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汉语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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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汉语的人心

    你我来到了一个难言的地方。
     
    这么多的书，我们的作家、学者、思想家们写的书，以文集、丛书等各种名目出现（其中也有我的），我没想到汉语里诞生了那么多的话。
     
    从语言出发，你我最终要走向生活；而从生活出发，最终需要语言的支撑呼应洞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写书、读书的缘由之一。
     
    但在这里，在当下，关于你我置身其中的生存环境已如一部二十四史，难言，无从谈起。我们如果想在语言里有所言说，就得像这些书一样，“编码”，不得不借助他人、异物、大词。
     
    若干年前，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写诗嘲笑说，“贩卖语言的人窘态百出”。如今我知道自己同样如此。
     
    是什么样的宿命引领我来到这里？是什么样的言路和思路引领你我来到这里？
     
    所有那些关于新年新千年的美丽新世纪的言词和事实都离我们相当遥远，而我们有五千年的重负。
     
    但是，回忆起来，我们确实有过一个世纪末的狂欢。在它的最后几年里，那么多人言说、亮相，如今竞相结集、出版。汉语作家们享用了我们市场化的最早的果实之一——文化产业的多样和丰富，专栏作家、记者访谈、随笔、札记、争鸣，等等，从形式、规范、分工中走向大众，走向据说最为自由的散文随笔形式，一个个跻身于功成名就者的行列，成为大大小小的神祗，众神喧哗，组成了一个极为繁华的都市符号世界。这些言语如今都汇集成书，让人敬畏；在世纪末的时候，据说散文随笔类的丛书文集出版也成为一件盛事。
     
    自然不用怀疑汉语作家们的写作功力了，对相当多的作家甚至值得花费笔墨来饶舌赞美的，因为出版本身就是一种认同，何况打开一本本书，你就会与一个个成功人士相遇，你将听见里面各个人物的独语。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借何其芳的话，虽然接下来，照例是，“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你还可以遇到各种各样好的事物：大师、领袖、学者、文人、长者、青年、雅人、宝贝、流氓、美女，各种各样的好名称：学问、道德、传统、文化、民气、理性、公义、东方、全球化，等等（借鲁迅的话，虽然接下来，应该是，一切不过做戏，一切不过无物）。
     
    你我因此发现我们确实经历过一个浮华的时代，我们享用过世纪末的狂欢。
     
    但是有什么缺席了？有什么消失了？有什么受伤了？为什么这么多言路和思路领我们来到难言的地方？
     
    甚至你我的邻居，一个下岗工人，他进了书店——为了孩子，他也感受到了当今汉语作家们的活力，那么多书啊，他们在书中都说了什么，他试着看看那些他懂得的题目，然而他只能摇摇头；甚至你我的表弟，他从乡下跑到城里，他看看杂志、周末副刊，你们又在拿我们说事儿哪，他说。他们的世界进入汉语言的世界就成了他们不再熟悉的异质的东西；甚至你我的父母，一种民间功法的信仰者，一种说唱艺术的爱好者，他们靠一种古老的活法儿支撑着自己，因为汉语里没有他们的存身之地，他们为我们的“世纪狂欢”和“现代进程”所弃。
     
    谁在背叛？什么是我们世纪末狂欢的本质？什么又是我们世纪末热烈中的积极力量？
     
    “假如说本世纪我们民族有什么中心命题，假如说我们一百年的历史有什么精神现象，那么，没有比人的解放更能表征我们的世纪风云了。无论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是要民族及其成员获得解放，获得做人的感觉。这是最高的要求，其他的，做一个皇帝，一个富翁，一个其他文明承认的学者、大师，倒在其次，倒是最不需要智慧和勇气的”。但是，我错了，世纪末的狂欢里早已丢掉了近二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或说精神，只有在部分作家那里，还有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公正自由承担，无论是林贤治先生“自制海图”，汪晖先生“死火重温”，汪丁丁先生的边缘随笔，徐友渔先生的直面历史……都有着多多少少的担当。
     
    更多的作家，则在太阳底下过起好日子的写意，他们在一花一世界里得到了幸福，在音乐、文学、绘画那里找到了暴富的快感。每一个个体都是优秀的，你我不能不惊叹汉语里的聪明、博学、玩物、艺术。
     
    这些众声喧哗里最具深意的莫过于作家们多在暗示笔下展示的是一个多么美丽、完整、有意义的世界，只要读者想要在文学、音乐、绘画里有所涉足，就应以之为标准，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地进入那彼岸世界。历史、艺术、当下事件、崇高、苦难，都有着标准的理解或应对形式，甚至道德，也有着求助于传统的杂文的好手段（由鲁迅锻造的伟大的文体如今沦落得近乎二丑艺术了）体现出现，而忧伤，有着现代都市里忧伤酒吧或音乐会之类的进行消解。最为自由的语言形式并没有体现出人的思想、自由国度的思想。当你还在拓荒的时候，语言里已经在收获了；当你还穷弱无告时，语言里已经强大得不可战胜了；当你痛心于前现代的罪恶时，语言里已经绝望于后现代的现代性悖论了；当你甚至代言不了自身时，语言里已经代表全体了……
     
    为什么不能随之而去，在那些一本本美丽的话语里流连？这里就是罗马，就在这里跳舞吧。为什么不能像这些时文一样，生活在表面，与风嬉戏一生？
     
    因为汉语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有着现时十数亿的人众，它的当下状况绝不是自足的、封闭的、自言自语的，而是开放的、在路上、并与他人沟通着的，每一个汉语作家的成就受限于整体的进程，更准确地说，汉语作家的成就要由他与整体间的对话交往来说明。正是在这里，对读书人来说，书不应仅仅是语言和文字技巧的混合，就像对共同体成员来说，社会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率或有多少人可以吃饱饭，那样的读书人也就与“猪食主义者”、“猪权主义者”无别。
     
    什么是当代汉语的思想？什么又是当代汉语的任务？
     
    是啊，你我活在历史里，你我活在今日的中国，你我需要什么样的话语才能安生？人生多苦辛，而有时又极易得到慰安，那能温暖我们的汉语又是什么样子的？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
     
    但是，无论我所热爱的汉语作家们怎样“各各夺取它的生存”，成就了一丛丛茂盛的野草，“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而“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
     
    “正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和理想告诉我们，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做一个人，因为一般者还不是人，因为学者、大师、政治家、巨富还不是人，因为名利包装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全称的极远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因为做一个科学大师还不是人，做一个自己生活得小康的成功者还不是人，一个感觉良好的脚踏中土西土的发达者还不是人，一个不知人间何世的无邪者还不是人……做一个人，这是启蒙运动以来最高的文明指令。人是目的，这是数百年来人类现代化的目的。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国是。人的公正、自由、良知，乃是中国现代化的主题。遗憾的是，在最需要沟通的汉语里，写作者多是各各忙于自己的美丽的新世界了。
     
    在最为自由的文体里少见人意味着什么？你我已不知道如何做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了？你我已不知道一个人一个中国人的样子或理想境界了？你我已同这个人心久违了。自从中国被拖入现代化进程以来，汉语就一直在铸造它，时而小成，时而大败，但这个人心并没有消失、死绝，它就在你我的耳语中，在大师们的一念之间，在兄弟姐妹们无助而抬头张望的眼光里……这个人心“花果飘零”，但它一直存在着，它等待着汉语的赋形，它等待着自己的现身。“人心总是肉长的。”你我生活过的乡下，人们吵架至极处总会如此求助，是啊，血肉之心，这也是你我听过的最简单也是最高的语言。
     
    众多的汉语作家们努力的应该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尽管你我使用了一个悠久文明的语言，却不得不尊奉另一种文明话语为伟大的中心和榜样，但我们自己的人心一直期待着，正义、良知、精神、魂魄，赋形为人的健全、高贵和尊严，赋形为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就像在现代化进程里一度出现反动的俄罗斯，人心也没有失去，甚至经由俄罗斯作家们的锻造，人心震撼了世界，对英语世界、法语世界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正是在语言中的人心的照耀下，以文明中心自居的人们怀着微妙的感觉被迫把目光投向东方，并鼓起勇气承认伟大的中心正在移离他们的语言，因为俄罗斯人在面对黑暗的勇气和献身语言的精神中，也有着一种“逼人的辉煌”。
     
    经历过夏天的人都感到了这个冬天的寒意，似乎整个汉语的季候一片荒凉、萧索，只剩下译语、官语、隐语和乡愿的啼唱。
     
    为什么这个时候难言，为什么你我还要深沉地（也许是疲倦地）沉思？
     
    是啊，我已经听见了汉语作家们沉默的声音，他们欢乐过、斗争过、哭泣过，但他们沉默了，他们活得也不容易，他们活得太累了，他们的思想已经冬眠。
     
    舍尔巴特：“你们都疲倦了，这只是因为你们没有集思想于一个最简单、最伟大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