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个编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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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个编辑朋友

朱永新







在网络时代，我们渐渐地淡忘了文字编辑，因为无论进入哪个虚拟社区，我们都可以无拒无束地发表意见，粘贴文章，署名自由，数量不限。但是，一旦要在平面媒体发表文章，得就要同编辑打交道，其中的酸甜苦辣，大概只有作者本从心明肚知。
然而，在我人生的旅程中，的确走过不少影响学术生命的编辑。
首先要说的是张人骏先生，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责任编辑。1981年，我还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被恩师燕国材先生推荐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撰写工作，按理说编写大百科全书的资格至少要讲师职称以上，但燕师硬是不拘一格举荐了我，或许他还隐瞒了我当时的学生身份。
我自然受宠若惊，不敢懈怠，很快完成了几个条目的撰写，并寄到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接受审查。没有想到，很快我的一个条目被作为“样条”印发给所有编撰者，许多老教授到处打听：“这个朱永新是谁？怎么没有听说过？”我这个无名卒，自然只能暗中窃喜。
1982年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辑张人骏先生来到苏州大学拜访“朱老先生”。当时我正好回苏北老家，与张老师失之交臂。还好“庐山真面目”也没有呈现。
1983年，张老师要借调我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协助他做编辑工作。没想到，他见到我这个“小伙子”并没有惊讶，也许他早在苏大探得了实情。在北京工作期间，我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我阅读了前辈学者精心撰写的每个条目，查阅了无数相关的文献，为我国第一部心理学百科全书作了一些微薄的贡献。
这段时间，我与张老师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是，有了我们的一系列合作，我们共同主编了《心理学人物辞典》、《心理学著作辞典》，共同撰写了《咨询心理学》、《心理咨询与咨询心理学》等一系列著作与论文。他从不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作者，也不把我当作比他年轻30岁的晚辈，而是当作最亲密的朋友。每次从北京回来，他都要给我的夫人和孩子带点礼物，带来他的情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不仅从道义上、从精神上支持，而且也给予许多实质性的帮助。
有一次我们全家在北京旅游。他的家成了我们的招待所，他本人也成了地道的“全陪”（远远不止“三陪”），一直把我们送上南下的列车······
最近两年我们的联系少了一些，事实上，从我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后，他就很少与我联系了。我蓦然想起了他多年前说的一句话：“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我至少仍保存着我们的每一封通信，看到他潇洒漂逸的文章，我又仿佛回到了与他相处的难忘的岁月。
说到张人骏老师，自然又想到了赵明东先生。赵明东先生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现在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张老师是天津人，我们主编的《心理学人物辞典》是张人骏老师交给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就是赵明东先生。只要看一看我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目录，就可以知道我们非同一般的“关系”了：《心理学人物辞典》（1986）《心理学著作辞典》（1989）《家庭关系心理学》（1987，与蒋乐群合译）《交往的艺术》（1987，与袁振国等）《性发展心理学》（1989，与蒋乐群译）《男女差异心理学》（1989，与袁振国等）《自性清静法——智者的心理奥秘》（1992）《开发区组织管理体制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2001）
明东对于图书学术价值和市场情况的判断是令人敬佩的，有些书是他主动征稿的，市场销售都很火爆，如《交往的艺术》等，每一次签名售书都盛况空前，甚至盖过了一些名家的“风头”。有些书则是帮朋友忙的，如《自性清静法》，是我为了献给日本导师而赶印的，尽管内容很精彩，但发行量并不大，他还是尽力去做了。其实，80年代中期我们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明东能如此器重，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由书为媒，我们成为终身的朋友。他现在做社长了，我总觉得欠他一笔债，应该为他策划、组织一套“双效”书。各位朋友，如果没有好书，不要忘了交给这个“够哥们”的赵社长。
干脆男性说完了再说女性吧！还有一位是《教师博览》的副主编薛农基先生。说来有趣，认识农基兄纯属偶然。有一天我读报纸，无意中看到了《教师博览》的广告，便订购了全年的刊物。看到第一期，便爱不释手，马上寄去了我的一篇文章《我心目中的理想教师》。没有想到，农基兄很快打来电话，全文刊用！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教师来信说，他们读了六、七遍之多，有的还能背诵其中的段落！接着，我先后又寄去了《我心中的理想智育》、《我心中的理想体育》、《中国教育缺什么》等，均很快发表。我的文章都很长，《教师博览》篇幅并不大，但还是不惜版面重点推出，使我很受感动。
2001年，农基兄又热情邀请我赴江西讲学，与《教师博览》的读者们面对面。南昌之行，让我感受到赣地人民的纯朴、厚道与热情，与王自立主编等《教师博览》的朋友们谈得甚为投机，又被他们正式拖下了“水”，成为《教师博览》的办刊顾问，与柳斌、梁衡、顾明远、钟启泉等我尊敬的长者共同亮相在《教师博览》的扉页。
当然，“顾问”一职也使我多了不少牵挂，我也开始把《教师博览》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去年年底，在苏州召开了一个读者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一批校长与老师现在已成为热心读者，还有一些成为热心作者。李镇西、袁卫星、杨树兵等我的学生们也成为《教师博览》的铁杆朋友。有时我也想，天下报刊何其多，我为什么偏偏与《教师博览》有缘份呢？
说到这里，要介绍江苏本地的编辑了。首先出场的当然是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孙嵯峨。
孙嵯峨，我习惯称她为孙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她来苏州大学组稿。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没有出道的小书生，几乎没有资格参加由教授们参加的会议。但我从她的脸上读出了善良、读出了诚恳。
过了一两年，我寄上了我的第一部书稿《学校心理咨询》，她很重视，只见过一面的年轻人的“自发”投稿，很快列入出版计划，她也成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有意思的是，我的几部最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是经过她的手，经过她一个字一个字的审读后变成铅字的。
《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一书，近80万字，我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我的学术奠基之作，写作期间，我处于高度的昂奋状态，披星戴月，夏天打赤膊，浑身长满了痱子，挥汗如雨，依然坚持爬格子；冬天着棉衣，手上布满了冻疮，仍然不停手中笔。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就是一定不让孙老师失望，一定要写成一部有特色的中国教育思想史。这本书是我用心用力最多的一部，结果也获得了全国和省的多种奖励，我晋升正教授，这本书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的另一本书《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系统研究》，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同样是经过孙老师推荐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本学术性更强的贴钱书，一共只印了3000册，但孙老师仍然一丝不苟地审读、校对，甚至帮我推销。
1993年，我主持了一个教育的国际会议，作为会议主席，我试探性地向江苏教育出版社提出支持的请求，孙老师二话没说就当起了“二传手”，游说社长作为会议的“后援”，会议期间，江苏教育出版社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并承担了出版会议文集的全部费用。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们策划了一部重要的学术工具书——《世界教育大事典》，这部由顾明远先生和我共同主持，历时5年、300余万字的著作，具体的编务工作，也都是在孙老师的操作之下。
多年的文字之交，使我们，也使我们两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连我的弟子们也与孙老师交往颇笃。现在在南京工作的杨树兵，现在就经常是她家的座上宾，而我与弟子们撰写的《创新教育论》，我主持的大型学术翻译工程《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也仍然是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旗帜之下。
　　第二位女编辑是贺春兰，《人民政协报》教育版的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著名教育社会学家谢维和教授的硕士生。认识她也属偶然。2001年10月，教育部在苏州召开了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会议。她作为记者团成员，与人民日报的温红彦、中国青年报的谢湘、光明日报的朱振国、中国教育报的瞿博等一起来到了苏州。会议期间，我邀他们茶叙，介绍苏州教育的发展情况。
一回北京，由贺春兰与谢湘执笔的通讯《一个博士副市长的教育理想》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不久，她又采写了长篇通讯《教育，为了人的一切，为了一切的人——朱永新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这些年与不少记者打交道，也遇到过不少还没有写稿子就谈条件、拉广告、托办事的“记者”，对此，我一概敬而远之，也得罪过一些人。我偶尔也会冒出杂念：这个小贺编辑怕是有什么事吧？其实，直到今天，她没有托我办过一件事。真正认识她是从那以后的多次交往甚至交锋开始的。她是我知道的少有的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的编辑，为了一篇不长的稿子，她会与你反复讨论。为了说清观点，再长的稿子她也会尽可能满足篇幅。而不着边际的庸文，再好的关系她也照退不误。当然，有时也会“冷处理”一番，让你主动知趣索回。她用专家视野、百姓关怀的理念打造着她的教育版，为教师工资鼓与呼，为义务教育歌与喊，引起了政协委员的广泛关注，张孝文、谢晋、庞丽娟、蒋国华等一大批政协委员们在这里找到了进言的阵地，而更多的委员和教育圈的人，则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一年多，经常可以见到我在人民政协报的身影，先后发表了《鼓励重点大学办师范教育》、《苏州的探索》、《呼唤走进学生心灵的德育》、《苍南教育行》、《定边忧思》、《农村义务教育可以做得更好》、《探索宝应名校转制》等一系列文章，有人甚至戏称我是人民政协报的专栏作家了。
今年6月，当我主办的“教育在线”网站开通后，贺春兰很快也成为网友，并于最近成为《教育在线周刊》的版主。这样，我们不仅共同打理教育在线网站，也为《人民政协报》的教育在线周刊共同奋斗。共同的教育理想把我们这些追梦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小妹妹式的人物，在网上竟然被许多人称为“贺大姐”，我想，这大概是她执着地关注教师生存状态，热情地关心每一个网上的老师所使然。
贺春兰习惯于称我为老师，我也真正想收她为徒。但是空间的距离无法使这心愿变成现实，便把她推荐给我的挚友袁振国先生。我希望贺春兰小妹明年双喜临门：考博成功！周刊成功！　
　“Last is best”。最后出场的是《新教育》的主编宗平小姐。这是一位女侠式的人物。2000年5月的一天，一个电话预约，不容我多说，三个多小时后就从南京赶到了苏州。在会议的间隙，我接受了她的采访。没有几天，一篇大照片加上一篇大文章就见报了。
两个月后，《新教育周刊》在美丽的太湖之畔举行了创新教育笔会，宗平邀请我去为与会的笔友作一个报告。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我从下午2时讲到整整6时30分，会场时而静悄悄，时而会心笑，服务员忘记了倒茶，许多人眼中热泪盈眶。这篇演讲稿整理后以《我心目中的理想教师》为题，在《新教育周刊》头版首发。接着，《中国教育报》、《教师博览》、《师道》、《师资建设》等数十家报刊转载。宗平也趁势而上，逼着我完成了《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校长》、《理想的父母》、《理想的学生》、《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理想的体育》、《理想的美育》、《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等文章。这些文章伴随着《新教育周刊》（后来更名为《新教育》）走过了辉煌的岁月，编辑部和我都收到了大量的来信，其中不少报纸都加印了数万张，甚至有人到报社来，开口就说：“买有朱永新文章的报纸”。一时传为美谈。有了这一系文章，也就有了《我的教育理想》，有了《新教育之梦》。　　我在飘着油墨芳香的《我的教育理想》一书的扉页上给宗平写了这样一句话：“感谢你，这本小书的催生婆！”《我的教育理想》出版后，在中国教育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教育理想的旋风。出版社先后重印6次，许多学校人手一册，许多老师、校长甚至教委主任能背诵出其中的若干段落。我到湖南浏阳讲学，竟然发现了那里有6000本盗版书！在江苏庙头中学，学校有教育理想的诗碑，在述阳师范附属小学，校门口有教育理想的灯箱。我感动，我兴奋，教育理想之所以能唱响大江南北，是因为她点燃了老师们的心灯！而火种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宗平小姐那里撒下的。　　 快要结束本文的时候，我还要开出一长串的清单：《教育研究》的连瑞庆（老主编）、高宝立先生（现主编）、朱琳老师，《教育参考》的吴国平先生，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彭庆国先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吕达、戚长福先生、邹及燕女士，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徐亚东先生、希望出版社的琚林勇先生、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高敏社长、陈长荣、耿曙生、朱坤泉先生、张凝女士，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张胜勇社长、赵明先生、俞慧女士，《人民教育》的梁伟国总编、任小艾老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屠玮娟女士，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黄强华先生，《教育时报》的王海先生、李序小姐，《中国教育资讯报》（中国教师报）的刘堂江、翟晋玉 先生，《现代教育报》的朱寅年先生，《心理学探新》的老主编王丕教授，《江苏教育研究》的成尚荣、彭刚、金连平、蔡守龙先生、宣丽华、丁建红、马维娜女士、《心理科学通讯》的杨治良、李其维老师······
与每一个编辑的交往，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会为大家叙说，让大家分享文人之间交往的真情流露与愉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