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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山:新诗的失败 志摩的成功 | |
2012-05-22 来源: 深圳特区报
徐志摩画像(油画)沈丹 作 ◎韩石山
徐志摩借鉴西诗而能纯然以中国风格出之,以一人之力独辟草莱嘏而立起新诗的法度。这样的诗人这样的诗作,后世的写诗者怎能不尊之为楷模,奉之为圭臬?
几年前,关于徐志摩,我说过一句狠话:学写新诗而不心仪徐志摩者,如同不秉烛而夜行,临深渊而不知惊悚。
还记得当年说话时的情形。一天下午,在我家的客厅,客人是一位年轻的朋友,跟一位比他还要年轻些的朋友。两位都写诗,也写些散文之类的东西。不知怎么,话题转到徐志摩身上,我问那位更年轻些的朋友对徐诗的看法,对方说:还有点意思,意思不大,现在没人学那一套了。也是中午在外面有应酬,喝了两杯,劲儿还没过去,我当即说了上面那句话。是说给那位更年轻些的朋友听的,脸却朝向稍年长些的那位朋友,毕竟我跟他更熟悉些。不料那位更年轻些的朋友并不买账,这就又引起了我下面的一番话。
近百年来的新诗运动,以实际成绩而论,基本上是失败的。说成绩而加上“实际”这样的前缀,是说在民众间的流传,这是一个最实际的标准。这里的民众,非是指真正的老百姓,而是指普通知识分子。诗既然常与歌连用,就应当像歌一样能够吟唱,不说吟唱了,看上几遍能记在脑子里,要引用了能随口说出来,该是起码的要求。不是说一首长诗要你全背出来,总该有两句精彩的句子吗?以此标准而论,能流传两句的,就该说是优秀的诗人了。我能记得的,也就这么几位——
艾青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北岛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顾城的: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
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海子的: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再往前数,还有卞之琳的《断章》:
我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能有两句记住的,或许还该加上胡适的《一对黄蝴蝶》,闻一多的《静夜》,戴望舒的《雨巷》,数来数去,也就十来八个人,三二十句诗吧。这么一点成绩,能说是怎样的成功?
然而,独有徐志摩是个例外。如果说新诗运动基本上是失败的,徐志摩个人则是成功的。说整个新诗运动,成全了他一个人都不为过。别人有两句诗,一小节,能让人记住已然是了不起的成绩,他是整首整首的,好多人能背下。我就听一位写评论的朋友,完整的背下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能背下《沙扬娜拉》的就更多了。
徐诗能让人记住的名篇名句,不止于此。就是那些未必好记的诗篇,一念起来,就让你坠入那徐氏独有的诗境里,有这种的感觉的,绝不是十个八个人。他的诗,整体说来,清新,雅致,感情趋势,音韵自然。无论是怜老惜贫,还是伤时忧世,深层里涌动的是家国情怀。男女私情,是他的诗的一大主题,无论高尚还是卑下,无论亲昵还是怨怼,全都出自一腔至诚。不畏物议,不避艳情。最难得的是,他的诗,大都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借鉴西诗而能纯然以中国风格出之,以一人之力独辟草莱嘏而立起新诗的法度。这样的诗人这样的诗作,后世的写诗者怎能不尊之为楷模,奉之为圭臬?也正因此,我才说,写新诗而不心仪徐志摩者,如同不秉烛而夜行,临深渊而不知惊悚。
新诗运动是失败的,成功者是徐志摩,要写新诗,该取法以徐志摩,这样的意思,近年来我在几个地方都讲过。为了强调徐诗的意境之美,音韵之美,还将徐诗的名句,比如《再别康桥》里的句子,跟前面列举的几家的名句作了对比。那些名句,有的是因果句式,难说有多少诗意;有的只能说还有些哲理,有点义愤,更像是格言而难说是诗句;有的简直莫名其妙,只能说因意象的强烈反差,给人以巨大的想像空间也给人以巨大的震撼。记得某次在青岛一所学校里演讲,我当场用“为什么……因为……”的句式,一连造了好几句所谓的诗句,引来一片哄堂大笑。还有一些刻薄话,不说也罢。
这几年,我的许多关于徐志摩的言论,探本求源,寻根究底,均肇始于客厅里的那场谈话。“也还有点意思,意思不大”,一想起那位更年轻些的朋友的这句话,还有说话时的那种不屑的口吻,就由不得蹙额叹息。有时直后悔,当时怎么能那么从容地跟他们高谈阔论,而没有将之赶走了事。有时又疑心,这两个小鬼头,说不定是捏凑好了,一起来套我的话的,否则明明知道我写过《徐志摩传》,编过《徐志摩全集》,怎么敢在我面前对志摩先生如此的不敬?
不管他们是真是假何所居心,只有我知道,这样的言辞这样的口吻,绝非这位更年轻些的朋友所独有。甚至不是普通知识界所独有。我为这位短命也苦命的天才诗人所做的弘法之业,还远远没有尽头。正因了这个缘故,北京十月出版社的朋友,邀我编一本“徐志摩诗选”,连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下来了。可惜隔着五百公里的路程,电话里看不见我庄重而欣喜的面容。
这种编法——翻一下目录就知道了,——是我想了几想才确定的。千万别说多么的新奇,多么的诡异,不管是赞颂还是指斥,都会让我羞死。新奇或诡异,要的是聪明,而这恰是我最不具备的。我只是顺着常人的思路,略加变通罢了。普通的选本,以写作时间编排,其原理(原始的理由)与此并无二致。拆开了看,一年里头写下的诗,粗分不就是四季,细排不就是十二个月?我不过是将一年复一年写下的诗,以月与季为单位,拢在一起罢了。这当然也是因为,徐志摩写诗,不过十个年头,全部诗作不超过二百首,若是他写了三十年,写了几千首,怕就不能用这个办法了。
至于更深一层的理由,也不是没有。时令与行事,与情感的关联,古人早就有一套一套的说辞。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四季之农事也;春思夏忧,秋愁冬苦,四季之情感也。征诸古代的典籍,《礼记》里有《月令》篇,不难寻出可资佐证的词句。最能说明物候与情感之关联的,该是《诗经·采薇》里的句子: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有人说这是《诗经》里最好的几句。其往也,情感和悦,杨柳依依;其归也,饱经忧患,雨雪霏霏。是触此景而有此情,还是有此情而眼前的景也带上了情?问不来古代的诗人,可验证的有我们四时的感受。既然时令与行事,与情感有这样微妙的交互影响,将同一物候节令的诗作,排在一起,体味其诗意之由来,揣摩其结体之用心,不也是赏析的一个途径?
(本文系《四季志摩》一书的序言,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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