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为筠：规范的失序和思想的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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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筠：规范的失序和思想的鸣叫







正当于丹在“百家讲坛”上把《论语》熬成一锅心灵鸡汤时，北大学者李零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出版了。李零以训诂的刀片对《论语》进行了条分缕剖，把孔子“还原”为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孔子，这位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儒家学派创始人，真的就像是一个堂吉诃德？一条四处颠沛流离惶惶然找不到自己家园的丧家狗？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论语》曾被树为万世经典，李零的这部新书无疑就像是一块天外来石砸在了这面镜子上，立即引起文化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有人认为是给当今国学热开了一味“清醒剂”；新儒家则对此进行强烈批评，蒋庆称该书“轻侮圣贤”，康晓光斥之为“垃圾”，陈明这样总结道：“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这本书”。“丧家狗”引发了一场思想的大地震，折射出当下种种文化思潮看待儒学和传统的视界与心态，引发的争议远远超出了这本书所具有的价值。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德泽深厚，从孔子至今绵延已逾2500年，可谓渗透于国人的血脉骨髓。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论语》被树为万世经典。正因为孔子这样的符号本身内涵深厚，不单纯是一种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其意义在历史发展中积淀并生长。逐渐孔子被上升到关乎信仰的位置，所以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礼崩乐坏之时，“反孔”与“尊孔”的拉锯战分外激烈。对于孔子的态度也是，要么是奉之圣人，顶礼膜拜；要么视为糟粕，打倒在地，踩在脚底。
孔子生于兵荒马乱用智斗勇的春秋时代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十五有志有于学”。在那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时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①]。各路诸侯王国认为他的方略看上去很美，实际上迂阔而莫为，自然处处碰壁，终其生郁郁不得志，只好授徒为业，开了民间办学的先例，据说他授业过的弟子总共达三千之多，他比较满意的有七十二个。这些弟子散布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使孔子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论语》一书就是孔子逝世后，由其门人编辑记录的孔子与弟子之间、弟子与弟子、以及弟子与再传弟子之间问答体著作。文字的本质特征是以真理不在场的情况下讲话，它以人们建构的观念世界代替了真实的现场世界，《论语》就是这样，它叙述的可能是弟子在回忆中理解的老师，也许与历史上实体存在的孔子相去甚远了。孔子无法复原，就像我们无法让时空倒流回到古代去一样。孔子和《论语》好似一个文化大筐，人们按照自己的现实目的各取所需，“我注六经”的同时，六经也在注我。所以无论尊孔，还是反孔，孔子只是个符号，赞成或者反对的只是儒家学说对人间秩序的安排体系。
一个时代有一个的声音，一个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想。思想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且受政治的影响。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思想往往也随之发生裂变。自然经济秩序和“奉天承运”的皇权政治秩序的深厚土壤培植了“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儒学思想。
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九十代年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世纪初制订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也相应推进，民主、法制思想渗入中国千千万万颗心。我们的语言、时尚、礼俗、居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纷纷改变，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消费至上、娱乐至上的世俗意识形态呈现强劲势头，道德规范、伦理德性和终极价值失去了评判标准，道德和信仰两个层面出现意义危机。思想界对此反映异常活跃，改革派、批判学派、自由主义派、新儒家学说纷纷矗立起大旗，一批知识精英运用各自研究领域的工具来解析社会现象，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一时呈现“诸子纷争”的景观。思想的争鸣反映的是社会宽松环境下人们不同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
从当代社会来看，孔学或称儒学遭受人们最多批判的主要是：一是传统礼法压抑人的感性生命，窒息人们的创造精神；二是重伦理，轻功利，安于现状，使人们过分注重内在世界而忽视外在的自然规律，缺省科技发明的动力；三是维护皇权秩序的等级和宗法意识，拘禁人们思想意识的外逸。孔子之学束缚了中国几千年，是中国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的症结所在。反对孔子的人提出中国社会的低级与落后，近代的没落与屈辱，孔子应该买单。
毋庸置疑，孔子和他的儒学既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当然也不是祸乱中华的洪水猛兽，全盘否定孔子或完全复制孔子学说的做法都是幼稚的。孔子和儒学乃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孔子学说至今仍有值得汲取借鉴的地方。至于后世理学家对孔子的推测、阐发、敷衍，则更应理性分析并慎重对待。我们不能苛求和指责孔子，毕竟古人只能做古人的事。不论是把孔子概念化还是偶像化，神圣化还是妖魔化，力捧还是唱衰，奉若圭臬还是恶搞炒作，都势必在很大程度上误导国民对传统和道德的认知，从而在实质上损害、曲解了孔子和传统价值。
符号的争夺蕴涵的是权力的重新安排
历史似乎习惯跟世人开玩笑，巨室豪富、达官显贵在世时倍受关注，死后却没有人再提起姓名；而一些活着时寂寥落魄、生活困顿的人，却在死后暴得大名，或者彪炳史册，或者流传于民间。孔子也是如此，在世时周游列国，终日驱驰于路上，寄寓于檐下，困于匡，菜色陈、蔡，“求见用而为王者师”而不得，累累如丧家之狗。在他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却下令在孔子的故居建立孔庙，享受岁岁祭祀的隆厚待遇。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以帝王的身份用太牢祭祀孔子，此后，祭孔成了国家祭，从汉朝到清末历代帝王或亲临主祭，或遣官代祭，或便道拜谒，总计达196次。祭孔，只是一种仪式和象征，蕴含的是统治阶级合理使用孔子及其思想，为维护现存秩序或者朝代更替在历史的深处建立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
孔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儒家原本始于商周的巫觋，掌管祭祀礼仪之事。在春秋战国时，儒家也只是兵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派等量齐观。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理儒家经典成为士人进身之工具，儒学遂成为显学。汉平帝时，孔子被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又封他为文宣王。历代统治阶级把孔子越抬越高，封号也越来越大，逐渐地神化了：“尼父”、“先圣”、“玄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成了各个王朝的思想警察和信仰主教，统治阶级把他视为治世的法宝一样供着。
自西汉伊始，人们就拿孔子自说自话式的自我解读，后代托圣人言的不绝于书。历代革命不管真假，都要先打倒孔家店；保守无论新旧，都要齐唱赞美圣人歌。事实上不管“尊”还是“不尊”，都是假“孔子”之名，获取一己之道德、政治私利而已。孔子只是一把刀，决斗的却是各怀心思的持刀人。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遭遇困境。先是墨家、法家提出挑战，比如墨家就从以下四个个批判了孔儒：一是重视祭祀却又不信鬼神，自相矛盾；二是丧久葬厚，浪费人财物力；三是繁饰礼乐，强调尊卑等级，乐于享受；四是迷信命运。继而魏晋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名教斗争，之后自南北朝始佛教长期支配了中国的思想和信仰。晚明时泰州学派风行一时，公开宣称“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但这几次反孔都没能突破文化传统的大格局，儒学在经过一番自我调整之后，仍能脱出困境恢复活力。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动摇使人们不得不对向来如此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产生质疑。汹涌而进的西学新知冲决了人们内心的堤岸，知识阶层开始比较东西方发展的差异，“富强”成为衡量文明进步程度的唯一尺度。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不得不割地赔偿委曲求和。人穷则变，艰难的生存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任由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局面的？只有变革才能图强，当时维新派人士认为中国要强大，先得开风气，积极向西方学习，改变思想观念，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举措以及在报刊制造舆论来达到目的。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思想的禁地一经打破，疆域总在不断地扩展之中。李鸿章曾形容这个历史转折的经验是两千年来未曾有之大变局。
到“五四”时期达到了一个巅峰，新文化运动把孔子批得体无完肤。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异彩纷呈、互相激荡。激进的知识分子深挖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缓慢甚至停滞发展的根源，他们在历史的记忆中翻箱倒柜，责问传统的体制与文化，追究罪魁祸首，自然，充当了两千年“官学”和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儒学以及被历朝统治阶级尊奉的孔子首当其冲。他们强烈批判孔子倡导和儒家构建的“礼教”，认为儒家思想桎梏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们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标准，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讨伐代表人文主义思潮的孔学，以斩草除根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坚决的扬弃，为新知识和新思想腾出空间，并为其建立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吴宓描述当时的反孔情形时说：“而近一年中，若武汉湘中等地，摧毁孔庙，斩杀儒者，推倒礼教，打破羞耻，其行动之激烈暴厉，凡令人疑其为反对文明社会，匪特反对孔子而已。”
文革期间“破四旧”和批孔斗争，则是来自于政治层次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思想总是为政治为服务，否则便会被边缘化，甚至在形态上消灭，当孔子学说与政治斗争的发展需要相冲突时，就被当做“历史尾巴”予以割弃，孔子也在历史的记忆中被发掘出来“鞭尸”。孔子被骂成为一钱不值的孔老二。直至炸翻中华“第一马鬣封”——曲阜孔墓，挖尽孔林八十代坟丘。
从历史背景来看，每次反孔的思潮都是爆发在社会解体或大变革时代。解体变革的幅度有大有小，深度也颇不相同，因此对孔子儒学的冲击也有或强或弱之异。儒学命门也在于社会的承平与否，若社会升平则儒家思想能起积极作用；若在社会转型或解体变革，儒学就显得软弱无力。
知识分子的救世精神
思想界精英的生存价值就是批判社会现实提供社会治理方案，籍此与政治精英分庭抗礼或者被纳入体系之内。因为现实世界总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而理想世界欣欣向荣，万物和谐有序生长。因此，有人借助回忆向历史的深处寻找根源，寄托理想；有人站在社会发展的未来某一点上，审视现实。尤其是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在人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被淡化，人们渴望把握那些能够改变自身身份与存在状况的知识，充满着实用精神，学院里从事人文研究的知识分子迅速被边缘化，只能进行一些自娱自乐堆砌文字的游戏，给世俗社会做些点缀和装饰的工作，以换取养家糊口的薪资。他们常常以激烈的言辞和与众不同的观点来引起社会的注意，同时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逐渐触及到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深层，人们接受了社会变革所必须经历的阵痛，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物欲主义裹挟着全球之风渗入中国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之中，文化臣服于市场的资本和技术的逻辑极权，金钱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物欲精神化、消费审美化，后现代主义的包装术和整容术恰好遮蔽了人类世界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意义，于是信仰世界出现了真空、人们内心世界的秩序和外在的社会伦理规范失控，民族的文化认同、个人的自我认知发生严重危机。在社会结构急遽变革的总体情势下，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整合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的价值观，意义的失落使得社会秩序的清整变得困难重重。一些人开始重拾历史的碎片，寻找能够救赎世俗社会的工具。
人们跨过风云变幻的20世纪走到新世纪的今天，才发现我们原来并没有走出孔子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圈子，开始意识到需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终于历史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轮回，被摒弃的儒学和孔子以新文化保守主义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认为儒学的礼法规范和道德伦理能够重塑人心和社会秩序，建构价值体系和意义世界，恢复人们生活的信心。
一时之间，儒学和孔子又成了香饽饽。重振国学的声音高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布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接着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各个大学纷纷开设国学班。还有推出“国学短信”的。手机用户每月交10元学费，还可以每天来上一段“子曰诗云”、文白对照的“国学”手机短信课。以圣人孔子为名、传播中华文化“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球新增100多所孔子学院，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称，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国学大师的评选和国学博客圈的建立都在昭示着新文化保守主义借尸还魂的思想运动趋向。在政府的支持下，祭孔活动重新登上了历史剧台，并且规模空前、舆论攻势强大。早在几年前鼓励少儿读经的运动就声势浩大，苏州两家私塾“菊斋私塾”和“复兴私塾”相继开馆，宣称传播中国文字和儒家文化的“童学馆”落户于武汉。少儿读经班，像旧时的童蒙一样向学生灌输四书五经的内容。
面对儒学的复兴，四处攻城掠地，兵临城下的局面，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学派无法选择沉默。一场思想的争战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李零恰好赶上了这个趟。他原不喜欢孔子和《论语》，认为《论语》“杂乱无章，淡流寡水”，“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②]尽管李零试图还原一个历史上的真“孔子”，但其实人们现在看到的还是李零从自己视野中解读的孔子。李零正是运用自由主义的工具把价值从事实中分离出来，隔断了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之间的关联。
有争鸣比没争鸣好，思想界最怕的就是万马齐喑，像在一个沉寂的黑洞里，时空疑固。就像地球的板块运动，地质学家说喜马拉雅山就是两大板块撞击形成的高峰。不同的思想撞击也会形成一个新的思想，甚至是思想的高峰。不过，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解决社会现实提出来的问题。如果谁能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期盼的现代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终极价值标准的依据是什么和为什么等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和谐有序规范的人类世界。一种能够调控人心的内在世界和社会环境的外在世界秩序的思想，离不开对各种思想的整合并且能够根据社会实际状况创新发，这正是人们所期待的。
[①]杨伯峻：《论语译注·八佾》，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自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