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得空读哈徐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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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清晨送给你

——读徐晓《半生为人》



刘晓峰



读完这本书正是清晨。

忽然意识到，彻夜一口气读完一本书，于我是很久没有的事情了。

合上书我还在不由自主地想，命运这两个字对人有多么重。如果青春年华中没有七十年代两年的狱中生活，徐晓完全很可能就只是北京的一位小学教师，她对人生可能有另一种体验的方式。或者八十年代她没有投身于《今天》的经历，那么她人生体验的叙述，可能不会这样吸引人，让我们这些80年代长大的人打开书会一气读完。实际上这本书中很多章节我都曾经阅读，然而一册《半生为人》在手，还是一字一句重新读过。不为别的，只为这些文字是用心写就的，一行一句，浸满内在生命的张力。

《半生为人》写得最多的是往事。女人的书和男人的书有很多不同，因为女人的记忆方式和男人不同。一个出狱的男人可能夸张的谈起狱中肉体承受过的酷刑、精神承受过的折磨，或者故作胸怀大度开通，把牢中生活形容成度假或住旅馆。但他们说起牢狱，大概不会象徐晓那样说到狱门窗口那块布，“旧得不知是什么颜色”。女人的记忆方式就这样经常跳过宏大叙事，而直接从许多细节切入事物的质地和本色。徐晓就是以这样的切入方式勾勒80年代的往事。在她传神的笔下，已经混入迷茫岁月河谷中为历史所遗忘的面孔，一个个被掸掉时间厚厚的灰土。他们——周郿英、赵一凡、刘羽、陈加明、陆焕兴……这些曾经用一己之力推动过历史的，如今重新清晰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说他们推动过历史，有人可能想这句话说过了。但从根本上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提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心中怀有一份深深的感激。以至面对白色的稿纸，不自觉的仍有一种庄严肃穆流动于心。回首当年，北岛和《今天》的诗歌曾怎样深地浸透过我们的心灵。1980年，师姐徐国静从北京参加“青春诗会”归来，带回了几本薄薄的印有《今天》字样的油印刊物。这几本刊物上的诗句转眼间被用不同字体转抄到各种各样的本子上。背诵这些诗句成了朋友聚会必不可少的节目，一如十年后的学生们背诵海子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我当时那本抄满诗的黑皮笔记本，一直被我珍贵地保存。就连在国外漂泊的十年，它也一直跟着我。翻开笔记本的扉页，是江河的两句诗：“我要向缎子般华贵的天空宣布，这不是早晨,你的血液已经凝固”。后来江河的诗集出版，我注意到这两句诗印成了“我要向缎子一样华贵的天空宣布，还不早晨,你的血液已经凝固”。是这首诗后来江河做了修改，还是我抄写的原本就已经被另一位抄写者有意修改过，以及1980年17岁的我，在那样多我所喜欢的《今天》的诗歌作品中，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两句诗写到扉页上，25年后回头想来都已经有许多模糊。但我清晰记得的是，1980年，尽管小天窗已经失明，牵牛花已经暗哑，17岁的我们睁着眼睛，在装满贫困的阴暗屋檐下还是在寻找，还是在渴望。我们是在寻找和渴望呼吸相通的声音。对于我们，这声音就是带霜花的星星，就是月光下的童话。和多少个时代一样，诗歌永远走在最前方。我们最终在《今天》的诗歌中找到了这声音，或者说，今天代表我们发出了我们想发出的声音。曾激励了一代人去探索，去思考的《今天》，达到的是那个时代文学精神真正的高度，它勿庸置疑将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永远的传说。我要感谢《半生为人》作者的是，她指给我们看到了那些伏下身来做基础的人，那些支撑过这座文学丰碑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甚至一生飘泊的人。而因为她的这份工作，《今天》变得丰富，它的份量于我们变得更加沉重。

认识徐晓是几年前。她带我去史铁生那里送一笔稿费。说来惭愧，做为唯一在日本公开发行的双语杂志，《篮》六年来编发了大量当代中国文学的作品和评论，却只为史铁生一个人付过稿费。写作品是最要花心血的，按照道理确实应当付稿酬。可做为同人刊物编辑印刷之外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力量。每想到这一点就觉得对不起给《蓝》稿件的作者们。听徐晓大姐讲到史铁生经常要做透析，花费很大。这样坐在轮椅上的一个人，能坚持写那些关乎灵魂的文字，让我们从内心钦敬不已。于是几个编委各从腰包中拿出钱来凑成了《篮》唯一的一笔“稿费”。这笔“稿费”，是我亲自送到史铁生家的。那一晚在史宅听到的看到的，今天回想起来都还历历在目。后来还有一次是和很多人在一起。记得好像是因为四川的一帮人到北京来，要办一本名叫《新潮》的杂志。把大家聚到一起，是为如何办好杂志出一些“点子”。她小小的个子，话语简洁、利落，自信的表情里透出几分落寂。当时和她谈起的，主要是《沉沦的圣殿》，我原来不知道那本书里有她一份心血。那是关于《今天》表与里的一本沉甸甸的书。我最初知道徐晓，就是因为那本书中她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印象后来得到加深。2003年，李慎之去世，我很快在网上读到她的《不仅为李慎之而写》。她写道：“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我们无权以旁观者的姿态仅仅做一个描述者、评判者、批评者，我们无权沉默，无权失忆”。李先生去世，很多人写文章悼念，成为2003年中国知识分子一次特殊的集结。编辑第11、12期《篮》合刊的《悼念李慎之专辑》时，我选用了这篇文章。因为在我读过的一百几十篇文章中，这篇明确表明不肯谬托知己的文字，我以为却和逝去的李先生在精神上真正息息相通。

对于一般读者，《半生为人》可能显得过于沉重。这本书中写了周郿英之死、赵一凡之死、刘羽之死。也写了那些仍在路上的人，刻画了他们满是蹒跚的步履。读《穿越世界的旅行》这一篇，已经是凌晨。读到结尾写刘羽去世后这一段，我的眼睛流下了泪水。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我们都不想说话。许久，晓青说：“人生真短”。

“短得都不值得珍惜了”。我在心里回应晓青。

第二天，收到甘琦的邮件。她说，振开流泪了，买了白色的玫瑰，点了蜡烛，连女儿田田都安静得不再说话，她知道这个刘伯伯对爸爸很重要……想起振开在《波兰来客》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我流泪是因为想起这两年我经历过的几次死别，我流泪是因为想起这两年和旧友把杯子碰到一起，也太多次听过“梦破碎的声音”。我流泪是因为短促人生中，毕竟还有这许多值得珍惜的。庄子说过梦，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又说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他是否预知到，千年以后，时移世迁，有时连说梦都变得很沉重，沉重到让人潸然泪下。

读完《半生为人》已是清晨。此时此刻，眼前的这本书和我认识的徐晓正慢慢合而为一。人可以用手掬一捧河水痛饮，但没人有办法挽留一条河流，人可以忍受暴风雨疯狂的抽打，但人该如何承受细雨如注点滴入心的忧愁？有过浪漫梦想粉碎于现实坚壁的失落，承受过生和死火焰般的历练，体会过那些刻骨铭心的等待，黯然神伤的别离，我看到一个个子小小的女人，一个经验了人生几乎所有的幸福与不幸的女人，如今伫立在大街上，固执地思考生死与存在的意义。我看到在她两边，漫满了急于散去的人流。

推开窗子，外边这个早晨很灿烂。透过阳台照进来的阳光很暖，也很弱。桃花、梨花、李花都开得很烂漫，而大朵的白玉兰已经在飘零花瓣。鸟的叫声涌起的很早，接着是市声，是出勤上班人的喧闹。尽管我知道没有人能够抓住时间，没有人能够在时间上留下永恒的刻度，尽管我知道在追寻意义时，一切都几近于虚无，我还是提笔写下此刻的心情，并决定把这个2005年春天的早晨，送给这个小个子的令我尊敬的女人。

2005年4月10日清晨

《半生为人》，徐晓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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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不再因为一本书而把自己颠覆
2008-11-14  深圳新闻网   




口 述： 作家、编辑 徐 晓　
笔 录： 本报记者 钟华生
人物简介：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曾与北岛等人创办《今天》杂志。１９７９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１９８１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１９８２年至今，从事记者、编辑工作。著有散文集《半生为人》，曾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家奖。作为资深图书编辑，曾编辑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逆风飞飏》、《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等书，引起较大关注。
谈到这３０年来的阅读经验，我觉得可以从个人、社会、出版界三个角度来讲。对于个人来说，我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历过那种“看一本书会终生难忘”的阶段。比如当年我看到《红与黑》、《牛虻》等等，最初接触到一些西方名著，觉得这些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但那是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期，而不是到改革开放之后。３０年来，我一直都是通过阅读来积累，也肯定会受到影响，但已经不会像７０年代那样，读完一本书一下子把自己整个人都颠覆了。

比较重视和认可寻根文学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我觉得伤痕文学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整个基础太简单了，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控诉和否定，而不像现在发表的小说可以进入到一个人文的层面来关注人。不过，当时我比较重视和认可寻根文学，比如其代表人物阿城的作品，这是一种原创的东西，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东西，而不是模仿西方小说。之后是史铁生的小说，虽然史铁生的东西也不算是严格的寻根文学。再后来是莫言的小说，当时我很迷恋他们的作品。寻根文学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现实，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表现人，我个人比较认同。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寻根文学应该是比较有文学成就的一个流派，当年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家，比如郑义等。之后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潮流，没有能出现群体性的作家队伍，文学创作越来越个人化，也越来越多元化了。在我看来，像余华、王安忆等人，就没有成为某一个流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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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与米兰·昆德拉
到了９０年代，我比较关注的是王朔。我觉得对于很多自视比较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能都会对王朔有一个难以接受的过程，但是又不得不肯定他。为什么难以接受他呢？因为当时觉得他痞。现在回过头来看，王朔的作品把人们从８０年代那种追求西方的虚幻状态中，一下子拉到平民的、市井的层面。无论是从语言风格，到生活表现，他都把人们拉进了特别现实、特别世俗的生活之中。实际上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真正对大众产生影响。我觉得王朔的文学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有着“使文学进入平常百姓家”的意义。可能很多人会看不懂《棋王》，但《顽主》大家都会喜欢看，应该说，王朔的影响挺巨大的。
在王朔之后，我们大概是在经历一个从虚到实，再到虚；或者说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再到形而上的过程。比如后来我们关注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因为他所描写的社会现实跟我们的比较相近。我们愿意在看他的东西中，来反观自己的社会现实，并了解在这么一个社会现实中，自己可以怎么生活。后来也出现很多现代派的文学作品，但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实验性的文本，不能真正影响到我们的思维、世界观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有了自己的思考方式。如果要说影响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路程：使我们从对生活、对现实的认识，然后慢慢地转为自己个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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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的聚焦作用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我首先想起的是９０年代中期有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时有一定的影响，我曾出过一本书，把人们关于这场争论集中到一本书里。但我个人觉得还是对大众层面的影响比较重要，譬如像琼瑶的小说、武侠小说和王朔小说等，可以说这些都是对全民产生过影响的。
在知识界，８０年代人们谈得很多的是“走向未来丛书”，现在来看，它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在当时我们刚从那么封闭的时代走出来，知识、信息、观念大量引进，对当时的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我觉得它在出版方式上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
３０年来也有一些在社会上非常畅销的图书，比如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自己进入出版界之后，感觉到出版对社会的确有很大的影响，一本图书可以引起一个热门的话题，使媒体和百姓都关注并参与讨论，自然会具有导向的作用。比如《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因为我是这本书的编辑和经纪人，所以特别能体会到它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原来就有很多执着的学者在关注三农问题，而这本书则使这个问题和百姓衔接了起来，所以它成为了一本畅销书，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它，包括通俗的媒体，而不仅仅是像《读书》杂志这类文化、思想媒体。人们对这个问题方方面面的关注已经很多，但由于这本书的引领，使这个问题聚焦起来了。尤其是在这本书出版一年以后，政府的“一号文件”就谈到了农业问题，并免掉了农业税。所以，我觉得《我向总理说实话》对整个农村改革起到了一个舆论的作用。又如《逆风飞飏》，作者吴士宏是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自己奋斗出来的外企高级白领，一时间，人们对于成功，对于丑小鸭变天鹅产生了梦想。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需要这种进取的精神，以后“励志”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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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浮躁造成读者浮躁
谈到现在的阅读状态，我非常惭愧。现在读书时间非常少，主要是因为日常琐事，写作也变得少了。这里面有一种焦虑，还有一种对阅读的期待，但是却总是不能静下来读书。最近我到国外出差，在路上的时间读了两本书，感觉特别好。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为了读这两本书才出这一趟差的，读书真的能让人心里很踏实。其中一本是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因为我正好去的是德国，所以就想读读德国的小说，感受一下那种气质。我觉得它是一部非常复杂的小说，也是所谓的纯小说。另一本是《七十年代》，是一个合集，人们都在谈论８０年代，但７０年代正是８０年代的准备，书里有很多作者都是我熟悉的，我从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这本书里提到的几件事情，我想可以很集中地把它们回忆起来。
在我看来，这几年特别精彩的出版物其实不多，很少有可以“跳出来”让你觉得非读不可的。难得遇到一些好书，读的时候我就要说服自己尽量读慢点，觉得很快地全读完了自己会很失落。我想各行各业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再也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同时吸引那么多人了。现在书的出版实在是太多了，当然好书还是有的，但已经不可能大家都关注同一个热点了。
我觉得现在的读者太浮躁了，社会的浮躁必然造成读者的浮躁，出版界对此也是有责任的。书出得太滥了，人人都可以出书。当然这也可以算作是一件好事，因为出版代表着一种权利。但是怎么提高当下出版内容的质量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作为编辑，我倾向于向外寻找，引入版权，做翻译书，因为我觉得国内原创的资源太少。
９０年代我曾经编过一本遇罗克的书，后来有顾准的文集、陈寅恪的书，这一系列的书使我们发现中国自身原创的思想资源。还有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等等。当然，这都是非常边缘化的。不过，这些人的作品对年轻一代认识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历史状况和痕迹是很重要的。不能小看这些书的影响。我个人也是写这一类型东西的作者，我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希望挖掘历史，让年轻人知道一点这几十年来发生的事。
来源： 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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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北岛与革命话语

一 很有可能，读过北岛诗歌的人，或者仅仅是知道北岛这个名字的人，都会想读读他的散文。长久以来，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所谓蒙胧诗的代表人物，他一直以符号的方式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视野背景之中。当然，根据个人的喜好，每个人还可以在他之后填上其他人的名字，比如芒克，比如多多，比如顾城，比如舒婷，等等。尽管在世界甚至仅仅是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这是一份值得炫耀的名单，但是，能有这样一份名单，作为同时代人，我们已经可以为此而骄傲了。不同的是，或者因为传奇的消息，或者因为耸人听闻的新闻，或者因为频繁在媒体出现，其中有些人已经被公众熟知，变得不那么神秘了，而北岛却因为他本人的缺席而更加扑溯迷离。他从我们的视线消失，更准确地说，他从来就没有正式出现过，这成为他如今向着我们走来的前提。 神秘带来的可能是光环，也可能是阴影，那么对于北岛来说是什么呢？我们巴不得通过对于他个人言行举止的报道来了解他的生活、创作和个性，但遗憾的是，读者并没能得到满足。虽然就我个人来说，对于媒体总是持有怀疑和保留，但是不能否认，大多数人宁愿通过第二手资料来判断一个作家，而不愿意花点力气从作品下手。如今北岛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出版，使我们终于有机会通过他本人进入他的世界。 近十年以来，散文，当然还有界定极其广泛的随笔，几乎取代了小说，成为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挤满了每一个书籍热爱者的书架。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非虚构性，虽然从写作的角度，我们不能说虚构一定比非虚构更好或者更难，但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它的确是更直接，因而也更轻松。有人说，这意味着中国作家创造力的衰退和中国读者的懒惰。这显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我看来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我更加倾向于认为，非虚构的文字往往更加纯粹，不能掺水，更不能滥竽充数，不像有些小说家，把短篇抻成中篇，把中篇抻成长篇。而纯粹正是文学之所以吸引作者和读者的最重要的品质。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也是更重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用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现实之中，对于书籍，趣味和情调的功能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实用所取代。起码，当你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时候，比起小说，散文更加“文如其人”，更别说与抽象而隐晦的诗歌相比了。 二 想知道北岛在国外的日常生活，只需看看《失败之书》第三辑中的篇章。从搬家到赌博，从朗诵到喝酒，像是豁出去了，北岛把自己一锅端了。我们仿佛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是什么样儿就写成什么样，朴实和自然就行！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家的后院，像灯一样突然熄灭的玫瑰，巨大的蚂蚁王国，多少有点像哲学家的蜘蛛…… （《后院》）知道他曾经在六年内搬了七个国家十五次家，在一无所有地漂流的日子里，旅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总是处于出发和抵达之间……（《搬家记》）还知道他是个酒胆比酒量大的饮者，只要旁边有沙发，他就敢连干三杯，事实上，除了喝酒这一个嗜好，北岛是我见过的最不像诗人的诗人，他最不敢冷落的是酒，这个最忠实的朋友，陪他打发那漫漫的长夜（《饮酒记》）。通过这些琐屑的细节，北岛把个性带进了散文，其中穿插着一些好笑的遗闻轶事和意味深长的思考。 《失败之书》第一辑中的文章，或许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北岛把帕斯、特朗斯特罗姆等等国际知名的作家带进了我们的视野。这是他的得天独厚之处，正是由于他个人在国际诗歌界的地位，使得他可以像当年与芒克、多多这样的哥们儿一样与这些名人交往和相处。但是，他写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世人颂扬；他写逝者（不只是死者）并不是因为他们再也不能与他一道站在舞台上朗诵。北岛写他们的癖性，写他们个性上的可爱之处，真实之处，因为他知道，仅仅高尚、博学和才气，并不意味着能够成为一个可爱的人，或一个能够被人记住的人。其中写得最传神的，是“垮掉的一代”之父艾伦·金丝堡。北岛写道：艾伦像个仆人似地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纽约袜子大王身后，因为这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是他的赞助人，艾伦许多诗歌活动的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这或许会让我们的诗人感叹，中国的袜子大王，或者胸罩大王、卫生巾大王、方便面大王、房地产大王们，什么时候也能变出点艺术活动来呢？北岛还写道：艾伦用一只眼睛看你，用另一只眼睛想心事。在描述了作为摄影家的艾伦的一幅自拍照之后，作者发问：“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自己的消失”在这里显得暧昧而晦涩。这篇文章的结尾是，“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而事实上艾伦已经在九天前死了。这种表述在文中比比皆是，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北岛散文的诗性，也可以看成是他在偷懒。相对于诗歌来说，散文是加法，当他使用减法的时候，他又折回到了诗人。 《失败之书》的第四辑写了几个城市，巴黎、纽约、布拉格，以及他生活了近十年的加州小城戴维斯。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也不是旅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作家的城市，是诗人艺术家们活动着的城市。地铁，街灯，鸽子，航空港，出租车，死去的卡夫卡，活跃着的桑塔格，还有新知与故交，行色匆匆的北岛在其间穿行，一会儿吃地道的上海菜，一会儿喝匈牙利牛肉汤；有时候是英文，有时候是中文；和某些人擦肩而过，和另一些人狭路相逢。 这使我想起三年前和北岛在纽约见面的情形。本来我在纽约的日程只有五天，到了第四天北岛才从欧洲回到纽约。有趣的是，和十几年前在街上分别时一样，重逢是在纽约图书馆门口的露天咖啡亭。陪我同去的甘琦像是得救了，把我丢给北岛，跑到世贸大厦去会自己的朋友。我不知道是该为没有错过和北岛的约会而庆幸，还是该为错过了一次历史性的观光而遗憾。我返回中国的第三天，发生了 9.11事件。北岛在本书《纽约变奏》一文中这样描述这次事件：“两只金属大鸟先后插进曼哈顿两栋最高的大厦，引发了一场大火，巨响和热浪，让栖息在楼顶的鸽子惊呆了，它们呼拉拉起飞，在空中盘旋。”事实是，如同美国人不可能复制同一座世贸大厦一样，我也不可能复制同一次约会；虽然，以后我可能无数次地再见北岛，却不可能再走进一座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我们常说，什么改变了什么，或谁改变了谁，比如说，北岛改变了我的行程，本来第二天是要到宾州的老宋家，却被北岛带到了新泽西，见到了我大学时代的朋友。我列举惟一一次与北岛在国外的相遇，是想说明，北岛的生活中多是这种前无来处、后无去向的际遇。一个“在路上”的人，行程永远是不确定的，像是剪接后的蒙太奇，有场景而没剧情。 三 评价一个作者，或者评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得在比较中进行。就说散文随笔，同样是拿历史说事儿，吴思对历史思考的力度和穿透性无疑比余秋雨不止高出一筹；王蒙与高尔泰具有相似的背景和遭遇，但他们的回忆文章所透露出的氛围，已经清晰地看清了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性格和人格。同样是写人生，哲学界人周国平成了偶像散文家，而文学界人史铁生则用散文架构哲学。更明显的是两本同样畅销的书的作者，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与杨绛的《我们仨》之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拿杨绛本人的散文比较，毫不夸张地说，出版于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那种在现实生活的基调上散发出来的超然的人生境界，时至今日仍然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仅凭这一本几万字的小书，杨绛当之无愧地成为重要的散文作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了《我们仨》，在通篇刻意渲染的散淡之中，却若隐若现地透露出一种犬儒的气息。联想到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被大小报纸炒得沸沸扬扬的她们一家与同事兼邻居在文革中几乎大打出手的恩怨，我怀疑，她真的是个散淡之人，还是迷失在了自己营造的游戏氛围之中，自以为是个散淡之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家家户户所经历过的黑暗，老老少少所承受的痛苦，男男女女所面临的软弱，怎么惟独在她的自传体散文中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呢？ 说远了。再回到北岛。 正如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前期的诗和他近期的诗加以比较，得出哪些好或者哪些不好的结论一样，有些人又会不由自主地把他的诗和他的散文加以比较，得出哪个深刻或者哪个肤浅的结论。因此，《失败之书》出版之后，有些读者有不满足之感。这部分读者认为，他的题材过于狭小，叙事也过于琐碎，与原本印象和期待中思想深刻并且富于哲理的北岛有些许落差。 一个写作者，无论如何都有一群假定的受众，当鼠标一点，这些文字发到编辑的电子邮箱之后，他应该知道，在稍后的某一天，它们将与作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报刊的某一版或某一页，出现在订阅者的案头或者床头。正因为如此，虽然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独特的题材，独特的写作方式，独特的语言习惯，但他们在写作时都自然而然地意识着特定的读者的存在。 我想，问题正是出在这里。我们原本并不是作者的假定受众！一个每天操着英语却要用中文写作的人，他意识中存在着的，即不是可能成为他对手的读者，也不是可以与之倾诉肺腑之言的读者，北岛曾坦言：“在海外的生活，虚无的压力大于生存的压力”，正是所谓“虚无的压力”使他处于一种缺乏张力的、失重的状态之中。在漂泊的日子里他的心理支柱是什么？这些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但这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完全生活在不同处境中的人是不容易进入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说，北岛的散文是好看的或不好看的，可读性强的或不强的。另一方面，不是每个诗人都喜欢成为思想家，说一个诗人有思想也不一定是他最愿意接受的赞美。没有谁说芒克思想深刻，但没有谁不承认芒克是天才诗人，如果你指责一个天才诗人没思想他一定不会抗议，但如果你说他是思想家，说不定他反倒会和你急。我们可以把北岛写散文，是诗人自己给自己放假，或者是写作疲倦后的散步。我愿意将其称之为“写作外的写作”。他散文中的幽默、调侃与自嘲，掩盖不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无可奈何的落寞。正如萨特所言,那种“忧郁”好比是对人的状况的觉醒，进而积极地“在忧郁中建立的平衡”。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北岛的散文中寻找到宁静的、从容的温情或者夸张的、专注的激情，温情与激情都还在，但却是淡淡的、琐碎的。他自己声称，写散文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一交易行为与他的作品一道，构成他的生活境遇。北岛与许多与他处境相似的人相比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从来不强调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权，却从来不放弃作为一个人生活的特权，他用生活换取生活。我甚至认为，他之所以将它们结集出版，正是对于人们期许中的那个思想者的北岛的反动。他希望以一种平常之心回到家乡，与久讳了的读者重逢。 起码有一点是可以从正面来评价的：正因为北岛回避了宏大的题材，所以避免了云山雾罩的空话和神气活现的大话。就现代汉语的现状来说，这绝不是一个低标准。史铁生曾经给一个少年这样的建议：任何领域排在前十位的人写的散文都可以读。这个标准果然简单而准确，自然科学家如费曼，政治家如邱吉尔，都写过有趣而睿智的散文。这也不难解释，相对于微妙的物理世界或复杂的国家政治，散文应该算是减法。权且使用史铁生这个标准，北岛在诗歌这一行当里是位居前十位的中国诗人是没有争议的，选择他的散文来读应该是不会错的。况且，仅就作文之道来说，北岛散文无疑堪称优秀。 四 这本书的书名也是读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是“失败之书”？北岛试图以他的一句诗诠释这一命名：失败之书博大精深。不看全诗，仅就这一句表面的意思，“失败”一词在这里显然是太通俗了。作为编者我并没有被这个解释所说服。我曾试图说服他用他早期著名的《一切》中的第一句——“一切都是命运”为本书命名，同样我也没能说服他。 北岛是以失败来概括他文中的人物吗？还是以失败自况？失败有两种含意，一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文学史上如卡夫卡、波特莱尔、本雅明等等都是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更准确地说，他们都主动地选择了失败，他们一错到底，所以一败到底也无怨无悔，并以失败获得了艺术上的永恒；另一种是精神意义上的失败，比如海明威，他本来是个成功者，但最终却是因为不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更大的成功而自杀身亡。我相信，有更多因为惧怕失败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 从这两个意义上，都不能说北岛是一个绝对的失败者。我更愿意接受欧阳江河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王寅的采访时的说法——这个书名相对于这本书来说太重了。 《失败之书》的附录部分收入了《书城》杂志记者2002年在波士顿对他进行的专访，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早期诗歌时，北岛回答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诗基本持否定态度。”我以为，这是他的美学追求，也是他一贯的追求。如果有谁因此而对他失望，要怪只能怪自己一直以来对他的误读。但我们应该分清，对他的误读并不意味着对他的作品的误读，作品一旦发表，作者便丧失了发言权。北岛早期的诗歌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绝不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结果，而是由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决定的。我不知道北岛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虽然看起来产生和传播那些诗歌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是更加深刻地存在着。因此，那些诗歌的重要性也依然存在着。所以，如同我们没有权力责备北岛对早期诗歌的自我的否定一样，北岛也没有权力要求我们放弃对早期诗歌的肯定。当然，不放弃评价其重要与否的同时，一点也不妨碍有人对他的近期诗歌或者散文进行好与否的评价。如果说，惟美，惟思想，惟技巧，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一个作家、诗人该如何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同时也为读者提供艺术享受呢？我没有能力就此自圆其说，这是留给理论家们干的活儿。 好在，北岛的否定是有限定的，他否定自己的早期诗歌，是因为“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虽然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有效地与意识形态话语对抗的语言，但北岛这种自觉性是非常可贵的，正如他在同一篇访谈中所说：“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