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2004年老作者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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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给人生更多的可能                                    仲崇恒  江苏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邮编：215300   邮：heng110@126.com


      流行的东西，多是误人害人的东西，对人的伤害程度，和它流行的时间成反比。时下风起云涌的这个理念那个观点的，看似百花齐放，实则多是废话齐放。虚假的繁荣，来自浮躁的心灵。这成了我近五年特别是这一阵子对待关乎教育文字的一个看法。人之初，性本善，那么理之初，性本真。现在的许多教育理念，不管怎么换装整容，还是逃不脱《论语》的如来佛掌，真正能抵达心灵的文字通常都是浅显易懂的。我不想被他们或者他们发明的术语搞晕。我想到的救命稻草就是读书。毕竟，知识是最好的疫苗，阅读是最好的预防。
     读书，不是看书。读书，需要宁静的心态。前不久和一位图书策划人聊天，他说：现在的书啊，出版的书只有一半被人买走了，买的只有一半被人捧在手上了，捧着的只有一半都读了，读的只有一半读完了，读完的只有一半悟了，悟的一半还悟错了。能用精细并且惊喜的心读书悟书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很高兴，一年来，我就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分子。当然我能觉悟的书也很少。一是时间短，二是我能看到买到的书也不多。九十高龄的南怀瑾先生说自己读书数十万卷。就十万卷说吧，平均每年1100卷，平均每天3卷。我远没有达到这个量。办公室和家里都有宽带，我对网络有着一定程度的依赖。网络信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常让我迷茫，静不下来。开始我**还看看新闻小说搜搜东西聊聊天什么的，现在只剩下发邮件写博客了。疏远网络的时候，人会突然变得安静许多。
     我要读书。在我想读书的时候我就想好好读点好书。这两年我在卓越网和当当网每个月都会买上一二十本书，放在办公桌上，放在床头，放在车里，有空的时候就读上几页，每天晚上不读几页，就觉得有件事没做，睡得不踏实。习惯，是个很玄妙的行为。我的读书也是这样。我读书一般在午后。我的课务一周有四天都集中在上午，每天早上我提早半小时到校，这个时间进班看看，和学生谈谈心，面批作业，做做课前准备，随后接连两节课，备课也都尽量安排在中午，这样下午我就会有个大块的时间读几页书。去年上半年带毕业班，受升学考试等因素影响，看的书只有十来本，仍是课堂方面的，如《中国数学双基教学》、《数学创新实验》《名师怎样观察课堂》等。去年下半年新接一个低年级，那时起，开始了我的疯狂阅读。从暑假到现在，这半年多我大约看了50本儿童文学，多是国际大奖小说；读了29本数学文化方面的，很多是久觅不得的经典外国译著，《数学的发现》、《数学和猜想》、《怎样解题》、《什么是数学》、《要命的数学》等等，最新的数学科普读物有《醉汉的脚步》、《数学之恋》、《数学的神韵》、《数学不了情》等；还读了19本人文方面的杂书，如《哲学的邀请:人生的追问》、《幸福了吗?》《心想事成的世界》、《欣赏说NO的孩子》、《记忆的魔术》等。这和我走进网络购书有关。在新华书店里根本看不到踪影的书籍，原来就在网络书店的库房里。我第一次拿到在网上买的《数学与猜想》这本书时激动地差点哭了，好书难得啊。
     读经典的数学著作，速度快不了。一天能读七八页就差不多了。《数学的发现》，我买来有三个月了，还读不到一半。字字珠玑，页页诱人，美味在手眼里穿越，相见恨晚啊。几次拿起笔想写点读后感，总感觉笔力不逮，含义在心，却无字于口。让我重温十几年前读《给教师的建议》《教育漫话》时感觉。这些都是可以改变我教育轨迹的书啊。在恶补了一段时间经典译丛后，我基本有了一个对话的资格，至少不会再被谁谁随便忽悠了。暑假里参与一个上海的培训活动，一个教授在讲座上张嘴就是这个斯基怎么说那个亚夫的怎么怎么说，我在下面听着直想笑。我也读过他说的人写的那些书啊，读的还很有感慨。我想听到的不是其他人怎么说，我想听到的是他怎么说，可是他没有给我这么一个结果。我就感觉那个下午被人糟蹋了，还不如自己看本书。
     在这些读书中，我对数学科普读物情有独钟，工作的缘故吧。但凡与数学沾点边的我都买来一看。我只是一个小学数学教师，我无法承载高深前沿的数学研究之重，我只能夹取我能吃得动消化得了的数学点心。不过有的书也就是一看，翻翻而已，真正优秀的数学科普著作太少了。去年初读过一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数学好玩丛书》，这套由8位童心未老、以数学未来为己任的院士、数学家创作的“小书”历时两年，有《说不尽的π》、《中国古算解趣》、《好玩的数学》、《不可思议的e》、《数学美拾趣》、《数学演义》、《数学聊斋》、《乐在其中的数学》等。我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一一读完这些书籍，对数学文化不知不觉有了新的认识。只有从数学本身散发出来魅力和美丽真正感染了学生启发了学生，学生才能领悟到数学的好玩。阅读让我不满足于老生常谈、墨守成规、按部就班，不断的阅读让我有了一份自信和激情，我要在自己的课堂里演绎一个属于我、属于学生、属于数学的光荣和梦想！前不久我第三次上《可能性》时忽然意识到——我的数学课堂真的可以为孩子缔造一个温暖的数学童年。在上《可能性》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网罗了十几本关于概率方面的书，把那个叫概率的柜子翻了一遍又一遍。课后有一个特级教师评价说：“不仅教师大气，更为难得的是学生神气。”我知道这都是阅读让我有了创新的底气，有了超越的勇气。
     知识有他的半衰期，现代知识的半衰期尤其短。有学者说本科毕业五年后的水平也就是一个高中生水平。我已经毕业二十二年了，我的水平岂不是幼儿园了。儿子读初中时候，他知道的许多我却不知，他想知道的我也不能提供答案。那时我就告诉孩子一个答案：读书。书籍可以带我们到达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为此在我购书时我也都给他每月买上三五本，有时也把自己读过的书推荐一些给他读。周日午饭后，我常常和儿子人手一册，或坐着或躺着，在阳台上，静静地读上一两个小时。阳光很温暖，书籍也很温暖，我们都很享受那样的午后。
     有人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说这句话的时间太过久远了。这句话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大受批评。教师的一桶水在学生中兜来兜去摇来摇去的，蒸发的漏掉的晃荡出去的，时间一长所剩无几。后来又人说教师应该是一大桶水，是一根自来水管子，是一池活水。这些论述也没有多大程度地跳出原来的窠臼。教师就应该是个学习者。一个优秀的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读书人。我最近想到，我们最好做个瓢吧。在一个或是溪流或是海洋的边缘给饥渴的孩子提供一种帮助吧。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给他们，而是把别人的有选择的提给他们，我们最好选择一个水质清亮的水草蔓生的地方，和孩子们一起补给，他们喝时，我们也喝一点。
     我已过不惑之年，其实真正的唯一的不惑是对读书的感悟：读书真好！有时间读书真好！有好书读真好！读书可把眼界变成了世界，让我们不会在辽阔的世界与漫长的时间里迷失自己。当我把一本美丽的书慢慢打开时，我同时也慢慢展开了美丽的教育人生；当我用目光轻轻抚摸一个个精灵般的文字时，我同时也在轻轻抚摸我的梦想。这两年，我写了十几万字的读书笔记，写了二百多篇教学随笔，个人博客先后多次被各级评为优秀教育博客，也顺利被评为市名教师，今年起我每年就有了两千块的名师科研津贴，购书，读书，就更有了保证，与此同时我还情不自禁地有了一种写书的冲动。阅读，让我的今天与往昔不同；阅读，会让我的人生和梦想相同。
（看到中国教育报的“我的阅读生活”征文，写了这样的一片参赛文字，不为获奖，只为梳理心情坚定阅读。http://www.taoli.jyb.cn/home.php?mod=space&uid=1276508&do=blog&id=20131



《澳洲课程故事——一位中国著名校长的域外教育体验》

一、作者简介：

许新海，１９６７年９月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东洲小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学的好校长，南通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南通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通市园丁奖获得者，南通市名校长，海门市名校长。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重点课题。正式出版教育学术专著《没有石头也过河》（中央文献出版社）、《美国小学教育考察》（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著《学会做人》（河海大学出版社）；主编《让儿童的道德生命自由生长》（江苏教育出版社），主编《今日生活》（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小学心理教育指导》小学１２册学生用书、《心理教育》教师用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担任《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江苏教育出版社）8册的执行主编。还参与了《给校长的建议——101》等5部教育著作的撰写。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教育科研论文150余篇，其中10多篇论文发表在《课程•教材•教法》、《全球教育展望》等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上。赴香港、上海、辽宁以及江苏各地作学术报告80余场。200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南澳大利亚大学留学一年。

二、本书简介

2004年，作者在南澳大利亚州访问了30所中小学，听了500节课，写了300篇课程教学和文化学习的故事和50封给学生们的信。此外还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和10多个小时的教育录像资料。作者访问的中小学中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其中有男校、女校和混合校；不仅有城镇学校还包括乡村学校。这些学校中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甚至还有特殊教育学校等。所听课类中有从学前班到高中12年级各个年级的课程，课程门类有：语文、数学、外语、科学（物理、化学、生物）、艺术（美术、音乐、戏剧）、信息技术、社会与环境、设计与技术、体育与健康，以及中学的木工、金工、烹饪、缝纫等选修课程。访谈了不少澳洲中小学的校长、一线老师和普通学生，还进行了一些专题调查。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现场研究、观察研究、访谈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重点用叙事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来呈现研究成果，写下了60多万字的教育笔记。

本书稿主要以叙事的方式，讲述澳洲的课程故事，比较中澳课程与教学的特点，主要有综合课程故事、学科课程故事、信息技术故事、小组学习故事、艺体课程故事、课程评价故事、家长课程故事、课程管理故事、学习生活故事等。用这样的研究方式，期望达到以下一些目的。第一，让中国的一线老师从细微处了解澳大利亚教育与课程实践的具体状况。第二，探讨一些值得中国新课程改革实验借鉴的教育思想及行动策略。老师们在新课程改革实验中遇到困惑时，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启迪，找到一些答案。第三，向一线老师证明：叙事研究是开展教育研究的有效方式之一，它可针对一线教师的操作和反思，使实践向理论升华，使理论与实践互动。第四，想借澳洲课程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教育思想，表达自己在课程领域的新认识、新想法，并提出自己的新策略、新行动。第五，提出在基础教育阶段，规模办学虽然有时也能体现外在的成功，但是“精致化教育”才是成功教育的最终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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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梦想行走 ——记全国优秀教师于春祥老师


刘景华

  自3100年前姜太公封齐立国，临淄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都城，有长达800余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设立了稷下学宫，开创了学术百家争鸣之先河，使临淄成为中国东方文化中心。临淄有个乡镇叫“齐陵”，是因齐国王家的寝陵之所得名，自然是一派气象万千，风景秀美，真个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虽经数千年沧桑风雨，岁月烟尘飞散，却依然带不走的是曾经的荣耀和那份青山一样的历史的凝重。 于春祥老师就是这个镇的教委主任兼中心学校校长，今年46岁。

苦难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1975年10月，年仅十七岁的于春祥高中毕业，因为贫农成分而有幸成了民办教师。说起来可笑，那时他的工资是每月三块钱，以后慢慢长到每月七块，然后是二十四块，日子及其清贫。后来他结了婚，又有了女儿，甚至直到他在教坛上崭露头角，生活都没能有任何改变。 他和妻子住的是三间草房，根基是三层青砖，往上全是土胚子，屋顶上的麦秸有几处脱落，只好用塑料布打了补丁。有一年夏天，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房子四处漏雨，夜里11点，他和妻子都不敢入睡，唯恐睡梦里房子塌压下来，家里所有的家什全用上了，这儿滴滴答答，那里叮叮当当，院子里的积水顺着鼠洞灌进屋里，他只好和妻子瓢舀盆端，四岁的女儿坐在床上，吓得哇哇大哭，妻子也不停地抽泣着，那时他觉得是自己的耻辱，一个做教师的，竟然不能让自己的家人拥有一个最起码的安居之所，给她们一片庇护的屋檐，假如再在工作上不做出点成绩，又有何颜面对家人？ 还有一次，他因为教学成绩突出，去淄博辛店参加全国优秀教师评选。在走廊里，和他同去的教育局领导叫住他，显得难以启齿，却又不得不说：于老师，你能不能换双鞋子？说着目光盯着他脚下的鞋子。人家说完，就从口袋里掏钱，他的脸霎时就红了。那是怎样的一双鞋子呀。一双塑料凉鞋，脚面上的袢带三根早断了两根，自己只好用烧红的铁条粘了几块胶皮粘连上，后面的一根袢带已经和脚底“分家”了，走路时唯有用脚趾扒紧，鞋子才不至于断为两截。但即便是这样，也只是他唯一的一双鞋子。他实在没钱买鞋，那年他必须要盖房子，为盖房子早欠了几千元的饥荒，不巧又赶上父亲住院，家庭经济彻底崩溃。为了来评选，他借了5元钱，那是他的饭钱呀。

可为了自己的“形象”，又不得不买双新鞋。两项必须取舍，唯有委屈自己机的肚子里。他去自由市场，买了一双“瓜皮布鞋”，而破凉鞋也没舍得丢了，带回家补补再穿。 时至现在，于春祥还常常想起这个情景，想起他那双凉鞋。就在那一次，他过关斩将，三十一岁即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 但这一切并不可怕的，贫穷可以克服，但知识的山峰仅靠蛮勇却无法逾越。他说那时候教书，肚子里那点墨水，真的令他很吃力。一开始教高中，面对比自己大不了不少的学生，人往讲台上一站，他的腿肚子发软，有时候学生向他请教，他支支吾吾地答不出来，人家看他一眼，笑笑翩然走了，留下他一个人愣怔。 这是种怎样的心灵疼痛呀。他给自己立下志向：三十岁，一定要在全临淄区成为“名师”；到四十岁，要在全淄博市成为名师，等到五十岁，要在全省乃至全国整出点名堂。

人生因规划而精彩

记得上高中时，语文老师极喜欢他。一次他陪老师夜里做伴，老师问他：你知道什么叫理想吗？在那个年代，“理想”是个十分忌讳的字眼。他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老师。老师见状告诉他，“理想说白了就是野心。一个人来世上走一遭，总得给世人留下点什么。”在后来的时间里，于春祥说越发体会出这句话包含的全部含义，体会出老师当时“贬词”褒用的良苦用心。 为了实施自己的三个“十年规划”，他向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开始了全力冲刺。为了防备自己偷懒，他以于春做笔名，于春着“愚蠢”也，把“我很笨，但不敢偷懒”作为座右铭，把读书、反思、写作列为人生的三大支柱，他坚持学习再忙也要读书，手里再紧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学识再浅也要谈书。他认为读书既是一个了解世界和思考的过程，又是一个人心灵自我关照的过程，既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反刍自我、提升自我，从而养成内省和深思的习惯，这对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和学养构成是十分重要的。

多年来，他坚持这样的习惯，每天早晨4：30起床，读书和写作两个小时，年轻时觉得搞事业天经地义，从不知道关心妻子，等到年龄稍大，又增加了一项内容，每天陪着脊椎不太好的妻子散步半小时，然后再去学校，每天晚上睡觉前，至少再读一个小时的书，主要侧重于哲学和宗教学，他算了笔帐，18年累计下来，他戏称等于硕博连读了。他同时还参加了全国自考和曲阜师大教育学研究生课堂进修，都圆满结业。 为了顺应教育的时代要求，他近乎疯狂地学习电脑。尽管在单位他不是最富有的，但却是第一个买电脑，第一个上宽带，第一个自制并使用教学软件执教公开课，第一个发布个人主页的，他说这些第一不是赶时髦，而是一种时代责任。 在他不懈的追索下，他的第一个十年计划完成后，又在1994年，获得美国李信麟教育奖金，并在第二个十年规划到来时，2002年9月被评为山东淄博市语文学科带头人。他所从事的语文“两大实验”，即“大阅读”和“大写作”实验，在淄博全市推广，《中国教师报》、《教师之友》、《语文教学与研究》、《现代语文》、《中学语文教学》等媒体，均对于春祥的实验作过报道和介绍。其针对作文的“初中作文目标全程训练模式”，1999年5月被山东省评为“山东省新时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年5月，该课题被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确立为全国科研规划项目课题。其教学随笔集《用脚做梦》，亦将于近期正式出版。

“进城”与“下乡”
于春祥渐渐有了名气，被视为“人才”了。教育局就打算调他进城，然而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他竟然不去。又过了两年，教育局两个领导亲自来学校，连个商量也没有，丢了调令就走，他无奈，只得去城里报道。在教研室，他一干就是8年。就是这8年，他一头钻进书本和课堂里，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其间，他得以认识了对他这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叶澜教授。
叶澜教授倾力从事着自己的新基础教育实验研究，她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分三个层面展开：一是理论研究，重点在对现有的教育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在把握时代精神的基础上，建构新基础教育的观念体系；二是为学校教育活动整体改革作出设计；三是学校教育改革的实践研究，通过课题组与一线教师、校长的密切配合，相互启发、互动学习、积极创造，在课堂教学、班级建设和学校管理方面取得突破，使学校焕发生命活力。

新基础教育的“新”既表现为理论创新，又体现在实践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新基础教育观念的更新。新基础教育重新奠定了基础教育的本质，把基础教育看作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主动发展奠定基础，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以生命观为核心的涵盖着目标、价值、对象、活动及管理的现代化教育观念体系。


仿佛打开了一扇窗子，于春祥觉得从教以后的苦闷和思索，一下子透过叶澜智慧的烛照，刹时明朗起来。 2003年10月，他主动要求“下乡”，他要把自己多年来的心得，在自己的“试验田”里精心培育，他要用心血浇灌出一朵奇葩，来映耀自己的教育实践。他说服了家人，依然来到了齐陵镇中心小学，就任了再别人看来既没钱有没权的“穷官”。

于春祥记得叶澜教授的一句话，有一次去机场为老太太送行，临告别时，叶澜突然问他：你说我们这样被人称为“教育家”的，怎么有资格做“教育家”？于春祥一愣，他想假如连叶澜教授这样的功德等身的都自称不是教育家，那什么样的人才是教育家？叶澜教授说，一个“教育家”假如不能探索出改变中国教育现状的理论和实践，怎么能叫教育家？又怎么和国外教育抗衡？中国教育的“中不中”“西不西”是教育的失职呀。叶澜的话令于春祥十分震惊，他深深陷入了思考，他觉得一个热爱教育的人，就必须以高尚的教育情怀，去实践并且直面中国的教育现实。 他下定了决心：下乡！他找到了自己选择下乡的理由。 毋庸置疑，中国的乡村教育这些年尽管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积重难返的很多问题，一直无力得到解决，甚至盘根错节，制约了现代教育的发展，远离和偏离了教育的本质。中国的“小农意识”诞生的只能是“小农教育”。中国教育的真正腾飞，仅仅靠城市教育的转变，那不是着正的教育腾飞。


用文化视野来审视中国的教育
于春祥这样思考：任何一种教育实验的失败，说穿了不是理念和思想的失败，而是执行的失败。中国人惯于懒惰和拖沓，做事总喜欢给自己找“台阶”，纵容和放任自己，因为付出的过程意味着是辛苦，“人是介于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只有间或的快乐。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办公室从政府院里搬进校园里，他要融入师生之间，倾听和触摸到他们的心跳。
接着他开始搞了一次针对老师的“摸底考试”，就考基础知识，教什么课就考什么，结果竟然有四个老师不及格，有个数学老师，除了会加减法，代数一点不通。怎么办？有人劝他放弃他们算了，他没有同意，他说假如不是这样，还用的着我们去改造他们吗？放弃他们便意味着放弃了中国农村教育。 那怎么改造？ 他先提出了这样的理念：雷厉风行，决战今天，日清日结。要求说到的就要作到，在做中打折扣的，是人性中的劣根性作祟。作到就要做好。有很多事自我变通，自我消解，只布置没控制，那不仅是对工作不负责，也滋生了人的惰性。改变一个人是难的，惟其难，才有改变的必要性，才有做的价值。 他就将这年定位为“执行年”！ 他深入老师们中间，一个一个耐心细致地谈话，他要唤醒他们处在休眠状态的“生命的自觉”。他给他们出主意，希望他们写教育随笔，开始不会写没关系，那就写工作状态，写自己的生活。 他锻造他们的“人性”，为了这些老师，于春祥去年就读了7部关于人性的著作，《人性缺陷》、《美好的人性》等，他以为假如没有“人性”，哪又何来的“人文”？有了人性化，才能有人文化。学校老师的孩子在济南出院，他亲自去看望，出院时又亲自去接，一个老师在山东日照住院，他率领校长前去慰问。学校离县城较远，他多方筹集资金，买了两辆通勤车，学校前面远是土路，为了抵御尘沙，很多老师晴天都要披件雨衣，他又想法设法铺上了水泥。 他看见初中生戴眼镜的多了，就对老师们讲，学生戴眼镜是老师缺乏人性关怀的体现，说明没有注意矫正和纠正孩子的坐姿，没想到他的提示竟催生出一项国家专利，有个老师记在心里，从此潜心研究孩子的坐姿，发明了“坐姿矫正器”。 学校幼儿教师本不属于正规教师编制，为了这54个“阿姨”，他多方协调，一次性投入资金70万元，办理了她们的劳保，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她们体察到做教师被人关爱的“幸福”。 作为校长，他不仅舍得用人，还舍得培养人，每年他都尽量挤出些经费，送老师们去外参观学习，今年8月“翔宇教育论坛”，他带去了13个人，是参加会议去人最多的单位。 他培养老师闷的读书习惯，并且乐于买书、配书，把他们“逼进书本”，他说只有改变一个人文化的“存量”，才能提升生命的含量，激活他们的生命自觉。没文化，不写作，就不配谈校园文化。 这学期他准备从三年级开设“孝经”课，他说“孝”是道德的起源点，是改变农村“信仰”的切入点。孝就是爱，没有孝，怎么有人性的弘扬？

爱在课堂

于春祥自言自己的“根”在课堂，“魂”在学生。 即便是在教育局那8年做教研员，他都一直坚持上课，临淄的学生，几乎没有没听过他的课的，除了上主业语文，他还教过数学，甚至音乐、美术，他每年都不低于80节课。他的课上的很好，不仅同学们爱听，老师们也爱听，老师们评价他的课，不仅是用嘴在上课，而且是用心、用爱、用情在上课。他在课堂上，把人缘、道德、学识列为人格的三要素。他发明了一个词，叫课堂“含情度”，每堂课都饱蘸着感情，把自己的激情通过语言，外化给学生，嗓子哑了，塞几片“草珊瑚”，同学们感动得落泪，他说这样的课堂孩子们怎能不爱听呢？ 有次他动了痔瘘手术，病情还没好转，就急着上课堂了，那是局里组织的评课活动，一天就是五六节，一连十几天，不能坐就站着听，忍不住也忍。 他正在初中生中开设一门“学习方法指导课”，他发现要给学生“减负”，首先要提高学习效率，他要针对养成学习习惯、如何培养记忆、强化思维方法、激发创造潜能、树立人生目标等入手，进行脑科学和学习方法的实践和推广。 他说自己从入这行的目标就是做个好老师，作为一个“行者”，教育给予了他很多，有苦难也有荣誉，但更多的是教会了他思索和做人，他欣赏马丁路德的一句话：唤醒自己的使命感。他坦然面对曾经的苦难，任何不想吃苦的人生都将是浮躁的，他坚信，人不负事业，事业也不会负我。 只要有理想，他就永不会停止追求的脚步。 梦想一定会在他的脚下，向着远方，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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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学生的旅途伙伴——周迪谦 核心作者 新闻来源:第一线教育网    作者:第一线教育网    http://www.diyix.com/    如果那些年轻的生命因了我而更加饱满 我将体验到一种纯净的欣慰 从教三十多年 一路迷茫懵懂 二十年冲锋陷阵多快好省 后二十年经由网络精神觉醒 改弦更张 低调处世 高调自期 不为势所摄 不为利所诱 力争不为愚所迷 一个好的教师 应争取成为学生的精神向导 或旅途伙伴 帮助他们 唤醒自己的生命 激发生活的热情和智慧 提升自己的人生品位 周迪谦 重庆涪陵五中教研员级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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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淡处品真语文
2006-09-29   作者（来源）： 中国教师报 重庆市涪陵五中 周迪谦

　　首先，教材的选择见真识见。
    　我是在读了蔡朝阳老师的这个课堂实录以后才知道了苇岸，顺藤摸瓜，在网上搜而索之，才略知其人其事，读后很受震动。由是，我不得不佩服蔡老师的眼光！苇岸和他的《放蜂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了几乎是全新的思考，寻找到一种新的价值观（土地道德）。至于这种价值观或世界观在今天（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到底有没有价值，自然有思考和讨论的必要。也许它不一定就是真理，但能把这种思考和价值观提供给学生，让他们能在中学阶段就接触了解并思考这些最前沿的东西，我不能不说，蔡老师的学生真是幸运！
   　 其次，教师的言语见真性情。
   　 我说的真性情，是说教师在课堂上所说的话都是从自己内心流淌出来的，不装腔作势，不矫情作秀，看来平平淡淡，细品句句真诚。这样的课堂在当下最其难得。
   　 在语文教学中，在对学生人格的影响上，教材的质量诚然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教师的真性情。真性情才能发出真言语，真言语不啻是对学生的真正的平等和尊重，更宝贵的是唯此才能直达学生灵府，有效激发学生的精神生命。
  　  不管是开课的引入，课中的讨论，还是课堂的结尾，教师都是那么轻松自然，语言看似不经意的随口说来，实则准确而得体，很富有吸引力。在追求“轰动效应”的教师看来也许不以为然，但我认为洗尽铅华始见真，这是需要相当境界的。
    　第三，课堂的互动见真投入。
  　  学这篇课文，难在学生对文章作者的思考方式、感情态度以及言说特点的理解和鉴赏上，因为这涉及到对文章主旨的认识和评判。这篇文章，如果不注意，是很容易与杨朔的《荔枝蜜》、罗隐的《蜂》那样的借物抒情或托物言志的作品混为一谈的，如果那样就会大大消解这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看得出来，学生如果没有教师的点拨引导，很可能就只停留在那个认识层次上。这一点，看得出，蔡老师是很清楚的。为了突破这个难点，蔡老师准备了比较充足的资料并设计了必要的幻灯片，这在课堂深入讨论的时候，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的。
    　有句俗话说：平平淡淡才是真。是的。教师真诚地对待学生，向学生敞开自己，说真话；学生也必然会以同样的态度回报老师。这样的对话必然是实质性的，是不需要装饰和做作的，需要的只是准确和明晰。这才是真正的语言铸炼，真正的言语习得。而且只有在这种氛围中，言与意才是一致的，人格才是完整的。
   　 最后，总观课堂见真效果。
  　  课堂的灵魂是真思想真感情，有了它，语言才能生根，开花，结果；这样的语文课才是地地道道的语文课，才真正有语文味儿，才是真语文。显然，这堂课，师生一起探讨真问题，捕捉真思想，拓展新天地。在这基础上，师生一起斟酌词语，琢磨概念，切磋表达……在这过程中，人人都投入其中，都能在自己特有的基础上发展思维，发展语言，完善自己独特的认知结构，养成自己独特的人格。在这里，言语的外显和内塑，都直接体现着个体生命的存在。这，是蔡朝阳老师矢志追求的，也是我服膺和欣赏的。
（ http://www.chinateacher.com.cn/news/2006/0920/1944.a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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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瑞萍：学生持续的阅读热情
  
   衣着整洁，姿态从容；声音响亮流利，文章生动感人。想到周子善今天会有很好的表现，没想到周子善今天会有这么好的表现。四个孩子，他读得最好，赢得的掌声也最多。这是关于哥伦布传记《无畏探险》的读后感，洋洋洒洒五六百言–结合自己艰难困苦的学习体验，写得真挚朴素，简直就是孩子的肺腑之言。
　　
   之所以说“读得最好”，之所以又说“简直就是”，因为教师不能确定如此漂亮的习作–真正出自孩子之手的内容有多少。
　　
   即便是父亲找来范文，令儿子工工整整抄到日记本上，还需要在三天里反反复复演练，才能有今天的精彩三分钟–对于周子善来说，也是很实在的学习。再说，为了找到契合孩子的范文，父亲也须费心很多，更不要说三天里一遍遍地听读陪练，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亲子共读啊。在这一准备过程中获得进步的，是孩子，也是父亲。
　　
   为了鼓励弱孩子，教师自然特别留心孩子身上偶现的闪光点。虽然那么期待将那一星微弱的小火拢住、吹旺，但即便如此，奖励也不能过分大方和随意–奖励必须在他们付出努力之后才给予。各人秉赋不同，我们应该鼓励的是孩子付出的努力，而不是成绩本身。今天发第五单元试卷，99分的有不少，教师却让大家把掌声送给了骆梦如（98）和李想（83）。其中原因，四（2）班的孩子个个明白。教师应当努力的方向，不是让所有人都达到多高的分数，而是让所有人都喜欢学习–对于部分孩子来说是不那么仇恨学习。当这一目的达到的时候，分数自然也水涨船高啦。
　　
   针对弱孩子的廉价的、泛滥的奖励，不仅在弱孩子身上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且对于其他勤勉的孩子也会造成伤害。当奖赏贬值、鼓舞无力的时候，教师的威信和付出也就贬值、无力。教室里的孩子，需要从他们敬爱的、强有力的教师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成长动力的孩子–也就丧失了一种重要的动力。这是需要警惕的事情。
　　
   有教师为了教育（说“屈从”、“讨好”其实更恰当）那些品行不端、表现恶劣的差生，居然委以重任，让他们担任班干部什么的。这真是所谓的“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如果我是这个班级的优秀学生，我可以不介意教师随便给予弱同学的旨在鼓励和扶助的奖励，却绝不能忍受来自品行令我不齿的同龄人的管理、管束。这是每个优秀的人不能承受的耻辱。苏霍姆林斯基说，在涉及善恶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教师一定要表现出强烈的爱憎–这将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头说读书。如何让学生拥有持续的阅读热情？
   第一，教师先做读书人，手不释卷，乐之不疲。教师沉醉于阅读的精神状态，教师言谈举止散发的书卷气息，孩子是能够觉察、能够嗅到，渴望觉察、渴望嗅到，理应察觉、理应嗅到的。刘月辰写道：“我们薛老师最爱书。薛老师简直就是为书而生的。她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读书、教书、编书、写书–罚我们抄书！”书香班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一切都需因地制宜。当教师发自内心热爱书籍的时候，适合班级的劝读、促读、诱读措施自然也就有了。
　　
   第二，对学生来说，真正的阅读主要都是在家中进行的。要想让（校外的、自主的）阅读成为班级的普遍风气，必须将读书的种苗播种在课堂、耕耘在课堂。如此根深蒂固，才能枝繁叶茂。所以，一定要把“读书课”固定到课程表内，让读书成为学生学校生活的一部分，让读书成为像呼吸一样自然而有节律的事情。读书节、阅读日之类绚丽的活动，自然能给孩子留下难忘的回忆，这就像农村孩子对于难得一次的西餐定然终身难忘，然而使孩子长得结实健壮的，必定是家常便饭–只能是家常便饭。
　　
   第三，班级一定要成为储量丰富的书库。每日在孩子中间流转着的好书，是班级精神成长的清洁充沛的水源，也是学生家庭购书的有力指导。流水不腐，即便是那不爱读书的孩子（我承认，我没有本事让所有孩子都热爱阅读），身在这样清流潺涓、书香蕴藉的班级，他们也不易变得凶蛮、油滑、可憎。
　　
   第四，伸展教育的触角，捕捉一切可能点燃、触动、促进学生的教育契机，比如请张思凡奶奶随堂讲演，比如请周子善全家上阵精心准备一次精彩的读书汇报。更为可行和日常的，是捕捉孩子发言或者习作中显示其阅读成果的闪光点，大大彰显，大大赞扬。
　　
   第五，倡导亲子共读。调动一个是一个，以期教师在教室付出的努力，获得学生家庭的呼应。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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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记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奠基人周辅成先生
时间:2009年8月17日 作者：肖雪慧（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来源:肖雪慧的博客

说周辅成先生是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奠基人，不仅因为他在北大组建并领导了我国最早的伦理学研究室，参与了创建中国伦理学会，更因为他在伦理学被打成反动学科、成为禁区的年代，不懈地为将来建立这个学科作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学术准备——编撰出版《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和《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这几部著作把后来者带进伦理思想史、带进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进程之中，使之具备基本的人学知识，这对任何致力于伦理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基础性的。

一．深厚的学术背景

作为我国伦理学学科奠基人，周辅成先生的学术背景极其深厚。1911年，他出生在四川江津一个耕读之家。1927年中学毕业后考上成都大学的预科。16岁的他不仅学业优异，还跟志同道合的同学在成都一些报纸上办了几个专刊，发表评论、针砭时弊。他为此面临被开除学籍的危险。校长找他谈话要他认错，他拒绝违心认错，在校长面前说出：“说话总要凭良心”。结果，学校给了他记两次大过的处分。

1929年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美国退还庚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学校教育西学、国学并重，西学是强项，国学也不弱。在周先生看来，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比胡适在北大筹办的国学研究院还要强一些。

周先生清华求学时期就开始了东西方哲学史和伦理学的研究。他涉猎广泛，凡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的思想和学科，都引起他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兴趣，刚上大学就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忏悔录》。1932年，年仅21岁，已经在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伦理学研究论文《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同年还发表了《歌德与斯宾诺莎》、《康德的审美哲学》，前一篇后来收进南京中山书店出版的《歌德之认识》一书，后一篇是我国最早研究康德美学的文章。1933年从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吴宓、金岳霖等。是我国创立研究生教育体制后首批研究生之一。这期间，他专攻西方哲学史和西方伦理学，发表了《克鲁泡特金的人格》等重要文章，与此同时，还承担着编辑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任务。

1936年毕业后，几经辗转回到成都。起初编辑《群众》月刊，接下来跟挚友唐君毅、牟宗三合编《理想与文化》期刊。期刊在学术上的高水准吸引和团结了一批一流学者，形成当时中国一个学术重镇。

1940年发表他的第一本哲学专著《哲学大纲》。其时，还不到三十岁。

周先生的深厚学术根底和出众才华引人注目，从三十年代后期起，先后在四川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作副教授、教授，后来接受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席位，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大哲学系，开始了一言难尽的几十年。

还不必具体接触和深入到周先生的著述，仅从上述学术经历，就可看出他的学术背景和根基是后来某些所谓哲学权威和伦理学权威难以望其项背的。

二．几十年的准备工作

1949年之后不久，伦理学被指为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动学科，一夜之间从大学课程中消失了。同样命运的还有跟伦理学在理论上或实践中有着互为凭借或互补关系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院系调整后，这些学科都停止了招生。

1952年，周先生调到北大哲学系，跟一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一起整理中国哲学遗产。但整理必须在官方意识形态划定的框框内进行。这样的整理，在周先生看来，把古人思想变成了“干巴巴几条”。我想，我们大学时代读的那套索然无味、味同嚼蜡的中国哲学史，应该就是这种对古人哲学思想去丰富性和去生命化过程的“成果”。

学者根本没有发挥自己学术个性和独创性余地的“整理”，对周先生这样有着三四十年代那种学术经历，深谙学术自由、独立思想之重要性的学者来说，把生命耗费于上，是很无奈的。1958年后，他又“回头来搞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伦理学。”而这门学问在当时的处境，周先生后来在自述中一句话透露出来：“这是自批判武训传之后，谁也不去想的东西。”然而，从少年时代就说话行事凭良心、不惜为此付代价的周先生坚信，一个国家取缔伦理学，使伦理学甚至在大学都没有立锥之地，是很不正常的。

对于恢复伦理学，他一直心存希望，而且多次呼吁。其他几门被取缔学科同样有学者在呼吁恢复。实际上，在57年反右之前曾经恢复有望。据周老回忆，当时科学院的潘梓年和中宣部的周扬、于光远就恢复伦理学的教研召集了多次座谈，听取曾研究或讲授过伦理学的学者的意见。自然，周先生每次都参加了。

反右打断了这个过程。他们的呼吁和推动恢复的努力还被一些人当成“右派翻天”的证据。

反右运动之后，又有了学科恢复的希望。但中断多年之后，人手成为大问题。周先生始终认为，研究伦理学的要懂哲学，研究哲学的要懂伦理学。他想请贺麟专在伦理学方面努力，如能答应，再理想不过。可是一句反问“你还想讲伦理学？”贺麟先生自己因伦理学曾遭受的个人羞辱和磨难、伦理学研究者随时头悬达摩克里斯剑的险境都在包含其中了。周先生退而求其次，建议找几位写过共产主义道德文章的老革命一起筹备。开了几次读书会，“因故未能继续开下去”。因什么“故”，周先生语焉不详，但从80年代重开伦理学后发生的斗争以及周先生被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会排斥等种种迹象看，周先生的观念很难见容于老革命，应该是最重要原因。

建立一个伦理学教研实体的工作，一时是无法继续了。好在，上级有意恢复伦理学，这种情况下，周先生可以自己单干。于是，一方面埋头苦干，默默准备，编辑出版了前面提到的几种书，另一方面，给学生开西方伦理学史讲座，还带了一位研究生，培养出那个时代第一个受过伦理学基础教育而执教的青年教师。这些工作，都是在60年代初至文革之前进行的。文革再次打断了恢复伦理学的进程。这一断就是十年。

文革结束后，恢复伦理学的政治障碍基本消除。经过两年筹备和努力，北大伦理学教研室终于正式成立。其他几个单位也在同期成立了伦理学教研室。接着，周先生参与了创建全国伦理学会，担任名誉会长和顾问。

三．遭遇逆淘汰

过去了的整整三十年间，思想改造、写检讨、受批判之类事情，对周先生和所有民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无可逃遁的。这耗费掉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八十年代，周先生收到挚友唐君毅从海外寄来的厚厚几大本文集，不由得对学生感叹：“看，他出了这么多书。” 其实很多知道当年《理想与文化》周、唐、牟“三剑客”的人都明白，周先生的学术根基和思想才华即使在三人中，也是出众的。如今的反差，不免令人感慨。但周先生为人豁达，他放下个人学术生涯的挫折得失，全身心地为伦理学学科的恢复作准备。而他自嘲为“单干户手工产品”的几部名著选编、言论选辑对未来学科建立尤为重要，它们使学科刚恢复后进入这个领域的人，不致面对的是毫无学术资源的一片空白。而且，对一个真正想从事研究的人而不是靠抄袭别国教材（比如抄袭苏联教材）搞“教研”的人来说，周先生提供的这些思想学术资源，也是迈不过的。

伦理学能够在中断三十年后恢复并有了一些发展，周先生的作用任何人无法替代，他的功绩任何人无法抹杀。但他却很快遭到排挤并边缘化了。

1984年召开的全国伦理学第三届年会是换届会。整个会议没有安排什么具实质意义的学术讨论，却未经会员酝酿讨论、甚至连举手表决的形式也未走一下，新一届理事会名单和名誉主席、顾问名单就公布了。令许多与会者惊讶、困惑和不解的是，周辅成先生未在名单之中。现在想起来，那次换届是文革之后对思想界再次进行整肃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之后，也是周先生替因参加竞选而在分配时陷入困境的学生奔走之后。被当成“精神污染”清除的是在思想界刚刚开始复苏的人性思想和人道主义——尽管当时谈这个话题所依托的思想资源来自马克思。人道主义是周先生青少年时代就确立的终身信仰，“清污”运动中又不加避讳为学生奔波，那些凭借权力阻止人们的精神启蒙、阻止人们对既有意识形态发生怀疑的人，对他是怎样的态度，可想而知！而学会中才学不足却权术有余的人对他的猜忌、排挤也非一时。他的出局其实在所难免，但太不合情理。

排斥远没有结束。1987年，他在领导北大伦理学研究室七年后“因故退休”了。“因故退休”是这次北大哲学系讣告中的措辞。用这奇怪的措辞，意味着周先生退休的真实原因不便说出。我跟周先生有过很多通信和见面交流，但周先生从不说这些。我也是这次看讣告才知道他在1987年“因故退休”了。因什么“故”，不便猜测。但对八十年代大学教师队伍的情况是知道的。经过此前几十年对知识和人才的持续摧毁，特别文革十年对知识和人才的毁灭性打击，在文革结束后的百废待兴之际，知识和人才的断裂形势严峻，大学教师奇缺，像周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当时根本没有退休一说。不寻常的“因故退休”使他在被全国伦理学会排斥后，又被排除在他几十年致力恢复的伦理学教学之外。

但周先生毕竟是一代大家，涉及学术评价、审核的事情，相关部门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可后来连这也“免”了。曾跟周老谈起过国家课题评审问题，他说，最初高教委在伦理学专题上，也要听取他的意见，但他的意见使把持课题分配权的人不满，高教委从此不再找他。

周先生遭受的排斥可谓彻底。八十年代之后，我国学界发生的逆淘汰现象，在他身上表现得骇人听闻。

但正像北大哲学系讣告所说，周先生“坚贞而宽厚，仁慈而正义”。他遭遇的一切不公，都不能伤害他的精神。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国伦理学的进展，学界后辈任何探索性成果都令他兴奋。他自己也一直笔耕不辍，且锋芒很锐。

昨天，从凤凰台得知北大又一位98岁老人去世，都是学问大家，但身后事一个极尽哀荣，一个冷冷清清，这样的厚此薄彼，周老是不会在意的，但留给人的思索不轻松。

2009年7月1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