活（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是一个人的经验所能说明或解决的。它的行动取决于各种因素各种力量的中和。在某个人所感到痛切的时弊、在某个人感到某种不合理性，但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却并不如此，却是合理的，势所必至的。东方世间的王道（政治道德）之所以虚伪，就是在人的经验（特别是感情）中投下道德者的假象，形成温柔性，而把实际政治中的残酷性掩盖了。它形成了人们对统治者的幻想。     写在原文后面。     明乎此，我对任不寐先生未刊稿《与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对话》中李慎之先生所说“中国的政治自由还是中国的问题，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比如道德教育方面，中国人有些观念也是好的”，不敢乐观。     二十四     原文。     真正的政治道德是以实际政治中的合理性为基础的（无此基础，则温柔性又是单纯的主观感情）。这就是诚实与负责。     写在原文后面。     欲建诚实，大难，这等于用今天与过去五千年战。     欲建负责担当的精神，也大难，也等于用今天与过去五千年战。     二十五     原文。     诚实与负责——现代政治道德；仁慈——中土政治道德（恩赐与奴役）。     中土王霸——统治者的品格如何？仁慈还是残酷，好心还是邪恶？     仁慈是上对下的恩赐，容忍是人对人的关系。仁慈是对统治者的幻想，容忍是对人的尊重。一出于奴隶的道德，一出于自由心情。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这道理说得很明白，但想让一个惯于叩头、惯于谢恩、满脑子青天意识的民族明白这道理，很难。     张中晓这道理，其实并不是秘密，如果我没弄错，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就在“文革”时期，教科书上，在批判“封建社会”和“封建帝王”的时候，相类的道理也是讲得很响亮的。只是，批古人的时候，我们都很明白，把目光移到现实之中，往往就不明白了。     二十六     原文。     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起完全不同的作用。这对于思想史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口头虽为人们所常诵，在实际分析中每被忘却。主要者，以其不理解此中曲折之途径与实际之情况之故也。     写在原文后面。     孔子还有一个名字，叫卞和。     以孔子的神圣，以孔子的大度，倘孔子说了算，孔庙之中，应该把董仲舒也请进来，在孔子的塑像旁，也应同立董仲舒的塑像，在孔子的画像旁，也应同挂董仲舒的画像。     通过司马迁的《史记》我们可以知道，公元前某一年，孔子哀叹：“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又叹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二十七     原文。     从诚实、良心等等道德眼光来看，道德的确是行为——不仅是行为而且是思想、学问等等精神工作的中心。日常生活中的虚伪，在精神工作中就流为欺骗，流为说谎，流为把真理当商品等等。     写在原文后面。     就张中晓上面的话，可以在后面列一长串名单。比如：哥白尼，拉伯雷，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布鲁诺，伽利略，伏尔泰，哈耶克，哈维尔，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     可惜，这又是西人做得比我们好。     二十八     原文。     在真理嘴中所说的是真理，在虚伪嘴中就变成了谎言，话，一说出口可以得到如此不同的待遇。     写在原文后面。     鲁迅是批儒的，而且一向很坚决。但，我总在想，鲁迅也许比许多圣人君子般道貌岸然的儒者都儒得厉害。这有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证。文章中有一段，我一向视为鲁迅的自况。这段很长，但很值得一抄：“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二十九     原文。     许多东西实质是旧物，古已有之的，换了另一种语言、口气来讲，仿佛变成了新东西，当然，其中有的是在新形势下的斗争武器，但有的却是陈旧的东西的改头换面。借尸还魂，使传统的东西获得新的生命，固属必要，但拆穿老底，揭露真相，挖除老根，也是必要的。明乎此，可掌握旧的标准了。     写在原文后面。     仿佛看到张中晓与刘再复对话。     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先生有过发言，大意是，语言词汇必得更新，不如此不能更新观念。但是，就像鲁迅大力介绍的木刻既可以悬挂《牺牲》、也可以刻画伟人像，就像原本为个性解放而诞生的摇滚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了太平盛世的颂赞、就变成“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历史事实再一次摆在那里，许多新的语词，许多新的概念，又都拥塞进许多旧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又都败坏了。     三十     原文。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富人是仇视的，美德与财富成反比。对穷人是轻视的，他把穷人比作雄蜂，他说有两种雄蜂，一种是有尾针的，另一种是没有尾针的，没有尾针的雄蜂为乞丐，有尾针的雄蜂为罪犯。     写在原文后面。     仇视富人，这似乎也是人类的一种传统。     但中国古人还有一句话：“仓廪实而后知廉耻。”     但中国古来一些事实让我对这句话越来越怀疑。     但我到底想起我在二十一世纪初学会了一句话：“一个富人身后站着一个魔鬼，一个穷人身后站着两个魔鬼。”     三十一     原文。     古罗马的一个经济学者郭鲁美拉（公元一世纪人物）说：“我们把土地交给坏的奴隶去耕种，简直等于交给刽子手。”他竭力论证小农经济的稳固性。（与现代小农经济稳固论不同。）     写在原文后面。     如果把“奴隶”一词换成“农民”，似乎可以这样说：一种体制，也许会把好的农民变成坏的农民。     三十二     原文。     奥古斯丁虽然承认奴隶制度是人的利益，而不是神的制度，但他并不主张废除奴隶制度，而要求奴隶安于做奴隶，他说过：“教会的任务不在于解放奴隶，而在于使奴隶善良。”     写在原文后面。     就从张中晓提到的这点，奥古斯丁和中国的孔子倒有些像。     盛赞“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赞美；你有无上的能力、无限的智慧”的奥古斯丁，不想给主再添负担，他能认识到“奴隶制度是人的利益而不是神的制度”，这很不容易。     三十三     原文。     假文件，一贯是用来排挤异己的手段，罗马教会在五世纪时曾提倡过“二剑论”，说上帝把宝剑交给使徒彼得，一把是教剑，另一把是俗剑，二剑并不同样重要，教剑是主剑。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用这段文字竖起一面镜子，镜照一个时代，有了这面镜子，镜外世界所进行的许多轰轰烈烈的活动，就都是悲剧，也是喜剧了。     俗剑，我不知原本所指者何。网上北风行先生在《与张中晓对话（33）——权力与民主》中说：“‘教剑’可不可以理解为‘权力’？‘俗剑’可不可以理解为‘民主’？”我对此却沉吟。公元五世纪教会拿起来的剑，怕未必有民主的席位。罗素《西方哲学史》第三卷《近代哲学》第一篇《从文艺复兴到休谟》第八章《霍布士的利维坦》在谈到霍布士《利维坦》第四编《论黑暗的王国》时有这样一段：“第四编《论黑暗的王国》主要涉及对罗马教会的批判；罗马教会把灵权放到俗权之上，霍布士因此憎恶它。”而此前在谈到《利维坦》第三编《论基督教国》，罗素说：“第三编《论基督教国》，说明不存在一统教会，因为教会必须依附俗界政府。”     假文件，写下这三个字，不知张中晓是否想到“胡风案”。想当年，有关“胡风案”的文件，加起来，比胡风们的文章不知要多出多少倍。日前，互联网上尚有语者先生在一篇史料中回忆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向父亲询问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调查材料的按语》（见毛选第五卷）中所举‘罪证’，即绿原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关系的指证。父亲说：绿原（1944年，23岁）年轻，英语好，在重庆失业，托人找工作，有人介绍去中美合作所任英文翻译。当时很多人不知道这‘中美合作所’是怎么一回事，绿原找重庆的朋友一打听，原来是一间美蒋特务机构。当年绿原先生早已经是一个热血激昂的进步青年，当然不会陷入魔鬼陷阱，于是推辞不去，此事也就了之。谁知，1955年‘反胡风’运动，有风闻其间蛛丝马迹的某人将这一不确实信息举报上级，于是罗织为莫须有罪状之一。”     三十四     原文。     在中世纪，权威最有力。在近代，事实最雄辩。培根说过：“真理的标准在古代是能否自圆其说，在中世纪是能否和圣书相一致，在近代是能否和事实相符合。”     写在原文后面。     自圆其说，这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工程，像孔孟那样伟大的人物，终其一生也未能圆满完成任务，这就需要后人不懈地帮助那些圣书去圆。两千多年了，我们还在不断地圆古人之圆，已圆成习惯了。     但是，倘有历史真相或更科学的道理走到我们面前，我们是不是会尴尬？不要怕，没有事的，我们可以说那历史真相或更科学的道理是篡改，是歪曲，我们可以把它埋葬，我们可以视而不见。     三十五     原文。     中世纪社会生活中最刺目的矛盾，教会宣扬博爱、温和和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的残暴和践踏。一方面宣扬禁欲和不贪婪，另一方面放荡淫佚和残酷榨取。     写在原文后面。     张弘译法国史学家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有一份《中世纪大事年表》，时间是从1100年到1497年。其中有这样几条：1、1121年，阿贝拉尔发表《是与非》 ；2、1145年，切斯特的罗伯特翻译阿尔-卡里兹米的《代数学》；3、1155-1170年，德国诗人托马斯写作《特里斯坦与伊瑟尔达》；4、1160年，法国诗人贝卢勒写作《特里斯坦与伊瑟尔达》，《尼伯龙根之歌》流传；5、1163－1182年，巴黎圣母院建成；6、1214年，牛津大学获得第一批特权；7、1312年，但丁发表《地狱篇》；8、1349－1353年，薄伽丘写成《十日谈》；9、1470年，巴黎大学推广印刷术；10、1488年，巴托洛缪·迪亚士航经好望角；11、1492年，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发现美洲；12、1497年，列奥纳多·达芬奇完成《最后的晚餐》。     中世纪应该能让人们记住些什么。但是，以1497年为界，460年后，中国暴发“反右”和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类似张中晓上文所说现象再次出现。同时，大学停课，知识分子被打倒，许多书籍被禁毁。也许较中世纪时间还短吧，运动晚期，运动发起者毛泽东也很是不满，说，没有小说，没有电影。     三十六     原文。     关于艺术理论，（一）普通的对于艺术诸问题的见解，例如作家书简、作家笔记、语言；（二）美学（艺术哲学）理论，例如康德、黑格尔。这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只是经验、现象和问题的一鳞半爪，后者是纯理论范围内的思考。     写在原文后面。     前者让人敬畏，后者让人感到亲切。     三十七     原文。     艺术是表现人的悲观喜爱的事物。他的心灵所观照的事物。离不开人的自己的经验的东西。由于这些东西同时是客观存在，所以我说艺术是现实的反映。     写在原文面后。     我在《禁书》一文中曾写过这样一段：“传统现实主义的标准实在是太狭隘了，在天地这个大大的现实环境中，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现实主义，卡夫卡、圣琼·佩斯和毕加索也是现实主义的。”还有：“在广阔无边的现实世界的笼罩下，一切文学艺术都是现实作用下的产物。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你不能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你就不能拒绝这些问题的不断显露，而单靠对这些问题的反应物进行禁止，是没有用的。”     三十八     原文。     在哲学家的心灵中保持人类理智的清醒，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保存人类感情（爱）的温暖和意象的欢乐。     写在原文后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再次发现尼采。被视为“狂人”的尼采，其实很具理智的清醒，其对人类也抱有很大的期望，一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实在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并读上一读。比如，该书第二卷中《肉体的轻蔑者》：“你们怨恨生命与大地，但是一种不自觉的妒忌，显露在你们邪射的轻蔑的目光里。”《死亡的说教者》：“他们是灵魂的痨病者：刚才呱呱堕地，便已开始死亡，他们希求的是厌倦与放弃的学说。”《新偶像》：“国家消灭了的地方，必要的人才开始存在；必要的人的歌唱，那独一无二的妙曲，才能开始。”还有，第三卷，《自我超越》：“最大的恶也是最大的善的一部份：但是这是创造性的善。”第五卷，《侏儒的道德》：“我在这个人民里走过，而张开着我的眼睛：他们已经变小了，还将变小些：——他们的变小，由于他们的幸福与道德的学说。他们中间许多人前进时，却用硬颈向后瞧望：我愿意碰撞他们。谦虚地选择一个小幸福，——这是他们所谓‘安命’！同时他们已谦虚地斜瞟着另一个小幸福了。”     当然，读书不能强制，这需要个人的认读和解悟。     三十九     原文。     把浪漫主义弄成飞上天，把现实主义做成按之入地，舍本逐末之争吵了。人站着、爱着、恨着，正是两结合也。何必他求；人感受、创作，正是两结合也，何必往学也。     禁欲超尘出世，不是浪漫主义。人不是神，正如人不是兽。     写在原文后面。     检阅文学史，当大力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时候，除去“假大空”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确叫得很响以外，真正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恰恰没有，而真正拿得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至今未见。互联网二00三年五月十三日贴出肖夏林文章：《装在套子里的现实主义》。其中有一段：“反腐败小说仍然严格地限制在体制之内，是一种体制内的反腐败。虽然反腐败题材揭露了当今中国严重的腐败问题，但他们严格遵守了反腐败打击腐败官员的界限，《苍天在上》获得一种突破，它把反腐败的级别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提到了副省级，但这部影片在播放时经历了许多曲折。反腐败并没有体现法律的尊严，相反他们塑造的仍然是人治下的道德悲剧英雄。用这种道德的悲剧人物煽情进行故事的叙述，带来阅读上的酣畅。它歌颂的仍然是人治神圣权力的绝对正确，提倡的仍然是充满好官理想的道德理想英雄。在没有好官，没有道德英雄的时代，急需以法治国的时代，以这种可笑的甚至是可怕的虚幻来满足或麻醉社会大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犯罪。”     当然，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倡导者自有他们的道理吧。     四十     原文。     文章写就搁置一时后，换一种心情来读，写时的心情，与后来读时的心情迥然不同，因此可能别出新义以补充增删旧说使之完整。     写在原文后面。     阅读也是这样。皓首穷经，首，无法不皓，经，却总不能穷。     蛙叫，很简单，但老来听与少时听，怕不会一样。     四十一     原文。     为文最难（也最忌）做大题目，盖人之认识与精力有限，事之变化与内容变化无穷。从小处，从已有所得，从有把握处，从独得之秘处，从与人无争（无涉）着手，亦避短就长，以长掩短之道也。     写在原文后面。     若单看文字，会以为作者在谈写作体会。但若结合当年具体历史背景，在有关方面大力强调搞“革命”大题材创作的时候，张中晓竟说为文最难、甚至最忌做大题目，这实在是有些“反动”了。     汪曾祺若看了张中晓这段话，应该是会同意的。汪曾祺在散文《泰山片石》中说：“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是格格不入。”汪曾祺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欢呼“小花小草在歌唱”。     四十二     原文。     区别抄袭与采用，前者如偷儿，后者如蜜蜂（花粉变蜜的过程）。抄袭不可有，采用不可无，但必须以己之语言（个人的形式）最为重要，盖普遍性（共性、真理）乃为人人之共有财产也。如能加以己之烙印，即为己之创造矣。     抄袭者精华糟粕并存，无能区别，采用者去其糟粕，采用精华。     写在原文后面。     “述而不作”也可视为精神上的“抄袭”。太以为那东西重要，太愿别人都和自己一样，便要从古人那里抄来，向后人那里袭去。     抄袭又称剽窃。窃者，偷也。但此一“偷”与彼一“偷”又有不同，彼“偷”常爱藏之自用，此“偷”却常爱拿来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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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晓和他的《无梦楼随笔》
　　路莘　　
如果没有那些写在发黄的、陈旧的纸张上的文字，如果那些文字没有那份激动人心的力量，那么，死去已快三十年的张中晓也许就不会在今天被重提。然而，他终于没有被忘记。这不是因为他在五十年代初才二十多岁就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而显示出他的才华，也不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五年以后因胡风冤案的牵连而遭受了极其不幸的经历，而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六年这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而使他短暂的人生成为一个悲壮的故事。
　　一
　　一九五二年初，正在筹建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来了一位年轻人——有人向新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王元化推荐他到这里担任编辑。他看上去很瘦弱，鼻梁上架着眼镜，一脸斯文。不知是否因为初到此地的缘故，他较少说话，但言谈中却体现出善于思考的个性。这就是张中晓给王元化留下的最初印象——一个极好的印象。在此之后，张中晓留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并和王元化还有已在新文艺工作的耿庸、罗洛等成了朋友。
　　张中晓当时只有二十二岁，初涉文坛。
　　他十五六岁就开始在地方报上发表诗。一九五○年，胡风的《欢乐颂》和《安魂曲》引起争论，他曾写过两篇文章，但得不到发表。一九五一年，他发表于《文学界》的《略论我们的批评》，梅林称是中晓涉足文坛“令人赞赏的第一步”。一九五二年，
　　他以“孔桦”的笔名在《文艺月报》发表纪念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巨大的激情》，苏联《文学报》很快加以评介，算有点反应。但到一九五五年五月为止，他连同刊登在出
　　版社新书介绍性的小刊物上的文章计算在内，恐怕只到两位数。还有几篇没有发表，后来就下落不明了。我认为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其中一篇以“甘河”署名的《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将近两万字，具体分析了这位俄罗斯文学评论家的创作活动，提出文学批评的生命在于以实际生活检验和评价同时代作品在艺术创造上的真实程度，同时从这一创造过程理解作家的艺术和思想所具的个人特点。这篇文章所提出的理论命题，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
　　中晓肺病急性发作后，接受过大手术，锯掉五根肋骨，后来他的肩膀便有些倾斜，到“新文艺”前，虽然有过一年光景的疗养，身体还是赢弱的，直腰坐久了便要靠到沙发上去看稿，话多讲两句便发喘，于是显得比较沉默，也许这使他给人一种懒洋洋的印象。但他审读稿件可不马虎。那时他是编辑，我是编审。一九五三年，巴人投来四五十万字，厚厚一大叠的《文学论稿》，中晓初审，我复审。中晓认真到去找它的前身《文学初步》和这前身的《文学读本》来比照着看。那时新来的副总编辑蒯斯曛说“这是重点书”，催着赶快看，中晓便看一部分，给我看一部分，“流水作业”。看了三分之一光景，中晓夹在原稿中的审读意见条子不下五十。这时他突然被叫到社长室去，回来时一脸的懊丧，一边说“不要看了，不要看了”，一边抽掉那些条子。拿走这部原稿时丢下了一句话：住在锦江饭店的巴人等着去谈话。回来后就对我说：“去年你和罗洛审读
　　郭沫若几本书写了上百条意见寄去，郭沫若还写信来表示感谢。现在大大地不同了，人家是大人物，小编辑提什么意见；巴人这稿子明后天就得发稿，以后碰到了这种事别发傻劲了，要知道他们脾气有多大！”后来，他审读华冈的《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原稿，
　　明明看出其中有几处抄袭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也“无意见”了。（耿庸）
　　在文学领域，张中晓也许还只是一个“新人”，但他已用他的工作证明了他的才华和成熟。他的能力、他的敏锐、他的激情，所有这些闪光的品质，在世俗的、政治争论取代艺术争论的氛围中却成了张中晓致命的弱点。
　　二
　　一九五五年，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的耿庸、罗洛、罗飞和王元化等人先后都受胡风案株连而失去了寅由，张中晓也不例外。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编者按语中几处点了他的名，其中那句“还是这个张中晓……”使经历那次劫难的人们在几十年以后仍然难忘。这些“按语”分量千钧，它使年轻的张中晓成为胡风案中受害最深者之一。
　　一九五五年五月，张中晓被捕入狱。有关他在狱中的情况，人们已无从可知。只有当时和张中晓关押于邻近牢房的朋友记得听到过张中晓的声音。他当时无力而沉重地回答牢房看守：“我又吐血了。”这几乎是张中晓留给那些和他一起共过事的文友的最后的声音。
　　
　　我在这一年的五月十五日清晨被捕，被单独关押，按编号给叫做“1041”，头两个月里，偶然听到监房外面传来何满子的声音，我想准还有别的朋友也关在这里，果然
　　不久就听到了中晓的声音，而且听出他就在贴隔壁的监房里。后来我还陆续从听叫代号提审或收取交代材料的对答里知道中晓叫做“1045”，满子“1046”，贾植芳“1042”。一九五六年热天的一个晌午，我听见中晓细弱、颤栗、气促的断续喊“报告”的声音，
　　立即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忍不住替他大叫了一声“报告”。随后就听到看守（叫做“管理员”，是一个顶和气的解放军班长）和中晓的问答：“又吐血啦？”“是啊，又吐啦，差不多没停过，人晕乎乎，支持不住啦。”“上次给你反映上去了，马上就给你再去反映。”中晓又说了些话，我已经心乱到什么都模模糊糊了。这以后尽管留了心，可再没听到中晓的声音。后来一次被提审时但白交代了这回事，从而得到他保外就医回绍兴去了的信息。（耿庸）
　　由于不断吐血，张中晓在一九五六年获“保外就医”，回到家乡绍兴。在这里，张中晓和他的父母、弟弟一起度过几年艰难的生活。
　　150克米，这是他一天粮食的定量。一个著薯能使他兔受断炊之苦，吃到蔬菜对于他已是奢望，少量的盐和油，甚至一小碗稀饭中放点盐，就算得上一顿有滋有味的午餐。他没有牙刷，没有毛巾，只能用旧布条刷牙、破布片洗脸。夏天把破了的汗衫改成短裤，冬天粑破的棉毛裤改成棉毛衫。他要生存，为了这一点，他用尽了他能用得出的力量和办法。
　　然而，生存毕竟不是目的，活着是为了创造人生。他已经失去了许多：他没有机会发表文字，也没有机会工作，他与朋友失去了联系。唯一没有失去的是他的头脑，是蕴藏和萌发于其中的思想和智慧，是对于人生的追求不止和不倦的深思。正是这成为动力，张中晓忍受一切磨难，写就了他最后十年的永恒人生。
　　三
　　“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有忧伤谁能承当呢？”心灵空虚，精神萎缩，则精神不能“忍耐”肉体，只能任凭肉体毁灭或放纵。
　　贝多芬曾说过：“孤独、孤独、孤独……”
　　罗曼?罗兰也说过：“力量，在孤独中默默生长、成熟……”
　　完全不错。但是，同样完全不错的，在孤独中，人的内心生长着兽性；在孤独中，人失掉了爱、温暖和友情；在孤独中，人经历着向兽的演变……
　　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与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的锤炼，上升或堕落，升华或毁灭。这里有千百种蛊惑与恐怖，无数软弱者沉没了，只有坚强者才能泅过孤独的大海。孤独属于坚强者，是他一显身手的地方，而软弱者，只能在孤独中默默地灭亡。孤独属于智慧者，哲人在孤独中沉思了人类的力量和软弱，但无知的庸人在孤独中只是一副死相和挣扎。
　　这是张中晓笔记中的两段话，前段引号中的话摘自《圣经》。这段文字并没有直接写他当时的境遇，但却能让人看出他是有感而发的，正是他在艰难境遇中坚定的信念。
　　书，他最需要的就是书。家中能找到的书全部都找出来了，他如饥似渴一本本阅读。但家中的书毕竟是有限的，他不满足。他舍不得从有限的生活费用中支出少许为自己购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却买了一些书。即使这样，仍不能满足他的精神的饥渴。为了能看到书报，他常在早上四点钟起床，从绍兴东关坐三个小时的手摇船到绍兴城，在书店、在路边的报栏站几个钟头阅读，到中午十一时再坐船回家。他每天晚上用一根铁管子通到阴沟里，以便能从隔壁人家的有线广播中听到新闻。
　　由于得不到治疗，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的思想却依然活跃。一九五九年，饥荒威胁了成千上万的人，张中晓不无伤感地对家人说：“中国如不与外国做生意，闭关自守，经济就得不到发展，绝对的自力更生道路是走不通的。”而这些话在当时却是严重的“反革命言论”。
　　在极端的精神寂寞与生活艰难中，他除了读书，就是写。这是他当时唯一的思想交流和保存的方式，而对象就是他自己。
　　他太穷了，他甚至没有能力买一本像佯的练习本。零乱的白纸被用来装订成本子，家中存有的毛边纸被裁剪成一张张32开大小，用线串起，再订上封面。每一步都是精心制作。然后，他就在上面写，写得密密麻麻。他大珍惜这些对他来说非常需要却又非常难得的可用于写作的纸张了。
　　文字一页页在积累，身体却越来越糟。在很多日子里，张中晓几乎是边吐血边写作。一九五八年，他在大病中才不得已暂停了笔。
　　至一九六一年，张中晓回到家乡后已经在孤独中度过了五年。他读了许多书，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古典书籍。特殊的境遇激起人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作更多的思考，但他无力抗拒历史与现实压在他身上的沉重枷锁。他“观文情于既往，移眼光于目前，惆怅久矣”。这一年，他虽是“咯血初愈”，但没有中断读书和写作，也许他更需要在笔下倾述他那无人与之对话和交流的思想。
　　这期间张中晓先后写了三篇文章投稿到《浙江日报》副刊，以笔名一一发表。他又寄去第四篇。这一次，他被查出了“确实身份”而遭到训斥和警告：“你没有写文章的资格和自由”。
　　一九六三年，张中晓写完了三本笔记。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很不好，读书、写作也已经力不从心，而且生活也比以前更为艰难。他想到以前在上海的朋友，也许只有向他们求援，但他们又是否能比他的境遇好一点呢？他试着写了一封信寄到朋友的家人处。这封信顺利寄到，友人虽然也很困难，但比张中晓略好一些。他在为难之中，不便回信，但却尽了极大努力，才使张中晓在“文革”前夕调到上海新华书店储运部劳动。
　　张中晓即将离开他的家乡时，过人的敏感，使他感到这次分离也许就是永别。临行时，他流着泪对他的父母和弟弟说：“我牵连害苦了你们，心里很难过。今年我三十六岁，光身一条，只有两箱的书和十年中所写的几本札记。这一去凶吉不知，这些札记也许以后会有点用，求你们给我保存好。”
　　到上海后，张中晓衰弱的病体未能坚持多久。他的身体已经受不起在漫长岁月的期待中所受的折磨。一九六六年末（或一九六七年初），张中晓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
　　那些日子里，总有一位长者背着重病的张中晓去医院看病。他们是同乡，都是绍兴人，此时，他们也算是同事，并且还住在同一宿舍。这最为普通的关系淡化了他们之间各自的“身份”上的差异。这位长者的善意，使历经苦难的张中晓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得到了罕有的一份温情。
　　临终前，张中晓见到了专程前来探望他的父亲。然而，他能说什么呢？“爸，你为什么要来看我呢？你来看我这个快死的人没有任何益处，只会给你招来灾难。”
　　如果说，张中晓对自己的不幸感受着深切的痛苦的话，那么，看到自己的亲人无辜被株连而受伤害，他内心的痛苦也就不难理解了。
　　死去的张中晓并没有得到解脱，他的嵌在骨灰盒上的照片，被红卫兵撕掉了，活着的父亲在“文革”开始不久，被关进了牛棚。但这位本分而苦命的老人还是尽力保存着他儿子的那些笔记本，张中晓得到平反后，他的父亲那么强烈地期望能发表这些文字，但是，直到他去世，他也未能实现这个愿望。
　　四
　　张中晓的读书笔记共有四本。以《无梦楼文史杂抄》命名的共两册，第一册约360页，第二册约60页，因为字写得小而密集，又有删去或补充的，很难说出它的准确字数。在第一册的第一页上，有用毛笔模仿印章写下的“木石山房”字样，旁边还有两个“无梦楼”印章，不知是否他自己所刻，也不知“无梦楼”之名是何寓意。无论怎么说，这一页上，还是留下了张中晓当时颇为复杂的情感。另两本笔记，分别题名为《拾荒集》和《狭路集》，其内容都是随读随想随记的。
　　有人在张中晓当时读过的书中发现，有不少书是在一九五六年他回乡以后购买的。如：《历史哲学》、《魏晋玄学论稿》、《哲学史讲演录》、《伦理学》、《罗曼?罗兰文抄》、《松阴讲义》、《汉学商兑》、《薛文清公读书谈》、《朱子语类辑略》、《判断力的批判》。《反杜林论》等等。
　　这样的购书支出，是相当不易的。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在一九六六年四月间，他在三四天内连续买了几种书。可见书对于他的重要。
　　从张中晓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所阅读的书内容相当广泛。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文学以及人生都在作着不断的思考，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的笔记中，似乎没有对作品的评论，而他本来是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这也许是因为他当时没有机会读到可读的作品，或者是因为他的现实的境况使他更需要对所有一切作根本性的哲学的、思辨性的思考。
　　十年，在“心事之浩茫”之中时间还会显得更长。但在他的文字中却找不到有关他的具体日常生活的记录。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读书和写作是他一项非常重要或最重要的生活内容。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以后，张中晓的三本笔记又给他带来了新的厄运。在他的读书札记中，夹有一份张中晓的“检查”，它可以让人们了解他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一段与读书笔记不可分割的经历。下面就是这“检查”的全文：

关于三本笔记的检查
　　一九五六年我保外回家以后，由于条件所限，家中只有古书可读，又因为自己过去不读古书，知识不广，应当补课。因之，在乡九年多时间里，除生病之外，读了一点古书。主要是四书五经，诸子诸史，以及一些佛经、圣经等等。随读随记，写了三本读书笔记《文史杂抄》、《随思录》、《狭路集》，约三十万字，写笔记的时间，在六三年以前。因为在六三年以后，我读书很少，笔记也停了下来。
　　这三本笔记，内容很庞杂。大部分是古书中所摘录的材料，其余则是封建士大夫的人生哲学、西洋资产阶级各派的哲学思想以及我的反动思想。这三本笔记本，就其思想的性质来说，当然是反动的，是属于封建资产阶级思想。
　　在今年四月我离家以前，我曾经把它包好，放在书箔中。当时，我知道这三本笔记中问题很多。但是，我决定把它保存下来。这因为，①其中有一些材料，也许可以用毛泽东思想加以批判和改造；②在家十年中，我的思想情况如何，没有这三本笔记就无法回忆。因十年长时期住在同一环境之中，人的时间、空间观念很薄弱。我以为应当把关于我的思想情况的原始材料保留下来，便于记忆，如有错误，可以从中汲取教训；③
　　离家之前，上海公安局人员曾由（要？）我做一保外十年的思想检查。她看了我的检查说：“你没有检查出你在这段时间内对政府的仇恨。”她又说：“在这段长时期内，由于你生活遭到困难，对政府仇恨也是自然的，你自己说出来，政府也不会加你的罪。”
　　当时我听了，心里极大震动，我当时感到，政府对我如此坦率，我应当对政府忠诚。如果没有这三本笔记，我在乡十年的思想情况就会漆黑一团，无从说明。所以我应当保存它，以备组织审查。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在乡间家中抄出这三本笔记本（还有一本薄薄的《文史杂抄》，共四册）。我已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但十月三日接家中来信，当地有关方面说，
　　根据我写的《文史杂抄》后记，还缺一本，是我父亲焚了。当地将他禁闭吊打，要他拿出来。事实上，我的笔记共三本，后记上的《随思录》，改了一个名字，变成了《拾荒集》。只要揭起《拾荒集》的第一页，就可以看到《随思录》字样，此事请组织上加以审查。我做的事，我父亲一点也不知道。如果他知道这几本笔记会有今天的情况出现，
　　他一定会在事前检举我，或教育我。这三本笔记，并无经济利益，对他也毫无兴趣。
　　
　　我现在把这三本笔记的情况向组织交代于上，至于其中内容，原书俱在，请组织上审查。
　　
　　在过去十多年的长期审查中，不管我的思想上发生过什么变化，但有一点在我的思想中始终如一的，即，我相信组织上一定会处理我的问题，我也知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组织上始终保存我的肉体，而改造我的思想。每当我经过了一段特定的时间，回头一望，这种情况就很明显。就这一次来说，如果组织上没有把我叫出来到上海工作，
　　在乡问也许有性命的危险。因之，就我来说，除了对组织上的感激之外，并无其他想法。
　　                                               张中晓
　　                                             一九六六.十.七
　　这份“检查”可以看作是张中晓的“绝笔”。尽管文字不长，他的无奈与悲哀却尽在其中。
　　人们由此知道，因为笔记而受审的不仅仅是张中晓本人，还涉及到了他的父亲，不知是否还涉及到他的弟弟、妹妹。一九五七年，他已有一个弟弟因为他的株连被远放新疆，几乎误了一生。然而，被禁闭吊打的父亲未必懂得甚至未必知道张中晓笔记中的那些文字内容。
　　一九八○年，胡风冤案平反，此时张中晓已经去世了十几年。他的照片被毁，他的书被抄去，未遭损坏的只有那几本笔记本。据说，是因为曾有几个“革命先锋”想把它作为批判张中晓的材料好让自己得到“青云直上”的机会，然而，岁月流逝，他们未能炮制出批判的文字，那几本笔记则侥幸给保存下来了。
　　五
　　张中晓去世将近三十年了。他一生没有结过婚，没有后人。
　　他一直在贫困中生活，没有遗产。如今，甚至很难找到他生前的单独照片。只有在他生前的友人那里能找到一张他与另外两人在一起的合影。这张照片已十分陈旧，但它毕竟留给人们一个活着时候的张中晓的形象。他看上去是那么瘦弱而斯文，倾斜的肩膀是因为患肺病而开刀拿去了几根肋骨。这个真实的形象与曾经被以可怕的文字描述出来的“狰狞面目”是那么无法统一。
　　张中晓唯一留下的也是最为珍贵的就是那些笔记。在一九五五年以前，他还未来得及有一本成书的著作就失去了自由。在以后最为苦难的十年中，他以全身的心血凝聚了这些文字。这应该庆幸他有一个好父亲。是他父亲在“文革”后发还抄家物品以后一直保存着这些笔记，并一直企望它能成集出版。张中晓的一位弟弟接过了父亲的遗愿，这才使人们有机会读到那些依然是毛笔写出的文字。
　　
　　《无梦楼随笔》不同于中晓以前的作品，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这部书连结着作者
　　自己置身的环境，以及特殊曲折的文学道路。中晓对历史、民族文化、民族个性、人生
　　精神等等所作的理性反思，不是为了发表，或“藏诸名山，传诸后人”，他是为了弄明
　　白纠缠于自己灵魂和情愫中诸多不解的问号。当时他贫困交加，还陷入乡居没有互相启
　　发、互相辩难的对话者的孤独中，于是前人的著作，古人的著作，成了他的谈话对象，
　　辩难对象。囿于条件，他只能得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但他的思辨在异常杂乱的笔记中
　　格外异常的清晰，《随笔》处处闪烁着人生智慧的火花，恰似满天闪烁而亮度不等的星
　　斗，以零散无序的表现而蕴涵其深广丰实的内容。（耿庸）
　　读过张中晓笔记的人都会有复杂的情感。无论是同情、赞赏或反感、嫌恶，却都无法使张中晓复活。有位著名的杂文家说：“如果张中晓活着，一定会成为一个思想家。”又有一位资深的记者说：“读张中晓的笔记就像读尼采的书。”这些评价就不一样。但张中晓就是张中晓，在不幸而且不公的命运中，他以他的思想、才华、智慧，更是以他的意志和人格的力量使他短暂的人生成为了永恒。
　　【附记】对于我来说，《无梦楼随笔》的出版远比出版一本我个人的著作更令我欣喜和激动。自从我读到那些让人觉得的手而沉重的手稿并终于坚持把它整理成册之后，我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它能公开出版。这一份可以说是作者用生命和心血凝成的遗稿，是应当让广大的读者了解和认识的。
　　张中晓的遗稿《无梦楼文史杂抄》、《拾荒集》、《狭路集》三本笔记内容庞杂零散，无标题，不分类，引文与感想并存，文言与白话串连。《无梦楼随笔》是由笔记中能成段的文字整理而成的合集，由整理者命名。
　　张中晓在写这些笔记的年月里，既没有工作的权利，更没有发表文章的自由，还失去了与朋友的交流。他的家庭在重压下阴影覆盖了温情，他几乎每一天都面对死亡的威胁。他没有丧失的是他头脑的清醒和意志的坚强，他的文字证明了这一点。
　　张中晓的笔记中不乏对哲学、文学、社会、人生等方面的问题所阐发的精深见解，也偶而有对自己当时处境的描述和世故、失望甚至绝望、挣扎的情绪的表露。整理时对这些文字都尽量保留，以反映一个身处特殊境遇中的人的真实思想。笔记中一些抄自《圣经》的段句和少量的对《周易》的注释，本书未收入。
　　《无梦楼随笔》终于整理结束，我犹如卸下了一份千斤重担。我深知自己学识的疏浅，也无奈于时间的缺乏，无法对遗稿中字迹模糊不清或意思费解的一些内容作更细致的深究，也许还有深有见解的文字被淹没在过于零乱的手稿之中，这只能是遗憾的事了。即使这样，我相信，本书仍然不失其独特的光彩。任何一个有着正义、正直之心的人都会理解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一九九五年六月

教师之友网

为了真知而思想——读《无梦楼随笔》

曾点
    最早知道“张中晓”这个名字，是在前几年的《读书》杂志中。那些为文章补白的小随笔，透露出深邃的思想，作者张中晓这个名字就印在脑海中。后来在人民网读书论坛看到一段“张中晓无梦楼文史杂抄（一）”，开篇即谈论哲学，涉及了康德、黑格尔、斯宾诺沙、狄德罗、费尔巴哈，说到“道德原则”、“理性”，“人的灵魂”、“价值”等等，不到200字的篇幅中，精致的思考、深邃的思想，让我浮想联翩。我当即在电脑上把脑海中出现的感想敲了下来，马上贴到论坛上。第二天又见论坛上贴出一段“张中晓无梦楼文史杂抄（二）”，这一次比上一次的篇幅还要短一些，依然是讲哲学，讲人，依然深邃而透彻，依然让我感悟很多。于是，我又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贴上去。之后几个月中，这样的“对话”竟然从几篇、10几篇，一直到100多篇。那是一次次快乐——因为总有所得的——阅读经历，是很舒展的“思维体操”。

    随着阅读的累积，我看出论坛上每天贴出一段的“张中晓无梦楼文史杂抄”是一部读书札记。张中晓阅读范围之广让这一组札记读起来别有意味。品味那些片段，总有别样收获。后来一星儿半点知道了张中晓是个有坎坷经历早逝的英才，对阅读他的随笔便又多出一种感慨。每每写我的读后感时，常常假想如果张先生还在，他会怎样回答我这个虔诚的读者呢？

    其实阅读张中晓的乐趣也就在他涉及的广泛的话题上：哲学、艺术、宗教、政治、文学，唯物、唯心、老子、孔子、庄子无所不有；大家之说，名人高论，无不涉及。点到剖析，精致入微。他的思考精致，思维敏锐，的确值得反复玩味。尤其是他的文字中透出的思想个性与文化修养，令人欣羡不已。

    但是网络无定数。“与张中晓对话”发表100多期后停了下来。这之后我才从网络上陆续读到一些介绍张中晓的文字，知道他因受胡风集团牵连被迫害入狱，很年轻的时候就病死了。去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位网友寄来的一本书，打开一看，正是《无梦楼随笔》。米色封面，黑字的书名，一副火焰般图案的抽象画在封面的左上方。它薄薄的一小本，古朴雅致。我小心地打开扉页，一副黑白照片出现在眼前。张中晓，原来是这样一位身材颀长面容清秀的青年，他显得有些羸弱。那是一张三人合影。那一瞬间，因为已经有了100多篇的“与张中晓对话”，我好象早已和张中晓“熟识”，但是张先生只是这么一张照片，他对我的阅读已经无法回复一个字！这想法浮现出来，让我顿时泪如雨下，不由自主地哽咽起来。他死于罹难，死于冤屈，死得可怜。

    《无梦楼随笔》由著名学者王元化作序。他说到：“一九五五年，中晓在胡风案受审期间，旧疾复发，咳血不止……他（张中晓）在信中说：‘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是我还想活……’”从《无梦楼随笔》的序和附录中，我知道了张中晓更多的故事，但这“更多”中含有很多猜测——竟然无人知道他最后的岁月是怎样度过的，也无人知道他只活三十几岁贫病交加的一生是怎样的凄楚？他单单留下这些记载着他思想和阅读轨迹的纸片。他睿智的思想在其中闪烁着光芒。这些文字是记在他所能得到的一张张各种各样包括废烟盒这样的小纸片上的。张中晓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保存了这些读书札记，他的朋友们在他过世几十年后整理出这些纸片，他这个羸弱无助又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由这本《无梦楼随笔》而在读者面前“复活”了。他羸弱而不委琐，坚韧而不苟且。

    《无梦楼随笔》是我近几年中读得很认真的一本书，认真到每一段我都写出了一篇感悟，每一段都让我思索很多。张中晓遭遇了人生的大不幸，但令人感佩的是他没有失却人生的信念和对知识对真理的追求。他写下这大段大段的文字，并不曾企望它们能够传世，能够被人阅读和理解，而只是出自心灵的需要。张中晓是一个明智的渴望生活的人，但他更是一个执著的知识分子。在苦难和冤屈之中，他挺直了骨骼坚韧地活着。

    对他来说，渴望活着，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真知而思想。（2004-2-9）

    一点说明：本文作者曾用“北风行”网名作“与张中晓对话”106篇，首发人民网读书论坛，并被编入“专栏写作”中。作者已完成对这组即兴“对话”的修改，不期将重新发表。在此特别感谢当初贴出“张中晓无梦楼文史杂抄”的原版主绿茶和对此系列文章表示很大关注的网友们。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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