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与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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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与自由精神
2012年04月13日
来源：余一力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文学批评的发展，传统意义上作品与评论之间的依附关系有了重要改变。文学批评不再是文学作品的附属产物，而是基于文学作品，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体系和限定域的文学现象。经历这样一个“批评的世纪”，文学批评的概念本身有了进一步深入：批评不再局限于作品内容和人物形象，而是挖掘作品所隐含的人类共同心理、语言范式、文化现象和政治权威。概念的深入也带来了文学批评限定域的拓展，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语言、宗教、性别等诸多方面都开始在文学批评领域显示它们各自的影响。但是，文学批评所带来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文学批评能否在上述领域内保持它的有效性，体现出批评对于文本和文学现象整体、全面的阐释呢？
　　从实际状况而言，上述命题可能还只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假设。伴随着文学批评的独立，一方面它在自己的丰富性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众多概念的加入和影响也制约了文学批评本身。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越来越多文学之外的概念加入，导致其往往偏离文本审美的初衷，许多文学批评徒有“文学”之名，远远超出文学之外。20世纪中期“泛政治化”文学批评，便是其情其境的真实写照。二是文学批评概念本身的深入，也衍生出了许多阻碍其有效性的因素，如语言范式、文化传播、受众心理等，在文学批评自主性不强时影响自然有限，然而在当今却无时无刻不对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产生干扰。可见，尽管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有了质的飞跃，其影响力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但它所受到的内外两方面的限制，似乎并没有减少。想要真正确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当务之急应是突破上述限制。而探索和建构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不失为很好的解决途径。关于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历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恐怕最纯粹的本质论者也无法有根本性答案。既然如此，不妨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在何种处境下，我们与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呢？倘若我们能对此做出回答，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对背离文学批评之自由精神处境的某种超越，也许不失为对探寻文学自由精神和实现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一种阶段性解释。
　　与文学批评自由精神相悖的处境，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活在话语的压迫中。话语，可以是代表政治上极权统治伴随的垄断话语，可以是为经济利益将文学批评物化为某种商业手段，它同样可以是某些特殊经历(如从军、入狱、逃亡等)对文学批评者内心的影响。以至于当他们对作品进行文学批评时，代表这些影响的声音不由自主地跳出来与批评者激烈辩论，甚至压倒批评者的真实愿望。话语的压迫意味着某些话语模式对文学批评的统治。无论批评者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他们都无可避免使用固定的话语模式。在这种处境下，文学批评只能发出话语模式所允许的声音；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批评家们会针对特定作品做出千篇一律的解读和评论。无论是古代解读《诗经》中“关关雎鸠”时生搬硬套上的“后妃之德”，还是近代把英国湖畔诗派理解成“保守”、“反动”的象征，都是这种固定话语模式下批评家们闹出的笑话。在这种众口同声的语境中，文学批评本身都成为这些话语的工具，丧失了对文本和文学现象做出阐释和评论的能力。所谓自由精神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了。
　　二是活在“历史”的童话里。国人很重历史，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是也。然而无论是祖祖辈辈口述的故事传奇，还是竹简纸帛的二十四史，它们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都是讲述者站在他的视角进行选择与记录的。历史的最大缺点在于它总是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建构，而在这种重复之中，事件本身的真相及对于当代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则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假如文学批评建立在讲述者的历史中，把建构当做理所当然的真实，甚至是不证自明的公理，那么与历史联系紧密的文学批评就只能是对建构的一再重复。女权主义批评者早已明确指出，整部文学史其实是男性/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史，女性总是被书写、被制造和被歪曲的。今天虽然已经逐步认可这一挑战“历史童话”的观点，但在国内学者对于神话的研究中，划分西方女神形象时也还是想当然地按照从来如此的男性对女性的选择标准，把女神分为“天使”、“妖妇”两个大类。那些神话中的女英雄、女领袖、女勇士们，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埋没在了历史的阴影之下。诸如此类的“想当然”、“习惯如此”的观点在文学批评中比比皆是。所以，在“历史童话”中的文学批评，虽然不再是话语的工具但仍处在深层次的意识束缚中，难以表达文学文本的全部特征和批评者的真实想法，因而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了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
　　三是活在身份的圈套中。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身份的圈套日益成为文学批评的又一桎梏。所谓身份的圈套，乃是批评者对于某种身份的认同，从而在文学批评中不自觉地作出符合身份和社交圈子的选择。每一个人似乎都生活在不同的身份之中，我们不由自主接受这些身份，除了身份本身可能的物质利益外，更重要的是迷恋身份带来的认同感。尤其是在一个现代文明解构传统崇高的时代里，“我是谁”的问题困扰着现世中的大多数，我们生活在物质的沃土和精神的僻壤之中，自我存在感的极度匮乏让身份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安全标志。有了身份，才有了自我认识和自我价值的存在。因此，我们怎能不对身份趋之如鹜，不由自主地接受身份为我们规定的内容和方式。例如大学教授们往往对于流行于网络的通俗小说不屑一顾，而民间作家对于所谓格调、风雅也经常嗤之以鼻。在这种心态之下，文学批评也就顺其自然地陷入身份圈套中不可自拔。在圈套中，我们未必完全没有自由精神，但是它的存在削弱了我们思考的能力和意识，限制了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全面性，让自由与真实永远隔着一层距离。
　　与文学批评自由精神相悖的三种处境，之所以被称为处境而不是“困境”，是因为我们既难以认识到自己受限于中，也无主动摆脱、寻求自由精神的动力。批评家在努力摆脱上述处境时，不可避免会遭遇话语压迫者的强大压力，甚至陷入主动失语的痛苦中；同时还要无时无刻和自己在已建构的历史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斗争，更要在打破身份圈套时敢于面对身份缺位的迷失。显然，针锋相对地直面这三种处境，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将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即使能够承受，也无法保障出现反向异化。因此，抗争和摆脱处境的策略选择就极为重要：首先，文学批评家应当在逆境中培养思维和逻辑辨析能力。在已知的能够用逻辑准确定义的话语模式和历史童话中，文学批评家的第一要务是以自己的努力完善自身的逻辑性。当批评家单纯地服从话语压迫和历史童话，自由精神当然无法立足。但如若这种服从包含有由衷地为其中蕴含的逻辑所折服，那么随着批评者逻辑演绎能力的进步与发展，终有一天批评者能发觉不是所有的话语模式和历史童话都可以合理推演——质疑自然开始，文学批评也将就此远离奴役之路。其次，在质疑发生时，文学批评需要以反讽而不是反对的态度面对这些自由精神的桎梏。还是以性别二元对立为例，单纯提倡“打破男权，绝对平等”，把男性作为斗争的对象，无益于对立的消解，还会招致持有不同观点的女性本身的误解和排斥；倘若摆脱桎梏的策略是在书写中改变男性在话语中的地位，以男性中心话语模式建构女性中心话语，在这种巨大的对比和反差下，身份圈套的荒谬对于相当部分的读者而言不识自明，有助于更多的参与者不再自觉地踏入身份圈套的状态；这样，才能实现打破二元对立的第一步。
　　当然，并非摆脱这三种处境，文学批评自由精神就会如约而至。处境是否能被摆脱，逻辑和反讽是不是在建构新的桎梏，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摆脱的意义在于，文学批评者能够以更为全面、更少受到过往的历史和当下的环境影响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已有的文学问题和现象，并为之后可能出现在文学文本和文化生活中的类型情形提供有益的参照，这一参照与建构历史“童话”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它提供的是一个帮助全方位思考问题的体系和一种敢于怀疑、善于怀疑、怀疑之后解决问题的立场。后来者可以根据这种思路和立场重新建立与他们时代的价值观念相适应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不必受限于当下文学批评所运用的语言，拷贝的历史观念和习惯的身份立场。同时，对于已有的结论，文学批评也可以借此来进行新的思考和认识。例如《简·爱》的后殖民解读，便是打破惯例与模式的新成果。
　　必须认识到，“自由”本身并不直接走向“有效”。即使具备了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依然需要文学批评者为之付出心血。但是，追求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是摆脱外在因素对文学批评本身所造成的不易察觉之影响，实现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可能途径，而在这条道路上，文学批评会有所收获，也必然面临某种失落。就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走出了梦幻的美好和真实的欺骗并存的家，不再依赖海尔茂而是勇敢地独自面对世界；而艾梨达却选择了放弃象征大海和未知的陌生人，留在了房格尔身边继续普通人的生活——她们共同秉承的信念便是“自由选择、自己负责”，亦可以成为文学批评者们所应具备的原则。毕竟，无论是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还是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总不会原地不动就可以期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