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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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徒

（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9年第四期）   

杨    早

1998年4月底，我去应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面试。一位先生问了我一个照例要问的问题:
“现代文学的作家里，你喜欢哪几位?说五位吧。”
第一是鲁迅，第二是沈从文，显然这是很大众的选择，先生们微笑地看着我，等着我说出张爱玲或钱钟书。
“还有，丰子恺，嗯，李叔同……”
先生眉毛一挑:为什么?
我讷讷地有些答不出来，勉强搜寻、拼凑着词语:“丰子恺说，感动他的有四样事物:天上的神明与星辰，地上的艺术与儿童，他和李叔同代表着中国现代‘美的教育’的实践……”
我把这对师徒合起来说了，因为，其时我对李叔同或弘一法师的事迹、文字，其实不甚了了。我对他们俩的这些印象，全来自小时熟读了无数遍的一本书。
《丰子恺散文选集》，丰华瞻、戚志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定价0.91元。
这书中印象最深的篇什，又是那篇《怀李叔同先生》。第一次读到，我才九岁。我就这样，从丰子恺笔下，第一次认识了他的老师李叔同。
在中国现代史上，老师李叔同的名气、地位，都远超过学生丰子恺。学生是中国漫画的始作俑者，也是著名的教育家;而老师，在美术史、戏剧史、宗教史、教育史几方面，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可是，我对老师最初的认知，一直的认知，都是基于学生那篇不足十页的回忆文字。《弘一法师年谱》、《弘一法师书信集》、《李叔同集》、《弘一大师永怀录》、《漫忆李叔同》……那么多自己的、他人的文字，都未必敌得过这短短一篇小文。一想起“李叔同”三个字，脑海内站起来的，仍然是《怀李叔同先生》所写的那个人。
那是丰子恺眼里的李叔同。于是，这师徒二人，在我的心目中，往往合二为一，这一个，只不过是那一个的镜像而已。至今，我仍略带偏执地认为，丰子恺的《怀李叔同先生》，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散文中回忆恩师的双璧，笔端那别样的温情与崇仰，那真挚到近乎软弱的爱敬，一直要到汪曾祺追念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文》出现，才有了第三篇。

我那时不知道的是，《怀李叔同先生》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丰子恺在1943年3月，老师去世后第167天写出的这篇记念文字，刊发在《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63期上时，它的名字叫《为青年说弘一法师》。
米兰·昆德拉说，每个写作者心目中都有一批虚拟读者。你打算写给什么人看，就决定了你会以何种路径进入主题，以何种方式展开论述，又会得出何种结论。《怀李叔同先生》的感染力或许正在于，它是写给那时的“中学生”看的，是丰子恺借老师之死蹈行老师未竟的教育志向。他想和青年读者们分享的，正是李叔同先生作为“师”的伟大之处。
坦白说，大部分人不明白以李叔同的风流蕴藉、倜傥多才，何以会突然于中年遁入空门。对此有些甚为荒谬的议论，即便在敬他爱他的亲朋之中也在流传。比如李叔同出家是在1918年，便有人说，倘若李先生忍一忍，到第二年，他便会参加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再也不会出家了。顺着这条思路推下去，李叔同的人生道路，便是“反映出知识分子选择道路的曲折性和悲剧性”。相较之下，“南社双僧”的另一位，由佛返儒的苏曼殊，反而更容易得到理解与同情。
我对被称为“内典”的佛家学说，半点不通，因为也不打算强作解人，去索解李叔同出家之谜。只是，像李叔同这种由天才转成“畸人”的例子，历代都有不少，唐寅、李贽、徐渭，都是这一流，非达到与他们一般的高度，或采用与他们相近的角度，是窥不透他们的步履所向的。“独恨无人作郑笺”，人如文章，也需要注解，需要笺释，只是，有没有介于畸人常人之间的知己来担当此任，就要看那人的福分了。
有丰子恺这样的学生，大概就是李叔同几生修得的福缘。反过来，得师如李叔同，结二十九年师弟尘缘，更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大造化。
丰子恺在《怀李叔同先生》里，讲了老师不少轶闻，中心意思只有一条:李叔同受人崇敬，是因为他的人格特点。而李先生的人格特点有二，一是凡事认真，二是多才多艺。
多才多艺这点，根本不消说。拿丰子恺的话说，“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种都很出色，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学习”。上天降生他，似乎是为了展示一个人可以精通多少种艺术的门类，而这样一个艺术全才，又是如何能将上述这一切才艺与爱好几乎全部放弃的。
李叔同在二十岁前后，便以才名享誉海上，他二十六岁去日本之前，填过一首《金缕曲》示友: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山河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金缕曲》的名作，当然是纳兰容若与顾贞观那几首唱和，但这首也不遑多让，虽然多少带着南社诗词常有的颓唐与狂气，却大不同于那些借爱国吐怨气的时作。大约是可以比于鲁迅那首“灵台无计逃神矢”的，我以为。
还有后来那首《送别》，现代歌曲史上还有更洗练隽永的歌词吗?
他到了日本，学画学音乐，与同好组织春柳社，用日语排演《椿姬》，那便是“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茶花女》。他自己演茶花女玛格丽特，丰子恺说“那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当年看这笔描述，让我何等心驰神往，不知是怎样一幅佳人图景!
我得承认，丰子恺太爱他的老师，不免有溢美之嫌，日后我也看到了李先生演茶花女的剧照，老实讲，他的眉眼并不适合扮女角，腰很细倒是真的。当年目睹者之一的欧阳予倩也说“只就茶花女而言，他的扮相并不好，他的声音也不甚美，表情动作也难免生硬些”，这次演出反而激发了欧阳先生投身戏剧的决心，因为他觉得“倘若叫我去演那女角，必然不会输给那位李先生”（《春柳社的开场》）。
好在丰子恺写这一段，不是想夸老师长相俊美，而是要说明李叔同“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李叔同出家时，将过去的大部分照片都送给了学生丰仁。抗战军兴，丰仁匆遽出逃，那些照片自然不及携带。丰仁在四川五通桥的客途中，得到老师在泉州逝世的消息，于是他以文笔作画笔，画出一幅幅记忆中的影像:

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的做一个翩翩公子。
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的做一个留学生。
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了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李叔同的认真，贯于终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差不多先生”（胡适语）充斥的国度里，难免会被认为是骇人的怪癖。有些传闻说他在日本时，与人约了十点钟见面，那人十点半才到，他就闭门不见。事实也许还要惊心些:当事人，仍是那位欧阳予倩先生，回忆说:“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我住在牛 区，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乃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
他到杭州，经亨颐留他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李叔同开出的条件是:每个学生配一台风琴，以及专门的画室，否则不接受。经校长答应了。转过年，新生入学的丰子恺大吃一惊，这里有“特殊设备（开天窗，有画架）的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置备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的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李叔同此时在南京、杭州两地兼课，请假的时候不少，但他决不浪费课堂上每一分钟，必用的板书，一定在课前写好，两块黑板写得满满的。点名簿、讲义、教课笔记簿、粉笔，全部就绪。然后自己解开琴衣，打开琴盖，摆好谱表，琴上放一只时表，坐在讲台上等学生。这样的课，无人敢迟到。
他一生的知交夏丏尊，也常常谈起一桩往事:他们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同事时，学生宿舍被盗，众人虽然有所猜测，苦无实据。夏丏尊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李叔同给他出了个主意:“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丏尊当然做不到。只是，若李叔同是舍监，他做不做得到?我赌他能。
嗣后李叔同转而学道，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再变为学佛，终于出家，成为弘一法师，而且还修的是佛门中最难修的律宗。又是一桩轶事:弘一到丰子恺家，被请到藤椅里坐。他每次总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起先丰子恺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如此，才敢启问。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说到此，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吕碧城是李的南社社友，后师从严复，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女才子，当过天津北洋女子师范校长。她也学佛，在香港时买了一幢小洋房，却碰上白蚁为患，用药水打，必然伤及白蚁性命，不用药水，房子就有坍塌的危险。于是她写信给厦门普陀寺弘一上人，问他怎么办。
弘一法师的回信不知如何答复。他一定不赞成杀生，然而洋房楼下还有租户，不是吕女士一人之事。不久吕碧城就搬家了，或许是弘一的主意:杀之不忍，治又无方，只有“避”这一途。
少时看孟子讲“君子远庖厨”，觉得老孟好不虚伪，你不进厨房，难道畜牲就不被杀?后来渐渐明白，这是要保全自己的一份仁心。世缘难绝，俗念难破，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丰子恺的商人亲戚看了李叔同的各时期相片，听了他的事迹，反应大抵是:“这人是无所不为的，将来一定要还俗!”“他可赚二百块钱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就算是丰子恺与夏丏尊，总算弘一的知己，在他出家六年后去杭州看他，为了表示虔诚，准拟吃一天的素，但进了杭州，“终于进王饭儿店去吃了包头鱼”。
不过丰子恺到底是茹素做了居士，或许是弘一的人格力量影响所致。而且，他发了愿心，要与老师合作《护生画集》。这套画集，一共出了五集，前数年突然走红，出了几个版本。
弘一诗，子恺画，都在突出动物界那活泼泼的生机，动物之间的亲情爱意。我读此书，屡屡不能终卷，因为知道自己是吃不了素的，看得越多，罪感越强。
打开与合上书卷之际，总能体会到这一对师徒的大慈悯。李叔同出家后，名声依然响亮。述及的文字，不是讲他佛法精妙，就是说他平易可亲，只有丰子恺，能写出他心底剩留的思慕与悲欣。
1926年，弘一再访上海，特地去找他儿时居住的城南草堂，他对丰子恺说，在那里读书奉母的五六年，是“最幸福的”，之后到出家，则是“不断的忧患与悲哀”。
我没想到弘一出家八年后，还会有这样浓重的访旧的冲动。他走进城南草堂，“装修一如旧时，不过换了洋式的窗户与栏杆，加了新漆，墙上添了些花墙洞。从前他母亲所居的房间，现在已供着佛像，有僧人在那里做课了。近旁的风物也变换，浜已没有，相当于浜处有一条新筑的马路，桥也没有，树也没有了。他走上转角上一家旧时早有的老药铺，药铺里的人也都已不认识”。
这是他口述给丰子恺听的。在丰子恺的转述中，俨然一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场景。其实这是弘一眼里看出的景。因为第二日，他又带着子恺去了，丰子恺的感觉是“今天看见城南草堂的实物，感兴远不及昨天听他讲的时候浓重，且眼见的房子、马路、药铺，也不像昨天听他讲的时候的美而诗的了”，尤其他们碰见了现在的主人:

里面一个穿背心的和尚见我们在天井里指点张望，就走出来察看，又打宁波白招呼我们坐，弘一师谢他，说“我们来看看的”，又笑着对他说:“这房子我曾住过，二十几年以前。”那和尚又打量了他一下说:“哦，你住过的!”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文字，似乎是从《儒林外史》的尾章移出来的，里面蕴藏的悲哀，如同虎跑的泉水，满满一杯，扔个硬币进去，水立刻高出杯沿，但并不溢出来。
弘一说，他那时去虎跑断食，原是贪那里的泉水好（断食规程，每日要饮五合泉水），并非为了有佛寺。然而竟在彼处定了出家的念头。
第二年，就是1927年秋天，弘一云游经过上海，到江湾丰子恺寓所缘缘堂小住。那是师徒二人最后一次小聚。我很喜欢那样的场景，份属师徒，却谊同兄弟，法师与居士，两位艺术家，曾经的教师与现在的教师，不太负责任的丈夫、父亲与最顾家慈爱的丈夫、父亲，他们在沪滨的黄昏中谈着话:

每天晚快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得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的时间。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

有一句话，解放后收入《缘缘堂随笔》时，《怀李叔同先生》里已经没有了，但早先的《为青年说弘一法师》里是有的。丰子恺是何等的偏爱他的图画和音乐老师啊，他写道:

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育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