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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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启蒙老师
施晓宇

中华民族自古有抓阄的风俗，我的江苏老家也不例外。待到孩子长到一岁，为了判断这个孩子长大后是否有出息，便把孩子抱坐到一个大竹匾里。竹匾中心放着书、笔、算盘、笤帚、纸糊的镰刀和各种玩具等，看孩子第一手抓到的是什么？如果抓到书或笔，家长就皆大欢喜，预示孩子长大后会念书、做大官。如果抓到的是算盘，则预示孩子长大后能发财，也不错。如果抓到的是玩具，说明这个孩子十分贪玩，没出息。如果孩子第一手抓到的是镰刀，家长就要长吁短叹，认为这个孩子没治了，长大后与自己一样——是种田的苦命。
母亲说我小时候没有玩过抓阄的把戏，因为我父亲是村里第一个考到上海大厦大学的大学生，也许不相信民间这种落后的迷信把戏。但是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喜欢读书，不知道是不是受了父亲遗传的影响。
１９６３年，我７岁了，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那时我家住在福州市鼓楼区五一路水部路２６号，旁边有全市最好的小学之一福州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简称“福师一附小”。那时进这所名校得凭考试成绩，因为僧多粥少。于是机关宿舍里同龄的好几个孩子一起去考，只有我和一个叫蔡忠理的女孩子考上了。张榜公布录取名单的那一天，父亲去看榜，看见我的名字赫然在上，顿时喜笑颜开。父亲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认为施家的孩子只有会念书才能有出息。那时因为我年纪小，并不知道考上这所小学有什么意义？只是看见父母高兴，我也跟着高兴。
我上小学的第一个老师叫黄薇薇，她也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其时，黄薇薇老师刚刚从福州师范学校毕业，第一次走上讲台就教的是我们班的语文课。由于初出茅庐，没有经验，梳两根短辫子的黄老师曾经被我们班的调皮学生气得哭鼻子过。当时我是十分听话老实的好学生，很同情黄老师，同时也很佩服黄老师。因为，黄老师每节课教完生字，下节课必定抽查——点名部分学生上黑板听写。而且，听写时，你会写这些生字还不算，还必须笔划写得正确才能算合格。否则，即便字写对了，笔划写错了，仍然不算写对。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容易记牢学过的生字，容易巩固下来，基础打得扎实。我到今天，几乎不会写错字，归功于黄薇薇老师的教学严格和方法对路。
但是，小学阶段的读书生涯有一个痛苦的记忆至今挥之不去。这就是，这期间，父亲是我每天晚上做作业的督学先生。做好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不算，还要完成父亲额外强加的“家庭作业”。这样，功课就有些沉重，气氛就有些压抑。有时候，我拿眼偷偷察看坐在我桌子正对面的父亲在干什么，正碰上看报纸的父亲也在拿眼睛偷看我做作业老实不老实。父子四目相对，一瞬间的尴尬弄得大小两个男子汉都忙不迭把自己的眼光迅速腾挪开去。
常常，我瞌睡得不行，脑袋很响地磕到桌面上。父亲毫不同情，总是很粗暴地摇醒我，不到做完他规定的全部作业，绝不会放我去床铺上做美梦。这一点，使我在敬畏父亲的同时，常常心生不满。当然，父亲也有慈祥的一面。那就是，我读小学时候的铅笔，从来是由父亲包办帮削的，也一定由他负责采买。用的最多的，是如今已经看不见的上海生产的一种细杆香水铅笔。
在我的文具盒里，总是整齐排放着三支由父亲削好的笔尖短秃的上海细杆香水铅笔。逢到考试，父亲会多削两支给我备用。因为，那种短秃的笔尖写不了几个字就会磨秃的。父亲不肯把笔尖削长，显然是怕我写字用力把笔尖弄断了。父亲一生是一个节俭的人，在削铅笔这件小事上就能看出。直到今日，年过五十的人了，削铅笔还是我的弱项，这恐怕要归罪于越俎代庖的父亲。也同时，让我拥有了两个人生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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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起当年学语文

刘玉堂

一次与一些中学生座谈，说起语文教学来，孩子们竟异口同声地表示最不喜欢的就是语文。我非常吃惊，遂问他们，难道语文比外语还要难学吗？他们说是的，语文考试常常不是课本上所学的内容，作文题大都又偏又怪，怎么都拿不到高分，久而久之就不愿意学了。

回来之后，就觉得这事儿挺严重，若是一茬茬的孩子都对语文失掉了兴趣，厌恶起了母语，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哩！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教来教去，将一门最有趣味的课程教得让学生们丧失了兴趣，都不愿意学了，那还不说明你这个语文教学有问题？我注意到连续几年的高考作文题，确实是又偏又怪。既然初高中是打基础的阶段，而语文又是基础的基础，那就不如在基本功上考考他们。常见一些大学生，往往不能准确地描摹一件事情的始末，表达一点他真正想表达的思想，甚至受了伤害打官司，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让人不得要领，就是让这些偏题怪题给闹的。

不免想起小时候学语文的情景。我始终觉得语文是所有课程中最有意思的一门，特别是被统称为记叙文的小说、散文及古典诗词我都喜欢。我对鲁迅先生的《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已己》《祝福》，周立波的《分马》，王愿坚的《党费》《粮食的故事》，茹志鹃的《百合花》等等的理解，便是那时老师教我们的。还有至今可以背诵的一些唐诗宋词，也是那时打下的底子。这些东西引领我们进入广褒无垠的文学天地，让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大长见识，并产生出浓厚的兴趣，你会为这样优美的文字所钦慕，为让人牵肠挂肚的故事所吸引。我那时还产生出这样一种见解：所谓的学问其实就是指语文，而数理化教给我们的东西只能叫知识。语文老师看上去也比教其他课程的老师有学问。同时也激起了我的一种冲动与欲望：将来也要当个作家，届时也来上这么一篇，选到语文课本里面去。

我到现在还记得初一老师给我们讲《石壕吏》的情景。那语文老师看上去快六十了，据说过去教过私塾，念课文的时候拉着长腔，“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那小吏呼喊叫嚣得多么凶恶啊！那老妇哭泣得多么悲凉呀！这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又是多么的逼真呀，整首诗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啊——听上去特别有感情色彩，也特别有学究气！他只给我们上过半学期的课就退休了。我后来知道，他那个长腔就叫吟诵！先前读诗就要这么吟诵的。若干年后，我至河南参加黄河笔会，从洛阳到三门峡的路上，就看到了处于两山夹峪之中的石壕村，默诵起“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还依稀记起语文老师那拖着长腔的声音。

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也是个看上去特别有学问的人，他在刚开始接替另一位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出于一种摸底的目的，先给我们出了一道作文题，叫“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结果不少同学就写成了新学期的打算与计划，有的还列出了一二三。他讲评的时候就说，我料定你们会这样写，你永远要明白这是作文，而不是开班务会让你们订计划、表决心。接着就讲了一通拿到作文题之后该怎样的审题，题中应有之意及延伸的意义等等。此后再写作时候，你就要考虑考虑跑不跑题的问题了。

对语文的兴趣，是我后来走上创作之路的原动力。我认为对语文的兴趣，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无须乎特意地去培养。要说好中国话，就要学好语文。拿文字跟数字相比，文字肯定会比数字更有魅力。无论你将来做不做有关语言和文学的工作，都得学好语文。当我们走上社会的时候，就更加感受到语文的重要——那次我跟中学生们座谈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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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老师……
陈应松

有一个老师，她是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我清楚地记得我发蒙的那天，母亲带着我去报名，这位老师见我不停地咳嗽，就到学校厨房为我用棉籽油煎了一个鸡蛋，让我吃下去，据说这是可以治咳嗽的。这个漂亮的女老师姓杨。
有一个老师，他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他很喜欢我，将我的一篇《节约闹革命》的作文，在全校大会上当范文朗读。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老师成分不好，大家都批斗他。我也上台去揭发他罚我放学后补午觉——他确有罚学生放学后补午觉的习惯，但从未罚过我。当我问他“是不是”时，他说“是”。我和他对视的一刹那，我看见他眼里充满了失望和荒凉。这个老师姓周。
有一个老师，是我初一的老师。他教我们把“尴尬”读成了“抢盖”。他可能自己也没有字典，也害得我们这些买不起字典的农村学生结结实实跟着他读了几年“抢盖”。这个老师也姓周。我有了点名气后他来找过我，把他多年写的古体诗词拿来请我指正。
有一个老师，她是我们中学的校长。当我们全家下放因贫困读不起书，只好让我能歌善舞的姐姐退学，让我这个男孩留在学校时，她三番五次上门做我父母工作，说你们不能重男轻女，这样你们女儿会恨你们一辈子的。我父母终于软下来，让她将我在田里劳动的姐姐带回学校。我姐姐得以继续读书，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实验小学的老师。这个老师姓陈。
有一个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他嫌贫爱富，不喜穷家孩子。我高中时常破衣烂衫，因为成绩甚好，喜欢上了班上的班花，班花也喜欢我。这让这位老师很不高兴，常对我指桑骂槐、热嘲冷讽，让我灰头土脸。关于高中的噩梦我做了至少二十年。后来我出了名，他对我的那些同学说：我对不起陈应松。我不想说这个老师姓什么。
有一个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他能写会画，教我们画画、写诗、篆刻，让我在高中时才有幸看到《唐诗三百首》。我受他的影响很大。这个老师是上面说到的同一个老师。
有一个老师，他发誓要把被大学隔绝在外的、在专业上有一定成就的青年弄到大学里深造，结果我们这些当时在社会底层的人，突然进入到可望不可及的高等学府，从此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如今他们成为了各个行业的姣姣者。这个人姓刘，名道玉。他创造了插班生制度，是中国最美大学武汉大学的老校长。
有一个老师……
老师应该为人师表，老师应该有教无类，老师应该爱惜弟子，老师应该善于宽容，老师不应滥竽充数。而学生，更不能恩将仇报，否则会负疚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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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欧阳觉悟老师

聂鑫森

四十多年前，我在湘潭市四中读到初中三年级，教语文的老师忽然换了。是外校调来的，叫欧阳觉悟。

这名字叫人觉得挺神，因为写《醉翁亭记》的那位老先生叫欧阳修，我没事时读过这篇文章，所有的印象就是欧阳修很爱喝酒，整天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这位欧阳觉悟老师是不是醉翁的后裔?是不是也爱喝酒?或者也喜欢写诗?有没有一把花白的胡子?

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一个秋雨潇潇的早晨。

第一节课是语文。

往常预备铃响了，教室里依然一片乱哄哄，这回却意外，安静得像是一泓不动声色的湖水，所有的目光都交织在教室的门口，严严实实地布下张网。

窗外的雨声响得很急很密，斜曳的雨点击打在玻璃窗上，叮叮当当，如鸣佩环。

他终于出现在教室门口。

高高瘦瘦的个子，背稍稍有点弯，脸相清癯，但刮得很干净，年纪在半百上下。我们觉得很遗憾：他没有一把飘在胸前的胡子。

我们的教室在三楼，他是撑着一把木弯柄的大黑布伞，一直踱到这里来的，伞沿滴着水。他小心地收好伞，把伞柄挂在讲台边上，很慈祥地看了我们一阵。这使我们觉得好笑，伞怎么到这时候才收呢，走廊上又没有雨。

他的半边身子全淋湿了，头发上也有水滴。他的头发是往后掠的，额角突得很高，颧骨也突得很高。

谁忍不住笑了一声，大家仿佛被感染了，一齐笑了起来。他也微微一笑，用手在下巴上捋了捋，那里其实没有一根胡子，只有一块闪光的青色。我们又笑了起来。

他清了清嗓子，说：“因学校没有房子，我家借住在学校后门边的一座农舍里，旁边有一个荷塘。在塘边走过时，想起欧阳公——就是宋朝的大文豪欧阳修，他写过一首词，里面有一句：‘雨声滴碎荷声’，实在是写得妙，便听了一阵，所以来迟了一会儿。下了课，你们去听听，真是韵味深长。”

他的脸上慢慢地现出一种虔诚，他很坦率地说出迟到的原因，一点也不怕我们小看他。我们感到欧阳老师很亲切。

下课铃响了，我们真的跑到那荷塘边，想听一听“雨声滴碎荷声”的妙处，我们瞪大眼睛，尖起耳朵，终究没有领会到那种说不清的东西。但那空蒙的雨色、碧澄澄的荷色，一直泻入了我们的心底。

欧阳老师很喜欢写诗，历年所写的篇什，工工整整地抄在一本厚厚的册子上。

有一回，他念了一首小诗给我们听：“儿衣儿食长儿年，母望儿成欲眼穿。辛苦莫忘晨夜读，学钱多是绩麻钱。”我觉得，这首诗分明是为我们而写的。

我们记起了很会喝酒的欧阳修，诗人是应该喝酒的。有一次，我们问欧阳老师会不会喝酒，他嗫嚅了一阵，说：“会喝。后来戒了。”

前年，欧阳老师在八旬高龄度过之后，因病逝世。他的大女婿，也是一位作家，将其岳丈此生留下的诗词手稿，编辑出版，并赠我一册。有写解放前离乱生活的，有写解放后各项政治运动的，有写他教书生涯和读书心得的，多为遣兴吟哦，一般不示人之作，有独立的见解、坦荡的情怀，不人云亦云，而且艺术性很高。每每读之，令我感慨万千。

欧阳老师，我永远怀念您！

（作者系著名作家，湖南作协副主席，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王塔冲康和山庄2栋605号  邮编：4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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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是一件多么危险而又多么幸运的事

    野  莽

    我的第一个老师，叫傅明秀，女。因为我只有五岁半，因为我是一个右派的狗崽子，因为我就读的那个蔡家坝小学的无遮挡式厕所是一座两丈多高的吊脚楼，我怕撒尿的时候被出身好的高年级同学从背后推我下去，所以就制定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方针，每天早晨在家里上完厕所再去上学，下午放完了学回家再上厕所。不料有一次，上到最后一节课时出现意外，我禁不住把尿湿了自己的裤子。是这个女老师把我带进她的寝室，脱下我的湿裤，洗净，烘干，给我洗一个澡，然后徒步背我回家。惊心动魄的时刻到了，我等待着她说出事情的真相，但她没有，她捍卫了我的尊严，说我下课时不小心跌进了水沟。
    几十年后我把这事写成了小说，发表在杂志上，收进了集子里。在我遥远的老家，被早已经退休的傅老师看到了，傅老师对我母亲说，五岁的孩子呀，怎么那好的记性！
我的第二个老师，叫李家炳，男。因为我学习好，一直当着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委员的责任重大，每天要把全班几十个同学的全部作业都收齐了交给老师，这样就常常要到很晚才能回家。有一天我的肚子饿得不行，我把还差几本的作业放在李老师的讲桌上，李老师批评了我，我不接受他的批评，他就索性批评出一句很重很重的话来，他说，希望你不要像你爸爸一样！
    几十年后我把这事也写成了小说，发表在杂志上，收进了集子里。然而在我遥远的老家，李老师已经看不到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最初是瞎了一只眼，接着连人也死了。听说他的眼睛失明我还曾幸灾乐祸地想，哦，这是上天怨他不该用这只瞎掉的眼睛歧视一个六岁的儿童！但我又听到他的死讯的时候立刻就为自己的心胸狭窄而忏悔起来，我想我应该在他死之前去看他一次的，让一个右派的狗崽子年复一年地当着班干部，这是多么破例的器重！是我辜负了他，以后等我的思想有了进步，我会重写一篇关于李老师的小说。
    上中学后，我的第一个老师叫胡家新，男，声若洪钟，且通音律，可惜他不教音乐，却教语文。他的古文甚好，对我的文言翻译白话赞赏有加，每上新课，必点名让我站起来对照注释先讲一遍，然后他再进行补充或纠正。我当然也把这件值得骄傲的事写成了小说，还把杂志与书寄给了他。胡老师激动得给我写信，又打长途电话，用他的男高音说要向我学习，不过他要搞的是音乐创作。上海世博会召开的一日，胡老师的电话又打了来，他让我点击世博会的音乐网站，说他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而且自己演唱，在世博会上对外国朋友纵情高唱了一首歌！
    与胡家新老师同时做我老师的还有一位老师，男，也叫新，陈新，二十世纪中叶，这两个字组在一起可是不妙，有一个革命的词叫推陈出新，那么这个陈新到底是要陈还是要新？于是他便成了右派。他教我们历史，他本人的历史却无法澄清，文革伊如，这个右派又成了黑帮。因为大肆表彰我的各科成绩，甚至爱屋及乌地连我下棋与打乒乓球也一道欣赏，在出身比学习好的红卫兵造反派贴给陈老师的大字报上，我的事迹也被写了进去：“什么藤儿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右派老师当然要把右派儿子夸。”
    他一百八十公分以上的身材弯成一个历史的问号，两根竹竿细腿被他的学生打断一根，以红卫兵欢乐的饿狗吃屎姿式栽倒在批斗台上。右派平反后的一天，天命之年方才新婚的陈新老师大醉，狂笑，吐血而死。
他的故事我也写成了小说，愿他能在天国看到。
    我的小说里还有一个名叫黄常玉的漂亮的女老师，她教我们唱歌，却买文学书籍送给我看。我写她的那篇小说叫《女黄老师》，收进我的小说集里，一个太负责任的责任编辑打电话来要我改成《女老师》，我说不行，她姓黄；责编又要我改成《黄老师》，我说不行，她是女的，学校还有一个姓黄的男老师；责编妄想一锤定音，说那就改成《姓黄的女老师》吧！我模仿一位大人物的话说，我们过去叫她女黄老师，现在叫她女黄老师，将来永远叫她女黄老师！我把电话挂了，两个月后新书送来，我首先翻开这一篇，没改，还是女黄老师！
    我的好老师真是多啊！当我的大学老师陈美兰与我的妻子在北京西站像红色娘子军一样手挽着手，走向南去的列车的时候，当我的大学校长刘道玉苦苦寻找了我三天，要跟我商量写一本书的时候，我的男儿泪都要流出来了！
    在我二十岁时我也当过老师，我姓彭，此前本校已有了一个彭老师，学生们就把我叫小彭老师。小彭老师当老师的故事我没好意思写成小说，只写在一篇长长的散文里，他当得不怎么样，有一个名叫尹绪松的学生担任值日期间，抹完了黑板擦完了窗户扫完了地，忘了把四脚朝天的板凳从桌子上放下来就回家了，次日上课，他在黑板上赋诗一首，题目叫《观满教室仰板凳有感》，哄堂大笑声中，他撤去了这位值日生的班长。
    三十年后，在我回乡必经的一座城市里，一位安全局的干部夜间来访，此人就是尹绪松。这位当年被撤的班长像背唐诗一样背诵了那首诗，抑扬顿挫，平仄仄平，连同标题三十七个字一个字都没有错。小彭老师难过地说，啊，多么危险的工作，一失语成千日恨、万日恨哪！
    然而又是多么的幸运，因为尹绪松没有恨我，他是一个好学生，除了记得那一首诗，还记得更多的师生情。以后每当我经过那座城市，他都会开着一辆可以直达铁轨的汽车，来时相迎，走时相送，比担任值日的时候认真多了。
    2010年11月3日匆于北京竹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