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不能高贵一些（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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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不能高贵一些（外一篇）

■江苏   吴   非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是名人语录，所以颇流行过很长一段时间，60岁以上的人也许不会忘记。“文革”前和“文革”中，“高贵”几乎是骂人的词。那年头，“脚上有牛屎”“三代讨饭”犹如今天开奔驰宝马车一样，政治上是很吃得开的。于是乎，如被称为“高贵”，就被隔离在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之外，并有可能入政治贱民另册了。
我们今天，就在享受着 “没有高贵”的报应。经济发展了，富裕了，似乎什么都不缺，然而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人生最大的痛苦在于感觉不到痛苦；没有痛苦，常常是因为没有思想，没有了追求。于是人们便很少再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
当今之世，常常把富贵强作高贵。有港式电影的粗野的哄闹，有清宫影视没完没了的灌输，有官僚阶层各种排场的推波助澜，有富豪新的烧钱方式的轰动效应，它们就这样指给群众：看，这才是高贵！
有了权，就“高”了；钱多了，就“贵”了。因为有权有钱，就不肯让子女和平民的孩子在一所学校读书；因为开了名车，眼里就没有了公共交通规则，不但敢超速闯红灯，还敢把车撞向未及时让道的人；因为成了名人，就敢把口香糖吐在别人递过来的名片上；因为升了官，就不肯和同僚使用一间办公室；因为做了“领导”，就不许属下喊自己的名字……这就是他的“高”和“贵”。
高贵绝对不是富贵。刘邦、朱元璋之所以富贵而没能高贵，并非因为他们出身流氓或讨过饭，而在于他们极其留恋自己的流气与本性，在于他们处心积虑地养育自己的复仇心理，羞辱他们曾经艳羡而未得的地位与荣耀。
然而，一旦触摸到权力，便自视高贵，是世俗社会展现“崛起”的形式。许多青年不正是这样去追求的吗？他们屈从于权势集团，匍匐权门，毫无个人尊严；而一旦得势，颐指气使，自以为贵，并希望有更多的人匍匐在自己的膝下。
权势者自身，也把权势当作高贵。
一个人不能正常地平静地走在人群中，一定要高高在上，一定要前呼后拥，他走路的时候便要剥夺别人的行走权，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便要剥夺别人的发言权，他用自己的意志剥夺别人选择的学习权，所谓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是也。有一年某省语文高考要求默写这个“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许多教师纷纷指责，说这不是名句，不该考默写。这句话怎么就不是名句呢？在我们中国，这就是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呀。人的内心隐秘世界往往都有过“我若为王”的幻想，就连许多小学生，不也曾写过“假如我是市长”的作文吗？那种统治万众，令百僚噤口不言的权势，那种轻挥玉指，令后宫冷寂白发的威仪，那种操生死大权，视万民如草芥的气度……在绝大多数底层百姓眼中，才算得上“高贵”。
所以才有了服从，才有了青年的失魂落魄……因为服从是走向“高贵”的第一步。当年听到一位青年大学毕业选择从政，说，我先侍候好局长，以后才有可能当上局长，才有可能实现抱负。这和中国社会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同一个发展观。
然而，中国官场一如既往地缺少真正的高贵。一个素质不高的人，在获得高位之后，他的周围马上就会聚集起一群阿谀之徒。也正因为他素质不高而获得高位，只会报复而没有抱负，只会索取而不懂奉献，高官贪贿的胃口越来越大，已经从庸俗走向鄙俗，从无聊走向无耻，连中国传统社会一般富豪的处世之道也没有了。
我不能免俗，总在为这些掌握着党政大权的人们想：他们为什么就不能高贵一些？
如果我能看到真正的高贵，我思想的痛苦或许会少一些。然而，观察这个社会的主体追求中，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指望。

怀旧的情结

怀旧是一种人生安慰。中国人的怀旧，除了作为安慰，也当作是一种享受。
首先是因为有旧可怀。五千年的文明史，虽说每个人所经历的不过是几十年，但祖宗的一切都得有继承者，祖宗的一切都得有评说者。有旧可怀，这是一种荣耀。越是久远的东西，“怀”起来越来劲。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就气短：两百年的历史，第一代祖宗的家什，放在我们这一头，连三级文物都算不上。他那里百年以上的房子，都要算重点文物，不准拆；而中国一些城市近年搞大规模的旧城区改造，百年老屋照样扒得一干二净。这些，自然是怀旧的资本。
怀旧的心态，是很复杂的。浅一点的，是“今不如昔”的思想。今天比别人，是比不过了，而先前一向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于是只好怀旧，用先前的荣耀去折损他人今天的成就。比如说先前家里阔气，家里开饭，仆役都要坐两桌；连老妈子上街采买也坐黄包车；搓麻将一晚上输掉十来垧地依旧面不改色，谈笑风生……这类的怀旧不过是要摆摆贵胄与富豪的谱，并无很厉害的心机，了不得是要嘲笑一下新贵或暴发户的稚与嫩。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怀旧的时候，并不以无力中兴承继为羞耻。
也有一种有心机的怀旧。他不满现状，想否定现状，过去他一向是既得利益者，而现状忽然不可能保证他的利益了，于是他便“我思古人”了。失势的公侯，色衰的嫔妃，既有怀旧的资格，又有怀旧的情绪，所谓“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那一类的感叹，自然是出于对“盛世”的怀念，更是因为自己在“盛世”中是既得利益者。过去他府上朱轮华毂门庭若市，而今天地保上门来向他收“清洁费”，明天里正要他去听计划生育报告传达，他怎么会不“我思古人”？
因而可以说，在中国，怀旧常常成为一种思想的腐化。
中国人的怀旧，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并非是“思古之幽情”。“幽”者，隐远也。如月夜独步，想“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想月下屈原，想月下李广，想月下李白，想月下汉宫，想月下赤壁……这个思古可能还有一点价值，然而它只不过是中国文人的痛苦与快乐。而有些怀旧就很难说有什么价值。特别有意思的是所谓怀“五十年代”。因为在近几十年的历史中，相对而言，似乎“五十年代”风气最好，曾有民谣说“五十年代人爱人，六十年代人斗人，七十年代人骗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我一直不知那个“人爱人”的话有何根据；又如总有人说“五十年代”不腐败，也不知道他究竟在“五十年代”生活了多少年。
怀旧情结很难增添奋进的动力，往往倒是给自己背上更沉重的历史包袱，愚昧的“怀旧”则又给不善的动机所利用。怀“五十年代”尚带着梦幻式的臆想，怀念“文革”则极度可悲，有人动不动就在那儿起劲地大唱“样板戏”，让遍身伤痕的人们“作阴天”，但谁能否认有人的确在那个年代里红火过，谁能否认有人正是在那个年代里腾达的？
怀旧，有时也在于不够大度，包容新事物的雅量不够。动辄怀旧却又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旧有事物，不善于承继旧有事物所包含的优良传统。譬如怀“五十年代”者，有一部分确实是在怀念为理想奋斗的历史，但他却以唱“苏联歌曲”为永恒的理想标志，这就未免浅薄。当然，对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来说，对一个纯洁的人来说，每个年代都是值得珍惜值得回忆的，如果这种善良正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和玷污的话。
正因为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旧”，所以“新”之磨难重重，创新的意识淡薄，新的时代也就总是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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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为什么会反对教师读书（外一篇）

■江苏   吴   非

在培训班和一些教师交流，几位青年教师说，有关“教师不读书”的情况很复杂，不一定是教师的问题，有些是学校的风气不正，有些则是领导的心胸狭隘，识见低下。这几位教师在业余时间读了一些教育理论书，发现学校管理工作中一些明显的误区，发了些议论，引起了教师们的共鸣，因而让校长极不愉快。校长挖空心思罗织罪名，平时从不关心教师学习生活的校长，经常在大会小会上来点小动作，挖空心思地攻击这些有思想的教师。教师们说：“小鞋子已经穿了一个多学期了。”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在很多学校，都能看到这种学术修养差却专门压制教师学习热情的校长，他们的低学养不但阻滞了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也给教师的专业发展形成了障碍。校长反对教师读书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观念陈旧，不懂得教师需要充电，需要接受新知识，认为教师读书是好高骛远；有些是教育思想不端正，一心只想要升学率，认为“教师读书多会影响教学”；有些是自身粗俗不堪，眼见教师博学多闻，温文尔雅，比出了他的低劣低俗，故心生妒忌；有的是因为自身学历不高，有自卑感，心胸狭隘；有的纯粹是因为品格、志趣低下之外又有专制作风，不愿意学校有独立思想的教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教育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因此教育界也会感染“社会病”。目前最明显的，是用人机制上的弊端。教育界的各级领导中，外行真的不算少，一些校长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官”。有位教授告诉我，他到某省去调研，去了十几所学校，没看到校长，只看到十几个“处级”——这可能正是目前教育界最严重的问题，否则不至于要在“规划”中提出“去行政化”问题。我在工作中见过一些校长，他们不在意自己的学养低，也无视学校有几百名教师需要他做榜样，更无视几千学生需要接受正确的教育，他只在意自己的级别提升；升不了官，就自我膨胀，当土皇帝。南京曾有公办学校校长的办公室面积达到 150平方米，内有卫生设备和“休息室”，超过了厅长和部长的水平，而该校教师的办公面积人均不到3平方米。这种把学校变成官衙的恶劣作风，注定了校风的败坏。
但是，即使在落后的用人机制下，一些校长仍然能凭个人品格的高尚成为优秀的校长，甚至一些原本学养并不高的人也凭着勤奋学习成为教育管理的专家。只是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下，他们的影响力有限，而害群之马的破坏性极强。
有这样一种校长，由于没有专业背景，缺乏教育理想，虽然冒充内行，私下里还是有点自卑感的；他们不学习，为混淆视听，他们特别会用顺口溜、主题词、赞美诗，努力把自己装点得有点文化。另有一些校长，并不具备从事教育的基本素质，也无心把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在他们眼里，学校是个人刮钱捞钱的利场，学校是升官的阶梯，所以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跑官捞钱，因而这种人往往什么坏事都敢做。中国的教育之所以落后，落后的用人机制实在脱不了干系。有一群不学无术、不作为者在管理学校，在弄虚作假，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隐患。教育管理权掌控在这些人手中，除了加剧腐败，也必然导致“无能”。这些人会动用手中的一切权力，糟蹋教育政策，歪曲教育方针，破坏教学原则，这种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教师具有独立思考意识。
在任何一所学校，教师队伍都不可能整齐划一，有读书群体，也会有“逐利”群体。学校任用推举什么样的教师，代表了学校的文化取向。有种校长，明确表示喜欢教师“听话”。什么样的教师才算“听话”呢？很多教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类人的一般特征：权欲熏心，业务修养差，性格懦弱，厌恶读书，没有思想。在一些学校，除了外行领导内行，业务差的领导业务强的之外，还多出一条：职业道德差的人“管理”职业道德好的人！这种导向，就是宣扬不读书不思考，就是倡导奴才文化，就是用实际行动鼓吹专制主义。当然，具体到政治层面，他们不敢那样赤裸裸而已。比如，他会做出语重心长的样子对大家说：“读了一些书不能骄傲，不要看不起读书少的教师。”“有些同志读书少，但是教学好，不是更有价值吗？”
不止一次地听到这种打击教师读书学习的例子。凡有在中学工作经历的同志都知道，辅导高考未必需要教师有很高的业务水平，却有可能需要教师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由于高考成绩关乎校长的地位与声誉，因此高考成绩就成了一些校长整教师的法宝，少数学校甚至搞“末位淘汰”，迫使全体教师参与恶性竞争。当全体教师都被逼上应试的轨道，校长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他也就不用再担心自己因文化水平低而被人嘲笑，从此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可是常听说有教师发难，他们认为：校长带领教师走应试教学之路，符合校长的个人利益，符合他的文化修养，未必不能理解；问题在于作为校长，为什么他们不敢亲自带毕业班？如果学校的教师都以从事课堂教学为荣，学校的校长能和教师一同带毕业班，学校有什么难办的？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
校长们不读书，有的的确是陷入事务，忙得没时间读书，有的则是根本就不想读。有位县中教师曾愤怒地说：“我没有办法让学生有高尚的学习动机，他们对社会有一种不信任感。因为他们看到校长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却看到他因为当了校长而致富，有权力管制读书的教师，有权力提升不读书的教师。因此他们不相信‘读书改变命运’，而是相信父母私下教他的‘人不能老实’‘老实人办不成大事’。”——这样一个校长的存在，会令无数学生失去学习的信心，真让人不寒而栗。但我相信这位教师的思考是认真负责的。因为教育不能忽视学生的存在，我们总是只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却不去思考他们每天究竟在想什么。如果教师的思考都能达到这位老师的深度，教育界用人机制改革的条件也许就成熟了。
最难堪的是和校长们在一起，发现他们除了不懂教育教学，却懂得很多和教育无关的东西。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校长们不读书，但是他们跳舞跳得很好，他们能喝很多酒不醉，他们能展示一大堆在世界各地游览的留影，他们熟悉本地各种游乐场所的特色，他们认识本地的许多企业家……同样的，他们不知道本地书店在哪里，不知道当地大学有哪些知名学者，说不出著名文化学术刊物的名称，他们没有办法说出面前这位教授的研究方向……校长们怕读书，怕考试，然而，他不读书，却能混到文凭；他不勤奋，却能有许多荣誉称号；他不上课，却有很高的职称；他不会写论文，却被称作“学者”；他泡在官场中，却被当做“教育家”……也有许多真正想做一些实事的校长们在这种体制下一事无成，甚至一些有志于献身教育的校长反而被排斥出局，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
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教师继续学习的意识也淡漠了。
但我还是愿意说说有意思的事来结尾。
有位老师说，星期天他在书店多次看到教育厅一名副厅长在选书，这名分管基础教育的副厅长原先是理工科出身，他选的却多是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他总是拎着书袋站在那里翻阅，每次都会买几本。他的报告从来没有空话废话，很多教师都很敬重他。我也见到真正爱读书的校长，他们把送往迎来、见官喝酒视为受罪，他们在忙碌中会私下恳求：“见到什么好书，千万不要忘了我……”

你到底想要什么

去年，有位教师朋友获得了一个称号，当有人表示祝贺时，他苦笑说：“你们真的认为有多大的意义么？我只不过没有折磨学生而已。”我了解这位同行，虽然他几十年来的工作有口皆碑，但他总是认为这些所谓荣誉称号不如他的愉快重要。
不是所有教师都会这样想的。我在评审中，几次看到申报人的材料超过20斤，分类之详，装订之精，着实令我吃惊。我每次都会疑惑地问：“这个同志是不是有一两个月没有上课上班？”我的疑问在于：一名教师或是校长，要把一二十年的工作成绩详细记录并如此保存，并能把那些证明材料整理得井井有条，像是名人传记或是统计档案一样，要花去多少宝贵的时间啊！
因而我也想问：这些，有意义么？
希望自己所做的事千古流芳，这样的愿望当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想让这个社会提前把百年之后的评价交给他，能做得到么？
我在最近参加的会议上，应主办单位要求，发了言。我坚持强调这样一个意思：我们有没有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不可能由我们今天就可以说了算的，只能由未来社会作出判断和评价，因为我们培养出的一代人是否合格，是否能担负起建设未来社会的重任，需要时间的检验。有与会者表达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否办出了“人民满意的教育”，现在就能看出来：学生考上大学，家长满意，可以代表“民意”；而教育界的成绩是摆在那里的，不一定非要由未来社会评价。
我尽可能想，这也许仅仅是彼此认识角度的不同，但我也想到，这是各自的需求和出发点有距离。如果一名校长渴望得到社会的肯定，渴望得到上级的肯定，那么对教育的评价，他会有什么样的思考呢？如果把升学率换算为“政绩”，对他来说，问题就简单得多。可是教育问题却不可能那么简单。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人。几年前，我曾提出在当今要坚定不移地把“人的教育”作为真正的教育任务。有校长在教育报上撰文批判我的观点，认为“人的教育”是“明天的空气”，我对这样的认识非常惊讶：那位校长竟然不懂，“人的教育”非但不是明天的事，也不是今天才提出，而是教育常识；即使在应试教育猖獗的当今，仍然有无数的教师坚守理想，努力实践着“人的教育”，否则中国教育将面临更糟糕的环境！那名校长肆无忌惮地亵渎教育理想，展现无知，真是愚不可及；然而在当今教育环境中，这种言论非但不会被清算，在庸众那里还会拥有一定的市场。在全面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状态下，如果教育管理者仍然把“人的教育”当成“明天的空气”，那么我也要问：如果坚持这种落后的教育，一个国家还能不能有明天？
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我可能不聪明，但我期望在聪明人的领导下工作；我也许不够高尚，但我敬仰那个走在队伍前面的高擎着燃烧的心的向导；我们的时代可能不是最理想的，但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不应当这样自甘堕落下去。——我说这样的话，是针对一些教育干部的庸俗和猥琐。下一代在看着我们这些教师在做什么，在怎样做，在听我们说什么，怎样说——这就是最真实的教育。孩子们不大可能听教育局长直接说自己的政绩观，也很少听到校长私下对教师们说心里话，那些话都不大可能在课堂上公开对学生说的。有个教育局长私下反复对校长们说：“抓高考要抓出血来。”“以不死人为原则。”这些话悄悄地传到教师那一级，就再也不能往下传了，因为学生再也不相信会有人民公仆说这样的话，他们幼小的心灵也不明白“抓高考”要抓出谁的“血”。
所以不得不问的是：我们今天究竟在做什么？
过去的年代创造了我们，我们今天的思想和行为特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过去某个时期的教育水平以及道德观；同样的是，我们在创造未来，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以及各种教育行为，有可能体现在未来社会一代人的身上。40多年前的“文革”，有些语言记忆犹新，比如“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气炸了肺”“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在以野蛮为美、文明为耻的教育下，一代人进入了老年。现在，我在公交车上看到这些当年的青年，虽然他们身手远不如当年敏捷，垂垂老矣，但仍然能从他们交谈的语言中感受到昔日的暴戾与粗野。
“文革”的悲剧不是恶魔在1966年这一年导演的，“文革”是十多年非人道的教育积累而成的；同样，发生在新世纪社会的严重的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也不是三五年就能形成的；道德体系的崩溃，是“文革”的后果，是政治运动摧毁全社会道德信仰的后果，不幸要我们这一代人来承担，然而当这些落后的思想和落后的教育合成为新的毒素时，民族精神将被进一步腐蚀……
1977年，当“文革”在形式上结束时，我像是无师自通地对朋友说过：“文革”的后果可能要在许多年后才会显现出来。后来我常以为自己是比较早觉悟的，可是我当年没有想到的是，那种后果会如病毒一样发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异，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不同的人群中，在不同的环境内，在不同的时期，继续发作，令人们疲于应付，甚至感到绝望！
我在日常的教育工作，之所以经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是那个年代的记忆太可怕，而我时刻能想到那个时代的教育给今天留下的麻烦。
基础教育需要有一定的强制性，也正因为有强制性，这种教育就必须是正确的。晏阳初曾说过，错误的教育，不如没有教育。回顾百年教育史，对比中外百年的教育，我们应当受到更多的启示，而不能满足自我总结与陶醉。
这个时代的教育已经没有诗的激情，没有作为人的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已经“统一思想”，当听到小学生到大学生都说着和官僚一模一样的话语时，作为教师的我们为什么不感到恐惧？爱因斯坦曾经指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和个人意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1936年）难道有谁愿意当今社会朝着那个方向滑过去？
几年前读过一本《在与众不同的课堂里》，当读到美国小学数学教师雷夫·艾斯奎斯的话时，我想到，他和中国的许多教师在思想情感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他说：“我每天都在怀疑自己。失败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有很多夜晚我都无法入睡，为自己无法抵达某个孩子的内心而气恼。教育是严酷的。我力图教会我的孩子在一个时常不光彩的社会做一个体面的人，我力图说服我的孩子在一个时常险恶的社会做一个善良的人。”我对他的敬佩，还在于他说：“我还保持着真心对己，不让体制腐蚀自己。”
在更早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告诫一代人：“当我们带着强烈义愤谴责他们（中学生）失掉人性、丧尽良知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反思：我们做了哪些培养他们人性、良知的工作？”
因为教育的常识很早就被人类发现，成为“知”了，可是一代一代人都在“行”上展示出差距。时间走得多么慢啊，中国有人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才99年；中国人见官不必下跪，至多99年，而且到现在还有下跪的；时至21世纪，还有政治家与官僚在自称“父母官”；中国人真正认识到落后，也才几十年……这就给中国教育的振兴带来极大的困难，具体到一所学校，一个家庭，一个读书人，很难逃脱掉体制文化的印记。
那种渴望被作为政绩，渴望获得连带着物质利益的荣誉称号，渴望获得体制肯定的教育行为，有没有可能是出于一种为民族未来负责的无私目的呢？这是至今仍然令我感到沉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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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一粒善良的种子（外二篇）

                                                                 江苏 吴非

你看到她了，慈爱仁厚的老太太，就是我说的那位。文革中，她被学生逼着跪在地上，学生说她是潜伏特务，嘴里有“微型发报机”。领袖的魔法让青年们疯狂，他们撬她的牙齿，要找“发报机”。她受尽折磨，折磨她的是中学生。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她没能、也没有可能去拯救那些红卫暴徒的人性。
这一位呢，你知道她? 对，全国教育界的模范。文革中，揭发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都是学生和青年教师。她关心青年，无微不至地帮他们做了很多事；她节俭，从工资里省下有限的钱，支援有困难的同事。文革来了，她被指控“腐蚀青年教师”。
一名青年，如果对知识，对人类的文明积累，对他的教师，对他受过的教育没有任何敬重，他走上社会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没能让善良长成一棵树，那么，心灵深处早晚会开出一朵恶之花。
你是教师，你今天种下什么样的种子，明天就会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你今天所做的一切，要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才能体现出价值。教育的特征是“慢”，像种庄稼，只不过农业周期一般以年为度，而人的成长和发展，可能更像林木的生长，需要更长久的年代。
在小学门口，新生入学了，孩子们带着兴奋好奇的目光走进校门。从现在起，我们就该想到，在什么时候，轻轻地在孩子的心灵上放上一粒善良的种子。回忆童年受过的教育，那些不经意间播下的种子，真的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在我幼年时，祖母教给我许多学校课堂上没有的东西。夏天暴雨，街巷淹大水，孩子们把家里的木澡盆推出来当小船划。我们玩得多高兴啊，我们甚至不希望水退。可是祖母忧心忡忡地说了一句：要是乡下大水不退，会淹死很多人的。江南的梅雨季节令人很不舒服，可是祖母说，稻子就靠这黄梅天才能长好，种田人辛苦，他们反而希望这样的闷热。我年至花甲，仍然记得那些话，经常把同样的话说给学生听。
同事们回忆某位老师，说文革毁了他。文革前，他风华正茂，平时待人接物都是很温和的。然而文革中，仅仅因为喜欢写作，发表过一些作品，同事斗争他，把他打成“三家村”；学生殴打他，侮辱他，也侮辱他的家人。文革结束，他仍在学校工作，人们发现他一如既往地温和，偶尔也会向学生诉说文革的苦难。他的学生似乎不相信，总是睁大眼睛问：真会有那样的事？
文革中挨了自己学生的毒打，难道真的就一点记忆也没有？在那些年代里，有人如鱼得水，风光无限，至今追怀不已；更多的人则饱受荼毒，至今心有余悸。不论对谁，那都是个想忘却也难忘却的年代。只是，童年时深深埋下的那粒善良的种子，仍然活在心灵深处。
高尔基到托尔斯泰的庄园作客，托尔斯泰听高尔基讲述童年的种种遭遇后，无限感慨地说：“你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可是你竟然还是这么善良！”回忆往事，我觉得，保持善良，也应当是经历过磨难的人们应有的选择。世易时移，人的正直善良的愿望不应当毁灭。为了保护善良的人们，我们就得勇敢地揭露和解剖人世间的假丑恶——自然也包括我们自己身上的毛病。

我不一定全记得学生的姓名
                                                         
我说过，我不一定全记得自己教过的学生，我的确没把握。这是不是说我对学生关注不够？不是的。很多学生，他们也给过我许多启发，有时仅仅因为一句有意思的话，我就记住了他们；也有些学生，在我门下几年，几乎一点印象也没留下。很正常。
过去的学生打电话来，说有位同学校庆回来聚会，回去后情绪不太好，说老师没有认出他来。我说可能是没有看到他，如果看到了，会认出来的；但是，他看到我了吗？回说看到的。我问：他喊我了吗？回说没有，他就想试试老师能不能认出来。我说那就很抱歉了。每次校庆，回来的学生很多，大家都主动问候老师，有的还担心老师认不出来，自报姓名，毕竟一二十年过去了。
上面提到的那位同学，毕业多年，希望老师能记得自己，这种期望很正常。可是我真的记不住那么多人的姓名。况且这位学生毕业二十多年，从没来过任何消息。如果不是同学提起，我真的把他忘了。毕竟教了半辈子的书，学生太多；而且，我也老了，记忆力衰退了。走在路上，会有中年人微笑地走过来和我握手，说：“老师，你没教过我，但我记得你。”我记不住他们的姓名，但我为他能记住向教师问候而高兴，这就是教育。——把学校教给的知识忘记，剩下的才是教育。剩下了些什么呢？也包括这样的礼貌。
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不一定是当代独有。我在大学时，有同学向教师请教学问，到教师家中，吃了中饭又谈到吃晚饭。教师已经累得没什么话了，学生的问题还没问完，夜半12点，仍然坐在教师家里不走。当年这种“路路通”的同学很神气，他们几乎无所不能；当年一些教师也认为这样的学生“勤奋好学”，“活动能力强”。而现在看来，是“有学无养”。有位教授的遗孀曾伤感地提起，当年一些学生过多地来访，只关心自己的考试成绩或论文，完全不顾老师的健康，而先生去世后，再也没有人上门了。
几年前写过一篇《师生之间不存在什么“恩”》，有读者批评我，认为所论荒唐。我估计这些读者都认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持“师恩”之说。其实，我真的希望学生只记得教师所教的道理，至于是否要记住教师的姓名，是否要送点吃的用的以报教诲之恩，真的不重要。如果教师生活贫苦无助，那是民族耻辱，和学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十多年前在报上看到一篇随笔，说上海有位退休教师患老年痴呆症，住在北京女儿女婿处。一日外出迷路，不得归家，被送到派出所。警察问她的家庭住址、本人姓名、年龄，竟然一概记不得。警察追问老太太：“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老太太却自豪地脱口说：“教师。”警察问：“你那个学校叫什么学校？”又记不得。警察技穷，最后碰运气，问：“你教过的学生，还有记得的吗？”老太太说：“有，朱开轩。”——朱开轩，当年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警察打电话到国家教委，朱开轩说，她的确是我的老师，我知道她住在哪里，我马上来接她。
——这位老太太多有运气啊。如果日后哪天我也得了这种健忘症，警察可能未必有耐心启发我一个个地回忆自己的学生，而我也未必会记住做高官的学生。如今信息社会，有了网络，还有“人肉搜索”，三下五除二，就找到我家了，何劳学生的大驾！
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教过的学生能永远有礼貌，否则真的是我失职。

仪态风范从小培养

                                             
好多年前，有位老教师告诉我，他的一位学生是才女，极有见地，可堪造就。可是我无意中发现，那位女生在校内有许多言行让教师感到难堪。比如，同学反映，她非常喜欢用刻薄的语言在背后议论教师，她曾把所有教过她的女教师的衣着和神态挖苦了一遍；她经常在会议开始后才大模大样地走进会场，同时若无其事地放声地和别人打招呼。当教师提醒她时，她没有任何羞愧神情，反而指责教师“没话找话，小题大做”。直到大学毕业，依然故我。很多教师每提起她都摇头叹息，说可惜了。
目前中国普通教育中有这样的惯例，除了残疾学生，学生在单独回答教师问题时都应当站立，这既是表示对人的尊重，培养礼貌，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的对话。有次听课时，我发现有个女生一直在叽叽咕咕地说话，她的同座根本没法听课。教师请她回答问题，她不站起来，坐在那里说一声“不会”。过了一会儿，她坐着向教师提问，教师不知道是谁在提问，没有回答。女生很不满，又叽叽咕咕地数落起来。事后我问那位教师是怎么回事。教师说，常有的事，缺乏教养。就说这个不肯站立发言的问题，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效果有限。我觉得这实在不是小问题。
曾有班主任悄悄询问，该怎样提醒女生讲卫生。他班上有位女生每天早上不洗脸，蓬头垢面；不洗袜子，气味很大，同舍女生意见很大。可是因为她的考试成绩好，省级竞赛获奖，有些教师很赏识她，她也颇为自得。我告诉这位班主任：女孩十七八岁了，这些事还要别人提醒，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住在集体宿舍，讲卫生是最起码的教养，她如此不在乎，只能说明她缺乏自尊。当然，这些不好的习惯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会逐步改变，因为她总不至于一辈子不洗脸，也不至于一学期不洗袜子。然而要等她自己意识到这些，可能为时已晚。一个人的基本教养至少应当在高中阶段完成，也就是说，他的性格修养在青年时代是什么样，以后很可能就是什么样。等到他（或她）自己有了孩子时，这种精神或性格缺陷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看到听到的这些事，让我感到不安。为什么现在的学校不开设仪态教育课呢？
女性缺乏教养，危害比男性更甚。——希望女权主义者对我的话不要有太大的误会。在学校里，有经验的班主任经常说到，家长会上，教师往往愿意与做父亲的交流，简单干脆。当年我做班主任，每次开家长会，按每人两三分钟谈话时间轮流和家长说话。有些做母亲的经常不顾一切地插队，轮到自己就自说自话，家长里短，炫耀孩子的成绩，随意褒贬教师，旁若无人；而她忘乎所以时，其他家长就闹将起来。记得那时每每开完家长会，我都累得不想吃饭。看到那些做母亲的自私而没有礼貌，我常为学生感到担忧，在那样的家庭中长大，不但难以走上社会，以后也很难承担起教育子女的任务。
我常想到，教师和家长如果能经常提醒学生注意仪态风度，对他们的未来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一位学生而言，学业总还有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这个时代科技不断革新，人需要不断地学习。可是，人如果到了中年才想到要修身，才开始注意礼仪行止，往往会显得做作，效果也不好，因为行为习惯是从小就该培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