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出版人俞晓群——这次“集体致敬”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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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出版人俞晓群——这次“集体致敬”并非偶然

来源：深圳商报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8日

为“三老”出书之余，著名出版人、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自己还写了一本书，名为《前辈》，副标题是“从张元济到陈原”，书中收录了他对巴金、陈原、王云五等１１位出版大家和关心出版的学问家的考察和理解。这本书几乎与“三老集”同时推出，收入上海书店的“海上文库”系列，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文章却都写得情深意切，满载着俞晓群作为一个出版界后辈，对前辈一份薪火相传的珍惜。        生于１９５６年的俞晓群，是当下中国出版界的中生代，也是中流砥柱。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他主持策划了很多具有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丛书，如“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海豚书馆”等，从国外引进“探索书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系列图书”等世界著名品牌图书，格局宏放，影响深远。        在俞晓群身上，对这些出版前辈的承继，并不是书本上的高山仰止，而是实实在在的出版实践。他尤其与改革开放后三联书店第一任总经理沈昌文过从甚密，与沈昌文合作策划了多套重量级丛书，并自称为沈公“永远的追随者”。        日前，俞晓群来深公干，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谈到最近“老出版人群体”备受关注的现象，他表示，这次“集体致敬”并非偶然，而是近十年来中国出版界乱局的“触底反弹”，“很多文化人和管理者都开始反思，近十年的中国出版出了什么问题？时代需要产生大师，出版对文化的尊重已经开始回暖。” “承继前贤”不是空话        《文化广场》：你在书中写了１１位出版前辈，梳理了近百年中国出版史。概括起来，跟前辈学什么？        俞晓群：我们平时经常说的“承继前贤”，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单是一种志向，而是一些活生生的人生经历。张元济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开创现代中国出版一代新风；叶圣陶先生兼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于一身，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样完美；王云五先生自学成才，被胡适先生称为“有脚的《百科全书》”，靠个人奋斗成为一代名家；周振甫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计个人得失，被钱锺书先生赞为“小叩辄发大鸣”；张中行先生满腹经纶，却一生居身编辑，甘于寂寞，都市柴门，大隐于斯，等等，这些出版大家在思想与行为上都有共通之处。        跟出版前辈学什么？我有三句话：跟张元济学做人，跟王云五学做书，跟沈昌文学做事。        我最敬佩张先生“一专多能”的知识结构。张元济先生６０岁退休后，亲自操作的四大工程《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后人评价极高，言其可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媲美。所不同之处，只是前人均以举国之财力为之，张先生却以私家身份修典，堪称“一人之力，可以抵国”。回忆起来，我大学毕业，刚刚进入出版领域，就想向张元济先生学习，希望能有“一专多能”的本事。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数学专业，进了出版界，再想搞纯数学是不大可能了。所以我选择了科普创作，在出版工作之余，真的沿着这条路径走了很久，１９９３年在三联书店出版《数术探秘》；２００３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数与数术札记》；２０１３年还准备再搞一本《五行志研究》。见到这些东西，我的许多朋友感到大惑不解，它们与出版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啊，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劳什子呢？我笑着回答：“玩一玩而已”，可是心里却一直想着张元济、陈原等前辈做人的楷模。我觉得，我的追求可能会“东施效颦”，但人生的梦想总还是需要的。 王云五是个奇人        《文化广场》：在你的书里，多次提到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人王云五，为什么偏爱他？        俞晓群：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前三十年肯定是不提王云五的，近三十年主流依然不谈他。现在很多老辈人也还是骂他，因为他参政了，是国民党的高官，解放后也是战犯，有政治背景。但王云五是个奇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最初的出版志向是编辑第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未能如愿。他转而出版“万有文库”，共推出两集，达到４０００多册，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丛书”，并说“它为苦难的中国人提供了书本，而非子弹”。由于战乱影响，这套书“二世而亡”。但它的影响却经久不衰，至今依然不绝于耳。        上世纪９０年代，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任职，偶然见到几本旧版的“万有文库”，感慨万千。王云五一套书出手就是４０００本，我们一套书几百本还做不出来，你说时代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为什么外国的“企鹅丛书”、“岩波文库”可以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能够出版不衰，而我们连一套长存的文库都没有呢？所以我试图接续王云五先生的出版思想，推出“新世纪万有文库”，还提出一个“十年千书”的目标。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到辽宁出版集团工作，“新世纪万有文库”的出版也相继终止，出书不足６００种，留下一段遗憾。但我的心里一直有所不甘，总希望在退休前，还能有机会完成自己“再编文库”的愿望。 跟沈昌文学“做事”        《文化广场》：你和沈昌文合作出书最多，他对你影响也最大，可是《前辈》所列的“出版十一家”之中，却没有沈公的名字。如何看待这位出版前辈？        俞晓群：即使在我试图接着写下去的名单中，有陆费逵、姜椿芳和范用……也没有沈先生的名字。但是，沈先生做事的风格是非常值得一写的，也必须写。回忆与沈昌文先生交往，已经有近２０年的光景。记得１９９６年沈昌文先生退休，被我请到辽宁教育出版社，做我们的指导老师。帮助我们组织书稿、约请作者，还帮助我们建立编辑出版流程等等。那时我经常讲两段话，其一，对于我们新一代出版人来说，向沈先生学习，向商务、三联等有传统的出版社学习，是业务上的“一步登天”，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其二，在出版上，沈昌文先生是我们的“导师”！闻此言，沈先生不无幽默地说：“不，我只是导师的秘书。我的职称很低，能够做好你们的社外助理编辑就很不错了。”        学习沈先生做事，首先就是谦虚，或曰低调，或曰藏拙。他说，对待作者要服务至上，甚至有一点“奴才精神”也未尝不可；他说作者是大知识分子，编辑是小知识分子；他说有时我们组稿不单是为一部稿子，更是在“组人”；他说写文章最忌讳用“应该”二字，我们本没有指手画脚的资格；他说好文章要有内蕴才耐读，主张“钝刀子割肉”；他说好编辑不但要知道作者在写什么，还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有什么情趣、有什么困难；他说即使是所谓“大编辑”也分导师型与秘书型两类，陈原先生属于前者，他自己属于后者；他说当了编辑就不要想再成什么“家”了，想成“家”就不要来当编辑；他说衡量一个好编辑的标准，不单是看他的学问有多大，更要看他手中的好作者有多少；他说组稿时，首先是组到作者最想写的东西，而不是你最想让作者写的东西……沈先生还有许多话，生动而有趣，能够面对面地向他学习，真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