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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汉语拼音 文化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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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1 19:24:3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贺卫方:汉语拼音 文化断桥
  本文刊登于《苹果日报》副刊“苹果树下”2012年7月15日。
  承蒙编辑先生厚爱,关于东京书店的拙文发表在《苹果日报》的“苹果树下”(2012年6月17日)。收到版面图片,拙文旁边,居然是周有光先生的大作,实在是高人在旁,与有荣焉。况且周先生今年已届107岁高龄,与这位广受爱戴的超级寿星毗邻,直觉星光熠熠,照我心怀,益生荣光。
  周先生半个多世纪推广汉语拼音,他的著作《汉语拼音 文化津梁》我也拜读过。对于他老人家在这个领域的重大贡献,作为一个外行晚辈,我实在是不敢赞一词的。写这篇文字,我的电脑使用的输入系统正是汉拼,吃水不挖井人,自己内心里也是充满感激。不过,我还是要冒昧地提出一点异议:中国的人名地名由威妥玛-翟理斯注音法(Wade-Giles System)变为汉拼,造成了某种文化传承的断裂,对此,周先生似乎很少虑及。
  这本是一个不该忽略的大问题。汉拼之前,威氏注音法已经有百年历史。1906年春,在上海又召开“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决定以翟理斯《华英字典》(1892年上海初版)拼写法为依据,省去送气符号等以便电报传输,是为“邮政式拼音”(Postal Spelling System),成为20世纪西方拼写中国地名时最常用系统,汉学典籍,汗牛充栋;口耳相传,约定俗成。过去已习以为常的名物,一旦舍威氏从汉拼,除非汉学专家,有几人能够不晕头转向?
  不妨举例说明。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选译钱锺书先生《管锥编》(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具有很大影响。因为出版之际已经是美国出版业采行汉拼之时,这部著作的人名地名多以以汉拼拼写。于是,钱锺书就由很长时间通行的Chung-shu Ch’ien变成了Qian Zhongshu。如此,1980年代之前,包括在1940年代主持国家图书馆《图书季刊》以及许多署名Chung-shu Ch’ien的作品就跟后来的钱锺书断了血脉。艾朗诺的译著题献给方志彤先生(他的英文名Achilles Fang),原因是方先生给他介绍了钱先生作品,而且方先生又是钱先生的朋友和Qinghua University的同学。不过清华大学至今的官方英文名称仍然是威氏注音法的Tsinghua University。
  涉及到中国文化史上的名人,艾朗诺先生似乎努力在汉拼与威氏等传统注音法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或曰两头为难。如孔子(Confucius)、孟子(Mencius)、李白(Li Po)就用传统注音,但是老子、庄子、诗圣杜甫等却用了汉拼。与李白、杜甫齐名的白居易,译者用的注音是Bo Juyi,这拼法虽然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所使用,却既不是汉拼,也不是威氏注音法,倒是符合我老家胶东方言的读音。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由于汉拼的引入,带来了一种断裂,一种历史和记忆的断裂。让我们设身处地,站在一个外国读者角度想一下,这种变化会带来多大的困扰。钱锺书先生也许还算幸运,他的著作外文译本大多出现在汉拼时代,所以西方世界大多知道他的姓氏,虽然那拼法Qian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发音。对于更多的中国历史名人而言,那种改名后的人间蒸发最是令人如坠五里雾中。这样的汉语拼音,说是“文化断桥”并不过分。
  最后,汉拼带来的断裂也许不只是时间意义上的,也是空间意义上的。在汉语文化圈里,汉拼尚未得到普遍接受。香港的人名里,首任特首董建华用的是接近威氏的Tung Chee-hwa,现任特首梁振英用的则是港味十足的Leung Chun Yin,更多的时候被称为C. Y. Leung。这样,同为董姓,两地之间就Dong不Tung,Liang非Leung了。加上多用威氏法的台湾,真个是热闹非凡,混乱不堪呢。
  我很想请教周有光先生,为了弥补这种文化断裂,可否考虑用汉拼作为通常语言学习和电脑输入工具,但在涉及到人名地名时,仍沿用威氏以及威氏法之外已有定名的注音法?尽管这会给人们带来多一重注音系统的负担,但却维护了历史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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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1 19:26:47 | 只看该作者
郑培凯:汉语拼音
  郑培凯/文
  刊于《苹果日报》「苹果树下」2012年7月22日
  贺卫方先生在《苹果日报》(2012年7月15日)的「苹果树下」,指出周有光先生对汉语拼音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却忽略了文化传承的问题,所以他写了文章,提出「一个不该忽略的大问题」,并把文章题目拟为相当耸动的〈文化断桥〉。他提出的「大问题」是甚么呢?我看来看去,只看到这一点:「中国的人名地名,由威妥玛-翟理斯注音法(Wade-GilesSystem)变为汉拼,造成了某种文化传承的断裂。」该文举了一些「断裂」的例子,建议「可否…在涉及到人名地名时,仍沿用威氏以及威氏法之外已有定名的注音法?…维护了历史的延续性。」
  贺先生提出的说法,认为汉语拼音不同于以前通用的Wade-Giles拼音法(下称「威翟法」)或「邮政拼音法」(PostalSpellingSystem),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假如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就是对汉语拼音所涉及的文化传承产生了根本的误解。
  中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有两个层次完全不同的宗旨与目的:一个是民国期间激进知识分子主张的汉字拉丁化,目的是最后废除汉字;另一个是以拉丁字母当作注音符号,目的是作为汉字读音的辅助。汉字拉丁化运动,在民国前期曾经风行一时,与当时激进主义的反传统精神一致,认为中文使用难学难写的汉字,固步自封,泥古不化,是文明落伍的表现,一定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拼音文字,才能让普罗大众都能掌握语言文字。鲁迅就说过,「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还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中说道,「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收入《且介亭杂文》)这种极端反传统的想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来,未免是意气用事,「把小孩跟洗澡水一起倒掉」,不会有人再去积极鼓吹。我相信贺卫方的说法与这个层次无关,并不是讲汉语拼音导致汉字废除,因此,从文化传统的承继而言,也就没有甚么惊天动地的「文化传承的断裂」。
  贺先生所说的「文化传承的断裂」,其实与中国文化传承是否断裂无关,只是从不懂中文的西方人角度,或是阅读没有中文方块字的西文图书的角度,讲汉语拼音的拼写方法不同,给习惯了老方法的读者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不值得如此大惊小怪。以拉丁字母当作音标,以此拼写汉字,是不懂或初学汉语所使用的方便法门,首开先例的是西方的传教士。最早从事系统化汉语拼音工作的,是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用来学习汉语,并以之拼写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如「孔夫子」的拉丁文拼音为Confucius、「孟子」为Mencius,是趋近于拉丁文发音的拼写方法,而非贺先生以为的威翟法传统注音。从贺先生这个不经意的误解,可以看出,他认为周有光的「很少虑及」,其实显示了他自己忽略了西方的中文拼写方式,在不同时代及不同国家的语文,有多种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系统,而威翟法只是英语世界中最为通行的拼音法。早期是以拉丁文系统来拼写,到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英、法、德等等欧洲语文体系之中,各自发明一套甚至几套拼音系统,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要说中国人名地名拼成拉丁字母的混淆,造成西方人记述中国专有名词的「文化传承的断裂」,早就发生了,根本轮不到1950年代以后才发展出来的「汉语拼音」。
  让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假如以「中国」作为拼音的专有名词,在过去西方霸权时代,英语世界的威翟法是Chung-kuo,法语世界是远东学院的Tchoung-kuo,德语世界用的是Lessing-Othmer系统的Dschung-guo;以「西方」来拼音,则威翟法是Hsi-fang,法语是Si-fang,德语是Hsi-fang。「北平」作为地名,也不会饶了你,英语的威翟法是Pei-p’ing,法语也是Pei-p’ing,德语是Bei-ping;改作「北京」,则威翟法是Pei-ching,法语是Pei-king或Pei-tsing,德语是Bei-djing。你还没头昏吗?让我们来试试人名,张作霖:威翟法是ChangTso-lin,法语是TchangTso-lin,德语是DschangDso-lin。段祺瑞:威翟法是TuanCh’i-jui,法语是TouanTs’i-jouei,德语是DuanTji-jui。厉害吧?西方文化霸权笼罩世界的时代,从未忘记发展自己的文化霸权,汉语的拉丁字母拼音,也就五花八门,百花齐放。说汉语拼音忽略了「文化传承」,真不知是从何说起!
  或许有人认为过去有邮政拼音法,大家习惯了,改换成以普通话为主导的汉语拼音,会造成「断裂」。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特别是对于完全不懂汉字的洋人而言,把Peking改为Beijing,把Chungking改为Chongqing,让人完全糊涂了。会有洋人说,自己的曾祖父当年参加八国联军,在Peking占有一座三进的大院子,在甚么GoldfishHutong的,跟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讲古,完全是鸡同鸭讲,哎,「文化传承的断裂」啊。其实,所谓的邮政拼音法,是由英国人控制大清国邮政而凑出来的办法,说的好听,就是按照洋人的习惯,约定俗成。北京拼作Peking,南京Nanking,天津Tientsin,大体上是按北方官话来拼。苏州拼作Soochow,杭州Hangchow,福州Foochow,就有点乱了。厦门拼成Amoy,金门Quemoy,汕头Swatow,就混进福建方言,完全不顾汉语的统一规划。至于广州拼作Canton,只显示邮政拼音法根本不在乎以讹传讹,混淆了广东与广州也不做更正,或许可以算作西方「维护了历史的延续性」之一例吧。
  周有光先生大半生从事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与制定,参考过各种拼音系统,体大思精,不曾因为忽略了甚么历史传统,而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汉语拼音不可能尽善尽美,原因不在于拼音系统的完备与否,而在于汉字本来就不是拼音文字,拼音只是为了方便初学或是西方语文的录写。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传承的确出了大问题,礼崩乐坏,但却不是汉语拼音方案造成的。西方人习惯的拼音方式,也与维护历史文化的延续性没有很大的关系。千万不要颠倒主从,妄说甚么「文化断桥」。
  作者简介:郑培凯,山东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副修历史。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1998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协办中国文化中心(ChineseCivilizationCentre),并担任中心主任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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