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小学老师们 杜春蕾
我很早就知道,我不是一个讨老师喜欢的孩子。
那时,家乡的小学里只有一个学前班,我五岁入学,一口气读了三年。三年里都是同一个老师,老师总是跟我们说,谁坐得最好,就奖一只纸飞机。每到这时,我总是把双手端正地放在桌子上,腰杆挺得笔直,眼巴巴地望着老师手里的纸飞机。三年里,我没有得到过一只纸飞机,倒是坐在我前排那个白白净净的男孩,一个星期就能收获好几只。那小子除了皮肤白净,还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穿得也很洋气。而我那时圆圆胖胖,眼睛绿豆一般小,常常是一脸泥。如果我是那个老师,也会更喜欢那男孩一些。回想起上学前班的日子,每年学的都是一样的内容,我混了三年,居然连首儿歌都没学会,笨成这样,哪个老师会喜欢呢?由此,我认为不讨老师喜欢,不仅仅是因为长得丑。
七岁半时,我上了小学一年级,想必那时我的个子一定很高,所以我一开始就坐在最后一排。姐姐常常问我老师讲了什么,我总是一点也想不起来,想不起来的原因可能是我耳背,因为第一次测验的时候,我明明听到老师念我的分数——99.9。姐姐去老师那里查实,发现我其实只考了55.5分。念分数的时候,教室里非常安静,我居然连老师在说些什么都听不清,可不就是耳背?此外,我觉得每天的作业都非常多,从吃过晚饭开始做起,一直做到晚上12点才能完成。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而我的看法,多半是错误的。据姐姐说,我的作业其实并不多,之所以要做那么久,是因为我写字慢得出奇。关于我写字慢,姐姐用了一个比喻:就像拿刀子往石头上刻字似的。我曾经和一个同班同学一起做作业,结果证实我姐姐说的一点也不夸张。
二年级的时候,我依然坐在最后一排。那时,我的笨发展到了极致。那个爱拎人耳朵的语文老师几乎每节课都要拎我的耳朵。拎耳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上课讲了闲话,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周围的人都在讲闲话,而老师只拎我一个人的耳朵。
数学老师是个年轻的男教师,他其实是非常负责任的,每天下午都把我留下来背乘法口诀,起初有十来个同学和我一起背,他们陆续都过了关,几天后只剩我和小鹿了。趁着老师上厕所的间隙,小鹿和我商量了一个办法:她背书的时候,我就站在老师的背后举着乘法口诀让她偷看;等到我背时,则由她举着书站在老师身后。
数学老师很快回来了,小鹿先背,我在数学老师后面举着书,果然没被老师发现,于是小鹿顺利过关。可是轮到我时,数学老师却让小鹿先回去,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除了发呆还能干什么呢?从此以后老师每天就留下我一个人背书,留了几天,他失去了耐心,便发给我一张纸,干脆让我默写一遍,在我默写的时候,他却跑去吃饭了。今天想来,他当初如此安排,大概是想给我一个作弊的机会,可惜我那时实在太笨,居然用连加的方法去推演乘法口诀,三乘以五就用三个五相加,这套办法最大的问题是太慢,等我算完的时候月亮都出来了。一年以后,我就发现数学老师把我留下来背乘法口诀的深远意义:后来的所有学习内容都要用到这个口诀,而我总是用连加法,所以每次考试都时间不够。
三年级时,我遇上一位很和气的语文教师。他姓张,说一口很流利的普通话。张老师从不拎学生的耳朵,也不把我们留下来罚抄课文。有时候值日生逃跑了,她会叫我过去帮着扫地,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以前这种事只有学习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做。从此,我常常留在教室里不按时回家,每天都希望值日生逃跑。张老师常常叫我帮着摆摆桌子、擦擦讲台。她教给我一些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说桌子要摆成横竖一条线才好看,讲台要用湿布擦一遍再用干布擦才干净……
张老师从来不和我谈学习,更不会拿我贫寒的家境来增加我学习的压力,她常常借书给我,常常叫我回答问题,常常表扬我的课文读得好,常常在我的作文本上划出写得好的句子……所有这一切让我对她的课堂入了迷,试卷上的分数也一路飙升。张老师教了我两年,两年里我一直担任班干部,先是小组长,接着是副班长,然后是班长、大队干部、大队长。当到大队长的时候,我语文成绩已经名列前茅,数学成绩则继续保持在60分左右。
五年级时,我的语文老师是学校里的副校长,据说是本校文凭最高的老师,然而在我看来,他怎么能和张老师比呢?他的普通话那么生硬,甚至连“渴”和“喝”都混淆不清;他从来不教我们写作,只是每个星期抄一篇作文在黑板上,让我们抄下来,先背后默写,再告诉我们这一篇可以嫁接到哪些题目的作文中;他的课堂以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为主,从来不让我们读课文;他从不对我们笑,谁要是讲几句闲话,他那双秃鹰般凶恶的眼睛便瞪了过来。现在想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好心,但那时我们都对他恨之入骨,男生们常常商量着拔他的气门芯,给他起外号,女生们则热衷于交流如何在默写作文的时候作弊。有一次,也不知他怎么得罪了大家,几个顽皮的男生竟在他必经的路上放了一块钉满钉子的木板,于是第二天他只好走路来学校,据数学老师说,他的自行车前后胎被扎了无数个眼,于是只好送去大修。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个干瘦的老头,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教了十多年毕业班。我们常常拿着他刚讲完的题目去请教,他从不责备我们的不专心,总是清清喉咙再讲一遍。如果上课有人讲闲话,他会把一切停下来,用慈祥的目光看着讲闲话的同学,待对方惊觉,他又接着讲课。就算有人打架,他也从不动怒,问清是怎么回事,再劝解几句,便放回教室了事。他这样的好脾气,班里的同学自然谁也不怵他,但在他自己,倒落得一个极好的名声,所有同学都对他爱戴有加。
就在这一年里,我的成绩稳步上升,小学升学考试时,我的成绩据说排在了全乡第50名。这个成绩让父亲很觉抬不起头来,他显然忘了我一年级时的55.5分和二年级时永远的不及格,或者他本来就是如此粗心的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女儿原本是资质愚钝的。
后来,我自己也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回母校看望我的那些老师,居然一个也找不着了,听说除了五年级时教我的两位老先生退休在家,其余都已调离。我已经没有机会去让曾经不看好我的老师们惊讶,也没有机会去让曾经看好我的老师们欣慰。站在母校的柳树下,我细细回味着那些小小的情节,突然明白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的老师,虽然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在教师地位还很低的年代里,他们对学生的成长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