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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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
       ——梅光迪眼里的马一浮



1938年，大半个中国已经陷于日军的铁蹄践踏之下，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在时任校长的竺可桢先生率领下，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筚路蓝缕， 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著名大学之一，曾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梅光迪彼时任教于浙江大学，后又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随学校一起颠簸流离，在其书信和日记中均有生动的记录，此处且说说他对国学大师马一浮的印象。

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梅光迪这样评价马一浮：“他是杭州著名的学者（Kao-shih）,并且由于清高和独立，一直拒绝接受任何职位（他56岁了）。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未成功。去年，蒋委员长邀请他到南京谈话，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说，如果蒋想要得到他的建议，就应该自己到杭州来。前年，我们学校也试图请他来，但他拒绝了。”从梅光迪的语气中，可见他对马一浮极为敬仰，对其气节尤为叹服。

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抗战的爆发，激起了马一浮的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在避难途中，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第一次出山讲学。对于这次讲学，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其实，整个抗战时期，都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也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对于马一浮在浙大讲学的详细情形以及浙大方面给他的优厚款待，梅光迪在其书信中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总之，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根据梅光迪的记录，浙江大学确实给予马一浮很高的待遇，生活上也极力优待，尽管是在战争时期。例如当时浙江大学仅有两辆黄包车，却可以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如果路途远一点，则校长的汽车就可以随时为马一浮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字里行间对马一浮所享受的这些优待，没有一丝不满，相反觉得马一浮完全配得上这些待遇。
在介绍浙江大学给予马一浮高规格的接待后，梅光迪如此评价马一浮：“他是我们传统文化最好的典型，同时又明了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其中很多他都不赞成。我们确信这样一位人物的存在定会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准，升华我们的学术氛围，而且对我们精神素质和风气的促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评价由于是来自梅光迪写给家人的书信，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认识。也许是觉得浙江大学在战时能够拥有马一浮这样的大师的确难得，梅光迪多少有些得意地写道：“他的到来使我们倍感荣幸，他的到来表明他认为我们值得他的相伴，由于他从来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地方，这完全是艰难时刻的万幸。这也会让其他大学嫉妒我们，因为他们即使努力过，也没有请到他。”
有意思的是梅光迪在另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描述了他主持马一浮讲座的情形，其中他在做开场白时为听众制定的规则也许依然值得我们遵守。这些规则是：当马一浮先生进入教室的时候，所有听众必须起立，直到马一浮坐下为止。在讲座期间，他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甚至连咳嗽也不行，不然就要被立刻赶出教室。最后，当讲座结束时，听众必须再次站立起来，在原地目送马一浮离开教室直到他走出教室后，他们才可以离开。令梅光迪满意的是，他制定的这些多少有些苛刻的规定竟然都被完全遵守了。这固然与马一浮个人的渊博学识有关，但梅光迪认为也与马一浮彼时崇高的威望和迷人的形象有关。梅光迪认为通过聆听这样大师的讲座，会让那些在新式教育下养成懒散作风的年轻人，形成一种新的精神体验。不过在我看来，马一浮先生的个人魅力，在今天是否还能让我们的90后入迷，恐怕已经是难以预料的事情了。而且假如马一浮先生仍然健在，面对当下国人的精神状况，大概只有唏嘘不止吧。
其实，梅光迪如此推崇马一浮，是因为他与马一浮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一致，其他不说，就对儒家的态度而言，两人几乎都对孔子及其《论语》推崇备至。先看马一浮的评价。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马一浮以为：“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由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而梅光迪不仅对孔子有极高评价，且视角也与众不同。例如他在《孔子之风度》一文中就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多情有趣的孔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