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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陶渊明一生的思想轨迹
来源:中国自由诗论坛
发布者：谭金勤
摘要：陶渊明是一位中国文学史上游离于所处时代之外的著名诗人和辞赋散文家，他的诗文打破了当时辞藻华丽、典故堆砌、谈玄说理之风笼罩文坛的局面，曾对后世产生过积极广泛的影响。他在诗文中营造的超凡脱俗的美妙世界，成了后世文人士大夫乐而忘返的精神家园。陶渊明的一生，就其人生观来说，是积极追求的一生，他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性格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本文通体以其诗文为载体，又以其诗文为切入点与佐证，从其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与风气的熏陶及其仕隐实践，对其济世思想底蕴的厚积与发展进行了论证，而后分析了其归田理念实际上就是一种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必然结果，接着以其一首《桃花源诗并序》展示了陶渊明一生所追求的美妙的理念王国。从而大略勾划出了陶渊明一生的思想轨迹。
关键词：陶渊明，仕宦，归隐，思想轨迹
绪
论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1]，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生活于社会动荡的东晋刘宋易代之际，先后做过江州祭酒、桓玄的幕僚、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彭泽令等小官，出仕为官共十三年（393年~405年）。陶渊明五仕五隐的仕宦生涯，可以说他是在仕与隐的选择、愿望与结果的距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十三年。陶渊明的最终归隐，与他的家庭出身和家庭背景有关；与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家文化熏陶和魏晋以来崇尚老庄文化及动荡的社会环境有关；是由此而养成的自身性格的矛盾及其性格和世俗矛盾的必然结果。陶渊明凭借着自己孜孜以求的赤诚之心，为我国的文学史嵌进了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并把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性格以强烈的“辐射”投影在他全部的诗文中；他的诗文打破了当时辞藻华丽、典故堆砌、谈玄说理之风笼罩文坛的局面，曾对后世产生过积极广泛的影响；他在诗文中营造的超凡脱俗的美妙世界，成了后世文人士大夫乐而忘返的精神家园。他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性格是极其复杂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2]“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最终达到了返朴归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的境界。充分显现了陶渊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3]的思想轨迹。陶渊明的一生，是积极追求的一生，是探索人生真谛的一生，是中华民族为追求自由、争取个性解放的典型范例。本文拟以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作《归去来兮辞》为分水岭，分归隐前后两个阶段对其思想轨迹试做一些初步探讨。
1 济世思想的底蕴及其发展
1.1 家庭出身及教育熏陶所奠定的心理知识结构
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这种家庭出身和自幼所受的教育对其性格、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实际上还包括遗传基因），我想就这一点说，谁也不会否认。因此，这一先天性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还是让我们先从陶渊明的《命子》诗切入吧。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这是陶渊明初得长子陶俨时所作的诗，在诗中历数自陶唐以来陶家祖先的业绩，以上所引的是对其曾祖陶侃的赞誉之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曾祖父陶侃（公元259年~334年），是东晋开国元勋，在军41年，可谓一生戎马倥偬，战功卓著。303年，镇压了张昌起义；305年，击败了陈敏的叛军；315年，击败了杜韬领导的流民叛乱；迁广州刺史后，平定了杜弘、温邵的叛乱；322年，平定王敦叛乱；328年，平定苏峻、祖约的叛乱；330年，平定江州郭默叛乱……[4] 陶侃因讨平东晋初苏峻的叛乱有功，封长沙郡公；死后晋成帝下诏，进位大司马。然而，就像陶侃这样战绩出众、并具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地位，却也并未能让陶氏跻身于门阀士族的行列，甚至仍然被世家大族所鄙夷不屑。下面引《世说新语》的两段文章作为佐证：《方正第五》（52）“王修龄尝在山东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陶胡奴是陶侃第十子陶范的小名，然而像陶范这样的大将军的儿子，竟会受到如此的奚落，由此可见陶侃当时在大家世族眼中的身份地位是何等的卑微和下贱。《容止第十四》（23）“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溪狗”是吴人对江西一带溪族人的称谓，含鄙薄意，是就语音不正说的，陶侃本鄱阳人，所以也得此称谓。求人却要歧视所求之人，门阀士族的为人品格由此可窥一斑。究其原因有二：（一）“孤寒”士人出身。《晋书.列传》第三十六《刘弘等传》记载：“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至洛阳，……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氏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就是说，陶侃初到晋王朝的政治中心洛阳只能做个掾属之类的小官。“……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之间，……”（二）“武夫”出身，文化层次低下。陶侃一生的主要功勋都是在军事斗争中建立的，其文化方面明显逊色。而高贵正宗的世家大族都具有两个显著的标志：其一是显赫垄断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其二是高人一筹的文化层次和品位。像陶侃这样的武将，在士族们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由此推断，以陶侃的身份在当时来说是无法融入世家大族当中的。但其对东晋朝廷的功勋又决定了他本人及其后代不可能同于一般庶族，陶氏家族在靠爵位传承维持家族地位的同时，当然不会忽视重点提升后代自身的文化品位，以逐渐向上层士族转化。因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是陶侃的第七子，庶出而未能袭爵，所以这一支的陶茂除了借助父辈一些微弱的老关系外，在仕途上实际只剩下了一条路：那就是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品位。陶茂通过自己的发愤努力，做过武昌太守。陶渊明在《命子》诗中写道：“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陶茂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不可能对自己的儿子放松学业的进修。陶渊明的父亲陶逸，我们只能从陶渊明的诗“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进行分析：“寄迹风云”属宦海术语；“冥兹愠喜”一句，《论语.公冶长》篇说“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这里的“冥兹愠喜”是说官场进退无喜愠之色，其中“令尹”指太守一类的官职。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判断：其一，陶渊明的父亲曾身涉仕途；其二，假定未入仕，那么，陶渊明父亲的文化品位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古人说的“学问深时意气平”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家庭渊源可以说为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融思远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一心理因素的形成依据又来自何处呢？（一）他的伯父陶淡是一位隐士。陶淡是陶夏（陶侃的袭爵儿子）的儿子。在《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隐逸传》中是这样叙述陶淡的：“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颇好读《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虽无直接影响，但有间接的潜移默化作用。（二）因父亲早逝，陶渊明少年时期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外祖父孟嘉是当时的儒学大师，陶渊明曾为其作传，其中形容孟嘉“冲默有远量”、“温雅平旷”、“色和而正”、“始至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等。（三）外祖父的弟弟孟陋也同样有着浓厚的世外高士情调，《晋书.隐逸传》中写道：“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吴司空宗之曾孙也。兄嘉，桓温征西将军长史。陋少而贞立，清操绝伦，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时或弋钓，孤兴独往，虽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丧母，毁瘠殆于灭性，不饮酒食肉十有余年。……简文帝辅政，命为参军，称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谓温曰：‘孟陋高行，学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叹曰：‘会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拟议也。’陋闻之曰：‘桓公正当以我不往故耳。亿兆之人，无官者十居其九，岂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为高也。……”（四）东晋名士孟嘉的妻子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陶渊明的母亲是孟嘉的第四个女儿；换言之，陶渊明的母亲就是陶侃的外孙女。孟族的思想陶冶了陶渊明的母亲，母亲的情操熏染了陶渊明。
由此看来，陶孟两族的思想意识实际上在陶渊明幼小的心灵中就已经播下了种子，大济苍生和怡情山水两种思想情调已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也为他的人生轨迹——“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5]埋下了伏线。
1.2 社会环境及社会风气所形成的思想文化底蕴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哀帝（兴宁三年）至刘宋文帝（元嘉四年）这一政治局势十分混乱、政治环境十分复杂、权力交替十分频繁的特殊的历史时期 ，一生共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东晋建立初，力量较弱，在东晋高级官员中，祖逖坚持北伐以收复中原，却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公元321年，祖逖病逝。此后，桓温在公元347年灭成汉；354年伐前秦，直达灞上；369年伐前燕，直达枋头。然而桓温是个有篡晋野心的人，“大家都知道的‘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这句名言就是桓温说的”。[6] 373年，桓温死，谢安执政。谢安是383年“淝水之战”东晋方的主帅。385年，谢安死，宗室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当权。399年，会稽等地民众因不满司马道子父子的虐政，共推举孙恩，起义反晋。402年，孙恩死，卢循代领其众。同年，桓玄破建康（东晋都城），杀司马道子父子。404年，桓玄（有其父便有其子）废晋安帝，自立为帝。但他称帝不过三四个月，就被刘牢之的部将刘裕赶出了建康。刘裕迎回了晋安帝，并恢复了他的皇帝名义。420年，刘裕认为自己作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断然废掉晋帝而建立了自己的刘宋王朝[7]。这种动荡的局势对陶渊明仕途谨小慎微地择主而事的思想意识应该说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由于桓温父子的篡晋野心及司马道子父子的专权，从而导致了宗室内部、宗室及大族之间争权夺利斗争的空前激烈和残酷。各种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急剧加深了朝廷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这一时期的政权体制是典型的门阀政治、大家世族掌控大权的官僚体制，这一体制的士族等级十分森严，普通的中下层庶族地主是根本无法介入的。因为东晋偏安政权本身就是靠当时的政治家王导领导南迁的北方地主上层贵族联合南方吴姓地主贵族势力，给晋元帝以大力支持，才使得东晋政权在江南的统治得以稳定下来的。南渡士族中的“王、谢、庾、桓”等家族势力的你争我斗，再加上南方吴姓士族中的“顾、陆、朱、张”参与其中，这几乎就是东晋司马氏朝廷的全部政治内容。
两晋时期的玄学仍有发展，虽然在这一时期佛学已经渗透进来，而且在东晋时佛教的社会影响已超过玄学，但自魏晋以来谈玄说理、崇尚“老、庄”这一社会风气在世家大族及名士们心灵深处所打下的烙印以及凝聚成的潜意识是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老子何许人也？“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8]庄子何许人也？“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9]清谈玄学，崇尚“老、庄”，到了西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顶峰。《传》说：当《大人先生传》刚写好前两段议论，有一个隐士听了后很赞赏，认为阮籍写的“大人先生”与自己志同道合，赞叹道：“善哉！吾得之见而舒愤也。上古质朴纯厚之道已废，而末枝遗华并兴。豺虎贪虐，群物无辜，以害为利，殒性亡驱。吾不忍见也，故去而处兹。人不可与为俦，不若与木石为邻。安期逃乎蓬山，用李潜乎丹水，鲍焦立以枯槁，莱维去而趋死。亦由兹夫！吾将抗志显高，遂终於斯。禽生而兽死，埋形而遗骨，不复返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齐颜，与夫子同之。” 大人先生却说：“故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若夫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愤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伊禽生而兽死，尚何显而获荣？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丧体，诚与彼其无诡，何枯槁而趋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将去子矣。”阮籍认为这个隐士并没有达到大人先生的思想境界。“至人”是超出善恶是非之上的，他不知道善恶的分别；他也是超出自己与别人分别之上的，他不以自己为好，不以别人为恶，也不以自己为是，不以别人为非。而那个隐士仍然 “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始终没有跳出“愤激争求”的俗人窠臼，同大人先生所反对的人还是一样。大人先生是不可能做这样的隐士的，这样的隐士实际上还是没有超脱。 阮籍的这一观点既幻化了“老、庄”的思想，又迎合了当时“名士风流”的心理。魏晋以来的“名士风流”为了追求超凡脱俗，主要讲究如下几种表现：（一）熟读《离骚》；（二）痛饮酒；（三）吃长生药；（四）持麈尾；（五）以隐逸为高，以游山玩水为雅；（六）崇尚适意而行，不受任何约束；（七）要喜怒不形于色，从容镇定；（八）注重仪容，重视修饰。等等。
这些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浸润着陶渊明的心灵，作为陶渊明来说，要完全摆脱它那也是不可能的。《闲情赋》是熟读《离骚》的产物；“菊解制颓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古人认为食菊可以延年以至寿比南山这一潜意识的结晶；以及好饮酒、归隐等，这些的这些，忽多忽少地带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痕迹。
1.3 五仕五隐的实践追求导致仕与隐意识的此消彼长
《庄子》中记载着孔子的一段话：“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然而并未停止游说列国，这可谓孔子积极用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吧，作为陶渊明也经历了五仕五隐，这种积极追求的精神，就我来看也不亚于孔子。
陶渊明第一次出仕是在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这一年，陶渊明二十九岁。做的是江州祭酒。萧统撰的《陶渊明传》上说：“亲老家贫，起为江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入仕原因，一方面是“亲老家贫”，为家庭赚取一些生活费用；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则是“游好在六经”，儒家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责任感，“騫翮思远翥”，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雄心壮志。本欲希图干一番大事业，但结果却是“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令他十分失望。“自解归”的原因之一是：据陶学专家逯钦立先生《读陶管见》证，当时任江州刺史的是世家第一大族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而王凝之崇尚时兴的五斗米道，《晋书.列传》第八十《王羲之等传》上说“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王凝之在任时常常让道士和尚禳道咒鬼闹得乌烟瘴气。而又据逯钦立先生《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按《宋书.百官志》，江州自晋成帝咸康中始置别驾祭酒，职位较高，……”显而易见，陶渊明并不是嫌弃这个职位，而是因王凝之奉行这种迷信道门的现实与陶渊明兼济天下的理想相距实在太远；其次与他的个性刚直坦率、环境所铸就的思想底蕴也不无关系。
陶渊明第一次辞官后，在家闲居了六、七年，大约于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开始第二次出仕，投在荆州刺史桓玄幕下为佐僚，两年后即隆安五年（401年）底以母丧辞官回乡，再次隐居。入仕的原因：（一）桓玄是一个被时人称为雄才的人物，久据荆江一带的桓氏集团，当时享有很高的威信，得到各封建阶层的拥护。398年末，桓玄自领荆、江二州刺史。《资治通鉴》载，玄至江陵，“荆州人士无不诣玄”，实为东晋君臣所畏服，颇有众望所归之气象。《晋书.列传》第六十九《桓玄传》记载了他在献给皇帝奏疏中吐露的政治追求和奋斗目标：“先臣蒙国殊遇，姻娅皇极，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浐，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按史载，桓玄篡晋前的一些作为，的确曾使得隳坏的东晋朝廷一度出现过转机。《桓玄传》说：“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初备，京师欣然。”（二）是陶渊明对实现人生社会价值的渴望，对中国士人传统的“修齐治平”理想的不懈追求。他不相信桓玄是王凝之一类昏庸腐朽的官员，希冀桓玄是一位“独旷世以秀群……期有德于传闻……负雅致于高云”的“美人”（按屈原的意思指“君子”），是“美人”的话，陶渊明即便是为他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会在所不辞（《闲情赋》中有十个“愿……为……”）。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就是这一思想的注脚。（三）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生前受桓玄之父桓温的赏识，当过桓温的参军和长史。这些使陶渊明一度认为桓玄是个有为的可以辅佐晋室的人物，从而对他抱有幻想，并甘为幕僚。但桓玄是个野心家，他在势力膨胀之后是不可能按陶渊明的意愿去辅助晋室重振纲纪的。陶渊明很快便看清了桓玄的军阀本质，对桓玄的所作所为陶渊明再度陷入了失望之中。《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写道：“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栧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皎皎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间接体现了陶渊明对割据军阀的失望之情，表达了对行役的厌恶和打算辞官归田的决心。大约在隆安五年（401年）冬天，陶渊明以母丧辞职回家了。从此便离开了桓玄。果然，桓玄篡晋的野心日益膨胀，终于在元兴元年（402年）顺江东下，攻入建康，404年桓玄废晋帝而自立建“楚”。同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并迅速将叛臣桓玄击败。这一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吸引了陶渊明的目光，尤其是刘裕的出身（同样是庶族地主）。这时的陶渊明又认为刘裕可安晋室，对刘裕又产生了一定的幻想，这似乎又使陶渊明看到了自己施展平生抱负的希望。陶渊因而第三次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但他很快就发现，刘裕和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所以在刘裕幕中时间不长就离开了。继而转到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中做参军，这便是他的第四次出仕。405年3月，因刘毅与刘敬宣有隙，刘毅使人言于刘裕，刘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职，陶渊明也随刘敬宣的奉表辞职而罢归。做幕僚的经历使陶渊明对新兴的地主势力也彻底绝望了，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陶渊明从小梦寐以求的美丽幻想，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愿望与结果之间竟有这么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说，陶渊明对仕途已心灰俱冷，济世的热情至此也消失殆尽。有诗云：“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黾勉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陶渊明不能融入当时新兴地主势力的主要原因是：（一）儒家的忠君思想；（二）自己是旧朝元勋的后裔，对东晋王朝有一种莫名的特殊感情，虽然是庶出，而每逢改朝换代，总有一批人会成为新贵，进入上流社会，但作为陶渊明来说是不可能与篡晋势力同流合污的，这是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风气及家庭关系融合而成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底线决定的。陶渊明离开桓玄，主要是因桓玄有篡晋野心，而在他离开后的第四年（404年）果然废晋帝而自立；陶渊明离开刘裕，也是因刘裕有篡晋野心，而在420年也同样废晋帝而自立，并建立了刘宋王朝。不管政治家手段多么狡猾，实际上，他终究没有躲过诗人那锐利的眼光。
陶渊明在405年3月辞职后，于该年8月出任彭泽令，这是陶渊明的第五次出仕，也是他仕宦生涯的最后一站，在官八十余日，于十一月因“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而自免去职，赋《归去来兮辞》，十三年的宦游生活至此才真正算是尘埃落定，陶渊明也开始真正过起了归隐田园的躬耕生活来。终于彻底解决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消弭了愿望和结果的距离。然而，前面我们引到的诗，他既然已经决意要归田，为何仅相距五个月却又要出来做官呢？是什么思想意识驱使着他的呢？而既然有必要做官，又为什么只做八十来天就自动去职呢？让我们再引两段进行分析吧！
他自己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是这样写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缸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念，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萧统在《陶渊明传》中写道：“……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固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陶渊明为什么出任彭泽令，陶渊明自己说是“余家贫”，萧统说是“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陶渊明是怎样出任彭泽令的，陶渊明自己说“亲故劝余……求之靡途……家叔以余贫苦……故便求之”，萧统说是谓亲朋而执事闻之而任之，总之，二者均属“自求之”；陶渊明为何辞职，陶渊明自己说“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萧统说是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解绶去职”，前者是托辞，后者应是实，但二者均属自愿去职。陶渊明还写出了从任职到去职的思想意识，“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原因是“质性自然”、“违己交病”、“当敛裳宵逝”。萧统写的“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中的“五斗米”另指当时江州上层社会的佞道风气。上文提到的王凝之信佛道，并非个别现象，东晋其他很多大族世代信奉天师道（五斗米道），道教势力的过度膨胀更加剧了政治的腐败，这种污浊空气当然是陶渊明无法忍受的，这实际上体现了陶渊明在心理文化结构上与高门大族之间的巨大隔阂。
纵观陶渊明的五仕五隐历程，可以说主要是由以下三方面的思想意识决定的：
（一）儒家的积极用世思想。“游好在六经”，“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融思远翥”；
（二）维持家计的物质意识。“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三）“君子死知己”的个性。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他在诗文的很多地方隐溢了对伯牙与钟子期、庄周与惠施、管夷吾与鲍叔牙的羡慕之情。陶渊明的入仕，既需上级官员的赏识（君择臣而使之），又要合乎自己的心理认定，即君臣成为知己。这种顺畅的仕途，在人类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讲得乐观一点，概率是万万分之一，恐怕让陶渊明再出仕十次、二十次，也还是要碰壁归隐的。“自古叹行役”，“遥遥从羁役”，“驱役无停息”，极尽写行役之苦，这“苦”实际上并非行役本身，而是心志。因为他的思想性格终究无法让自己的“事之”无条件地服从他人的“使之”，关键在于他对“政治”的含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10]“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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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6 15: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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