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近代女子教育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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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近代女子教育奠基人  

■侯为平   梁启超把女子教育与国富民强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他还把妇女教育看作女权运动的制造厂，说女子师范学校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   1924年，中国有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不幸得了尿血症，亲友们热心地建议他出国治疗，但他坚信祖国的医疗水平，特意请北京协和医院的中国大夫诊治。1926年，协和医院为他做了割除右肾手术，结果令人惊讶，右肾无肿瘤，也无任何病症，术后他身体状况日益恶化，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纷纷对协和医院表示强烈不满。   对于这起医疗事故，梁启超这位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胸襟，他不顾自己遭受的痛苦，极力维护协和医院的声誉。有记者问他，这种大海一般宽容的姿态和维护科学的精神源自何种力量，他回答，得益于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尤其是母亲的教育。 欲强国必由女学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广东新会县。祖父、父母平时很少责骂，更少鞭挞，教育多采用启发式。父亲不苟言笑，除教授启超功课外，尤注重品德修养。母亲待子十分慈爱，以热情鼓励、循循善诱为主，间以严格的引导，慈中有爱，但绝不溺爱。梁启超6岁时有一次因事说谎，母亲动怒，严加训斥，首次罚他跪下并鞭打他。这些教育，使梁启超自小就形成了独立自由的精神，也为他后来重视新民德的思想，具有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和宽容大度的胸怀奠定了基础。梁启超一生参加的中国政治活动影响巨大，一生著述甚丰，有1400多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财政、外交和历史等多个领域。   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把教育的兴衰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倡导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新民”。后来，倡导女子教育成为他维新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撰写了《记江西康女士》一文，首次提出了他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在阐述变法主张的重要著作《变法通议》（1896年）33篇文章中，专门论述教育的就有6篇，几乎占了一半，而这6篇中又有近代较早倡导妇女教育的专门篇目《论女学》，开创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先河，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倡导妇女教育的奠基人。   梁启超说，中国女子历来为男子之奴隶，人们认为女子无足轻重，不对她们实施教育引导，更为极端的则胡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   梁启超说，中国没有女子教育事业至少存在着五个“不利”：不利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无知识、无职业，只能依靠男人供养，事必造成男女不平等，久之，“男贵女贱”、“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夫唱妇随”的传统偏见形成流传开来；不利于广大儿童的教育，儿童教育的关键在于母亲，他猛烈抨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观念，把它看作“祸天下之道”；不利于国家、民族的发展，造成国家的积弱，“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妇女的没有知识，缺乏教育；不利于经济发展，妇女无教育，靠他人供养，这就减少了就业的机会，失业者多，社会负担重；不利于妇女身心健康，妇女无知识，不懂得体育、卫生、心理常识，于身体心理发展都不好，如何教育下一代要有强健的体魄，怎么提高民族的素质？他强调体育课程必须成为女子教学中的“一大义”。   梁启超的惊人之论就是把女子教育与国富民强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若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必自妇人不学始”。他介绍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女学教育的经验，如日本。他还把妇女教育看作女权运动的制造厂，说女子师范学校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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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  梁启超为开创中国女子教育事业而亲身实践。他曾计划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一所，然后各省、州、县可以依照建立，女学堂招生对象是8岁至15岁的“良家闺秀”。1897年，他协助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在沪创办“经正”女子学校，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梁启超为学校选定课程，亲自撰写《创设女学堂启》和《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附设《女学堂试办略章》，其中提出的女子教育内容与方法有：女学堂功课中、西学各一，先学识字，次学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和性理之书；设算学、医学和法学三科，学生任选一科；别设师范科，专门讲教育童蒙之法；设纺织和绘画等妇学所需之科；每月考课一次。
  1897年7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工作期间，又与谭嗣同、康广仁等成立“不缠足会”，梁启超为发展组织，草拟了《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在当时的中国，提倡不缠足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缠足已形成一种风气。他带头不给自己的女儿梁思顺(令娴)缠足，还经常劝导妻子李蕙仙放足。夫人李蕙仙、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后来也成为“不缠足会”的成员，倡导不缠足，参加妇女解放运动。
  梁启超倡导女子教育，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开启民智的重要作用，1907年，晚清政府始有女子小学的规定，女子学校陆续建立。1916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始颁布男女可以同学的法令。蔡元培1920年2月破天荒招收9名女生入北京大学文科旁听，实施男女同校、高等教育平等的新风，无疑受到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重要影响。
育四女成世人楷模
  梁启超不仅在社会上大力推进中国妇女教育，还在家庭教育上起到了模范表率作用。他在四个女儿的教育上，身体力行，为世人树立了楷模。他教育女儿们严慈并济，宽厚为主，严格约束，给以“新民”道德、品行方面的沐浴、熏陶，女儿们个个事业有成，人人成为爱国知识分子。
  长女梁思顺（令娴）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她热心祖国的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她是我国诗词研究专家，编有《艺蘅馆词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次女梁思庄1925年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1931年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学士学位。她归国后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三女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任过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白求恩医学院教师、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
  四女梁思宁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无怨无悔，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
  （作者单位：安徽无为襄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