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析疑序 、 管子析疑总论 何如璋 著 何维柱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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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析疑序 、 管子析疑总论 何如璋 著　　何维柱点校

清·外交家何如璋  第二部分：文

                                                      前言

　　　　　　　　　　　　　　　　　　　　　　　　　　何维柱

　　《管子析疑》系何如璋于河北张家口戍所研究《管子》经邦治国理论的专著，全文约三十八万字，共三十六卷，用六个月时间于1886年写完。

　　1884年8月，法国军舰入侵福建马尾，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主战人物何如璋，与同为主战派的福建海疆大臣张佩纶，率福建水师血战“船坚炮利”的法国舰队，我水师遭全军覆灭，何张两人旋被慈禧作替罪羊贬戍三年。

　　多年来仅搜集到《管子析疑序》与《管子析疑总论》，原家族所藏《管子析疑》三十六卷手抄本于土改时已烧毁。已知，今上海图书馆保存有手抄本，可惜本人至今无缘见到。

　　　　　　　　　　　　　　　　　　　　　　　3、管子析疑序

　　结绳之治，易为书契，文字兴焉，道术著焉。唐虞以前尚已，《尚书》所载典谟训诰及誓命之辞，类皆史臣所纪述，未有著书明道成一家言，以诏后世。有之，自《管子》始(《六韬》《鬵子》皆伪书)。管子承太公之遗，所学出于周礼，迹其相齐四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本生平所规划者笔之于书，故能综贯百王，不名一家，要厥指归，皆可施于实用。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虽历世可以无弊。夫子亟称其仁而许之，曰人讵非以人参天地不能践形者，不可为人。如管子者，乃天壤不可少之人乎？周之东也，王纲不振。齐桓首创伯图，尊周攘楚，微管子之力不及此。晋公子在齐七年，凡仲所设施，身亲见之，及返国得位，师其法继齐称霸。子孙世守，主盟中夏者百有余年，不可谓非管子之流泽也。故其书递相传习，下至战国挟策干时之士，无不依托管子，而寖失其真。汉兴，此书盛行，惟贾生独窥其要。晃错治法家言，而亦时遵其说。史迁曰：余读管氏书，详哉其言之也。盖当时最重其书，民间无不读者。迨汉武帝罢黜百家，稍稍衰矣。

　　成、哀间，向校祕书，取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合中外书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观序所言，除复重不别真伪，遂使外书依托者杂厕其间，为此书累，是则子政之过也。向言：“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意子政当日所见，尚无伪书也，否则如《重令》、《法法》等篇之芜秽驳杂，何以称为约要乎?又何以晓合经义乎?《汉书•艺文志》：《管子》列道家。《隋书•经籍志》乃列法家。殆汉儒所传习者为真《管子》，迁流日久，但有向所校定之本，史臣不辨其伪，竟列之法家首。论者乃诋讥为杂霸，至以管、商并称，傎矣!夫管子之学，周公、太公之学也。管子所传之道，五帝、三王之道也。其言礼义廉耻，则治世之纲，安民之要也。其言术数权谋，则措施之准，制用之宜也。本书具在，可考而知也。俗儒不察，一切鄙而弃之，反以空言为经济，是率人背道而驰，使三代下无真治术也。良可慨已!

　　《史记》列传，以管、晏次伯夷。夫伯夷让国，由世家而列传也，其扶义俶傥，立功名于天下者，三代以来实推管子为第一。晏子，固齐人也，子长心慕脱骖，因附之于仲，此史迁之微旨也。叶氏水心曰：“山林处士，妄意窥测，借以自名，王术始变。”而后世信之，转相疏剔，幽蹊曲径，遂与道绝。其以管子为有合于道也，所见诚有卓然者。

　　余尝取《管子》而熟复之，治心曰中和，治身曰恭敬，爱人曰同其好恶，富国曰权其重轻，服远睦邻曰脩其德礼。以区区之齐在海滨，因时立制，本周官之法而会其通，不泥古，不随今。施之一国而有余，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俟之百世而不惑。《枢言》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一语而抉道之大原，固无所之而不当矣。

　　旧本真伪相杂，讹谬相仍，读之令人沈闷。旧附房注，或以为尹氏，疏解浅妄，疑坊间所伪托。刘绩补注，殊少发明。朱长春《管子榷》了无精义，王氏《读书杂志》所校正者稍有依据，然不过十得一二。欲辨晰之而未有暇也。乙酉秋谪居塞北，杜门不出，乃得详加研究。伪者别之，讹者正之，旧注乖谬者疏通而证明之。积六阅月，成《管子析疑》三十六卷。讵敢谓遂得此书要领乎，但举平日析疑者为之章分句析，引其绪而别其真，斯固私衷深为欣幸者。自忖学殖荒陋，行箧苦难得书，偶有引据，恐多谬误。惟望博雅君子纠其失，益开其疑，俾此书之真大明于三千年下。凡读者有以赌厥指归，不复致疑，《管子》所裨于道术者非浅尠也，夫岂特一人之私幸哉!

　　校管子书原序，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篇，定著八十六篇，计五百六十四数除去四百八十四，得八十篇。序云定著八十六篇，本无“六”字，后人依托者搀入伪文，因加“六”字，以符其数。殆东汉时妄人所为，故《汉书•艺文志》亦沿其谬，定为八十六篇，实只八十篇也。至隋唐亡缺十篇，仅存七十篇矣。其搀入伪文：《重令》第十五、《法法》第十六、《君臣下》第三十一、《任法》第四十五、《禁藏》第五十三、《轻重戊》第八十四，共六篇。以《重令》等五篇乃习法家者之言，词义芜杂凌乱，如出一手。《轻重戊》篇，“鲁梁绨”一事耳，依样化作四五段，尤浅妄可笑。子政校雠时但除复重，故经言各篇内有后人附益者，有连解合反以得存为一篇者，又杂入伪文四篇，《大匡》、《霸形》、《正世》、《治国》是也。惟其文伪而近古，不似《重令》等篇乖谬，子政合校时不及细为别择耳。

　　　　　　　　　　　　　　　　　　　　　　　4、管子析疑总论

　　管子言道，以日喻心，独揭道之本原，与《大学》、《中庸》相表里。考其所学，师承周礼，诵法先王，故能综百代之长，撮五家之要，而显其功于天下。若老氏者，特其支流耳，曷尝睹王道之归乎。五家者何？曰道，曰儒，曰名，曰法，曰阴阳。黄帝之治，道也（《史记•五帝纪》：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是以道治也）。尧舜之治，阴阳也（《虞书》：敬授人时。又曰：察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是以时治也）。夏后之治，名也（《书•禹贡》：三邦底贡厥名。《周语》：有不贡则脩名。《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是以名治也）。有殷之治，法也（《商书》：骏厉严肃。又制官刑，儆于有位。是以法治也）。有周之治，儒也（周制尚文，姬公制礼，为儒教之宗。是以儒治也）。《国准篇》：“桓公曰：‘今当时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对曰：‘请兼用五家而勿尽。’”即此义也。间尝取本书综而论之，《牧民》、《立政》，儒之本也。《形势》、《心术》，道之原也。《权修》、《君臣》，则以名课其实也。《法禁》、《明法》，则以法立其制也。《四时》、《五行》，则以阴阳序其事也。至于《枢言》所集，抉五家之精以明其体；《幼官》所施，会五家之通以妙其用。《五辅》曰：“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其所为贯穿五者，以财成辅相，左右斯民，不既执王道之大衡，为千古治术所莫外乎？太史公论六家要旨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其说实本《管子》，而乃兼用六家，殆以墨者远托夏禹欤？然所言强本尚贤，固《管子》绪余也。《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是于六家外添纵横、杂、农三家。夫农为本务，与兵并重，是立国之要基。五家之所同，不待言也。若纵横也，杂也，政由心害术，与道岐，直言治者所不取。班《志》列之九家，则其识远不如迁，固未能上窥《管子》矣。夫道出于天，先王御世大经也。兼五家之绪，则道之用以宏。列九家之门，则道之区转隘。《穀梁序》曰：“九流分而微言隐。”吾得为之续曰：五家合而大道昌。世之讲求经济者，即此书悉心以求，何难得治术要领乎？《隋志》冠之于法，固不足以知之，即《汉志》入之于道，亦未足以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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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天下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天为宗，阴阳也。德为本，道也。“仁为恩”四语，儒也。“以法为分”一段，名也，法也。古人备此五者，而道术之体用、本末乃全）。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此段叙道术极详，所谓备者，即备此五家之道。盖义本《管子》，老、墨之流，则道之一偏，岂得云备。
　　凡治一国与治天下不同，治一统天下与治列邦天下不同，治封建天下与治郡县天下又不同。管子治齐，师周官之法而变通之，则以国与天下势异也。非变固不能通。此管子之善读《周礼》也。《易》曰：“变而通之以尽利”，即其义也。后世读《周礼》者，或疑其繁琐，以为非圣人之书，其信者乃泥古不化，欲一切依仿行之，极于窒碍不通而后止。盖不知今之时与古殊，郡县之势与封建殊。徒慕周礼，莫能探周公制作之原，故试之辄败。皆不善读《周礼》之过也。管子乃超然远矣!
        《周礼》一书，有王都之制，无列邦之制。意当时诸侯恶其害已皆去其籍，乃致后世失传欤？或以职方所掌，九服各殊，王者宅中图治，但总大纲。各国诸侯因其俗，异其宜，不必尽颁天家之制欤？管子生春秋之世，相桓创霸，因时为业，凡所措注，不必尽合周官，而无一非周公立法之意。用能继五帝三王之后，特树九合一匡殊绩。管子不诚伟人哉！世之读《周礼》者，先读此书焉，庶有以得圣与贤规划之迹也。
        管子治齐，莫善于因。因者，道之纲也。故本书中再三言之：《心术篇》：“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势篇》：“天因人，圣人因天。”《九守篇》：“主因：圣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侈靡篇》：“视其不可使，因以为民等。择其好名，因使掌民。”《霸言篇》：“夫善用国者，因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史迁云：“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义殆本此。更徵诸仲之行事，因高国之守而分三军，则卒伍定矣。因山海之利而立二官，则盐铁饶矣。苴菜可牧也。因为赀壤，而戎马无赋于民，刑罚可省也。因赎甲兵而军械自充于府，因贫富之不均则兴时化，以变礼俗也。因商贾之豪夺则守国衡，以饬市政也，举善法而严用之。因旧章而事不扰，择沈乱而先征之。因敌隙而功易成。反邻邦因正封疆，厚游士资粮因招豪杰。其所为因应咸宜者，固未易一一数也。而且“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侵蔡之役，桓公实怒少姬，仲因伐楚为召陵之盟。北征之举，桓公实伐山戎，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盟，仲乃因而信之，诸侯归之，璧若市人。是其佐桓图霸，动有成功，非仲之因势利导不及此。太史公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爱。”其斯为善因之效乎!
　　世之议管子者，曰杂霸，曰功利，曰权谋术数。夫杂者，参也，错也。道之合也，两仪合而生明，四时合而纪岁，五色合而成文，五行合而利用，六爻合而卦以列，八音合而乐以和。天地之理，莫不皆然，而于治术尤为要。管子之杂，非以其兼用五家乎？五家之治，相反也而实相因，分则偏，合则备。管子综百代之要以酌其宜，参之错之，乃以集王道之全。《书》所谓“允执其中”者，此也。杂焉何害？《汉书•艺文志》：“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能持其中则得矣。若其不王而霸，则时会为之，非必操术独异也。《霸言》曰：“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恶人之智也[①]。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当桓之时，秦启于雍，晋兴于冀，楚奋于荆，九州之内，大邦鼎峙，齐虽欲王，又孰从而王之?况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固天下之所恶也。管子，尊周者也，下拜尚凛天威，胡忍出此意。我夫子“器小”之言，亦惜其所处之时与地然耳。史迁不察，而谓桓公既贤乃不勉之至王，岂知言哉！
        至于功利之说，则尤乖谬。《侈靡》曰：“王者上事，霸者上功。”功者，事之功也；利者，事之利也。名虽殊，其实一也。盖功非以矜己，而可以与人利；非可以怀私，而可以济众。《周礼•夏官》：“司勋：掌六卿赏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天官》：“大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六曰主以利得民。”《地官》：“旅师，施其惠，散其利。”管子之言，犹《周礼》之指也。《荀子》云：“挈国以呼功利。”其所谓功利，特贪躁者所为耳，乌足以语王霸大略乎！或曰：子之辨杂霸功利则然矣[②]，若责以权谋术数，恐管氏无能自解也。余曰：唯唯，否否。余读其书，而知管子之出于正也。权非反经，谓权事之重轻而操其准也；谋非用诈，谓谋事之难易而烛其几也；术犹遂也，所由适乎道也；数即计也，所以治其要也。《霸言》曰：“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又曰：“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又曰：“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又曰：“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故欲得失，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搏国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③]，霸王不在成曲。是以举失而国危[④]，形过而权倒，谋易而祸及[⑤]，计得而强信，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固其数也。”管子之言若此，是其所用权谋术数者，特以顺时布德耳，匡天下耳，正诸侯耳。安得以后世机械变诈之名，而反加之管子哉!
　　《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
      《傅子》曰：“《管子》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孔颖达曰：“《轻重篇》或是后人所加。”黄东发曰：“《轻重篇》琐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余尝取是书悉心究之，旧本《轻重》共十九篇，亡三篇，其《国蓄》一篇，管子所自著，《臣乘马》、《乘马数》、《事语》、《海王》、《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七篇，则齐史之文，与《国蓄篇》互相发明。其《地数》、《揆度》、《国准》、《轻重》甲、乙、丁、戊共七篇，乃齐东野人之语，间有词义不谬者，当是前七篇错卷作伪者，故意杂乱以混其真卷。末《轻重已》一篇，专记时令，非“轻重”也。子政校雠不审，误搀入者耳。齐自太公开国，与莱夷错处，阻河带济，山海奥区，通商工，便鱼盐，民多归之，骎骎乎富强之业矣。春秋以来，生齿日繁，地力斯尽，患转在于人满。《侈靡》曰：“地重人载，毁敝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固其势也。管子因时立制，操轻重之法，重本饬末，时敛散，杜并兼，轻田赋，以舒民力。正市籍以济国用，贫富以均，公私以给，乃管子治齐绝大作用。《国蓄》一篇言之綦详，史迁所云“贵轻重、慎权衡”即指此也。夫穀与货相权，农与末相资，舍此，无以为治也。故土旷则抑末，驱民而归农；人满则饬末，通商以利用。汉兴，承战国暴秦之弊，重力而困商贾，特以土地未辟，一时权宜之法耳。若其关联门市，远通货贿，趋末者众，道在有以饬之。饬之内，调通本事利，不夺于豪民。饬之外，谨守重流财，不税于天下。斯固国家安危所系也，岂得以为末务而忽之哉!管子仿《周礼》关市之政，为轻重之法以权之，徵贵贱，守高下，观终始，御其大准以制天下，利不外倾而国用足，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此乃其伯齐大略也，论者不察，徒以盐荚之征后世遵用，纠仲为作俑而诟之也，不亦谬乎!
　　《汉书•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今易‘饬’作‘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考证引东莱吕氏曰：“六经、孔、孟之教，与人之公心合，故治世宗之。申、商、韩非之说，与人之私情合，故末世宗之。”按：此乃迂儒一偏之见，谓申商之刻薄，其行法失之严则可，若因议申、商欲并弃治世之法，则大不可。周公，儒之圣者也，《周官》分职，夏、秋二官与司徒并重，教以兴化，法以定分，二者相辅而行，岂能偏废？盖法立令行，乃不便于小人之私，人之情欲废法者多，故纷然以法为不便。儒者不深察治道之纲领，又信其言而笔之书，驯致末流，法制荡然，而终于不可收拾也!
　　黄氏东发曰：“《管子》之书，其别有五《心术》、《内业》等篇，影附道家，以为高。”所言过矣。夫管子之道，乃古圣相传心法，视老子、列、庄之道，有别谓老庄之徒依托管子则可，谓管子影附道家，固非其实也。今即其书而深考之，其《心术》一篇，则以心术喻治术，吾儒外王之学也。其《内业》一篇，乃吾儒作圣之功为弟子职，要其大成，故名曰“内业”。篇中首言养气，次言治心；治心以中，养气以和。原其气所由生，曰精；极其气所由化，曰神；究其心之所之，曰意；循其心之所发，曰情。其所为动静交脩者，惟以惩忿窒欲为亟。“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味其所言，与《大学》、《中庸》后先一揆，粹然直能提其要而抉其精，举秦汉以下读书谈道者，固末由出其范围也!吾夫子称之曰人，殆以此乎?老庄晚出，所称虚静之旨，养生之论，不过得其一端，道其所道，非管子之所谓道也。若云影附，亦道家所为，安得反而加之管子哉?《弟子职》一篇，详言小学规则，去虚邪，式正直，“凡言与行，必思中以为纪”，其所为端厥始基者，与《易•蒙卦》养正之旨相符。以《弟子职》正其始，以《内业》序其成，而吾儒作圣之功，于焉大备。管子之言有合于圣人之道者在此。刘子政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非溢美也。读者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