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时代无法忽视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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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时代无法忽视王小波

——王小波逝世15周年祭

　　文/丁咚

　　15年前的4月11日，一颗璀璨的流星从中国文坛的夜空坠落了。
　　王小波，原本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却天不假年，过早地就踏上了去天国的路，也让我们失去了一个饱览文坛异域天才作家更多天才作品的机会。
　　在他生前，只有极少的作品有幸在国内发表，职业文学批评者不屑一顾，文学官僚更是退避三舍，却得到海外专业人士的高度赞誉，多次获奖。在他逝世前夕，花城出版社才准备出版他的文集，然而他无法看到自己的作品广受热捧的情形，特别是受到了青年人的真诚景仰。我也是他的作品的拥趸者，只有两套集子朝夕放在我的枕边，陪伴我度过了高校读书时光，其中就有刚出版不久的《王小波文集》，还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沉默的大多数》。它们犹如一道幽光闪过我平淡的高校生活，使我的略显寂寥的心灵得到了极好的慰藉。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甚至模仿他的作品，开始了我的最初的写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既不能神化他和他的作品，也不能无视他对时代的深切关怀和艺术上的独创性贡献。更应该做的是，正视他的作品，并实事求是地评价它们的艺术和思想成就，以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虽然他的作品并不完美，甚至存在极个别的伤疤，但瑕不掩瑜，丝毫无损于它们洞烛幽微、彪炳史册的杰出历史地位。
　　他的夫人、著名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在她的最新博文中认为，“在他(王小波)的写作中，时代和现实社会是他的人物和故事的背景，但也仅仅是背景而已，既不是他的批评对象，更不是他小说的主题。”
　　银河女士是王小波先生的爱侣，两位情深意笃，堪称绝配，应该说她对王小波先生的了解和理解都是极深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提出反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包括善意的动机，否认王小波作品在内容上别具一格的追求，对完整理解他的作品、全面评价他的文学史、思想史价值，无疑都是有害的。
　　他的小说和杂文作品，并非仅仅将时代和社会的因素当作一种背景，而是以略显调侃的乃至玩世不恭、嬉笑怒骂的笔调，对社会的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批判，深刻展示了某个时代的“黑色幽默”。当然，他并未像主流的“揭露文学”一样赤裸裸地做这一切，而是将它们完美地包裹在艺术形式之下，以致让人们无法轻易觉察。
　　王小波作品的思想意义不仅体现于他的杂文中，而且深蕴在他的小说作品里。它们对于当世人认识某段历史，看清其中的弊害，特别是对人性的摧残，从中得到智识和精神上的提升，具有重要的“驱魅”和启蒙价值。正因如此，才使得他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思想性意义，同时也让他受到官方和主流文学界排斥。
　　官方和主流文学界忌惮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其作品中时不时地出现性的描写。在某些卫道士看来，它们充满了色情意味。然而，我却认为，那些从王小波的性描写中读出了色情的人，要么是在性压抑中呆得太久了，要么就是内心极为猥琐之辈，以至于令他们在几乎可称得上诗意的场景中感到了不适。
　　王小波作品的另一个杰出成就，是在小说艺术形式、结构和语言美学方面的不遗余力的创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大爆炸的时代，一大批作家在此期间成长起来，他们对文学的艺术都进行了不懈探索，有不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王小波在小说艺术上的执着和痴迷，罕有其匹，当然也极少有人能攀登到他傲视群伦的峰巅。
　　他从莫迪亚诺那里得到启发，坚持认为6万字左右的“小长篇”是小说的最佳形式，将此一以贯之于他的小说写作，并在作品中刻意营造颇类《暗店街》的神秘和诗化的氛围;他垂青普鲁斯特、卡尔维诺、纪德……将意识流、心理描绘和复调结构巧妙地引进小说中，在令人目眩的迷宫中，递进式地呈现一个纷繁往复、跌宕腾挪的世界;他醉心于语言场的建构，对前辈作家穆旦的语言艺术钦慕不已，孜孜以求，几至语不惊人死不休……
　　我国兼具陈腐、无知和狭隘特性的主流文学界和拿薪水的批评家们向来封闭自赏，对这位杰出的艺术创造者、自由思想家视若无睹，冷漠到了极点，直到他在异乡孤独地游荡了15年，依然无意将他供奉到中国文学的圣殿中。
　　从晚近的清季以来，变革是整个大历史的主要潮流，可谓浩浩汤汤，如行云流水，不可遏止。王小波，这座杰然独立的异峰，是这个时代变革主题中的智者，自然不会永远屈居于其外。而未来的某一天，后辈们会为先人的无德之行羞惭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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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王小波的意义
　　在小波辞世十五年之际，我想谈谈王小波的意义。起因是有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主流文学界一直对王小波不予置评。他们采访到的一些官方评论家甚至说：王小波是谁?我没读过。一个客观事实是：尽管王小波在全国的大学生(甚至一些比较好的中学例如北京四中的中学生)中间已经是偶像级人物，但是他并不是作协会员，也没得过国内任何一个文学奖(台湾和海外的奖项倒是有过几个)，官方的文学史里也没有他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奇特现状的原因在于，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王小波的确没地方放，无法置评，因为他从经历到作品都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所谓经历是指他既非文学系的学生，也非作协会员，只是一个自由的写作者;所谓作品的游离是指，他的写作目的和他的作品都远离既存评价体系，因此使得体系内的评论家无从评判，只能沉默。
　　王小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说过：我要试着创造出一点美。这就是他的文学的全部目的。而官方文学的目的却不在于此，它有太多美感之外的功能。
　　在官方的文学体系中，文学首先要承载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或者是这个阶级的，或者是那个阶级的;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落后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正确的得到正面评价;错误的得到负面评价。在某个特殊时代，作家要为他们作品的错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行政处罚。
　　其次，文学要承载宣传和阐释的功能，它要传播某一时代认为正确的价值，是意识形态的图像和符号的阐释。在某些时候，它甚至被要求有战斗力和杀伤力，为某一个阶级和某种政治斗争服务，它的作用是冲锋陷阵的号角和投向敌人的匕首。在意识形态改变之后，文学被要求为新的价值服务，批判旧的价值。这就是所谓“伤痕文学”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我不愿意听到有人把《黄金时代》叫做“知青文学”，觉得完全文不对题。
　　再次，文学要提升人的灵魂，它要负责把坏人教育成好人，使坏人看了幡然悔悟，从此洗心革面;使好人看了备受鼓舞，更加意气风发。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在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之后说：没有感觉到这本书能够提升人的灵魂。王小波为这一评价相当郁闷，耿耿于怀，不然不会在一篇杂文中专门提到：我最想做的不是提升别人的灵魂，而是提升自己的灵魂。
　　王小波的文学与上述一切毫无关系。如果说王朔的文学一直以顽童的姿态对既存意识形态极尽挑战、挖苦和揶揄之能事，王小波则是对它完全不搭理，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王小波心目中，这个体系等于零，是无，是不存在。所以孙郁先生说：王小波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异数。像这个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自由写作者一样，王小波的目标非常质朴，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的文学既没有政治功能，也没有商业目的，甚至没有一般的娱乐功能，是纯到不能再纯的纯文学。当然，在他的写作中，时代和现实社会是他的人物和故事的背景，但也仅仅是背景而已，既不是他的批评对象，更不是他小说的主题。
　　王小波与当代中国文学主流价值观的游离是官方评价对他的文学保持沉默的原因：一个既存的评价体系只能根据用惯的标准来评价好坏，给予褒贬;对于一个完全游离于这个评价体系之外的东西就只能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了。
　　尽管官方评价一直保持沉默，读者和认真的写作者却不是这样。前者从十五年来各种版本的王小波作品选本层出不穷，盗版书也狂卖不止，可以得到证明;后者有冯唐的文章为证：他第一次读到王小波是在厕所便秘的时候，发现的快乐使他差点像阿基米德一样光屁股跑上街。他发现的是什么?他从王小波的文学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他称王小波是现代汉语文学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所谓“开始”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判断：在“开始”之前是一片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