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90年代”与当代文化研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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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90年代”与当代文化研究的使命

2009-07-08　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者:■罗岗

　　正是在“短暂的90年代”期间，文化研究不约而同地在中文世界兴起了。“文化研究”从学术渊源上确实来自西方，但进入中文世界却有着更为现实的关怀，特别是它相当自觉地对应着某些重大转折的时刻，成为了这个时代某 种意义上最为敏感的神经。 　
　在高度学科化的情况下，文学研究甚至包括整个人文学术研究，都面临着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社会变化的问题。比如如何来研究“80后”这批作家，因为问题不在于郭敬明、韩寒之类的小说写得好不好，他们比不比得上鲁迅，比不比得上王安忆，关键在于他们处理文学的方式变了，用学术一点的说法，是整个文学生产机制发生变化了，“郭敬明”和“韩寒”今天已经变成一个个品牌。


短暂的90年代 　


　作为Cultural　Studies的“文化研究”，虽然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在学术谱系上可以追溯到英国文化研究甚至更早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而且在北美学术界也一度成为显学。但是在中文世界里，我觉得“文化研究”的引入，它不是单纯作为一种学术新潮或者一个新兴学科进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涉及到所谓“短暂的90年代”，“90年代”这个时间概念具有较大的空间涵盖意义，指的是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在内的“中文世界”在最近二十年间都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正如汪晖所强调的，“90年代”，并不完全等同于1990年代的自然时间，虽然与之有很大重合，它意味着“从80年代末发展至今的一个进程，其特征是市场时代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巨变”，同时，它“也许会像许多时代的终结一样，‘90年代’的离去需要一个事件作为标记”。（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而这正是我想强调的，这一变化在“2008年”前后因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譬如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国大陆的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台湾的政党轮换，香港的天星码头事件……等等――发生了转折、改变甚至终结，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90年代”之前加上“短暂”这个形容词的原因，它表明在中文世界中近二十年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时间显得如此“短暂”了，同时这一快速的变化似乎还没有得以充分展开，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于这一时代的认知与反思还显得相当匆忙和局促，“大约到1990年代的中期，中国知识分子才从前一个震荡中复苏，将目光从对过去的沉思转向对我们置身的这个陌生时代的思考”，却又因为上述重大事件的发生而转向、转折和终结。这就揭示出“短暂”的另一层含义，就像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感受到“短暂的20世纪”的“终结”一样：“对诗人艾略特来说，‘世界即是如此结束――不是砰地一声消失，而是悄悄耳语地淡去。’短暂20世纪告终的方式，事实上两者兼具。”（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并非巧合的是，正是在“短暂的90年代”期间，文化研究不约而同地在中文世界兴起了。这使得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文化研究”从学术渊源上确实来自西方，但进入中文世界却有着更为现实的关怀，特别是它相当自觉地对应着某些重大转折的时刻，成为了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最为敏感的神经。

文化研究在“中文世界”的兴起 　

　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兴起和1987年的“解严解禁”有着直接关系。当时，从海外，特别是美国回来一大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政治倾向上很多都参加了“党外运动”，在学术训练上则大多数在美国念了博士，甚至有一些是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大学教书。他们回到台湾，一方面参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直接推动台湾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在学术上找到介入政治和社会的方式。正是出于这种背景，对于学院知识分子来说，在西方所学的知识和所受的训练必须转化出一种应对本土性问题的方式，“文化研究”就是这样进入到台湾语境中的。当时一位学者叫陈光兴――后来成为台湾文化研究领军人物――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把“台湾的文化研究”界定为“去殖民的文化研究”，这一界定“开始追溯文化研究论述形构中第三世界的这条历史轴线，将原有对于文化研究的认定复杂化。并且在历史的当下，为重新追溯‘文化研究’在帝国核心以外地区实践的传统，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在所谓后冷战年代，我们被迫从既有的学科局限及地理区隔中出走，目的是要回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区域化的效应，其中包括原先搁置与关闭的历史问题，也包括新的问题。在文化研究的大伞下，或许有些在其他学科无法开展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开放的领域中进行，与此同时，也可能改变当代文化研究实践的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找回正在流失中的理想与愿景”。（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从而使得“文化研究”可以直接把台湾由“解严解禁”所带来的政治过程，以及“大和解”是否可能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了，从而为“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兴起找到了“现实化”的动力。那时候是台湾文化研究的草创期，也是黄金期，因为文化研究与台湾进步的思想界，分享着某种共同的底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学术层面上，都产生了强大的合力。然而随着省籍问题的浮现特别是“族群”的撕裂，不仅仅是文化研究，包括整个台湾进步的思想界，都面临着重新“社会化”和“现实化”的难题。

　　来自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现实的刺激构成了文化研究兴起的前提。这样情况在香港同样如此。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兴起与“97回归”密切相关，这一进程同样起步于1980年代中期，当时香港大学一位学者阿克巴・阿巴斯（AckbarAbbas）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香港：文化与消失的政治》，说的是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只有在它即将消失的时候――意指“97回归”――人们才意识到香港的存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文化研究作为回应“97回归”的一种方式进入到学院中，于是在香港岭南大学有了文化研究系，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了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内设文化研究学部）。在香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一直到“97回归”，然后进入到“后97”的时代，可以说，整个的政治气候、社会氛围和知识生产至今依然被“97回归”所界定，对这一状况的研究、谈论和争辩，成为了香港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特色。王家卫在《花样年华》中故意设置“2046”的房间门牌号以及他后来干脆把电影命名为《2046》，都以符号化的方式相当微妙地流露出香港“97回归”后的复杂情绪。就像香港文化研究者罗永生指出的那样：“从大部分香港人亲身感受到的文化经验来说，一百五十多年来的香港，有着繁杂多样的过去，并无清晰线索，然而‘97回归’，却逼着所有人去面对和接受一个统一版本的历史命运。在‘线性历史观’下所描画的‘历史’长河中，香港完成了政治‘回归’。”（罗永生：《时间的暴力・记忆的政治》）

　　与台湾和香港相比较，内地的文化研究似乎要晚了一拍半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谈，一个层面是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文化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英国文化研究或者美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工作和个案研究，侧重于译介方面，而且力图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放在学科内部来处理，譬如“文艺学”这个学科就是把“文化研究”当做文艺理论的某个新发展、新阶段来接受的。这种学科化对待“文化研究”的方式同样也带来了取消文化研究批判性的倾向，譬如当时就有人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拥抱大众文化，因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大众文化的流行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就把“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研究的领域中排斥出去，原因在于“法兰克福学派”是以精英立场来批判大众文化；但更有意思的文化研究应该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可以说是打上引号的“文化研究”，我把它称之为属于中文世界的广义的“文化研究”，可以和台湾和香港的文化研究的兴起构成对应关系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对处于转折过程中的社会现实进行回应的“文化研究”……因为转折中的社会出现了许多的新问题，是以往的社会从来没有遭遇过的，仅仅依靠现成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也难以回答的。“短暂的90年代”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若不加以重新界定，甚至政党、国家、群众等等耳熟能详的范畴就不可能用于对这个时代的分析”。（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这个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可以大到譬如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是在一个新的全球化语境下展开的，和以往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显然不一样；小到生活方式上各种各样的改变，譬如网络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差不多就是在最近十年的时间――从1998年到2008年――一个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的人数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网络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会对中国的现实和中国人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想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

重新寻找回应时代的方式 　

　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不仅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同时包括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在激烈的改变。面对巨变的社会和自我，当代文化研究需要承担起怎样的使命，在这儿无法充分展开来讨论，但我可以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有许多原来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转而去做文化研究，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19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被“学科化”，它在学术上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文学”与社会、与现实、与历史的密切联系，因为那时候，很多社会热点问题（既有现实的，也有来自历史的）往往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当时一篇作品可能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轰动。但是到了1990年代之后，文学完全被边缘化了，现当代文学研究则与这种边缘化的状况相呼应，充分地“学科化”、“学院化”了。譬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就有人不断提出，不要叫“现代文学”了，可以改名叫“民国文学”，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变成“民国文学史”，这样，“民国文学史”能够顺利编入到“中国文学史”中去，然后按照中国文学史一路讲下来，“清代文学”之后，自然就是“民国文学”了，“现代”这个概念也许可以从此搁置不提了，“新文学”“新”在何处也无需追问了……由此可以看出“学科化”背后隐含着多么大的“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压力。尽管没有什么人真去写“民国文学史”，但现在炒得很热的“中国古今文学流变”之类致力于所谓“打通”的讨论、课题和著作，只不过是当年“民国文学”更高级的变种罢了。

　　在高度学科化的情况下，文学研究甚至包括整个人文学术研究，都面临着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社会变化的问题。就拿文学研究来说吧，可以举一个小的例子，那就是如何来研究“80后”这批作家，因为问题不在于郭敬明、韩寒之类的小说写得好不好，他们比不比得上鲁迅，比不比得上王安忆，关键在于他们处理文学的方式变了，用学术一点的说法，是整个文学生产机制发生变化了，“郭敬明”和“韩寒”今天已经变成一个个品牌，他们有自己的公司来运营作品、刊物和书籍以及其他衍生产品，围绕着他们的文学写作、销售和阅读已经和整个社会的变迁联系在一起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征候”。如果文学研究还是用传统方式来解读“80后”，而没有意识到需要处理更大的问题，那么生产出来的成果大概也只能在学院内部消费吧。我觉得当代文化研究至少在重新做出一种努力，一种重新沟通理论与实践、学院与社会、思想和现实之间关系的努力。虽然今天还是有不少人对文化研究很不以为然，甚至很不客气地说文化研究的功能就是“指鹿为马”，我也认为文化研究确实有指鹿为马的危险，或许也真有人借着“文化研究”的名义在干“指鹿为马”的事，但至少我相信文化研究在今天还能保持那么一点活力，就是因为它力图去回应――不是以学科的方式，而是带着1980年代那种特有的乌托邦精神――这个社会的变化，并且立足于这种变化试图做出某种新的思考和解释。当然，我也必须承认，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就像“短暂的90年代”一样，同样面临着重新出发的问题。现在的台湾文化研究、香港文化研究有的被体制吸纳进去，有的则因为无法应对新的变化出现了危机，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作为后来者，是具有“后发优势”，还是“重蹈覆辙”，确实还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