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的硬伤与龙应台的“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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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的硬伤与龙应台的“软伤”2012年04月29日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何晶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江弱水专访

　　江弱水教授近影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编者按
港台图书一直是大陆出版界、读书界的一大热点，尤其是近些年来，受大陆读者追捧的港台作者更是层出不穷。以其地利之便，不少港台作者具有独到的传承、视野、思想，往往能为大陆读者提供别具风格的汉语写作。但潮流滚滚，不免泥沙俱下。最近，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江弱水接连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对台湾作家蒋勋的几本图书进行了文本细读式批评，指陈其中许多错误。对于港台图书到底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拿来”态度？
台湾瞎吹大陆乱捧成“大师”
羊城晚报：您怎么会发现蒋勋的作品中存在的问题的？蒋勋的作品中存在多处硬伤，但这样的书却在读者中很受欢迎，您认为原因何在？
江弱水：名字听多了，书又印多了，免不了买一本回来看看，一看大吃一惊，所以不辞劳累，写了系列文章，为这样的文字消毒，结果我知道，我伤了蒋勋大师很多粉丝的心。至于蒋勋硬伤累累的演讲在读者中广受欢迎，原因我想引用我在台湾大学里的朋友的来信解释一下吧：“蒋勋的东西一向如此，他在台湾的主力读者是不太读书的，偏偏他们很担心自己跟不上，就喜欢去听听蒋勋演讲，教学生买他的书，这样就懂得美了，懂得艺术了。台湾瞎吹大陆乱捧，蒋勋就这样成了美学大师。他是被营销出来的，也许富而好礼的社会正需要这样的人。有了蒋勋，证明了国人心中对美和艺术有多向往，纵然那是被歪曲颠倒过的。”
羊城晚报：像蒋勋这样的例子在风行于大陆的港台作品中是个别现象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您的阅读所见，还有哪些港台作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江弱水：不多，也不少，按比例跟大陆比也差不多吧。南怀瑾不也受到很多质疑么，多少荒腔走板的地方啊。还有龙应台。我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看到她说要跳到铁轨上，俯身去听一听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声音，矫情得让人掷书长叹。台湾的文化很成熟，但里面却有不少滥情的因素，动不动就好感动耶。他们东西做得好，可是太爱惜那个好，把这个好放大到了不得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自我遮蔽。就像我写过一本《陆客台湾》，里面有一篇，讲到以永康街为代表的好与自以为好。永康街是好，但是太恋物，太自恋。我说得很拗口：“当恋物者恋着自己的所恋甚至恋着自己的恋的时候，恋物的文化便成为自恋的文化。”令人不胜低徊，于是自身也有意低徊而不能自已。蔽于自身的立场和视野，不去理会别人的历史现实形成的感受，一种让人讨厌的优等生腔调。但是话说回来，龙应台也没蒋勋那么多硬伤。那就叫她“软伤”吧。
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卖家
羊城晚报：也有观点认为，蒋勋的作品本身就不是学术书，就不该以学术书的规范来要求，您认为呢？
江弱水：普及读物怎么能犯常识性错误呢？说蒋勋的作品是启蒙读物，我不同意，他自己还蒙查查呢！古语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可能？非学术著作在基本知识的对与错上并没有豁免权。请蒋勋用饱满的错误把大家忽悠到美的历程上，然后你自己摸索一条正路，我们需要这样的不择手段吗？先污染，后治理，是不是？
羊城晚报：港台作家的作品在大陆流行是否与近两年港台地区与内地交流日益增多，大众对“港台”持一定的陌生化想象有关？
江弱水：既然交流日益增多，对港台的陌生化想象就愈发减少。台湾的文学30年来滋养了大陆的无数作者，香港的电影30年来愉悦了大陆的海量观众，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对港台还存在多少神秘感。
羊城晚报：抛开作品本身内容不看，近两年来港台作品在内地受到热捧，是否也与媒体或整个出版界的热炒有关？背后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江弱水：包装，营销，我对粗糙的精神产品的这一类炒作方式不耐也无奈。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卖家，你可以这样归咎于读者。但是，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了，供给创造需求，这又得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我们出版界的职责。
仍须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
羊城晚报：您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比如相同时期、相同领域、相同体裁）进行比较，港台学者、作家是否优于大陆学者、作家？
江弱水：我没有资格评判。但总体印象是有的。1949年后，前30年流行的作家，港台比大陆优秀得多；后30年流行的作家，各有各精彩。你说的港台许多作家我看过不少，也良莠不齐。蒋勋不说了，蔡澜好在哪里？陶杰的专栏文章切肤甚至入骨，但是内地出版社能给他不加删汰地出版么？不可能的。
羊城晚报：无论是纯文学作品、史学论著还是综合性作品，港台作家受到的禁锢较少，相较之下大陆的作家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多，这是否造成大陆读者认为港台作品优于大陆作家的原因？
江弱水：我不认为存在多少外在的限制，特别是对纯文学作家。自律或者内心的禁锢是另一回事。港台学者的史学论著热卖，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历史的角度不一样吧。我们读港台作家，大抵上都是想了解对同样一个对象，用另外一种视角会怎么看。比如齐邦媛的《巨流河》，提供给我们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叙述，真令人感慨万千。
羊城晚报：您认为，在大陆出版界引入港台作品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什么问题？读者在选择港台作品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江弱水：港台自有连城璧，争奈我们识碔砆。碔砆像玉，其实是石头。这就要求我们在拿来的时候，像鲁迅先生说的，“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读者如果珠玉满前，他选择石头的机会就小得多。
何晶


江弱水对蒋勋的批评是否过于粗糙？

2012年05月07日
来源：
羊城晚报











　　□钟哲平
　　看了江弱水关于蒋勋的书是“中文世界里的三聚氰胺”的评论（见4月29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B1版），觉得有话要说。
　　江老师说：“我知道我伤了蒋勋大师很多粉丝的心。”是的，我就是其中一个伤心的粉丝。而且，我也是江弱水本人的粉丝。我很喜欢江弱水的《陆客台湾》。他的游记趣味与沧桑感并存，别具一格。江先生说，台湾是“一本泛黄的旧书，飘着陈年的墨香”。很难理解，如此敏感细腻的江弱水，怎会这样粗糙地去批评另一个敏感细腻的灵魂呢？
　　有错确要批评，但用“三聚氰胺”作比喻，是否言重了？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批评语言。而且，江先生引用“台湾大学里的朋友的来信”来评论蒋先生，这在传播上并不公平。张三批评李四，要不都用实名，要不隐去实名只批评现象。如果王五引用张三的话批评李四，应该征得张三同意，并使用张三的实名。
　　目前在大陆买到的蒋勋书籍，大概有三类。
　　一是他的各类演讲的文字记录。由于演讲具有临场发挥，就会出现一些没有及时核对史料导致的硬伤。比如蒋勋讲红楼，讲到北静王初见宝玉，引用了唐玄宗写的《鹡鸰颂》，却说成是唐高宗写的。而我认为，恰恰是博闻强识、信手拈来，才会在口语中出现这种错误。如果演讲者提前熬夜备课，然后照本宣科，倒未必会出现这样的口误。但不管怎样，说错就是说错，同样的错误继续出现在随后出版的书籍中，就更不应该了。
　　在这类“演讲书”中，比较好的是《孤独六讲》，有一种对功利价值观的颠覆；讲《富春山居图》和《寒食帖》等艺术鉴赏讲座，也出了书，可以一读。讲解堪当精妙二字。总的来看，蒋勋的“演讲书”里面，有好书，也有凑数的。这不仅要看演讲者的水平，还要看编者的水平和出版的视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蒋勋很应该感谢江弱水的批评与提醒。
　　蒋勋的第二类书籍，就是他以往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集子。如近日流行的《路上书》、《忘言书》系列，小巧精致，时有隽语。
　　第三类，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深入思考，产生有系统的思想体系的文章，这是蒋勋最好的书。如我最近在读的《此生———肉身觉醒》，是台版书，在广州购买时以3.8：1换算成人民币付款。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蒋勋对蔡元培“以美学代替宗教”的理想的实践。
　　看完《此生———肉身觉醒》时，今年春天的最后一朵蝴蝶兰掉到了地上，我合上书本，在封底写了一首诗：“蝴蝶兰总是在落地之后，更像蝴蝶/花魂并未走远，只是跳了出来/谦卑而喜悦地/凝视自己的蝶身/风催着花快飞/一株的青春太短，赶得及几次轮回？”
　　我也把这首诗送给我的偶像江弱水先生。青春太短，在青春里读书的光阴更短。作为粉丝，我希望江老师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和蒋勋较真陶渊明的“欲辨已忘言”，是“辨析”还是“辩论”。这是在零售你的韶华。
　　江弱水在谈论蒋勋的访谈中，也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在大陆读者盲目崇拜港台作家的同时，大陆的不少作家也认为自己水平发挥不好是因为限制较多。而江先生认为，出版体制的限制不是作者水平发挥的理由。这一点我很赞同，如许知远《祖国的陌生人》，大陆版和台湾版各有千秋。版本的限制固然是一种约束，有时候也在考验思考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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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扇记：美言不信的蒋勋                              作者江弱水/浙大教授  

----读了《美，看不见的竞争力》，我觉得中古的几位大诗人，陶渊明，李白，王维，白居易，都会出来找蒋勋拼命。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不严谨的写作，比所有的“戏说”和“大话”都强，几乎算得上“穿越”了。如果说这是中文世界的三聚氰胺或者塑化剂，不算是过于严厉的指控吧？

　　要形容这是个什么时代，我想到的词首先是忽悠，可是这个词常见的解释都不能得其神韵。我一直想给忽悠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发现很难，除非辅之以一些描述。首先，忽和悠都是动词。平常我们讲忽闪，讲晃悠，忽就是闪，悠就是晃。然而，忽和悠又都是形容词。忽者，短暂也；悠者，久长也。你要说什么什么的十万分之一，那就用得上忽了，十忽等于一丝。但悠久啊悠长啊悠远啊，悠便是好久好长好远。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了：有那么一个人，好像拿着个手电筒，在你眼前晃啊晃啊，闪啊闪啊，你晕了，像被催眠了。于是，你不再是你了。一会儿工夫，你被腾挪到另外一个你本来不在的立场观点上去了。总之，你就依了他了。忽焉在此，悠然在彼。等到你悠悠醒转，会发现已然到了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你悔恨，你羞愧，你对真相的认识会清晰得发疼。

　　“东村姓施的姑娘就叫东施，西村姓施的就叫西施……”我读蒋勋，是从《南方周末》（2011年11月3日E26版）上他讲《美，看不见的竞争力》的演讲录开始的。但他讲着讲着，我好像夜航船中那个脚都不敢伸直的小和尚，渐渐从高谈阔论中听出些破绽来。

　　蒋勋说，越王勾践一次给吴王夫差送去十几个美女做间谍。我记得只送了两个，一个西施，一个郑旦。效颦的东施没有送啊，怎么可能“她摆出各种姿势，夫差都不太看她”？《庄子·天运》明明说东施是西施邻里之“丑人”，勾践敢送给夫差么？不敢送的。

　　蒋勋又说：“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所有人知道的美已经不是美了。”老子这句话不能这么解释吧？所有人都知道美之为美，丑也就为人所知了。这解释是由后文“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等等所决定的，古来没有异议的。

　　蒋勋还说：“钟嵘写《诗品》、谢赫写《画品》，把诗人、画家分为九品。很多诗人写了大量的诗，但是‘下下品’，陶渊明的诗‘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简直像白话，但他把诗的思辨品质拉到了极致，所以是上上品。”我觉得，你要说陶渊明诗是上上品，就不要扯上钟嵘的《诗品》，因为偏偏是钟嵘的《诗品》把陶渊明放在中品里。你这么掰，会让人误认为钟嵘本来是列陶诗在上上品的。

　　简直都不大想跟他争论“气味到底是什么”这一复杂的问题了：蒋勋说“它是肉体生命已经不在了，还在空气里流动着的东西”，我认为肉体生命如果还在，空气里也会流动着气味。不能说闻香识女人，那女人就一定不在了。

　　最后，蒋勋谈到了他的老师佛陀：“我最敬佩的老师佛陀没有写过一本书，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佛经，不过是他学生的笔记，所以开头总是说‘如是我闻’。有一天佛陀不想讲课了，就拿一朵花给大家看。他的意思是说：我一生讲的经，就在那朵花里，你懂得了那朵花，就懂得了生命本身。”以我之寡闻陋见，只知道禅宗讲出处，都用《五灯会元》里“世尊昔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的故事。但此外没有在任何地方听说过，释迦牟尼拈花给大家看是不想讲课了，而且还有那么深奥的生命美学在花里头。

　　我想我是遇见大忽悠了。本来给忽悠一下，没迷魂就是了，可是寒假里逛书店，发现《美，看不见的竞争力》一书赫然在展示台上，翻翻目录，里面讲《富春山居图》，讲《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讲《长恨歌》，都是很有竞争力的话题，就买了一本回来拜读，读的过程非常刺激。鉴于蒋勋的影响力之大，便去图书馆找了他更多的书来。写这篇文章动因有二，一是想搞搞清楚什么叫忽悠，二是过春节百事俱废，也确实比较无聊。　　

　　蒋勋的软文里有太多的硬伤。读了《美，看不见的竞争力》，我觉得中古的几位大诗人，陶渊明，李白，王维，白居易，都会出来找蒋勋拼命。

　　我们平常开一个讲座，大约事先总要做点功课，但蒋勋讲一个东西好像从不需要找个注释本参考一下。他对具体文字的解释，真是一空依傍，强悍无比。下面都是信口开河的好例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蒋云：“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蒙太奇。‘南山’讲的是终南山，在陕西，可是他已经有了对‘南山’的向往。”（第101页）按：陶渊明时在柴桑。南山指庐山。或云此处用《诗经》“如南山之寿”的典，因为采菊是服食延年的意思。都跟终南山不沾边。白居易效陶渊明写过“时倾一樽酒，坐望终南山”，那才是。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蒋云：“是说：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迷人的生命真理，可是不要跟我辩论，辩论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102页）按：是辨析的辨，不是辩论的辩。蒋氏不辨即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蒋云：“我们今天好像在‘大化’——就是所谓的生死——巨大的生命运行中，我们像一个在海浪中跳跃的状态，一个大浪过来，我们可能就翻了。”（第107页）按：我已经翻了。大化者，天地也，自然也。纵浪也不是冲浪，只是放纵、放浪、放达其中耳。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蒋云：“所以他也很高兴就跑去找，可是没有找到，就病死了。”（第122页）按：“规”字六朝人常用，表示意图。“欣然规往”是高高兴兴地计划前往，但是没有真的“就跑去找”，“未果”仅指没落实。

　　“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蒋云：“跟周围一些年纪大的人一起出去走走，到处游玩。”（第127页）按：扶老，拐杖嘛。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蒋云：“唐朝长安城很大，有好几层，所以用‘九重’形容。好几层的城墙，忽然发生的战争让它烟尘漫天。”（第162页）按：《九辩》有“君之门兮九重”，朱熹集注曰，天子之门有关门、远郊门、近郊门等九重。九重城阙应指大明宫城，千乘万骑是指皇帝车舆，不是说整个长安和长安人民。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蒋云：“‘凝睇’就是忍住眼泪。”（第167页）按：凝睇，定睛看也。广东话看还用睇字，读如tai音。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蒋云：“‘九华帐’，是说那顶帐子上的花有九十多束，非常华美。”（第187页）按：曹植《九华扇赋序》谓“中结成文，名曰九华”，是指很多图案花纹勾连环绕。不知从哪来九十多束花。

　　这些对字词基本意思的解释，望文生义，令人发噱。请注意，上面这些例子，只是从他讲陶渊明和《长恨歌》的三篇演讲录里找来的，也就是此书第99页至第192页。下边的例句仍然不超出这不到一百页的范围，那些特别过硬的伤，真令人过目难忘：

　　我们有个成语叫顾影自怜，就是看自己的影子而产生一种对自己生命的悲哀感。（第106页）

　　我觉得他的诗可以拿来作为哲学上的命题来进行讨论，尤其是下面我们特别选的《形赠影》、《影答形》。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是在我们的文化里，第一次把人分成两部分来看？（第103页）

　　王尔德有一个长篇小说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道林·格雷的画像》。道林·格雷是一个非常美的人，画家给他画了一张像，放在阁楼上。然后他自己慢慢长大、衰老，同时也经历了许多人世上的事情。等他再看到他年轻时候很美丽的画像，他就痛恨那个东西唤起他的记忆，他就刺杀了那张画像，他整个人也随之苍老了。（第104页）

　　虽然魏晋三百多年……（第130页）

　　我在印度特别去看了一个地方，叫做纳兰达，是一个佛教大学，当时玄奘求法的地方。（第175页）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这又是一个对仗的句子，“鸳鸯瓦冷”对“翡翠衾寒”，“霜华重”对“谁与共”。（第184页）

　　“怜”字那么解，悲哀感确实能够产生了。庄子里面早有“吾丧我”的命题，怎么会到了陶渊明才第一次把人分成两部分来看？《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情节恰好说反了：道林·格雷尽管一步步堕落，美貌却几十年不变，因为有阁楼上的画像替他衰老丑恶，最后他怒刺画像，却把自己刺死，倒下去一个满面皱纹的老家伙，而画像又恢复少年时惊人的美。历史系出身的人居然拎不清，魏晋不多不少正好两百年（西元220-420年），哪来的三百多年？Nālandā从玄奘开始就译成“那烂陀”，去过了还能叫它“纳兰达”？最后，小学生都知道，“霜华重”跟“谁与共”不对。　　

　　可是，比起下面的胡扯，这些都不算什么了。蒋勋说：

　　文人很麻烦，文人是到了某一个程度他就下不来了。所以陶渊明或者曹植，这些人最大的麻烦是变成文人以后，他没有办法回到劳动这个层次。所以他讲“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就是他不晓得要做什么了，因为他没有一个可以谋生的东西。（第124-125页）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已经快荒芜了，怎么还不回家？我常常觉得这个东西是文人的美化，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回家就真是种田去了，他绝对不种田，因为文人不会种田，顶多是雇别人来种田。（第125-126页）

　　厚诬古人，莫此为甚，而且话说得忒佻薄。谁只要稍稍翻一翻《陶渊明集》，就不可能看不见那些躬耕力作的诗句：

　　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十二首》其八）

　　千古风流陶彭泽，是宋以来所公认。这风流，不单是饮酒采菊，更多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真的“回到劳动”，真的“种田”。陶渊明自谦说“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即所谓“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说的是不愿委屈自己去做官，以至食禄无望，别的营生又干不来，种田也种不好，“南山种田时不登”。顾随特别讨厌黄庭坚的“看人获稻午风凉”，关于陶渊明，他说得好：

　　别的田园诗人是站在旁观地位，而陶是自己干。陶渊明写“晨兴理荒秽”，也还是象征多而写实少，那么他是骗人吗？不是，他做事向来认真；就算这是象征，他也确过此种生活，否则他写向前向上，何必多用“耕田”字样？（《驼庵诗话》）

　　我现在敢肯定，蒋勋在开讲《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时，根本就没有多瞅一眼那薄薄的《陶渊明集》，否则他不会如此轻率地说陶渊明写躬耕是美化，还说陶渊明写家贫是骗人：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其实这有点骗人，我们读历史都知道，陶渊明家没有那么穷，他们是世家，出了好几代的大官，这里只是说他没有做到大官，没有很多政府给他的佣人和僮仆。所以这是相对而言，在当时贵族出身的人觉得这样大概是“贫”了。（第124页）

　　陶渊明明明“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而且有时要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要是像这样上代阔过下代必定不穷地来推理，杜甫的穷也是“有点骗人”了。白居易、苏东坡、辛稼轩等心目中最不可企及的偶像，“古今贤之，贵其真也”的陶渊明，到蒋勋嘴里却成了“有点骗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回家就真是种田去了，他绝对不种田”。至于陶渊明的诗，更不在话下了：“你看他写诗的时候，忽然会讲很多道理，其实蛮讨厌的。”（第115页）只能佩服这人真敢讲啊。佛家本有持不妄语戒的。　　

　　但蒋勋嘴上一旦跑起火车来，你就完全拿他没办法。在这几篇以陶渊明和白居易为主题的演讲中，李白和王维也十分受伤。王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安禄山陷长安，王维被拘，称病，“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这是王维陈述的全部事实。新旧《唐书》只是省略了裴迪的转述，说“维闻之悲恻潜为诗”。这个事情，到了蒋勋那儿却被狠狠地参了一本：

　　安禄山做大燕皇帝，登基时一定要有典礼音乐，所以他命令王维带领所有梨园没有逃掉的音乐家在登基典礼上演奏音乐。王维本来不肯，可是如果他不肯，所有的乐队成员就要被杀掉。王维最后含着泪演奏登基典礼音乐。（第173页）

　　这都哪对哪啊。但蒋勋接着还说：“王维终于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他就到了陕西买了一块地，说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做官了，就开始画画，开始写诗。”拜托。王维放出来已经是五十八岁。他集子里最早的诗是十六岁作。

　　李白则被整蛊，因为国籍和血统问题：

　　我觉得汉人有一点惭愧，汉人应该是汉诗写得最好的，结果却不是。李白的出生地据考证是吉尔吉斯，白居易是回人，他们身上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血液。（第142页）

　　真是惭愧，汉人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句子，一个吉尔吉斯人竟然想出“一枝红艳露凝香”…… （第150页）

　　中国诗歌历史上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两人相差十一岁。一个从吉尔吉斯来……（第150页）

　　李白当时傻乎乎的，一个吉尔吉斯人，对汉人政治的复杂性根本不了解。（第171页）

　　前面说李白是吉尔吉斯人，也许我们可以想象李白也许长的是浓眉大眼、络腮胡的样子。（第177页）

　　真是兴会淋漓啊！李白出生于中亚的碎叶城，简直成了蒋勋的独得之秘，被牢牢地揪住不放。吉尔吉斯，吉尔吉斯，吉尔吉斯，浓眉大眼络腮胡的李白终于吃弗消了，但是当他听到下面这番话，才明白他这一辈子算是白喝了——

　　李白永远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从来不跟人喝酒的，要喝酒就跟月亮喝，从来头都不低下来看。（第151页）

　　蒋勋耸动听闻的方式如出一辙，他总是将个别说成普遍，将一次说成永远。又喜欢古今比附，什么“唐朝最有趣的一点，是没有外汇管制”呀（第160页），什么“可能部长级以上的才有资格有一个洗澡假”呀。说者口滑，听者耳顺，效果呢，的确蛮不错的。至于文外之旨，生命美学，那你就听他掰下去好了。

　　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不严肃的演讲，这样不严谨的写作，比所有的“戏说”和“大话”都强，几乎算得上“穿越”了。如果说这是中文世界的三聚氰胺或者塑化剂，不算是过于严厉的指控吧？

这是忽悠的典范。经过一番令人眩晕的晃啊闪啊，王维应该为他做过莫须有的安禄山登基典礼音乐会首席代表而战栗不已。李白已傻。陶渊明或会淡然置之，“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白居易可能有点情绪不稳定，因为他深知忽悠是怎么回事。杨贵妃其实是给唐明皇忽悠了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是忽。有点像蒋勋是不？那么，接下去就是悠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东方早报3月11日上海书评，题为转载时更动）

  

蒋勋﹙1947年－﹚，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福建长乐人。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台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1976年返台后，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并先后执教于文化、辅仁大学及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其文笔清丽流畅，说理明白无碍，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有小说、散文、艺术史、美学论述作品数十种，并多次举办画展，深获各界好评。

江弱水，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导。知名评论家。著有《卞之琳诗艺研究》，《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诗集《线装的心情》，编有《余光中选集》、《卞之琳文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