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及其最新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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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及其最新变迁
李云雷


　

对于中国人来说，2008年具有多重性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奥运会上各国政要与运动员“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不仅在象征层面上实现了1980年代“走向世界”的愿望，而且作为“世界中心”的自我感觉与意识，也让我们看到了“天朝大国”的历史遗韵与隐秘的内心渴望。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地区性大国从未成为追求的目标，它所要追求的是成为世界性大国，这一隐秘的渴望既来自于传统中国的“帝国”心态，也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所有段落，在这个意义上，2008年的奥运会在象征层面上实现了这一愿望，这可以视为中国人“世界想象”的一大转折，当然这已经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 在何伟亚的《怀柔远人》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皇帝与马嘎尔尼使华团在礼仪上的中英“冲突”，“冲突”的双方各有其道理，在天朝帝国的“朝贡体系”中，来自“边远”地区的马嘎尔尼使华团不行跪拜礼，是一种僭越，而在马嘎尔尼的“国际关系”视野中，他作为英国君主的代表向乾隆行跪拜礼也是难以容忍的。发生在1793至1794年间的这一礼仪冲突，以及60多年后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宣告了传统中国“天下观”的崩溃，此后150年间，被卷入现代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体系的中国，在为“救亡图存”而斗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而且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也使中国在冷战格局中有了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想象与可能性。新时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30年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经济上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但是“走向世界”的趋向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思想框架始终构成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在这样的思想视野下，“中国”（包括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是落后的，只有融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才是唯一的出路。而在2008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转折。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自觉与自信，而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也彰显了“资本主义”的本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便转换了坐标与视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历史，重新选择前进的路。 1、 海外“创业者”的形象 2006年，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上映，这部纪录片分别梳理了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国家“崛起”的过程，这部纪录片突显了中国的大国意识以及“崛起”的愿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强国，也即我们历史上所说的“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中，除了弱小的意大利和已解体的奥匈帝国，其他六国都名列其中，如果我们只强调“大国崛起”而忽略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性质，便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如果中国以这些国家为榜样寻求“崛起”之路，那么不仅将为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也将使中国走向“歧路”。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英国BBC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人要来了》，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在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商业活动，不少中国人与当地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部纪录片固然有“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也存在着“双重标准”，但此片也提示我们，“中国人来了：不是怕社会主义，而是怕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去复制列强的“崛起”之路，必定走不通，我们应该寻找另一条道路。 李蔚的长篇小说《闯荡非洲》，描写新世纪以后中国人到西南非洲某国首都的创业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商人如何闯荡的故事，小说描述了中国人与当地人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内部的倾轧与矛盾，让我们对非洲可以有一个直观而具体的了解，也对“国民性”在国外的表现有更深刻的认识。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很少有表现非洲生活的作品，此部小说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憾，小说中表现的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中国人在创业中表现出来的优越者心态，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审视。 泽津、李林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在俄罗斯纪实》“生动展现中国农民走出国门来到俄罗斯之后，打工谋生、开荒种地、经商盖房、勤劳致富、发展经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集体致富，并赢得俄罗斯社会各界好评的创业历程。”这部作品展示了主人公“永不言败”的精神，及其在俄罗斯艰难创业的经历。 津子围、张仁译的长篇小说《口袋里的美国》讲述了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赵大卫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为追求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背井离乡，来到被誉为“天堂”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寻梦。在美国，赵大卫边打工边求学，经历了人生旅途上最艰难最凶险的一段历程。经过不懈努力，赵大卫进入美国海产界。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竭尽全力的打拼，他终于成为美国海产界的精英。可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被莫明其妙地解雇了。于是他的抱负和一系列商业计划都化为泡影，理想也随之破灭，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使赵大卫崩溃，坚韧的赵大卫冒着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风险，毅然将世界级大企业告上法庭，开始了艰辛的“尊严之战”。最终，历经波折，他打赢了美国司法史上这场空前绝后的种族歧视官司，创造了美国新的司法判例。这部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胜利”的中国人形象。 从以上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创业的身影，在这里，“中国人”的形象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如果说以往中国人主要以“落后者”的形象出现，那么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中国人”已经转化为精明强干的“创业者”。如何认识与适应这一形象的转换，并批判性地审视其中“殖民主义”的因素，将是中国知识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2、 中西“文明的冲突”？ 最近，海外华人作家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与1980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主要是对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不再持一种理想化的态度，不再无条件地认同与追求，而更注重中国经验、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的“身份”。这一变化，可以说与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变化又是有限度的，而这主要在于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同时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思想框架，仍处于支配性的位置，在意识或潜意识层面影响着人们的判断。 袁劲梅的小说将中西文化冲突作为小说处理的主要题材，无论是《罗坎村》还是《老康的哲学》，其间都纠缠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内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在《老康的哲学》中，从“等级观念”、“大一统”、“人情和法理”等命题，我们可以看到老康所代表的更多的是传统中国文化，老康哲学的主要对立面是他的儿子戴小观所受的美国教育，所谓中西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他们两人身上，但是还有另一种冲突，那就是老康和他的妻子之间的矛盾，老康的妻子代表的是一种官本位思想与裙带或依附关系。叙述者位置的选择，同时也是情感与思想倾向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叙述者“我”的立场并不清晰，她大体认同戴小观的美国文化，不过她又试图去理解老康，虽然叙述中不乏调侃与嘲讽的意味，但她却又认真地去追溯他的历史，他的“哲学”的形成过程，表达了一种努力去了解的意愿。小说的叙述姿态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历史地看，比如与1980年代的作品相比较，中西文化的冲突，至少不再被视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矛盾。 加拿大华语作家李彦的长篇小说《雪百合》，描述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寻找心灵归属感的历程。故事发生在加拿大一个小城，小说主人公百合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小说主要描写她面对现实和理想冲突时的困惑。以及对生活价值观的反思，在应付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完成了精神和心灵上的转变。小说中对加拿大现实生活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种族矛盾，同时突显了以“白求恩”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对宗教的超越，让我们看到了女主人公对中国人身份以及“革命”的认同，这可以说是以理想的名义对中西文化的一种对比。 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构架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国际秩序重建的基础，在这一构架中，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也构成了世界的一极，而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他者”，这样双重的“他者”身份让中国在当今世界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而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在双重意义上挑战着现有的国际秩序。 3、中国人的“文化自觉” 伴随着中国由“弱者”到“强者”形象的转变，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越来越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不仅主流提出了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命题，在学术界与社会民众中间，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也成为了重要的思潮。对于我们来说，问题是什么意义上文化的“自觉”，如果说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20世纪的革命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传统同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不同侧面。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提出“通三统”的命题，但是否能够或如何“通三统”，将会构成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议题。而在具体的文化创造上，也会体现出鲜明的“自觉”意识。 胡学文小说中的不少主人公具有一种执拗的性格，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种为了一个目标虽九死而不悔的气质，这些人物都是最底层的民众，没有“文化”，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坚韧、如此坚强呢？如果我们在1980年代构建起来的思想框架中，在“文明与愚昧”的视野中，根本无法了解这样的人，也根本无法了解中国与中国农村，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中，农民或者底层常被视为“愚昧”的代表，或者被视为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表现，被视为没有什么“文化”，但这只不过是来自西方、城市或现代资本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他们所有的并非精英阶层所谓的文化，而是另一种“文化”——从周公、孔子到程朱陆王的传统文化在民间千百年来的积淀，以及“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地方文化传统。胡学文的小说写出了这种文化在民间、农村的积淀，写出了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与地方文化所养成的“人格”，或者“精神”。而这样的“精神”，正是底层或中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只有这样认识中国人，认识中国的农村与底层，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不坠，为什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没有亡国灭种，为什么现在中国又奇迹般地浴火重生并有“崛起”的可能性。 而付秀莹的《旧院》在对个人独特经验的描述中，写出了中国人经验、情感的独特方式，或者说，写出了我们的“民族无意识”。小说写的是一个大家庭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其好处便在于幽婉细致地深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以及人们微妙的关系之间，向我们揭示了其中的隐约曲折之处。感叹时光流变与世事沧桑，并通过一个家庭的盛衰来表现，可以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传统，从《红楼梦》到《呼兰河传》都是如此，而《旧院》可以说是这一美学的当代继承者。而在一个更为开阔的精神视野中，我们可以说《旧院》不仅写出了个人记忆与“民族无意识”，而且写出了一种人类共同的悲哀与惆怅，那就是一个美好世界的消失，人们面对世事变迁的沧桑与无奈，以及重返旧日时光的渴望。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小说”作为一种外来的文体，如何表达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问题，伴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提升，中国作家的自信心也在不断增长，而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在呼唤着中国作家突破“小说”的固定观念，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出中国人经验与内心世界的新的“小说”形式，而文学的“中国化”，也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 不仅文学，最近的中国电视剧尊重观众的审美习惯，汲取了传统中国美学的某些叙述元素，并予以现代性的转化，在民族形式的探索上，在民间趣味的发掘上，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与日剧、韩剧、美剧、港剧、台剧相比较，中国大陆的电视剧更注重“故事性”，在叙事中更注重伦理关系，在叙事的长度、段落、节奏上，更注重观众的接受习惯，也更注重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已经发展出了自身的“特点”。 当代中国文化虽然已具备“自觉”，但尚未发展出真正能够表述自我与表述世界的方式，当我们注重“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们既应该具备充分的自信，也应该警惕隐藏在传统文化中的“帝国”心态与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在与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与共同发展中，创造出独具魅力而又有普适性的当代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