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教辅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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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教辅版权

“走出去”说了好些年，中国出版渐入国际视野，实现版权输出的选题品种越来越多。近年来，更不乏教辅图书这种看似在“走出去”中缺乏吸引力的产品在版权交易中屡有斩获。教辅与中国教学紧密衔接，国际兼容性可以说极为有限。教辅产品也能实现版权输出？什么样的教辅产品可以实现版权输出？怎么促成教辅产品版权输出？

    近年来，有关教辅与教材的版权纠纷给整个出版界带来许多困扰。台湾的教育出版与大陆有相似的经历，了解他们的做法，也许能给大陆出版界提供一些借鉴。
    1996年之前，台湾的中小学教材也是统编制，由“国立编译馆”统一编写出版。上世纪90年代初，中小学的艺能科因为不是高中入学考试的科目，故率先开放民间资本编写出版，其余各科仍是由“国立编译馆”编写出版，进入统编、审定并行时期。
    1996年，台湾的小学教材出版全面开放。1999年，高中教育出版市场全面开放。2001年，初中教材出版也完全开放，中小学教材出版完全进入审定制时代。2002年，“国立编译馆”全面退出教科书出版市场，“统编本”教科书成为一历史名词。之后，“国立编译馆”专门负责中小学教材的审定。目前，台湾中小学教材出版市场主要由康轩、翰林、南一三家教材出版公司主导，此三家所占有的份额最大。

教学中除了教材，还需要一定的学习参考书，台湾称之为“辅材”，大陆称之为“教辅”。

台湾教材统编制时期，“国立编译馆”只编写出版教材，并不编写出版教辅。当时的教材属于公共版权，配套教辅没有侵权的疑虑，所有出版公司都可以编写出版。后来，台湾教材完全开放民间编写出版，各教材出版公司开发的教材著作权则归属于出版公司所有，配套教辅的版权问题也被提上日程。

笔者问，教辅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取得教材出版公司的授权？康轩回答：只要是根据教材来编写出版辅材，就必须请求教材出版公司的授权。

笔者又问，目前台湾的教辅出版公司，有多少家或多少品种在向教材出版公司缴纳授权费用呢？康轩回答：没有一家向教材出版公司缴纳费用。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的界定比较清晰。首先，总复习和考试类等较多试题的教辅就比较不会涉及侵权问题。其次，在较为敏感的同步类教辅中，教辅公司则会特别注意，采用一些规避方式。
其具体规避方式有以下几点：

一、书本封面上，同步类教辅本来存在与教材版本的适配标示问题，但他们在教辅封面不会出现“康轩”、“翰林”、“南一”等字样，而代之以“适康版”、“适翰版”、“适南版”。这样读者很容易认别，同时也不侵犯教材出版公司的商标权。

二、书本目录上，教辅不会出现教材的课名目录，只标示课次，不标示课名。即目录只标“第一课、第二课……”，而不写具体的课文名称，内文也同样如此。

三、书本内文中，为防止侵权，不能收录教材的课文，仅是对课文知识做重点整理与试题演练，这样就很难认定是否侵权。对于理科的侵权，因为是概念性的东西，就更难以判定了。

所以，目前台湾约有10多家较大的教辅出版公司，同步、高考类教辅都在做，而且同步类教辅占较大份额，但没有一家向教材出版公司缴纳需要授权的费用。

如果教辅内文引用了教材的内容怎么办？

康轩说，这个权力也不太好维护，除非教材公司提前与作者在合同约定中购买了作者所有的权利，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就算教辅引用教材文章的内容，权利人主要在作者，而非在教材公司。

根据台湾《著作权法》规定，连续引用作者原文超过1/3以上者，就须支付费用：600字以内，支付1000元台币的稿酬（1人民币元=4.6772台币）；超过600字，则每字1元台币的标准付酬。而且，这个费用是给作者（版权所有人），而不是给出版公司。

台湾的教材是由学校选购，教辅则主要是各科的任课老师统一选购，校长不干预教辅的选购。在整个教辅销售中，任课老师选购的比例非常大。康轩国中同步类教辅每科约有10种，其中只有2种是通过门市零售的，其余都是由任课老师选购。

任课老师的统一采购会不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各教辅出版公司会不会提高定价，以高价低折的方式给经销商和老师留下利益，而最终损害学生的利益呢？

对此，康轩的答复是：多数老师是比较负责任的，他们大多站在学生的立场着想。尤其是在比较贫困的地区，一些定价较低的教辅公司的产品就卖得比较好。

康轩、翰林、南一是台湾三家最大的教材出版公司，出版全科教材。同时，台湾也有少数比较小的教材出版公司，只做部分学科，份额也相对较小，他们的配套教辅就比较少。由于学生缺少较好的教辅作为拓展，进而影响他们的教材份额也越来越小。

由此可见，教材多元化后，教材著作权不再是公共版权，配套教辅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版权问题。同时，有些教辅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尽量规避侵权问题。

大陆教育出版与台湾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种种的相似与不同，也许可以为大陆出版业提供一点借鉴。

（此次调研，得到台湾康轩吴惠洁女士、陈京桦女士、谢晓萍女士的热心帮助。尤其是谢晓萍女士，在多次邮件与电话中给予耐心解答，并帮忙最终校正定稿。在此向她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民营课题负责人 鲍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