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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花鸟画 张大千写意花鸟画

　　中国花鸟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适应中国人的社会审美需要，形成了以写生为基础，以寓兴、写意为归依的传统。
　　所谓写生就是“移生动质”，就是“变态不穷”地传达花鸟的生命力与各不相同的特性。所谓寓兴，通过花鸟草木的描写，寄寓作者的独特感处，以类似于中国诗歌“赋、比、兴”的手段，缘物寄情，托物言志。所谓写意，就是强调以意为之的主导作用，就是追求象中国书法艺术一样淋漓尽致地抒写作者情意，就是不因对物像的描头画脚束缚思想感情的表达。
　　为此，中国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不是为了描花绘鸟而描花绘鸟，不是照抄自然，而是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遭际、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强化的表现。它既重视真，要求花鸟画具有“识夫鸟兽木之名”的认识作用，又非常注意美与善的观念的表达，强调其“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的怡情作用，主张通过花鸟画的创作与欣赏影响人们的志趣、情操与精神生活，表达作者的内在思想与追求。
　　表现在造型上，中国花鸟画重视形似而不拘泥于形似，甚至追求“不似之似”与“似与不似之间”，借以实现对象的神采与作者的情意。
　　在构图上，它突出主体，善于剪裁，时画折技，讲求布局中的虚实对比与顾盼呼应，而且在写意花鸟画中，尤善于把发挥画意的诗歌题句，用与画风相协调的书法在适当的位置书写出来，辅以印章，成为一种以画为主的综合艺术形式。
　　在画法上，花鸟画因对象较山水画具体而微，又比人物画丰富，所以工笔设色更具写实色彩或带有一定的装饰意味，而写意花鸟画则笔墨更加简练，更具有程序性与不可更易性。



形成和发展 齐白石国画

　　（1）花鸟形象比人物、山水出现要早，如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出现的花木鸟兽、虫鱼、龙凤等纹样。如长沙马王堆的帛画《人物夔凤图》等，当时还没有产生专门从事花鸟画创作的画家和理论，花鸟画也多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的。这些作品或是常有较多的装饰性，或是主要表现人物生活环境。
　　（2）唐代经济繁荣，统治者生活奢侈豪华，社会习俗与审美观念都有新的要求（此期间出现不少花鸟画高手，如画鹤的薛稷，画马专家曹霸、韩干，还有如韦偃画龙，戴嵩画牛等）。
　　（3）五代时期，出现了两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花鸟画家黄筌和徐熙，形成了“黄家宝贵，徐熙野逸”的两大流派，标志着花鸟画已进入成熟阶段。
　　黄筌：西蜀宫廷画家，重视写生，专写宫中奇珍异石，珍禽异兽，风格富丽工巧。
　　徐熙：南唐布衣，专画山野花鸟草虫，其画法“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主张笔墨为主，设色为辅，墨迹与色彩互不相遮盖。
　　徐黄二体的不同风格遂形成五代以后花鸟画工整和粗放的两种风貌。
　　（4）进入北宋，因皇家画院独钟“黄家宝贵”之风，工笔花鸟画在此期间得到很大发展。直到北宋中叶，崔白、吴元瑜等创造了与黄家浓艳重彩大异其趣的“放笔墨以出胸意”的风格，才使宋初埋没多年的徐派画风得以光大。（宋徽宗赵结是北宋花鸟画的集大成者，使工笔花鸟画达到顶峰）。自此以后，工笔花鸟画便开始走向衰落，这与文人画出现不无关系。
　　（5）宋代文人画的兴起，宋代文人画的标志是水墨梅竹成为独立的画科，其代表人物是文人画理论的倡导者文同、苏轼等。他们主张“不专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崇尚笔墨、形式的意趣，强调寓意抒情。可以说水墨梅竹是文人画理论的实践。因此水墨梅竹一经出现，立即被士大夫掌握，作为感事抒情的艺术形式而迅速地发展起来。
　　（6）到了元代，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发展文人画的良好土壤，所以水墨梅竹风行一时。特别是画竹，名家之多，作品流派之广，是任何朝代无与伦比的。元赵孟頫标新立异，主张以书入画，他的“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的“书画同源”理论，为其后以水墨变化为主的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元代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的说法，更是将花鸟画推向写意的航道。同时，墨法已备，艺术技巧也达到了足以适应这种表现的要求。不再取悦于工丽，以清淡的水墨写意为主，是元代花鸟画的一个特点。
　　（7）明清两代是中国写意画真正确立和大发展的时期。明代沈周的花鸟画强调笔精墨妙，擅用水墨淡色。继而有陈白阳在其水墨写意基础上以生宣纸作画，使水墨韵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徐青藤推波助澜，用笔更为奔放淋漓，“不求形似，但求生韵”，他的《杂花图卷》、《墨葡萄图》是其风格的代表，徐渭的大写意画风对清代的八大、石涛、杨州八怪及近代的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的影响极大。
　　八大山人和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画家。他们无论在笔墨、造型、章法，还是在画中立意，画外寄情等方面都是别出心裁的革新者。八大山人以他奇古的笔墨画出的“伤心鸟”、“瞪眼鱼”传达了他孤高、愤懑的情怀。他的《荷花小鸟》、《孔雀牡丹竹石图》可以说是体现他艺术观的代表作。
　　石涛是一位诗文并茂、书画冠绝的画家。他的花鸟画脱尽窠臼，挥洒自如，寓豪放于潇洒之中；他的《画语录》盛传于世，集中表达了他的艺术思想；他的“画者从于心”、“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独到见解，对后世的花鸟画创作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
　　受八大山人和石涛直接影响的画家是称为“杨州八怪”的金龙、黄慎、郑燮、李蝉、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骋等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画家，他们在继承优秀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摆脱种种束缚，不拘一格，大胆创新，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珍品，成为清代花鸟画最为别致的创作。更值一提的是其中的郑板桥。他是杰出的画竹专家，他的思想情绪往往借他的兰竹作品和题画诗来宣泄。
　　（8）清朝末年，“海上画派”的出现，顿时使嘉庆、道光以来花鸟画冷落的局面为之改变。这个画派起于赵之谦，盛行于任伯年，吴昌硕，别树一枳，放射异彩，对近代花鸟画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9）近代画坛受其影响的画家的赵云壑、王一亭、诸乐三、王个移、陈师曾、王梦白、陈半丁、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王雪涛等。他们不同程度地从吴昌硕艺术中吸取营养，同时发展各自特长，使得中国写意花鸟画出现了许多新的不同面貌。
　　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一批有志于中国画革新的画家，努力从西画中吸取营养，以表现新的时代精神。最早体现这种艺术思潮的是以高剑父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他们的花鸟画吸收西画的造型方法、重写实，重渲染设色、有较强的质感，清新明快，怡情悦目。
　　（10）同样，现、当代有成就，有创造性的花鸟画家，都十分重视生活，强调写生。无论是下笔奔放，造型夸张的刘海粟、朱屺瞻、崔子范、张立辰、张大林，还是造型严谨，笔法工细的于非闇、陈之佛、郑乃珖、杨瑞芬等，由于作品中充满了新的生活情趣，反映了时代精神，均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喜爱。





历史上的画派 徐渭《兰花图》（明代）

　　五代黄筌、徐熙并起，渐成两大系统，以后继续衍生。明代花鸟画演变成四大系统，一为边景昭、吕纪的黄氏体，二为林良、徐渭的大写意体，三为陈淳的简笔水墨淡彩小写意体，四为周之冕的勾花点叶兼工写体。《国朝画征録》卷下则把花鸟画归纳为三派，称“花鸟有三派：一为勾染，一为没骨，一为写意。勾染，黄筌法也；没骨，徐熙法也。后世多学黄筌，若元赵子昂、王若水，明吕纪，最称好手；周之冕略兼徐氏法，所谓勾花点叶是也。……其写意一派，宋时已有之，然不知始自何人。至明林良，独擅其胜，其后石田、白阳辈，略得其意，若其全体之妙，非大有力者学之必败”（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40页）。
　　五代黄筌、徐熙两大系统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的画派衍生。明代花鸟画的四大系统，亦是考察中国花鸟画派衍生之变的重要窗口。边景昭，字文进，博学能诗，擅画花鸟，继承两宋院体工笔重彩的传统，作品妍丽堂皇，精细工致，韩昂《图绘宝鉴续编》称其作品“不但勾勒有笔，其用墨无不合宜”。传世之作有《竹鹤图轴》、《竹鹤双清图轴》（与王绂合作）、《杏竹春禽图轴》、《三友百禽图轴》等。上海博物馆藏《杏竹春禽图轴》以杏花竹报春讯，以春禽寄春意，满目春光，生机勃勃。吕纪画花鸟画十分出色，他近学边景昭，远师南宋画院体格，敷色绚烂，为明代院体花鸟画家代表之一。上海博物馆藏其《浴凫图轴》作品，很好地处理了浴凫与流水的关系，构图大胆，笔墨流畅，设色雅淡，气息清和，体现了明代花鸟画家的娴熟技法和时空营造能力。林良的花鸟画注重写意，墨气豪放，对于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建树，具有启迪意义。他擅画水墨花鸟，上海博物馆藏其《双鹰图轴》，气势磅礴，鹰目炯炯，枝叶穿插，墨色淋漓，反映了明代院体画之十足神采。徐渭的大写意体用笔简练，不求像物，重在写其意趣性情，故称“写意”。他的画较之以前的减笔写意画更为简约概括，放逸豁达，故谓“大写意”。徐渭十分推崇陈淳、谢时臣、陈鹤。他关注陈淳的写意花鸟之道，曾跋《陈白阳卷》曰：“陈道复花卉豪一世。”在《徐文长文集?书谢叟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中赞赏谢时臣的山水劲笔多墨，称“吴中画多惜墨，谢老用墨颇多，其乡讶之”。而对陈鹤的水墨花卉则叹之“滃然而云，莹然而雨，炫炫然而露也，殆所谓陶之变耶”。（明徐渭《徐文长文集·书陈山人九皋氏三卉后》）徐渭的作品题材囊括花卉、草木、瓜果、鱼虫、走兽、山水和人物，尤以花卉著名。上海博物馆藏其《花果图卷》用笔放纵，水墨酣畅，诗画并茂，画坛称颂。上海博物馆所藏《牡丹蕉石图轴》、《拟鸢卷》，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墨竹卷》、《写生图卷》，南京博物院所藏《杂花图卷》，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花十二段图卷》、《四时花卉卷》、《墨花九段卷》，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杂花卷》，云南省博物馆所藏《水墨花卉卷》等，都是难得的传世之作，从中足见徐渭大写意的精彩笔墨。陈淳，字道复，他的简笔水墨淡彩小写意在画坛占有重要地位。他于晚年创作的花卉长卷颇有特色，有时以四季为序，有时时空交叉，颇见水墨组合的视觉冲击力。上海博物馆所藏《墨花十二种图卷》，画了梅花、兰花、玫瑰、百合、月季、紫薇、秋葵、桂花、芙蓉、菊花、水仙和山茶，姿态各异，繁花烂漫，写意抒情，水墨淋漓。上海博物馆所藏《花果图卷》、《山茶水仙图》、《花卉图册》等也属陈淳水墨华章，令人驻足。其实，说陈淳的花鸟画贵于简笔水墨淡彩的小写意，这只是注重从沈周的水墨写生至陈淳的水墨写意的飞跃而言，实际上陈淳在晚年的花鸟佳作中已呈现泼墨大写意的体貌。徐渭的大写意笔墨就得益于陈淳。世称“青藤白阳”，其实青藤亦源于白阳。论及周之冕的勾花叶兼工写作品，也是探索明代画派衍生之变的必然落笔之处。周之冕的“勾花点叶”源于孙隆、沈周和陈淳之法，他是集大成而用之，推陈而出新。王世贞曾对明代中期三位写意画家陈淳、陆治和周之冕作了评价，所谓“道复（陈淳）妙而不真，叔平（陆治）真而不妙，周之冕撮二子之长”。南京博物院藏《桂子图》和故宫博物院藏《花卉图卷》都是周之冕的代表作。上海博物馆藏周之冕《花鸟图册》的花鸟传神，“勾花点叶”，写意中兼工笔，墨韵中见色彩，从中可以洞察明代画派衍生的脉胳。
陈淳写意花鸟（南宋）

　　在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史上，尽管画派林立，技法有异，可是在注重写生这一点上，却形成共识，绵延后续。宋徽宗赵佶重花鸟写生，流传诸多佚事。他要求画月季花和牡丹花时仔细观察，能画出不同时间的变化。一次，众画家写生孔雀，只重生动富丽，画孔雀升墩为先举右脚。赵佶告知需细心体察，发现孔雀升高时必定先举左脚，被传为画坛佳话。赵佶重视写生，使创作极受裨益，他的作品被邓椿誉为“妙体众形，兼备六法”。上海博物馆藏赵佶《柳鸦芦雁图卷》，尽得高雅之气，柳叶低垂，吟鸦自在，芦雁嬉水，一派休闲清景。其中神韵之妙，不能说和平时重写生、察细微无关。元代水墨写生画的高手当推陈琳、王渊和张中。陈琳借助写生，突破了传统工笔重彩画技法，以水墨淡彩法描绘物象，形成了富有艺术个性的勾、刷、点、染之法，造型严谨，笔简意高，其《溪凫图轴》为花鸟画史论所褒扬。王渊从写生中得清淡之气，其佳作《花竹集禽图》和《花竹锦鸡图》对后世影响很大。张中在当时被人称为“写生第一”，采用水墨晕染，深得文人写意之神韵，上海博物馆藏其《芙蓉鸳鸯图》，出笔清新典雅，鸳鸯与水极富动势，堪称从写生中赢得生机。陈淳绘画也看重写生，其《漫兴花卉图册》自跋中曰：“古人写生自马远、徐熙而下，皆用精致设色，红白青绿必求肖似物物之形，无纤毫遗者，盖真得其法矣。”他还谈到少年时就“有心于此，既而想造化生物万有不同，而同类者又秉赋不齐而形体亦异”。周之冕则善于观察禽鸟生活动态，落笔皆有生意。其绘画成就自然得写生之妙。清代任颐的画风清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视写生，善于捕捉生活感受。平时他留意观察花鸟、家畜，往往聚精会神，十分专一。有一次他爬出天窗，翻到屋顶上细察猫儿打架，全神贯注勾画速写，客人来了，不知其去处，最后竟在屋顶上见到他。上海博物馆藏任颐《花鸟册》极富生气，实是其对物象感受的笔墨定格。当然，古人之所谓写生，有异于今天西画中的写生。“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祝允明语），生和意密不可分，写生和写意难以分离。不言而喻，写生就是写物之生气、生意。写生之法推动中国花鸟画生机勃发、绵延发展。





绘画技法创作技法 黄永玉作品

　　要创作出新时代的花鸟画，使自己的作品思想新、意境新、技法新、情调美，不但要在取材内容上反映客观现实，富有思想性，还要在表现形式上，在构图、赋彩、笔墨技法方面有创新精神。要根据新的主题、题材、内容的需要，有意识地创造新的技法，为传统的表现技法输入新血液。因为，花鸟画技法的演变是随着画家思想的变化而变化着。由于画家的思想变了，对自然界的花和鸟的感悟就会不同，艺术标准、审美观点也都跟着起变化。对旧的一套表现技巧觉得不适当和不够用时，也就会追求创造新的技法。
　　将花鸟和山水相结合的表现方法，前代画家们曾经运用过，宋元以来的花鸟画大家，如马远、王渊、戴进、吕纪、林良等人，在构图中经常以坡石、水口，远峰、近岸来衬托花鸟。南宋的马远运用“小中现大”的方法就十分纯熟。他喜以近景柳枝配以远岫浅水、风帆钓艇，又尝以梅花和溪山相结合，一树古梅从山崖上笼罩下来，在无限广阔的水面上，远近只有一痕远山和三五野凫。这样以花卉和溪山相结合的画面，自是不同于传统折枝花的风趣，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觉。 山水和花鸟相结合，可以使花鸟画跳出只画折枝的狭小天地，近取景，远取势，把远峰、近岸、坡行、水门收入花鸟画中，再现自然的一角，加强了画面的气氛，可以使构图更为开阔壮观，以增强生动真实的现实感觉。
　　任何牵强拼凑、脱离现实的表现都不会得到好效果的。要进行艺术典型的创造，不能满足于自然景物的如实描摹，因为，如实的描写往往把山水和花鸟平均对待，重点和意境难以突出，缺乏气势，甚至让山水侵夺了花鸟的地位。
　　将工笔和写意相结合，前人也有过。远在五代、北宋时，花鸟画就出现了勾填法和勾勒法。勾填法是用较重的墨先勾画轮廓，然后再赋彩填色；勾勒法便是在点色以后再勾，随着点色的轮廓用墨笔勾线加以约制，这样较勾填法生动得多，也自由得多，但不及前者有浓厚的装饰风趣。南宋前后，在花鸟画中勾填勾勒法兼施。及至明季周之冕，又以徐熙没骨法与勾勒法相结合，创造了勾花点叶派这一新形式；现代大家齐白石，用极工细的草虫配以大写意花卉，都是对花鸟画表现形式的发展。我曾长时间以明代写意人物画为范模，从简笔淡彩中追求浑厚苍穆的意境。同时，深入现实去勾勒各种花鸟的轮廓，积累素描素材，然后加以剪裁运用，以期达到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形象真实，并将明人写意和宋人双勾笔法结合起来，便能显现出新的风范。
　　将重彩和泼墨相结合，是齐白石常喜用的方法。他画的荷花，每以朱砂点菡萏，以泼墨法点荷叶，以三原色点翠禽。用泼墨写意的笔法表现坡石苔草和树干，同时用重彩勾勒表现花朵或树叶，便可以创作出形似真实、艺术性高的画面。用墨笔勾廓，以朱砂、石黄、白粉、石青、石绿等重彩填充，以取得对比强烈的效果。这是继承了民间年画单线平涂的方法，从年画里吸取一些营养，使旧的一贯淡逸肃穆的情调变得火炽些、显明些，更能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将白描和点染相结合，是清代任氏兄弟经常使用的方法。还有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的结合运用，使画面既符合视觉感受，又能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自由地表达理想中的形象。但这些结合是困难的，在一幅画面上取得有机统一更难。山水和花鸟的比例问题、工与写的矛盾，都需要加以解决。以富于装饰风趣的重彩勾填法去和易于表现浑厚苍茫的泼墨写意法相结合，就很不容易协调。又如以勾染法画花朵，因为轮廓线工致劲挺，便不容易和写意的枝叶笔法调和。但只要把这些矛盾巧妙地统一起来，便会适成其美。若一味匀整中和，反而索然无味。
　　总之，把几种表现手段放在一起，集勾勒、勾填、勾染、白描、没骨、晕染、点垛、泼墨于一炉，可尽精微，可致广大，则表现出工丽、活泼、清新、自然的不同风貌。以勾填。勾勒、重彩显现细部，以泼墨布成体势，既有整体气势，又有重点精神，色彩与墨华互相辉映，色彩的浓丽，水墨的氤氲，泼墨的大气磅礴，工笔的缜密绚丽，自然能自由地表达作者的感受。我想，将它们综合运用，定会开创既富艳工丽、又活泼奔放、笔墨酣畅的新风格。 构图 刘曦林荷花图

　　绘画的构图是创作成功的关键。在创作过程中，如果只在造型准确上用功夫，或只专注于笔墨技巧，而放松了对构思布局、主题思想、宾主地位的慎重研究和安排，即便费尽心机，也得不到好的效果。
　　历代画论都重章法、布局的研究。所谓章法、布局，就是构图，也就是顾恺之所说的“置陈布势”，谢赫六法中的“经营位置”。张彦远认为“经营位置”是画之总要。元代饶自然在他所著的《绘宗十二忌》中也主要谈了构图问题。清释原济所著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在“境界”、“蹊径”两章中也着重讲述了构图的重要。这些虽然是偏重于山水画方面，但对花鸟画创作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古人画论上说“意在笔先”、“胸有成竹”，就是要画家在动笔之前，先要在胸中酝酿题材、体裁、构图和表现方法。首先通过作者对自然现象的观察，然后经过思想上缜密地筹思，从而在脑海中构成一幅约略的草图，也就是初稿，下笔便有所依据。因此，从广义范围来说，构图并不仅是安排位置，而是和构思、立意、造型、色彩紧密联系的。
　　一幅完整的写意画构图，是不容许在创作过程中随便轻易地补充或修改的。“九朽”的经营方法，虽然我们用来处理写意花鸟构图并不十分合适，因为写意往往是一气呵成，画时不容有更多时间去思索，但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前人对处理构图的审慎态度。在构图时，事先画一小稿，或简单地用松炭布布位置，看看远近距离效果，或是用指甲在纸绢上约略划划枝干岩石等的轮廓，是可以的，当然不需要底下铺上稿子来描摹，但在勾勒花叶时，有稿也未尝不可。总之，所谓写意，是在形似中进一步要求神似，而时间又不容许作者慢慢去思索，关键在于作者要在落笔前，在脑海里先组织画面，进行完整的创作构思，这就是前人所说的“以有为而作者为胜”的意思。
　　前人在构图方面已经总结出了一些实际经验和方法，经过历代画家的实践，更有所发挥和增益。表现在中国绘画技法上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构图法，即所谓散点透视法。表现在西洋画构图中的焦点透视，总是要求去描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景物，中国画家为了使章法适合于表现内容，为突出主题服务，往往不满足于焦点透视的局限，而自由大胆地运用散点透视法或与鸟瞰透视法结合起来处理画面。运用散点透视法，作者可以在构图中移步变易地由高及下、由远及近地布置景物，不受空间时间限制。既可以在画面上根据主题要求画同一时间同一场面的景物，也可以描写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景物。这样处理的画面，更加引人入胜，起到使画面更加丰富、完整的效果。
　　关于透视构图理论，古代宗炳、萧绎等画家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并有具体的论述流传下来：
　　“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宗炳《画山水序》)“路广石隔，天遥鸟征。”（萧绎《山水松石格》）“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趋。一远山须要低排，近树惟宜拔进。”（王维《山水诀》）到了宋代，郭熙又提出了“无深远则浅，无平远则近，无高远则下”的三远法，更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构图理论。
　　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也提出了分疆、三叠、两段与八层沙的构图方法。但他反对死板地利用这些方法和搬运古人成稿，反对公式化、千篇一律、毫无新意。要求画家有创造性地运用这些规律，独出心裁，冲破前人束缚，以求别出町径。
　　在我国古代绘画遗产中，画家为了表现繁复的内容，用散点透视法来处理画面的构图，从而获得极大成功的作品是很多的。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汉高祖入关图》，画家运用长卷形式，表现了从兵临潼关到宫女受降的历史过程。在地域上包括自潼关到长安的遥远路程，在时间上又概括了好多天发生的事情，画家巧妙地将这么丰富的内容综合在一起并具体地表现出来，给观者以完整的印象。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是采用了长卷形式。图中以北宋首都汴京东水门外运粮河上的虹桥为主体，布置了汴河两岸货 物杂陈、百态俱备的繁复场面。不但使观众通过画面看到当年汴京舂容满野、市廛栉比、车马喧阗的繁荣景象，也体会到北宋时代的整个社会面貌和封建社会形形色色人物的阶级差别。还有描写历史故事的《文姬归汉图》、《免胄图》，敦煌壁画中的《张仪潮出行图》，描写祖国伟大河山的《千里江山图》、《长江万里图》，以及一些花鸟题材的长卷，都代表着中国绘画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构图特点。
　　古人论画还经常谈到“取势”的问题。取势指的也是构图，对花鸟画来说，取势极为重要。王微的《叙画》曰：“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曰：“笔墨相生之道全在于势，势也者往来顺逆而已。而往来顺逆之间即开合之所寓也。”顾凝远的《画引》曰：“凡势欲左行者，必先用意于右；势欲右行者，必先用意于左。或上者势欲下垂，或下者势欲上耸，俱不可从本位径情一往，苟无根柢，安可生发？”总之，取势就是在构图中注意开合布意，才能层层掩映，生发无穷。
　　花鸟画的构图和其他画种的构图一样，首先要注意构图的一般规律。在画面构图时，要力求宾主显明，疏密错落，前后贯穿，变化掩映，还要注意全局的严整、疏朗、新颖、活气，要极力避免充塞、繁琐、板实、重叠、对称、均匀、松散、空薄等。画面构图首先要根据主题思想的要求，把主体景物布置在适当位置，即摆好主宾揖让的关系，这是构图的关键。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里说：“画面宾主，不可使宾胜主……凡宾者远近折算须要停匀。”这就是说，主体布置既定，客体才可根据主体远近、掩映、疏密的对比关系，予以适当的配列。要停匀，要统一，要有感情的顾盼，才能达到互有联系，血脉流畅，一气贯注。有疏密掩映，有顾盼提携，才能有错落，有变化，避免对称、重叠、充塞、松散等有关处理章法不当的毛病。一丛花要有宾主，一花一鸟本身也需分出主从详略。一只鸟若全身工细精到，必成标本。任伯年画鸟，只头眼精致，而尾翅从简，甚至为枝叶所掩遮，略去不画。面面俱到，主体反而不突出。
　　一幅完整的结构，必须具有和谐的韵律感和左顾右盼的照应。巧妙而又明显地安排主题，恰当地表现作者的意图，皆有赖于苦心的经营。前人总结出的“密中有疏，疏中有密”、“密处越密，疏处越疏”、“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的理论，是符合构图原理的，是基本原则，可以运用。但突破这一范畴，也未尝不能创造出新的更足以表达主题效果的画面。这也是无法中有法，而又于有法中无法。在运用构图规律时，可有意打破成规，如避免所谓三段分、局部不用开合法、不一定避免均齐等。
　　写意花乌画的构图既然要意在笔先，这就要求作者从观察现实中酝酿意境、捕捉图象，下笔时便有信心、有把握，从而一挥立就，而显生动、自然之气。释原济说：“处处通情，处处醒透，脱尘而生，自脱牢笼之手，归于自然矣。”即画家要根据现实生活，在构图中创立新意，跳出前人窠臼，避去平板、散漫、庸俗，进一步从生活中观察自然，从而掌握现实的一切规律，为主题思想服务。
　　花鸟画点景构图，和人物山水又有不同，往往要求从近景取材，不能要求有极目千里之势。但也必须在画面上分出层次先后，强调远近距离感觉，不然满纸物象，排比拥塞，零乱不分前后左右，就不能得到好的效果。可把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结合起来运用，以解决花鸟画空间距离不能太远又不能太近的矛盾。视平线要统一，有时可以在画面以外。透视关系对了，自然就拉开了距离。
　　构图不仅包括形和势的变化，也包括墨与色的变化、情和意的变化。画面上墨色之轻重、色彩之寒暖，都是构图中应注意之因素。
　　在画面上巧妙地处理空白，也是有关构图的重要问题。中国画的空白，也是画面构图中的重要部分。作者在创作时运用空白来表现空间距离，也利用空白表现白云、天空或水面。中国画上那种虚灵、生动的感觉，往往要靠空白来表现。作为构图中的一部分，空白是画中之画，也是画外之画。写意花鸟画中的空白不能孤立，大小要有变化，不能过于分散、平均，空白间要互有联系。印章中讲究“分朱布白”，构图中也要计白当黑。在画面上安排空白要求像安排物象那样认真对待，使空白符合美的规律。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毋迫促，毋散漫，毋过零星，毋过寂寥，毋重复排牙”，以求做到“通体之空白，亦即通体之龙脉”。
　　一般花鸟画的章法布局，就是根据纸幅的大、小、宽窄从左右上下生发而成。通过所谓右下、右上、左下、左上、求心、远心等办法来变换应用。大多数作者多用所谓不等边三角形的规律，讲求主线、辅线、破线。这三条线如果运用灵活，摆列得体，曲折变化，交互相织，即可组成美妙画面。近人又喜用平行直立式的构图法则，用四条线画大场景。构图又有所谓回、引、伸、堵、泻五字诀，也是说在画面上安排主宾物体时要认真构思，组织境界。总之，构图既要变化多样，又要统一，要寓变化于统一之中。
　　黄公望论画讲究须留天地，须有活机，主张作过墙一枝，离奇具势，若用全干繁枝，套而无味。石涛讲究用截断法，采取自然景物的最精妙处，予以适当处理，“剪头去尾，写其精英，不落全相”。元饶自然讲求小落笔，注意上下空阔，四傍疏通。画面构图更必须使观众意识到更广阔的境界，即要引起观众在具体画幅之外，再替作者去构造意境，从而更丰富想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在构图中就经常运用出纸的办法来布置章法，也就是石涛所谓截断法的意思。例如在花树构图时，画家不把整个大枝干放在画面中，而是露出一大段在纸外，但可以从四面适当处横出小枝折枝，这样就可以使枝干各部在构图中大小富于变化，从而加强画面景物的对比效果，创造出新的意境。所谓出纸法，指不受纸幅大小的限制，体现以小现大之趣。
　　大幅画的构图和小幅画的构图又不同，画大幅画时更要注意构图的基本规律，不然就容易零散、杂乱、不成章法。大幅主要看大效果、大对比，要通过大的开合来表现整幅的气势。小幅首先要注意细部紧严，要看小节目，要细腻而有情致。画小幅可以在桌面上画，画大幅就要随时把纸张挂在墙上去远看，如有不适合透视和排列不当的地方，一眼就可看出，随时改正，才能达到完整自然的地步。花鸟和山石、水口等自然景物结合时，其构图和单纯表现花鸟构图不同，可利用自然景物来掩映花枝，以表现出花木的生意。
　　总的来说，写意花鸟画的构图要参照一定的构图规律，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自己的生活体验。要根据作者对自然现实的认识和了解，对花和鸟的生长、生活规律的研究和了解，从自然本身发现规律。作者能运用构图因素去高度概括地表现自然现实本质，才能不为物象所役，达到经营位置的极高境界。
　　石涛以自然为师，以“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精神进行创作。他所表现的构图，形形色色，奇奇怪怪，无往而不利。他大胆地全用墨点构成一幅图画，如《万点恶墨长卷》，全用水纹构成一幅图画，如《观涨图》；全用白云构成一幅图画，如《黄山云海图》；全用峰峦构成一幅图画，如《搜尽奇峰打草稿长卷》。他认识了自然的顷刻变化，理性地予以分析综合，很自然地布置成画面。“揭我之须眉”、“自有我在”，出现超尘脱古之精品，而能自出町径。 用笔和用墨 郭味蕖国画作品

　　要画好一幅写意花鸟画，注意用笔用墨是关键。南齐谢赫在他的“六法论”中初步提出了骨法用笔的问题。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一文中说：“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这就是说，画家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客观存在的记忆，予以缜密地组织、提炼、概括，在画面上再现自然物象的形神时，必须仰赖用笔和用墨。用笔塑造形象，用墨表达神态，从而达到艺术高度的气韵生动。这也就是说，画家所追求的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纯客观的自然真实，一定要通过画家的思想智慧，运用笔墨手段
　　予客观物象以更集中、更理想、更概括的表现。
　　笔墨是艺术语言，形象韵味，包揽无余。艺术性高，就是笔墨要求高，构图色彩好。艺术的完整性，不是繁复琐屑，不是包罗万象，必须富有代表性、典型性。性格形象是有生命的，要从笔墨的熟练运用中表现出。笔墨是通过技法来表现的，一幅有笔有墨的画，更能表现客观物象的内在精神。三笔五笔，已神完意足；一点一刷，已韵味无穷；铁画银勾，能表达物象的力量；氤氤氲氲，能表现空间气势；明快雄奇的布局，要在笔墨构图中探索；风晴雨露的情调，以及个性奔放的品格和天籁自鸣的化境，须从笔墨技法中寻求。我们今天研究用笔用墨的基本法则，不是故弄玄虚，是要为内容和主题思想服务的。笔墨首先要符合主题思想的要求，要服从内容。要通过作者对用笔用墨的精到，去有力地突现主题。
　　笔和墨在运用上是分不开的，好像打仗一样，笔是戈矛，墨是粮秣，纸是地利，若一样不称职，战斗便要失败。因此要完成一幅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创作，笔墨意境就不能不强调。要在客观造型的基础上，加强主观笔墨技巧的训练，熟悉它们的表现规律和性能，并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规律并积累经验。
　　研究笔墨技巧，就要钻研历代画论，借鉴前人的实践经验，还要通过个人的实际锻炼，加以综合分析，以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要使笔墨运用得灵活、纯熟、浓淡焦渴恰到好处，达到符合表现主题思想、物象精神的种种要求并非易事，作者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劳动实践。
　　古人论画中研讨笔墨理论的文章很多，如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说的“笔为墨帅，墨为笔充”，讲的是笔墨的关系，说明一切物象都可以用笔墨来貌取，但须下工夫研究运用笔墨的法则。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的用笔“要如锥画沙，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高峰坠石，百岁枯藤，惊蛇入草”，就是指用笔的方法。宋代画家葛守昌要求用笔“精而造疏，简而意足”，这就是说用笔要概括物象，表达意态。用笔可得形似，用墨可得神韵。所谓方、圆、平、扁是形，转、折、趋、向是势，精神本质是意，写意就是要写物象的内在本质。所谓“离形取似”、“个似之似”、“意在似与不似之间”，可以理解为对笔墨的高度要求，也是对写意画的高度要求。
　　中国画自古重视笔墨，在笔墨的运用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所谓唐人用笔，宋人用墨，元代以后变化无穷。写意花鸟画既然要通过熟练地运用笔墨来表达客观物象的精神本质，就要求学习写意花鸟画者对笔墨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以得到多种多样的效果。
　　用笔讲究笔气、笔力、笔韵。用笔要运气，要一气贯注，笔有气，就是活笔，无气，就是死笔。从始笔到末笔，要首尾衔接，笔笔送到，做到游刃有余。这样出来的线，生动，可免去板、刻、结等各种毛病。运笔要有力气，气到力便到。前人说的“笔力扛鼎”，就是指的笔力。笔力不是指拿笔的结实程度、执笔高低、握管松紧，力度大小全要看需要。运笔讲究用指、用腕、用臂、用肘，必须取得指力、腕力、臂力的统一。要悬腕、回掌、援臂，使全身力气通过手指达于笔端落于纸上。清释原济说：“五指、四指、三指皆随其腕转，与肘伸去缩来，齐并一力。”又说：“先须运腕入手，正运、侧运、疾运、迟运。”由于运笔方法不同，所得到的表现效果就不—样。运笔不用力，笔下的线就纤弱而无精神。用力须有分寸，有巧、拙、轻、重之分，不然一味霸悍，笔墨骨肉不合，转折板刻，便得不到好的效果。用笔要有工细处、粗略处，笔必为心使，才能符合表现现实对象的要求。五代荆浩说过，笔有四势，其中即包括笔气。笔韵是讲究格调、意境，是通过用笔所表达的功能效果。一条线，一个点，由于画家功力的深浅，表现出来的效果也不同。用笔的妙处就在于气韵，用笔得当，体积的质感、重量感就能表现出来。
　　写意花鸟画创作，主要是利用线来表达物象。通过用笔的技巧，要求从事物的线的复杂状态中，泯灭具体形和线的特征，而能看到物体本质精神。要求用笔所描写出来的线不借皴擦晕染而能表达现实物象，笔简意繁，态随意变，一转一束都有意趣。前人所谓的“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说的就是用笔方法的具体体现。所谓笔尽力不尽，气见笔不见，皆从运笔中得之。
　　运笔讲究中锋、侧锋、逆锋和战笔（渴毫）。中锋要求落笔中正，不偏不欹，用笔要圆劲而有韧力，不险怪妄生圭角。一般描写一切有定形的东西多用之。侧锋要求落笔偏侧横扫，可用来描写不定形的坡石、树干。逆锋多是改变正常的运笔方向，以增加笔触的苍浑感。战笔是中锋落笔，是在战动中运行。宜于写定形的房屋、桥梁、建筑和勾勒花叶，可避免线的刻板，并增加涩拙的趣味。一般战笔宜斟酌用渴墨，有时也可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墨色。
　　与工笔花鸟画用笔讲究挺健有韧力不同，写意花鸟画的川笔，要求华润，松活，灵变，沉着、洒脱、挺拔。刚健，遒劲、浑融，生涩，苍老，总之要具有变化，要有活泼的生命力。作者随着表现现实事物的需要而变换技法，通过轻重，深浅、虚实来体现。要轻中带刚，一笔三战，有皴擦，有顿挫、有勾斫，笔断意连，一气贯穿。使用种种用笔手法，达到在画面上取得既没有浊污的笔痕，又无模糊不清的效果，使人看到的不是笔墨而是具体物象的神和作者的意。
　　运笔要避免板滞，纤弱，霸悍，甜滑，枯槁、浮薄，柔媚，碎杂，稚软，轻忽，要求力透纸背，要求一条线有轻重顿挫，明快简练，生动有力，从而把握现实中的典型形象。画家笔底下所出的线，是要“写’出来，不要随弯就势地“描”出来。用笔要避免描、涂，抹。描笔无力，无起伏变化，涂抹是见墨不见笔，是人被笔用。用笔没有锻炼，稚弱力软，就难能表现本质，不会感染观者，引起心理上的共鸣。
　　画家运用笔墨，在表达勾、斫、点、染、皴、擦、揉、摔、拖、擢、挑、剔、涂、斡、渲中，应讲求择笔和运笔，执笔的方法。要了解在什么纸绢上什么笔做什么用。笮毫笔宜于晕、染、斡、渲、点、揉，狼毫笔宜于勾、斫、皴、擦。新笔下笔婉劲，退笔出笔苍老毛厚。作者能干湿互用，自由收放，才算不为笔使。运笔须笔尖，笔腹，笔根互用。笔尖弹力强，气贯穿，挺秀有致，形完意现。笔腹出线丰满而圆韧，沉着力足，有质感。笔根宜于收芒回锋，气韵苍浑。下笔要有波折，波是笔的起伏，折是笔的变化。勾斫须讲求顿挫，反之，一条线使平板稚软毫无生气。但所说的错落，是一波三折，起承转合，无往不复，无垂个缩，要求先后贯通一气，笔断而意不断，意到而笔不到，所谓“离披点画，时见缺略，此虽笔不周而意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谓“神到写不到”（唐志契《绘事微言》）。要求“略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庶能“欹侧而有准绳，折转而多断续”。勾斫用笔，意到笔随，勿矫揉造作；皴擦用笔，务求松活，要毛而不滞，光而不滑；晕染要求苍浑缥缈；擢摔讲求快慢疾迟。用笔有正、侧、横、斜、倒，还有整、破、顺、转，有藏锋、露锋。又有转笔，在运笔时，使笔在手中转动，以全用其墨，不使笔锋劈开。把笔务求松动、自然、虚灵。执笔要平，运腕要活，小幅宜于卧笔，大幅则运用提腕悬肘，倾全身之力以赴。
徐渭《墨竹图》

　　用笔用墨以沉雄浑厚为尚，不能斤斤细谨，要不拘纸墨。但不是不顾纸墨，须在法度之中。沉着之妙，在于用笔挑剔不轻浮，行止不飘忽，千笔万笔可简，一笔两笔可繁，因而意在其中。参差离合，俯仰断续，勾斫顿挫皆笔也。用笔忌流走，忌轻浮滑软，贵遒劲有韧力。遒可去轻忽，劲以气胜，有韧力则笔挺健而所谓能运圆笔，始能出中锋韧线。转折旋叠，有提力拖力，才能外有力气，内具神趣，神即含蓄。用力沉着，笔笔运到，才能具奔雷坠石，惊蛇人草之趣。笔重始能得体积，用笔草率无力，是谓躁笔，不得笔润。
　　初学写意花鸟画，锻炼用笔是首要的。以线聚形，即从现实复杂的线中，在笔底下提炼出有用的主线。在技法实践中，又要求作者高度地掌握时间，因为用笔运墨的成功与否，有着恰如其分的火候，才能表达出所要求的艺术效果。落笔纸上不应稍有迟疑，走笔轻重疾迟，都要注意火候。火候不当，笔就不灵便，表现不出应得的功能。所以写意花鸟画用笔用墨，都要好好掌握时间，更要紧的是掌握用水，掌握水和各方面的关系，以求得墨华水润、水墨浑化的效果。应随时掌握作画的时令以及阴、晴、雪、露的天气变化，在晕、染、皴、擦以及批叶筋、勾瓣纹时，需详审天时情况。用笔用墨南方北方又有不同，南方天气阴湿，北地高爽干燥，亦不可不顾及。
　　其次再说用墨。杜甫说“元气淋漓障犹湿”，董玄宰评黄子久的画说“川原浑厚，草木华滋”，这都是评墨的妙用。墨用得好了，画面便滑润而有光泽，就能取得“蠕蠕欲动，冉冉欲飞”的效果。写意花鸟画就是要求满纸蓊蓊郁郁的浑朴生动。
　　墨是中国画颜料中一种重要的颜色，画家每多笔墨并提。墨是一种黑色，又具有多种色彩的综合效果。墨即色彩，墨即光暗，墨即向背，墨即远近，总之，墨即物象造型。一般有所谓四墨：浓（湿深墨），淡（湿淡墨）、焦（干深墨）、渴（干淡墨）或质、华，阶、积。又有所谓五墨六彩，五墨是焦、浓，重、淡、清，清唐岱在《绘事发微》上提出了黑、白、干、湿、浓、淡六彩的说法，五墨六彩都是指用墨的效能。在写意花鸟画创作中，用笔立形质，用墨分阴阳，笔墨必须调谐。笔的轻重疾徐和墨的浓淡干湿配合得好，笔墨就灵变，又必须注意先后层次，才能得心应手。写意花鸟画用墨比用笔犹难。笔是筋骨，墨是肌肉，笔可得形似，墨可得神韵。用笔用墨是相互联系的，不能截然分开。墨法出自笔法，墨助笔的效果。笔墨修养好，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山水画作者运用笔墨要达到蒸云欲雨的气象，写意花鸟画也要达到这一境地。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榻写”一篇中说：“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綷。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这就是说，画家只要用墨能具五色，就可以代替彩色去表达生动活泼的大自然界。一般说墨分五色足指的墨的色阶，足说墨色深浅的层次。反对玩弄笔墨，反对片面地讲五墨六彩，但是为了提高写意花鸟画白勺表达效果，达到较高的艺术性，让笔墨好好地为主题服务．用墨的问题，也要提出来深入地研究。用墨要通过长时间的艺术实践才可能摸索出一条规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扬创造新的方法。古人用墨讲究前后有序，清人市颜图在所著《画学心法》中把墨分为正墨副墨，干、淡、白是正墨，湿、浓、黑是副墨。这就足说，用墨应有层次，有顺序。前人多先施淡墨后用浓墨，就分为正副。黄宾虹先生则反对墨分正副之说，认为墨色变化，可以相互为用，求浓以淡，画黑显白，有湿才能有干，有干才能有湿。用墨有积墨、破墨、泼墨、套墨、谑墨、浓墨，淡墨、焦墨、宿墨、渍墨、跳墨种种方法，有渴、湿，浓、淡、焦的区别，有死活、痴钝、模糊、混浊、涩滞、淋漓、酣畅、苍厚、沉雄、生气、活泼、淹润、恬静的感觉。写意花鸟画中的勾勒，渴墨，湿墨、焦墨兼施：点垛点染法的翎毛，多用破墨和套墨，晕染渲斡多用积墨：大写则用泼墨，谑墨。用焦墨渴墨不能枯窘：用湿墨泼墨不能涣漫、积潦，滞浊：运用破墨要求先淡墨后浓墨或反之。但以浓破淡易，以淡破浓难。清沈宗骞说；“以淡墨润浓墨则晦而钝，以浓墨破淡墨则鲜而美，故性先淡而后浓者为得。”黄宾虹先生讲“破墨之法，淡以浓破，湿以干破”，“浓不凝滞，淡不浮薄”。淋墨和积墨法，层层积染，多至数十层。跳墨是随时注意临近的墨色，有意地扩大墨阶，若墨之深浅分五等，作画时，将一等浓墨和四等淡墨相邻并用，以加强对比效果。泼墨多任笔自然，成竹在胸，随机灵变，淋淋漓漓，磅磅礴礴，活活泼泼。各种墨色要相互为用，要以淡得深，因渴成润，渴润间出。用墨也不能墨守旧规，一成不变。写意花鸟画家每喜使用淋漓的笔墨随意挥洒，只要有质有量，有空间距离感觉，笔简意足，形完意真，形在意中，就是取得了运墨的高度效果。
杨瑞芬写意花鸟《水仙》

　　黄宾虹先生用墨，讲究一幅画中须备三种以上的墨法。他使用种种墨法，追求的是笔愈密致、形愈完整，墨愈苍郁。他主张渴笔焦墨要腴润，要刚而有柔、润而不枯，要求墨气淋漓。他也常用元人谑墨法，力求蓊郁生动的效果。白石老人讲求用墨的浑融变化，加强统一于笔的效果，体现在整幅画面上的是笔歌墨舞、抑扬疾徐的动人韵律，使人见物象而不见笔墨。笔墨要相互为用，不可脱节。运笔中要注意体现出韵律感，要通过不同的用笔方法，去追求不同的墨气和墨色。笔是骨，墨是筋肉，所谓“笔骨墨肤”，骨具然后筋络可连，血肉可附。若落笔轻浮，便容易被墨色所掩，用墨太丰，可减低质的真实感；太枯，则无气韵，太润，则又难得神理。笔韵从用墨高度出，要做到润含春雨，干裂秋风，渴而不枯，润而不肥。笔墨运用得好，才能处处通灵，处处醒透。明代陈鹤善于用墨，徐渭在题陈鹤的画幅中说：“滃然而云，莹然而雨，泣泣然而露也。”徐文长用云、雨、露来描写陈鹤作画用墨的高度效果。陈鹤是明季有名的写意泼墨画家，后来徐文长继承了他的画法，创立了泼墨一派。清石涛主张人要用法得法，法不得束缚人，认为法是人根据自然所创造的，笔墨有表现自然现象的功能，浓淡枯润要随自然形象而有变化。他说：“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这里，他认为画家借笔墨来写自己对天地万物的感受，用笔和体验事物(生活)有关，用墨和修养练习（蒙养）有关。他又说：“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是有笔无墨也。”在这里，也同样提出了笔墨运用和生活实践及一切文化修养的重要关系。清李复堂有题墨笔牡丹诗说：“空勾却是连香白，魏紫姚黄浅淡中，开在兰花最深处，墨浓如漆是深红。”这里提出了墨即是 色的道理，说明在画面上作者运用笔墨，空勾、淡浅 墨、浓墨都代表着各种不同的色彩。
　　笔墨的运用，是在作者深入生活感受认识的多次实践中，为表现现实物象服务的。我们所谈的笔墨，永远也不能和内容脱节。要实践生活，要熟练笔墨，要学习古人，又要跳出古人。若基本功不够，缺乏临摹功夫，不能掌握古人传统技法手段，只想从捷径中走出效果，当然难于达到目的；若一味临古，也只是功夫，不能作目的观。今天的创作，首先要求形象真、意境新、气势宏，能体现时代精神。有笔墨的画，更应从思想、精神、情感上着眼。总之，不重视生活体验，单纯玩弄笔墨情趣，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坑。但不重视笔墨，又必然不能表现客观物象的艺术真实。因此，在生活的基础上，必须努力于笔墨技法的锻炼。画贵苍润，苍即笔力，润即墨彩，笔墨功深，深入物理，曲尽物态，然后才能气韵生动。如沉沦于恶俗，则流荡难返。





写意花鸟画名家古代著名写意花鸟画家　　五代 徐熙
　　南宋 法常
　　元朝 王冕
　　明朝 徐渭
　　清朝 朱耷 扬州八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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