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青年教师阅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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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青年教师阅读调查

■策划/中国图书商报阅读调查组　执笔/韩晗

(2010-6-22)

大型阅读调查意外发现：中小学青年教师是最爱读书的一个群体 ■策划/中国图书商报阅读调查组　执笔/韩晗 　　选定城区中小学青年教师这一特定群体作为本次阅读调查的对象，原因有三：首先，因为城区内的中小学青年教师基本上构成了仅次于青年学生的第二大阅读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年龄在45岁以下的城区中小学青年教师，有近200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拥有本科这一平均学历，人数上又远远高于被称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调查他们的阅读状况，理应有着较大的社会学意义与价值；其次，在城区内工作的“中小学教师”这一特殊身份，又是青年，属于国内典型的“有闲有钱”阶层，与条件相当的公务员比，他们虽然没有公务员待遇丰厚，但是却有“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自我认同；从收入上看，他们远远比乡村镇一级的农村教师、代课教师要丰厚得多。因此，对城区内中小学青年教师的阅读倾向，亦是集中显现了“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特定人群的阅读状况。 　　本调查报告立足全国10省市（主要为县级市以上行政单位）近千名城区中小学青年教师（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中小学教师”），他们的年龄在21岁至45岁之间。 　　本调研意图在于了解中小学教师们的阅读状况——即包含“主要阅读对象”、“主要阅读形式”、“主要阅读目的”、“主要阅读取向”与“主要阅读时间”这5个方面。从样本总量上看，本调研一共发放调研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34份，占总发放量的93.4%，具备有效性，其中，有效的934份问卷涵盖了被调查的北京、辽宁、山东、上海、浙江、湖北、四川、云南、甘肃与广东10省份的县级市、地级市、省会与直辖市，全部涵盖全国5个大区，其中男性有433人，女性有501人，男女比例为0.86:1；从年龄上看，年龄最小者21岁，年龄最大者45岁，平均年龄34.3岁，符合目前国内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平均年龄；从民族构成上看，汉族850人，占样本容量的91.0%；从学历构成上看，本科学历人数为570人，占到样本容量的61.0%，专科与中专人数为194人，占到样本容量的20.8%，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数为170人，占到样本容量的19.2%；从职业分层看，中学（含初、高中、中专与职高）教师共有401人，占到样本容量的42.9%，小学教师有533人，占到样本容量的57.1%；从授课科目来看，语文教师有204人，数学教师有202人，英语教师有211人，政治、历史、地理教师有255人，物理、化学、生物教师有203人，音乐、体育、美术教师有59人，这些比例都与国内城区中小学青年教师各项数值比例相当，因而，该调研报告在统计学与事实上是真实有效的。 　　从调查研究、整理数据到分析总结，整个调研报告的完成历时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调研过程当中，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与湖北师范学院等师范类高校学生社团的大力协助，并得到著名文艺评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吴秀明教授、湖北黄石十五中学副校长高汉雄老师与上海光明中学德育处主任李敬东老师等学者、领导的指导与支持，在此，笔者与中国图书商报阅读调查组尤致谢忱。 主要阅读对象：无论文科理科，文学作品均是阅读主潮 　　在调研问卷中，笔者从经验与理论出发，认为不同学科的老师，理应有着不同的阅读偏好，譬如语文、英语老师，应该更热爱文学阅读，而从事数学、物理与化学的老师，则应该青睐于侦探、科普类读物，至于政治、历史等科目的老师，那就应该偏重于人文社科类的作品了。 在这样“先入为主”的想法下，我设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平时喜欢读什么样的读物？选项是8个，最多可以选3个，8个选项分别是：纯文学作品、侦探惊悚、科普读物、历史社会科学、生活常识、情感随笔、应用技术与时政评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喜欢“纯文学作品”的有780人，占到总人数的83.5%，其次勾选“情感随笔”的，有701人，占到总人数的75.1%，再次为“科普读物”与“侦探惊悚”，占到第三，均各有309人，占到总人数的33.1%。除了这前四甲之外依次是，选择“历史社会科学”的，有192人，占到总人数的20.6%，位列第五；选择“时政评论”的有177人，占到总人数的19.0%，位列第六，选择“生活常识”的有169人，占到18.1%，位列第七；选择“应用技术”有159人，位列第八，占到17.0%。（见图1） 　　 　　这个统计数据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选择“文学作品”的780人里面，职业是“语文教师”的仅有103人，占到所有语文老师人数204人的一半左右，相反，喜欢“纯文学作品”的数学教师占到137人，竟略高于语文教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除此之外，“情感随笔”、“侦探惊悚”与“科普读物”，同样也有着较高的被选择率——从广义的文体学上看，他们可与“纯文学作品”一道构成“文学作品”。笔者发现，同时勾选了这四项中任意三项者，有406人，占到总人数半数的43.5%。这足以见得，“文学作品”仍然是阅读的主要类型。 　　从文学接受的层面上看，文学作品确实有着其他作品不具备的人性力量，文学的本质就是人学，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它本身可以起着贯穿人性、震铄古今的意义与价值。这应该就是缘何诸多老师们都青睐于文学作品的原因。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文学作品的多样性、多元性与包容性决定了它可以包含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甚至各种文体，或许这是文学作品具备跨类型感染力的另一重原因。 　　“我平时最喜欢看的书就是文学作品。”来自于湖南长沙周南中学的李老师在电话回访中这样对笔者讲，李老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是周南中学一位物理老师。谈起文学，他头头是道，“其实文学与物理不是相通吗？你看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专门还提到了相对论，我对于文学一直很热爱，读书的时候，还是学校文学社的社长。” 如果说李老师热爱文学是因为他个人的偏好，那么山东诸城实验中学数学教研组的卫老师应该代表了多数老师热爱文学的出发点，今年36岁，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他对于阅读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老师说到底是在课堂上用语言感染学生，而这就决定一个老师的语言驾驭能力，文学可以让我们在语言的锤炼、驾驭能力上有所提高。” 主要阅读形式：无论何时何地，纸质阅读终为首选 　　近来“手机阅读”已然成为一股巨大的阅读风潮，尤其随着3G技术的不断推广，多种电子文档的格式几乎均可被手机自带的程序解码，兼之阅读成本低、又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一时间，“手机阅读”在青年读者中风头无二。 　　但是，在中小学老师的调研中，“手机阅读”并未成为新宠。 　　笔者做了一个问题设置，“您最常用的阅读媒介是？”选项依次为5个：手机阅读、纸质阅读、电脑（网络）阅读与阅读器（主要含带有阅读器功能的MP4等设备）阅读，每人只能选一个。 　　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手机阅读与阅读器阅读仍然有着本质区别，两者在作为阅读介质的前提下，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手机作为一种通讯工具，要求使用者必须随身携带——无论是否出于阅读目的，这种阅读是被动性的，而阅读器则是为阅读而制造出来的专门设备，与纸质图书一样，只要携带，就意味着做好了主动阅读的准备，这种阅读是主动性的。所以，将它们列为两个不同选项的原因即在此。 　　在这个选项中，选择“手机阅读”的有104人，占到样本容量的11.1%；选择纸质阅读的有731人，占到样本容量的78.3%；选择电脑（网络）阅读的有61人，占到样本容量的6.5%，选择“阅读器阅读”的仅有48人，仅为样本总容量的4.1%。（见图2）由此可知，在中小学教师的阅读形势上，纸质阅读终为首选阅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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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传统的。”甘肃武威第二中学的赵老师在电话回访中这样对笔者解释，“我喜欢传统的纸质阅读，因为这种阅读习惯我已经保持了几十年，而且我总是觉得，纸质阅读可以让我有一种安全感，手里有书，心里不慌。” 　　在之前的调研中，笔者也发现，作为一种阅读习惯，纸质阅读确实有着其不可替代性，手机阅读只能作为纸质阅读的一种补充，而绝非可以“分庭抗礼”，也无法“取而代之”。 　   从传播学与阅读心理学角度分析，纸质阅读与手机阅读两者所传播的信息截然不同，前者所传播的是一种包含心理性与文本性两重属性的“信息”，而后者则缺乏一种广泛心理性的认同，只是当做一种对于信息的摄取，在整个摄取信息的过程中，却无法感到阅读的审美快感。在之前的调查中，无论是公安干警，还是“蚁族”青年，他们对于手机阅读备加赞赏，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环境所迫——前者是因为工作环境，而后者是因为经济原因，因为经受这两重不得已的制约，他们不得不在“手机阅读”中寻求阅读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必然是不能与纸质阅读相提并论的。对于大多数中小学教师而言，除了课堂之外，他们有足够舒适的环境——如家庭、办公室以及大量的课外时间（寒暑假）可供阅读，而且，他们本身有着较为稳定的收入，适当购书并不成问题。所以说，　在他们这里，纸质阅读仍是唯一首选——无论是何时，还是何地，他们都会选择“与书为伴”。 　　另外一位受访者、浙江大学附中音体美教研组的葛老师则阐述了对于纸质阅读偏好的原因。今年25岁的他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之前我曾尝试过手机阅读，但是总是觉得不在阅读状态，一开始我觉得，一定是我本身有问题，对于新事物不敏感，但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却仍喜欢纸质阅读，虽然那个时候手机阅读已经有苗头了，学美术的我这才明白，电子数码只能改变人与人的沟通方式，却无法改变审美方式，因为前者是理性的，而后者是感性的。就像看画展必须要去现场，而不是通过互联网或录像带一样。所以，我在出差的时候，随身总要带着一本书。” 　　除了阅读接受习惯之外，目前以手机阅读为主导的电子图书本身缺乏纸质图书的监管策略，譬如盗版猖獗、错别字连篇、刊载不全甚至变相找读者索要钱财等问题成为了一部分读者拒绝电子图书的主要原因。兰州铁路第二中学的马老师曾经很热衷于电子图书，但是因为“错别字太多，时常看了一半没了下文”而选择传统的纸质阅读。在回访中，马老师向笔者倾诉了他对于电子图书的看法，“目前我国电子图书好像还不是很完善吧？很多阅读软件倒是很精美，但是图书的制作与监管却不过硬，网上下载的一部长篇小说看了一半之后，经常会出现一个电子邮箱或是手机号码，让我向某账户打款，然后他再把剩下章节的发给我，试问他是什么机构？什么部门？盗版书商这么猖獗却无人监管，哪里还会有人喜欢手机阅读呢？” 　　笔者在与著名学者、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吴秀明教授交流时，吴教授如是认同这一问题，作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的他对于当代人的阅读习惯，有着自己独到而又精深的见解。他认为，在新“读书无用论”这一谬论的盛行下，结合高科技的发展，导致了纸质图书这一传统的文化载体在数码时代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旁落、意义消解甚至边缘化，好在现在全社会还是把手机当做一种通讯工具，这才让纸质图书有了继续生存的空间，如何让纸质图书这一生存空间日益扩大，亦是当下教师们的职责所在。 主要阅读目的：无论杂书闲书，只求快乐阅读 　　美国城市学家、维斯雷因大学教授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中阐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学校、医院与政府机构”构成了“有闲有钱”阶级的重要组成，更重要的是，他们具备社会的“文化话语权”，这就很容易“以合谋”的形式决定大众阅读的主潮与出版产业的导向，而其中，又以“学校最为值得重视”。 显然，中小学教师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图书消费力量，他们对于图书的购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图书出版的导向。那么，他们平时看书的目的为何呢？ 　　　在调查问卷中，笔者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笔者之所以没有用“购书”这样一个偏重商业语汇的词语，其原因在于，中小学教师的“购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学的需要，他们会购置大量的教辅图书（当然这笔费用一般学校可以报销），这种“阅读”实质上是被动性、职业化的阅读，这种购书支出相对稳定，本身缺乏分析统计的意义。所以，本调查主要针对中小学教师自发性的购书做出相应的统计。 　　在这个问题下，设置了5个选项：消遣娱乐、知识充电、追逐流行、增加修养、见识与口才，以及解答困惑。其中，有568人选择“消遣娱乐”，占到样本容量的60.8%，为绝大多数；179人选择“增加修养、见识与口才”，占到样本容量的19.2%；有102人选择“解答困惑”，占到样本容量的10.9%；有83人选择“知识充电”，占到8.9%；仅有2人选择“追逐流行”，仅为样本容量的0.2%。（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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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研的过程中，笔者也了解到，中小学教师是一个在生活状态上很固定的群体——这种固定体现在几乎他们不会成为“考族”，即考公务员、考研博、考职业资格或是考托福雅思，这样就避免了对于大量教辅的购买。若是抛开他们授课时的教辅不谈，他们的购书主因，仍然是出自于休闲消遣、放松身心的目的。
　　“说实话，我们的工作很特殊，到了寒暑假特别清闲，但是一到了平时，又特别忙，要承担繁重的日常工作，尤其是带初三毕业班的老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还去把有限到可怜的阅读时间放在什么充电上。”四川成都盐道街中学的肖老师这样对笔者讲，“一到平时，为从日常工作中‘抽出’一点时间，几乎是绞尽脑汁。”从事英语教学的她，为了显示她们课余时间的珍贵，在表达“抽出”时特意用了一个英文单词：balance。
　　在繁重的课业工作下，中小学教师们也确实无法在课余的时间里还去书堆里钻研业务，这也是不用说明的实情。就目前我国的一线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任务来看，与大学教师不同，他们的精力并不在“教研”上，而是在“教学”上，尤其是随着高考、中考“大综合”与“体育生”、“艺术生”招生模式的日益普及，曾经的“主副课”的边界之分也逐渐模糊，几乎每一个老师都有较重的课业任务——升重点（初中、高中与大学）成为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中小学教师们的绩效考核标准。在这个背景下，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基本上无暇从事科学研究。鉴于此，这也是他们并不将课外时间还投入到“充电”的原因。
　　还有一重原因在于，就当下的中小学教师而言，他们多半比较年轻，梯队呈年龄的金字塔形，其中大部分教师才从学校出来，生活方式新颖，生活观念前卫，且年龄并未到“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所以他们既没有生活的压力，又能够拥有较多的自主时间来进行随性的阅读——而且还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青年教师们本身有着寻求“心灵避风港”的心理，兼之国内出版界“心灵阅读”、“轻阅读”盛行——因此，他们才可以成为“快乐阅读”的重要推动力。
　　“不为稻粮”是“快乐读书”的一种方式，通过之前的几次调查，笔者也发现，除了高等院校的学生之外，一旦走向社会，很少有人再愿意重新因为备考、充电而拿起专业书。社会上诸多的工作事务与人际关系，促使了一批“读书不为稻粱谋”读者的出现，而这基于“快乐”的阅读，恰恰是阅读精神的最好体现。
　　曹老师来自于云南昆明五华路韶山小学，作为英语老师的她，对于“阅读”的消遣娱乐性有着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现在的小孩子们并不好管理，他们的思想比我们这一代要早熟许多，与他们对话完全不能采取我们上一代人的方式，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去寻求解决方案，而读书，既是自我的消遣娱乐，也是让我更好与学生沟通的最好办法。”

主要阅读取向：无论畅销常销，独立判断再做选择

　　笔者在做此调研时，曾有过一个思考：作为中小学教师，他们与中小学生的阅读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呢？或者说，两者是否有必然联系？
　　早在几年前，中小学生就作为“青春文学”消费的主力军而存在，这几年随着手机的普及——尤其是课堂上看书的隐蔽性，导致了中小学生尤其青睐于手机阅读。在回访过程中，老师对学生们的这种阅读习惯及其内容普遍表示出了由衷的不满，“简直太不像话了，我们在上面讲解三角函　数，他们在下面用手机看《盗墓笔记》，这还算事儿吗？”
　　可见，老师们对于这种畅销书并不感冒。
　　在问卷中，笔者设置了一个题目：下列哪类图书你们最感兴趣？
　　这个问题比较模糊，模糊在于，对于图书的具体内容并不如第一个问题那么精确，目的在于判断受众对于图书选择的趋势与动因。我预设的选项有5个，依次是：“畅销图书”，选择的人有203人，占到样本容量的21.9%；第二个是“经典著作”，选择的人有233人，占到样本容量的25.3%；第三个是“随心所好”，选择的人有339人，占到样本容量的36.7%；第四个是“媒体（或朋友）推荐”，有143人，占到样本容量的14.4%；最后一个是“专业需求”，仅有16人选择，占到样本容量的1.7%。（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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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随心所好”略占多数，而“媒体（或朋友）推荐”，尚不足前者的半数，这足以说明作为中小学教师的读者群，有着较为明显的阅读自主性，不会盲目跟风、盲目随众，而是有着自己的阅读选择。从接受心理学上看，中小学教师无疑是成熟、稳定的阅读接受群体。 　　“我们一般不会受到别人鼓动。”湖南长沙雅礼中学政治教研组的程老师这样对笔者说，今年27岁的她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湖南大学政治系，在生活中她是一个喜欢听陈绮贞、曹方的歌，热爱旅游的文艺青年，“对于买书，一般来说选择自己喜欢的，或者说在某作家访谈中听说了这本书，然后就去网上有目的地买，这也是我们不去实体书店的原因，他们不但折扣少，而且供货量远远不如网络书店全面。” 　　另一位受访者，山东师范大学附中语文教研组的郑老师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本人不太喜欢畅销书，虽然我才二十多岁，但是作为为人师表的老师，我总认为，你的阅读水准直接决定了学生的审美标准，如果你喜欢读林语堂、福克纳，那么你可以要求学生也去叩问经典，但是，如果你喜欢读‘身体写作’、‘盗墓文学’，那你又如何来要求你的学生呢？” 　　在调研问卷中，笔者还设置了一个题目：你获得图书的主要渠道是什么？选项为4选1：网络书店、下载电子书、实体书店（含书摊、报刊亭）与公共图书馆（含朋友之间互相借阅）。其中，选择“网络书店”的有731人，人数多到出乎我意料之外，占到样本容量的77.3%，而选择“实体书店”的有123人，占到样本容量的13.9%；同时，选择“公共图书馆”的有65人，占到7.1%；最后，选择“下载电子书”的仅有15人，占到样本容量的1.7%。（见图5） 　　“我们的办公室基本上都有电脑。”沈阳第十九中学的秦老师在电话回访中陈述了自己选择“网购图书”的原因，“我们上网很方便，而且当当、卓越可以货到付款，还不收运费。”秦老师很满意这种购书方式，“去书店很麻烦，浪费时间，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近年来崛起的快递公司与网购业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市场力量，已经对于传统市场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无论是快递，还是网购，实际上共同意义都在于缩短了传统市场中的交易时间、缩小传统市场中的交易空间，并且它们直接作为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媒介，消解了传统的批发业与零售业的分配环节，不但打通了流通领域中的各个组成，更是形成了全球化模式下的一种全新的电子商务模式。在图书的发行渠道中，这种模式已经逐渐成为了主导力量。 　　独立、成熟与稳定是中小学教师作为阅读者的3个重要倾向，他们有着自己的思考方式，有着成熟的判断力与稳定的阅读偏好，这决定了他们一方面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这个市场很难受到舆论、媒体的鼓动，如何在这个准市场上下功夫，这应是学界、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黄石市十五中副校长高汉雄是一位拥有高级教师头衔的政治教师，他本人就很喜欢各类文学作品，在他的案头上，长期摆放着《收获》、《当代》等知名文学期刊。面对中小学教师的阅读习惯，高校长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小学教师学历的提高与工作待遇的增加，以及随着个人素质的提高，他们普遍有了较为成熟的阅读观，形成了稳定的阅读接受群体。 　　“我们中学很多老师就是非常不错的文学爱好者，而且不全是语文老师，他们总有小说、散文发表，这说明了大家的阅读层次还是很高的。有这样的一个团队，我相信对于学生的人文熏陶也是非常重要的。”高汉雄校长如是对笔者说。 主要阅读时间：无论忙时闲时，阅读已成生活方式 　　正如前面的调查所述，对于大多数中小学教师而言，他们在“忙时”并无太多的闲暇时间进行阅读，但是寒暑假这样的带薪休假，在各类职业中，唯独老师可以享受。 　　作为对中小学教师的阅读调查，笔者认为，理应从全年的阅读总时间来统计（即以“天”为单位），而不是每天的阅读时长（即以“分钟”为单位）。因此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一道这样的调查问题：在一年时间里，每天阅读超过3小时的天数有多少？选项有4个：选择“30天以上”的有446人，占到总人数的47.8%；选择“20至30天”的有254人，占到样本总量27.2%；选择“10至20天”的有134人，占到样本总量的14.8%；选择“10天以下”的有100人，占到样本总量的10.2%。（见图6） 　　从总量上看，中小学教师的阅读总时长已经大大地高出了中国公民的平均阅读时长。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小学教师在国内作为主要阅读群体而存在。寒暑假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学老师（据调研部分省份初三、高三毕业班的老师要承担“假期课程”的冲刺任务）都是一个适应于阅读、旅游的绝好时机。“带上一本书，去云南住一个星期，我最喜欢这样的暑假。”吴老师来自于深圳育才中学化学教研组，今年32岁的他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化学系。已经有了近10年的教龄的吴老师每到暑假的时候都会和爱人夏老师一道，去云南、贵州或厦门小住一周，好好放松自己，“教师的这个职业好就好在有看书的时间。” 　　胡老师是上海七宝中学英语教研组的一位老师，她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孩，在电话回访中，她这样告诉笔者，“我就是别人说的那种‘宅女’，如果不是上课，我是不会出门的。以前在大学读书时，我都是那种在宿舍里一呆一天的人，我喜欢看书，每天晚上睡前，我必须要读一个小时的书。” 　　“有闲”是形成阅读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作为一种时间审美，阅读需要大量的、连续的时间，而这并非所有职业都具备的。纵观世界出版史，无论是17世纪出版产业化刚刚兴起的英国，还是当下中国，图书产业化的前提就是要“有闲”、“有钱”与“有品位”阶层的出现（如17世纪英国的新兴公务员阶层），就目前中国的教师职业体制来说，他们恰恰是这样一个独特群体。 除“时间”的选项之外，我还设置了一个选项：平均每个月你会拿工资的百分之多少用来购书？我　　之所以用的是百分率而没有用具体的数额，是因为根据各省统计局的数据，对于不同省份的教师来说，他们的收入是完全不同的，而这又是由当地的消费水平来决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图书在全国实行的统一定价，同一本书在当当网或新华书店里，并不会因为购书者的地域差异而有所区别对待。值得注意的是，本调查主要针对的是“自愿购书”，而不是因为考试、晋升职称而被迫性的购书（这种调查并没有太强的市场参考价值），既然是自愿购书，那么自己的喜好自然要服从于自身的经济水平了。 　　在4个选项中，支出“高于5%”的有343人，占到样本容量的36.7%；介于“3%~5%”的有337人，占到样本总量的36.1%；介于“1%~5%”有130人，占到样本容量的14.0%；低于“1%”的有124人，占到样本容量的13.2%。（见图7）从这方面来看，至少以自发性的形式，月购一本书（均价，约占平均工资的3%以上）的中小学教师有680人，占到样本容量的72.8%，属于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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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我每个月都要买书”。四川雅安中学语文教研组的谢老师在电话回访中这样对笔者表明自己的态度，“作为一名老师，教书哪有不看书的道理，而且我们每天喊着让学生多读书，多受教育，自己反而不看书，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嘛，不严格要求自己，又如何去要求学生？” 　　　与谢老师一样，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都有自发买书的阅读习惯，他们都认为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本身有着不可替代性。无论是忙时还是闲时，阅读已然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到底，这是我国学术史中的一个“重书”的重要传统，写书、读书与教书构成了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基本前提。“我和我周围的同事都爱看书，我们也喜欢爱读书的学生。”浙江金华市永康中学数学组的蔡老师这样看待“读书”的重要性。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他有着很强的文学鉴赏能力与辨别力，在电话回访中，他认为，“阅读对于我来说，既是职业需要，也是精神所需。倘若让我一个星期不看书，我都无法想象这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但是，我更相信，只有老师爱读书了，学生们才会去读书，这样在全社会才能弘扬起爱书、读书的好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