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传记：一种可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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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传记：一种可贵的尝试

——王攸欣《朱光潜传》读后

? 邓晓芒

在我心目中，朱光潜是中国现代唯一能够和王国维并肩而立的美学家，并且就其学术成就而言还要超过王国维。但长期以来，我都以一种远距离的眼光来观看这颗耀眼的学术明星，尽管对他所发出的光辉常有震撼之感，却无缘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对其思想的来龙去脉和博大渊深的学术背景做一番探险。近读王攸欣教授《朱光潜传》一书，获得了一种全身心被卷入一位深邃的思想家的灵魂及其时代氛围之中的少有的体验，一连数日，心情无法平静。《朱光潜传》的作者王攸欣君是武汉大学中文系陆耀东先生的弟子，专攻中国现代文学。想当年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时，本人忝列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审阅过他的博士论文《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在该书被纳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时为之作序。这篇博士论文最打动我的地方，一是作者对于学术思想脉络的罕见的分析和解剖能力，他能够从细微处、小到一个外文词的翻译，而敏锐地见出作者思想深处的某种未曾解开的心结，并延伸到作者的整个学术思想发展中移步换形的内在机制；二是作者对近代以来中西学术态势的宏观把握，以及对国人在西学东渐中所处的文化困境的深刻洞见。不过，当时作者还没有机会表现他对中西文学艺术的卓越的鉴赏力和对研究对象的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体察，反而在理论上陷入某种对生物主义的崇拜，似乎觉得对一个人的思想的理解只有归结到他的生理机制才算研究到位，这也是我对他的论文主要的批评意见。

    然而，时隔十五年，王攸欣君心无旁骛地沉潜于自身的术业，其功力与识见又早已今非昔比。他目前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朱光潜传》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说明作者在思想家评传的这个主题上开拓了自己独特的路子。据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最初向他约稿的丁宁女士曾特别嘱咐他不要写成一本“评传——理论性的著作”，而要着重于传主的人生历程和生活场景的复原，所以拟定的题目叫做《朱光潜传》。我推测丁女士的意思，是想避免把书写成一本难读的学术专著，而要写成一本历史人物的传记，以符合“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的体例。然而，像朱光潜这样一位具有深邃哲学思想的大学者，即使是他的“传记”，也应当与一般历史人物传记有所不同。一般历史人物传记只须把传主生平所做的事业、所达到的成就客观摆出来就够了，所要求的是细致的实证调查和资料的全面掌握，以及对他何以能够做出这种成就的合理的解释，如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个人的性情、天赋和才干等等。但一位哲学家的传记却不可能以这种要求为满足，而必须深入到传主思想的内部，必须与传主进行平等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否则不过是貌合而神离。只有自身具有充分的哲学素养的人才能为一位哲学家写传记，因此一本好的哲学家传记不可避免地会写成“评传”，这种评传具有一定的理论性是必然的。当然，大众感兴趣的只是诸如康德的终身未娶，早上几点钟起床，下午如何散步之类的轶闻趣事，但康德之所以闻名于世，决不是由于这些“事迹”，而是由于他头脑中所掀起的风暴。所以，王攸欣的这本《朱光潜传》，在我看来正好写成了一部地地道道的“思想评传”。对此我丝毫也不感到奇怪，因为攸欣的理论功力我早已经领教过了。但是，让我真正感到惊奇的是，本书的确又不单纯是一部“理论性的著作”，而是一部有血有肉、生动、细腻、充分体现了传主的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赏力的美学佳话。要做到这一点相当不易，它要求作者在逻辑思维和文学艺术的感受力两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因为这也正是传主朱光潜在现代中国美学界无人能及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除了深刻的理论性和准确细致的审美眼光之外，本书另一个着力点是对时代氛围的生动的重建。一般而言，写历史也好，写人物传记也好，都需要对当时的历史场景有设身处地的体验，才能真实地反映出对象的客观面貌。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何能够令人信服地还原当时的情境，这是一个让现代解释学倍感困惑的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正是向作者发出的呼吁，即要求他在充分掌握第一手、也包括第二、第三手材料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基于人类共同性之上的体验能力，运用自己的全部教养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去与过去的时代展开一种双向的“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tzung）。在这方面，王攸欣做得相当成功。他一方面广泛阅读了朱光潜本人的全部著作、文章（包括轶文）、文稿、书信、笔记、诗词法书、档案，搜罗了与朱光潜有过交往的人的回忆、谈论朱光潜或涉及到朱光潜的日记或书信，哪怕是只言片语，以及朱光潜的友人（都是现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如徐中舒、高觉敷、方东美、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吴宓、胡适、周作人、沈从文……，这个量级的人物在作者“自序”中就列了近四十位）的著作和文集，凡是能够透漏出朱光潜生平某个时期活动和思想的蛛丝马迹的文字，以及能够说明朱光潜当时的思想背景和活动环境的材料，他几乎尽收眼底。他还走访过朱光潜曾经驻留过的地方，感受到当年朱光潜活动的具体场景。如果不算他以前做博士论文和写《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所下的工夫，从2005年接受约稿到2010年完成，他投入了五年多的时间，以至于写出来时，原出版社早已停止这套丛书的出版了（后来重新申报项目，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自叙，“自己觉得已经比较透彻地理解了朱光潜的学术和人格，他每一步人生抉择，每一次学术转向的个人处境、学术话语和意识形态背景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因果关联，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真正写出一个真实生动的美学家朱光潜来？他说：“例如要不要为了场景、性格的生动，移用、虚构对话和细节的问题。我的基本原则自然是力求真实，但是真实是有不同层面的，即使有非常充分的史料，要复原某些对话场景，仍然需要细节的虚构，庄严如正史，人物生动传神的《史记》，取材措辞谨严的《三国志》等，也不无细节、对话的移用、虚构。写传记实际上不止是写传主，也应通过传主写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甚至某个特殊环境或场所的氛围、特点，而这些是作为理论家的朱光潜自己的文本很少提供的，因此颇需借助他的朋友或同时代人的叙述。经过反复权衡，在不背离我对人物个性、精神的理解，也不影响准确理解书中其他人物的情况下，笔者偶尔采用了一些虚构的细节和对话——其中大多数是有文本根据的——希望由此能够为我枯涩的笔墨，增添一点点活力。”想要恢复《史记》、《三国志》的叙事方式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创意，但在今天要做到这一点颇不容易：一是今天的史料来源和搜集方式不是古代所能相比的；二是他所面临的对象不是一般历史人物，而是思想家，移用和虚构作为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的补充即使出现问题也影响不大，但用于精神事件和思想进程则牵涉到对人物思想的根本性的理解，弄不好就可能完全误解了传主的精神。不是对传主的精神发展脉络有切实的掌握和理解，一般人是不敢用这种方法写思想者评传的，所以，这是一种很冒险的做法。应该说，王攸欣的尝试是相当成功的。他模拟朱光潜的口气讲出来的话，以及想象当时情境所写的对话，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让人相信那差不多的确就是朱光潜和当时的对话者口里说出来的。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作者在时代氛围中把握了朱光潜内在思想的真正线索，并且具有将自己体验到的场景生动转述出来的非凡的能力。例如他谈到朱光潜在桐城中学与他的业师潘季野先生的一番对话，季野先生举苏东坡《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来说明苏轼诗的豁达诙谐，后面四句是：“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季野先生摇头晃脑、津津有味地读完全诗后，解说道：‘东坡居士才如江河，滔滔不绝，学究天人，无远弗届，俗语成谚，内典外典，随手拈来，于滑稽中见洒脱，于豁达中见性情，真得诗圣真传，达诗之至境也。光潜，你有何心得？’朱光潜略作思索，有些犹疑地答道：‘学生有一点与先生不同的想法，不知对不对，请先生指教。苏东坡确实才华盖世，当时无人能比，他在有的诗词中，也表现出至性深情，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这首《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形貌倒也确实有杜工部《饮中八仙歌》的意味，不过其谐趣出于滑稽者多，近乎油滑，它没有落到打油诗的轻薄，全赖有几分豁达的风味来补救，依我看，最多只能算是二流之作。学生认为，诗中之诙谐，应当出于沉痛，出于对人生苦难的体会和无可奈何而终于超脱，才算得一流之作，……杜工部也能达此境界，而沉痛深挚尚不能及陶彭泽，更无论东坡了。不知学生所见有理否？’季野先生叹道：‘你讲的道理虽不圆满，但眼界高远，见识已非同常人，孺子且努力，前途真不可限量。’”     


这段对话当然有虚构的成分，但也不尽然。众所周知，朱光潜毕生服膺于陶渊明，对陶诗的推崇无以复加，这一倾向在他打下古文功底的桐城中学时代应已初具苗头。此处比较陶潜、杜甫、苏轼三人于诙谐上的差异，引出诙谐、滑稽、油滑三层格调，颇具美学意味。从美学上说，诙谐可说是一种美，滑稽顶多是一种趣味，油滑则不过是一种伎俩。朱光潜此时尚未对美学有何接触和研究，但只凭一颗诗心在体悟、品味古人的格调，为后来走上美学研究的道路作了铺垫。的确，论诗首在感悟，没有细腻的感觉，再多的道理都是空的；但有了感觉，还要能够说得出来道理，而且说出来能够让人信服，能引起旁人同样的感觉，这才是美学的真谛。作者的这段描述让读者接近了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发源地，具有很大的可信度。类似的描述和分析还散见于本书其他地方，如对济慈《夜莺颂》的体会，对英诗与汉诗各自长短的分辨等。  


   最为集中的是描写朱光潜回国后在北京与新朋旧友欢聚唱酬谈艺的一段，其中不仅展示了朱光潜的高雅的文学趣味和超常的鉴赏水平，而且把朱光潜放在京派文人名流圈的大环境中，让他们在互动中展示整个时代文化的氛围。例如在作者笔下，从法国回来的李健吾口无遮拦、随意臧否文学界人物，朱光潜就他的话随时加以发挥，从他的形式主义文艺观引回到自己的“静穆”理想；而插入进来的叶石荪、梁宗岱、周作人等人的高论，更把当时文坛的形式主义派、象征派、现实主义、“眼泪文学”等等与朱光潜的直觉论和境界说之间的理论相关性展示得淋漓尽致。在这些大师们的讨论中，中西文论互证，各表率性之言，对当时的巴金、茅盾、沈从文等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的品评，其观察之细致、体验之准确、分析之深入和理论层次之高，都是我们今天流行的文学批评所不及的。即使他们之间的争论和交锋，或许各有片面之处，但却能够启发人们的心灵，开阔人们的视野，给人以震撼。以朱光潜为轴心所进行的这些对话，展示了朱光潜的美学极具包容性，但那立足处，又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和情境交融的诗学传统。又如《大公报·文艺副刊》“请客”的那一段：“这一天，秋高气爽，北海波光粼粼，漪澜堂在北海边，景致甚好，宜人眼目。杨振声、沈从文、废名、周作人，俞平伯、朱光潜、余上沅、郑振铎先后来到，互相招呼。”“朱光潜、沈从文都喜酒，碰干了几杯酒以后，就兴奋起来，虽然是初次见面，也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谈起来。”朱光潜三句话不离他所关注的“悲剧心理学”，他说沈从文的小说“很耐读”、“风土人情的描画，极有韵味”，但“我最感佩的是你所写的乡下人物，在强健的生命中，又显示出浓重的宿命感和悲剧感，那种悲剧意识让人沉浸其中，难以排遣，有这样的悲剧意识，就足以见出，你不能说还是乡下人了，要说是乡下人，也至少是已经有深远的人生思考和历史意识的乡下人了”。沈从文的回答相当朴实，他说不出那么多哲理，仍然自认为乡下人，不喜欢城里人的狡猾和钻营：“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是有力，容易跌倒，但跌倒了即刻就可以爬起来。”这时周作人插进来说：“从文到城里十来年，也算得半个城里人了。中国的城里人，大半都是从乡下来的，多少还保留着乡下人的作风。不过到城里来的乡下人，多半是读书人或经商者，所以少了些一般乡下人的质朴、平实。其实真正的城里人，如祖辈都生活在北京的老北京，虽然嘴皮麻利，倒并不比有些乡下人奸猾，他们或许更朴实些，也很重情义。”并评价说沈从文写乡下人写得好，但写城里人就有点陌生。这就又比前两位多了一点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话题又转到冰心所作《我们太太的客厅》，发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有人说是影射林徽音（“太太”）的。沈从文辩称他事前没想到其中还有这些瓜葛，只好请林女士原谅了。朱光潜以局外人的姿态说：“影射是文学的大忌，徒然增加人间恩怨，公开的批评只要出自公心，反倒显得光明磊落，不过就《我们太太的客厅》来说，作者之意或许只是刻画几个人物，不见得一定就是要影射哪些人。”废名则另有看法：“文人间文字上的相轻相骂，只要有艺术，有涵养，也不失为风雅之事。从文兄不要看得太严重，这或许还会使你们的《文艺副刊》更受人关注，增加影响呢。”倒是显得更加洒脱。  


   以上这几段对话，有见地，有个性，谈的是文艺理论，却个个人物栩栩如生，让读者如临其境，置身于高人雅士之间，在品尝一番文学鉴赏的大餐的同时，进入到那个时期北平文化圈最高层的思想氛围之中，并生出一种感慨来。要知道这些名流当时大都不过三十多岁，放在今天都属于需要“扶持”的“青年人才”；但他们的眼界却是世界性的，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概。读这些文字，享受到的是思想的盛宴、灵性的启迪、观念对撞的乐趣，其格调之高，意味之丰富，竟然让我想起《红楼梦》对众才女的菊花诗会和柳絮词会的描写来。当然，要能写出这样的对话，除了对涉及到的各个人物的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和细心的揣摩之外，还要求作者具有与这些人物相当的眼光、修养和见识，以及对思想交锋的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作者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持平的学术立场，他不因对传主的偏爱而无条件地认同朱光潜的观点（他实际上多处对朱光潜的理论漏洞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示），但也不因世俗陈说而人云亦云。例如对鲁迅和朱光潜关于陶渊明的“静穆”和“金刚怒目”的争论，他虽然认为“鲁迅的批评是有理而有力的”，而朱光潜后来的辩护“有点勉强”，但他仍然主张“朱光潜的思考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鲁迅是从文学应该面对苦难现实的角度来评价诗的，而朱光潜则是希望通过有距离的审美来超越痛苦的现实，“应该说，就个体性的选择来说，可以作为并存的审美方式，如果以一种方式完全否定另一种方式，多少有专断之嫌，就人生境界或审美境界来说，恐怕也不能贸然断定哪一种境界更高”。作者实际上是抱着一种“赏花”的心态来看待各家争鸣的。又如有关曹禺的《日出》的争论，作者判定：“朱光潜对《日出》第三幕的批评确实具有专业眼光，……这显示出他作为批评家的专业水准和磊落风度。”但他又认为，朱光潜与曹禺的争论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和一位注重演出效果的剧作家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几乎是戏剧本身必须时刻面对而总是很难处理的问题，也是自古以来的难题”，就是说，曹禺的反驳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这看起来是一种折中主义的评价，但其实是提出了戏剧艺术（和一般艺术）创作的内在矛盾问题，即艺术自身规律和反映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突破陈说的开拓性。  


   该书的看点当然远不止上面讲的这些，例如写朱光潜1949年以后曲折艰难的思想转变过程，就极为细致和自然，但其中失去了当年那种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不过我之所以只提出朱光潜与他人的这几个学术交流和思想交锋的场景来谈，主要是因为，我认为作者在这里已然创造了一种写人物思想评传的新体例，它从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传统脱胎而来，却将之运用于人物思想的成长和发展纪实，它描写的不仅是朱光潜其人的生平，而是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并在描写中又时常加入作者精当的评论和引申，不论是肯定还是批评。作者不是作为史家为名人写传记，而是作为理论家为思想者写思想史；但这思想史写得如此生动逼真，如此具有文采和可读性，如此引人入胜，这是少见的。我甚至觉得如果作者有意直接进行文学创作，也将会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作家。然而该书又决非一般“报告文学”，而是具有“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刘向、扬雄赞《史记》语）的性质。作者为写一人的传记，而广泛参考所有曾与之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的人的谈话、日记、书信、文章、著作，乃至于读其他人的“全集”，对时代环境了然于心，务求知人论世。该书充分展示的是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深度和魅力，称得上是一本引人深思并激发人的探索欲望的书。

    （王攸欣：《朱光潜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