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知识分子在自我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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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知识分子在自我淘汰

沈山/文
崔卫平/口述

　　没有比阅读，更加令人愉快的了。有可能，我宁愿不写作，也一定要阅读。但是事情越来越多。现在一般上午写作，下午和晚上用来看书和看电影。而很多情况下，这个日程也是不能得到保证的。
　　阅读会不断拓宽你已有的视野，拓展你头脑和思维的疆界，令你的世界更加广阔深邃，也令你的语词更加丰富和生动。这个过程是很愉快的，新东西不停地进来，与已有的东西产生互动和交换，吐故纳新，激发出你的新想法，于是你被一次又一次地升级。
　　读书需要心静。所谓读书的“效率”，可以暂时不考虑。有些书可以反复读，读一辈子，好书跟随你一辈子。这是从我大学老师张月超先生那里学来的。我听他在课堂上说这句话的时候懵懵懂懂，但是将它记住了。他当时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歌德谈话录》，一本好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两本书我携带至今。
　　我这个老师推荐的书，属于很厚积累的那种，这个推荐特别好。有积累、有沉淀意味着有足够的厚度和视野，你接下来可以以这个积累打底子，再往上不断累加东西。就像盖房子一样，这个地基打得很牢固，很有承受力，才能久经考验。而有的书，本身的漏洞很多，很单薄，就没有办法在上面再累积东西。这个很厚的积淀奠定了你看待事物的标准和水准。这么多年过去，这位老师讲课的内容我全忘了，但一直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这些话。
　　一个人是要有基础的，就像一个国家需要基础设施，一个人也要有最基本的阅读上的积淀。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有30本书垫底，那么可以说一半人生的就能勉强对付。当然，遇到什么样的书来垫底，有许多偶然性，让不同的专家来挑选和推荐30本书，一定是不一样的，读者也会有不一样的兴趣和选择。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组合出30部本身积淀很厚的书，才更有质量保证，才比较靠谱。
　　关于阅读，我的基本想法是，你不要问别人在看什么，没有什么书是非读不可的。还是那句老话，开卷有益。这么说吧，好书是手拉手的，找到其中的一本，也会遇到其他一些和很多。我很赞成中国古人说的话，“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
　　现在的读者，面临的选择确实太多了，良莠不齐，包括海外的、国内的、历史的、现实的，还有古典的和通俗的，全在一起，这肯定会对人们的阅读选择构成挑战。如果他不是很有阅读经验的话，也可能需要相应的辅助。我们年轻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那时候没有太多选择，逮到什么读什么。
　　每次给读者推荐书，都是有犹豫的，因为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书，每个人的敏感和兴奋点都不一样，同样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他的心情不同，选择的对象也不一样。我不习惯做这样缺少对象的推荐。而且好书也太多了，推荐什么就意味着对另外一些好书的不公，我写过一篇文章，《要多少好书才能造就一个人》。
　　虽然这年头人们不喜欢谈文学，一些文学书也是很好的。文学可以帮助人观察和了解这个世界，培养人的敏感、敏锐、灵气和锐气，拓展人的内心世界，它们不见得不比这个外部世界缺少魅力。很多文学书很有意思，我真的不知道该推荐什么，太多了太多了，不同的书给你不同的乐趣和享受。
　　一个家庭里的阅读气氛很重要。一定要在家庭里建立一种阅读氛围。我觉得每个做父母的，要想孩子多读书，首先自己要有阅读习惯，孩子才会有阅读习惯。父母要是经常出去玩，孩子的心也就是浮着的，你看书，孩子也会跟着看书。我女儿小的时候，在若干年之内晚上我都不出门，在家与她一起，坐在台灯下。她学习的课程、作业什么的，我从来不管，考试卷让我签字时，我说“已阅”，但其实没有仔细看，就是看到了一张卷子而已。这些学校的事情让她自己去对付。但是我与她一道阅读。其实通过阅读也会和孩子建立一种情感纽带。以前是我向她推荐书，现在则成了她向我推荐书。
　　我写作涉及的话题有点广泛，文学、电影、社会、政治，有人说不知道这个人的专业是什么。我要说，自己最初的底子，主要还是鲁迅和马克思。他们让我学到了对于世界的批判精神，人道精神。对于经济类的书目和话题最为生疏。
　　商业和商人同样需要创造性、激发性和想象力，而人文思考和阅读，是最能激发这种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因此，商人也需要阅读人文类的作品，不要仅仅从数字到数字，从表格到表格，那会束缚你的想象力。
　　我不排斥电子阅读，将来或许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电子阅读。但我自己还是更喜欢捧着书本。一本书我也许已经下载了，但是还要再买本来，主要还是觉得电子阅读不舒服、伤眼睛吧，看书还可以在上面随意画随意写。阅读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是灵感来源，虽然不是说要焚香沐浴才可以读书，但至少你要有一个小心情。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在旅馆里看书！我在外地旅馆看书是最愉快的事，不受任何打搅和干扰。在外地出差期间，别人叫我出去玩，我总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出去了，其实我是在房间看书，看一天都没有人打搅，“偷得浮云半日闲”啊，十分清静，那才叫享受，美美的享受。
　　对话崔卫平
　　By 沈山
　　哈维尔救了我
　　沈山：您思考和写作的疆域非常宽广，从文艺学，到先锋诗歌，到电影，然后到东欧文学及文化、政治思想的研究和译介，甚至包括公共话题，不免让人发问：您的学术和写作的重心究竟是什么？
　　崔卫平：在回答所谓“重心”之前，我先讲一下自己的训练在什么地方。
　　我首先是接受文学的训练，我是中文系出身，也包括西方的美学、小说、诗歌的训练。这个训练继承了传统的力量、传统的认知、传统的眼光，也包括对语言的敏感和训练想象力。19世纪以来西方的小说和诗歌是一个重要传统，它有一个前提是，每个人都需要打磨，因为人性是粗糙不齐的，你看奥斯丁的小说，都在说这个。爱死奥斯丁了。经过一些训练，人才可以成为内行，从而成为有经验的、练达的。一个人有了某一学科的训练，那么进入别的领域，你就可以触类旁通。
　　具体对于我个人来说，写作是我工作的核心。我是一个受问题引导的人，脑子里总是有盘旋不去的问题。所以我总是记不住我自己弄懂了什么，而是问题成堆的那种。于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会想办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去阅读和寻找资料，在某个方面持续地走下去。当然，阅读不能仅仅限于工作，那是无功利的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现在时间越来越少。以前我有枕边书的，那是一些我个人的小小秘密，不告诉别人我在读什么。
　　表面看来，我写随笔较多，但是有些文章其实不要看文体，仅仅从传统划分的散文、小说来看。我觉得自己的许多文章称为“创作类型”更合适，它们是基于想象力、洞察力、判断力的某些东西，不管是针对政治还是社会。至于如何运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仅仅是一个途径，用什么形式表达都可以。
　　进入东欧这个领域，完全出于个人精神上的困惑迷茫，它从八十年代末期，持续了好几年，非常痛苦。那段时间，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我原先的表达系统突然失灵，一下子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表面上所说的话，和内心的想法，在那段时间之内是脱节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你面前的世界是摇晃的，它失掉形状和表达，另一方面，你缺乏语言，内心的秩序也没有建立得起来，整个人处于完全失语的压抑状态，非常不舒服。
　　现在我可以比较清楚地描述当时那种状况了，属于经验和语言的分裂，就是说从既有的经验里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述那种情绪，但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问题在哪儿，就是感到一种极为庞大的晦涩，感到一切都需要重新表述。
　　当时周围有一些朋友转型了，有做生意赚钱去了。我知道我不想做生意，天生与做生意无缘。而且我被那个情绪拖在那个地方，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积累起来的情绪需要释放，那就是我当时遇到的问题，我必须解决它。
　　那种经验是我从没来遇到过的，之前看过的一些文本，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小说啊、诗歌啊什么的，不管是惠特曼，或是T•S•艾略特等，它都能释放你，但那段时间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些都不能释放我了，我明显地觉得有鸿沟，就是说所有的阅读、思考和表达经验与你都有巨大的鸿沟。对我来说，那更像是一种倒退，是你所有既有经验崩溃后的一种倒退，这种倒退让你突然失去了表达。所以那时候我蛮抑郁的。那是一种生存经验的沉重，完全是书本之外的经验。
　　沈山：这算是一种精神危机吗？
　　崔卫平：是的，是精神危机，当时我是非常抑郁的。我去体检居然得了肺结核！可见心里淤积了多少东西。
　　沈山：那你后来是怎么从这种精神危机中走出来的？
　　崔卫平：也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有一天，我从书架上拿下了一本书——这个故事我写过。一个红色的封面，哈维尔的文选。那是加拿大的一位朋友送的，他热爱中国诗歌，他来中国就是为了研究中国诗歌，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他每次走时，都会把他的一些书扔在我们家，这本书可能就是他扔在我们家的。
　　我随手翻了一下，其中一篇访谈，有比较简单的一句，哈维尔说他在马克思主义里学到很多东西，他或许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不喜欢穷尽一切真理的做法，认为自己不仅掌握了过去和现在的真理，连未来的真理都掌握了。在哈维尔看来，“这个世界还要神秘一千倍”。这个表达一下子就击中我了。我无聊翻书嘛，就又翻一页，又看到“也许我信仰点什么，信仰生活……”。读到这里，真的觉得从来没有人如此接近我自己的生活感受。
　　记得那是一个接近中午的时刻。一会儿，我女儿放学回来了，我就去给她做饭，等她去上课，我才又接着看这本书，弄懂它。到这天下午我就对哈维尔整个感兴趣了。渐渐地，我从中找到了那个长久以来一直被压抑的情绪的出口。实际上，当时我要是事先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总统，我是绝对不会看、不会翻的，因为那时我根本不关心政治，我还没有上进到这种程度。
　　沈山：所以很多人很奇怪，崔卫平一直搞文艺理论的，怎么就突然转向对东欧文化、政治思想的研究了呢？看来这其实是当时内心的一种需求和一个偶然发现。
　　崔卫平：没错。我的肺结核病容我可以不上班，因此就有时间来尝试翻译。当时整个精神就真的都沉浸到那里面去了，那是一种对于生存状态的描绘，哈维尔有现象学的背景，他推崇的那位哲学家扬•帕托切克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班上的学生。
　　沈山：哈维尔大约是90年代后期突然热起来的。您在最初开始翻译哈维尔的时候，是否已经预料到这种影响？
　　崔卫平：可以这么说。因为自打我开始接触哈维尔，就意识到他的非凡价值，尤其是对于中国现实。1995年，译稿初步完成后，我就把它打印成了电脑版本，大约8、9万字，我第一批做了60本，寄给朋友，当时我就觉得这很有意义。有朋友来电话问我干嘛呢，我就说我“在制造精神原子弹”！
　　沈山：在此之前或者之后，你的人生还遭遇过精神危机吗？又是怎么走出来的？
　　崔卫平：我小时候是个麻木不仁的人，和别人不太一样，别人小时候很多都是三好学生、大队长什么的，但我会说我小时候是个虚无主义者，就是浑浑噩噩的那种。当然，这也有好处，不容易产生挫折感，较少虚荣心，不与别人攀比（也比不上啊），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觉得周围世界与我没关系，老师上课，我从来不感兴趣，一点兴趣没有。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老师们喜欢问，为什么你们不完成作业？为什么你们考试分数这么低？那种时候我就觉得老师是一个外星人，一点不理解我们这些比较落后的同学。
　　但文革是个转折。因为那时彻底放羊了，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家长也管不了，他们根本就不在家。记得那时候的夏天，经常在大街上跑，一个人或者许多人，更多时候跟着别人跑，在大街上看演出啊、游行啊，大字报啊，要不就是万人大会，它们有些是喜庆的，比如成立革命委员会，更多的是批斗大会，我的父亲、叔叔、婶婶都是被批斗对象。这时候你就突然觉得你跟世界有关了，我的眼界真正打开了，突然对外部世界感兴趣了，不仅因为与你关系密切的的人就在其中，而且不沉闷，每天都在变化。但是内心也跟着不激动，依旧抱着不合拍、不跟趟的态度，也不可能合作啊。
　　沈山：那时你对这个世界有基本的认识了吗？
　　崔卫平：谈不上，只是忽然觉得世界很好玩，变幻无穷，是一个有魅力的场所，整天千奇百怪。可以说大街培养了我的好奇心吧，我的好奇心诞生在大街上。这种晚发育、觉悟迟的后果是，到现在也会抱着新鲜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事物，很少有厌倦的时刻。
　　沈山：闷，但又很淘气？
　　崔卫平：是有一些很淘气，但也没淘到多大动静，不至于特别出格，没有出现当着全班人把我一个人拎出去那种情况。但是那些被拎出来的同学，我觉得他们与我很接近，我很理解他们，也很同情他们，觉得自己与他们是同类。总之，与老师的关系属于非暴力不合作那一种，心不在焉的。
　　沈山：你的家庭条件和出身算是很不错的。
　　崔卫平：小时候填表时，家庭出身一栏写作“革命干部”。我们苏北闹新四军，父亲母亲参加革命比较早。我父亲实际上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儒雅、有文化有教养，很强的责任感，关心社会和体恤民众。他还是一个爱科学的人，十分注重细节。在我眼里，我父亲是挺完美的一个人，难以超越。我只是继承了他一部分好东西，他其余更好的，我学不来。
　　沈山：从您的许多回忆性文字可以看出，您似乎更倾向于那种更明亮、更美好的记忆，而对那些比较痛苦的、比较焦虑的，似乎会有意无意地进行自我屏蔽。比如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饿，您就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崔卫平：本来那时候，我还很小啊，是不记得的。但是你想想，一个人早先对于生活抱有绝望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后来是一点点发现了其中的好玩、奥妙，总好像是天上掉下来，很神奇啊。确实，对于生活，我是持赞美态度的，许多美好的时刻，都叫我赶上了。另一方面，我是有意识追求运用清晰乃至明亮的语言，因为我的问题总是晦涩的，它们总是像疑云笼罩着我，这是我日常的头脑状态，疑云密布，于是追求表达上的清晰，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沈山：您觉得幼年或少年时的那个崔卫平，和现在的你是一脉相承的吗？
　　崔卫平：我现在跟那个时候很相似，基本上没有变化。主要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或者是运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世界的问题，从来不排队，不跟时髦，不会站到任何队伍里去。
　　沈山：印象汇总，你的个人写作基本是从1991、1992年开始的，也就是开始翻译哈维尔的时候，包括一些诗歌评论。为什么你的写作开始得那么晚？
　　崔卫平：对，有次诗人于坚到我们家来，说以前以为你就是个做饭的，没想到你还会写东西。。。。
　　沈山：对，当时很多诗人都到你家来，还开玩笑说你们家就是诗人的公共食堂。
　　崔卫平：其实我翻译哈维尔的时候，还没怎么写作。在那之前，也尝试写过两篇小说，但没有发表。我是一个开始写作很晚的人。
　　主要原因是当时我要照料孩子，我必须要把生活照料成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所以等到1991年孩子上小学了，才慢慢开始集中写作，最早是诗歌批评，后来是一边做诗歌批评，一边翻译哈维尔的。两者看上去是很不搭界的，我于是有了两批朋友，与诗歌界的朋友不谈哈维尔，与谈哈维尔的朋友不谈诗歌，看上去很分裂。其实生活一直很分裂，写作也是分裂的，公共写作与专业写作。
　　沈山：你写的小说为什么没有发表？还不成熟吗？
　　崔卫平：也不是的，可能还是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吧，而且，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那两篇小说刚要发表时，那个杂志又不存在了。我又是一个很有惰性的人，后来就没有再试着发表。
　　沈山：也就说，你最初还是有一个当作家、诗人的梦的。如果当初走上了创作这条路，那么在小说诗歌创作和现在的学术研究方面，你觉得你在哪个领域的成就会更高？
　　崔卫平：我觉得写小说会写得不赖，但是生活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丰富和有意思了。
　　沈山：具体到个人言说和表达，哈维尔对您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崔卫平：从阅读和思考哈维尔开始，我就开始了一个不断撤退的过程。这些年我和别人走的路不太一样，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不断地退回自身。我们自身有很多混沌的、晦涩的经验，那是我们的血肉铸就的，是我们切身的痛苦、成长与幸福，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待我们自己，看待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历史和从中生长出来的问题意识，以及那些尚未得到恰当释放的话题，撤回才是向前。哈维尔是一个剧作家出身，他的问题采取了一种贴近自身的方式，这个很适合我。
　　其次，哈维尔给了我看待世界的的比例，采取一个人那样不大不小的方式，不是很激烈，也不软弱，始终是在反思，反思我们的生活，反思我们的环境，反思我们的道德精神状态，也反思自己身上的优缺点。同时，他完全没有陷在自恋式的反思当中，他是适度的，必要的时候走出自身，走向这个世界。他这个人还很幽默，很淘气，懂生活，会享受，会给朋友做一手好菜。
　　沈山：这也构成你个人言说和表达的一种显著风格，就是温和而节制，包括文字的节制，思考的节制和情绪的节制。
　　崔卫平：说到语言风格，那就比较宽泛了，语言上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影响也很大，我喜欢她的有层次的长句子，能为复杂的感受找到一个有结构的清晰的形式。我这样天生游离的人，一般不会特别亢奋和特别绝望，可能这就是你所说的节制。我是一直在寻求某种准确性，某个词某个句式，都会好好想。一个词的亮度、晦涩的程度，它的长宽高矮，都是需要考虑的。表达中的这种寻求，也是在寻求一个人的恰当比例，寻找一个人的尺寸，找到究竟什么是适合你的。
　　沈山：如果把诗歌、电影等文艺类的批评或随笔视为相对私人的写作，而把对政治、制度等公共话题的关注视为公共写作，你给人的感觉是，这两种写作在你这里体现的很匹配。这种匹配你是如何做到的？是否也和哈维尔有关系？
　　崔卫平：前者属于学术的公共领域，只是范围窄了一些，不能说私人写作，我始终不喜欢“诗人写作”这个词，写诗歌写小说也是与人交流。而且我也不知道既然是私人的，为什么还要将它们拿出来？每个人需要为自己的私人性留有余地，将它们永不示人，不是吗？我宁愿用一个词“个人”，个人与他人有着许多交叉。的确，哈维尔是在反思个人生活问题（谎言）时，通向了更加广大的社会领域。
　　沈山：但这是不同的写作，是不是？
　　崔卫平：是的。专业写作只是写给少数圈内人看，它需要许多积累，但是相对来说比较保险，因为那么多先前的准备在那里，不可能走板到哪里去。公共写作不同，那是面对社会，面对你完全不熟悉的比如工程师、电脑程序员、企业白领或者十三号城铁线上的打工者。要能够适应不同读者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而且许多事情，是大家一起在说，你要说得与别人不一样，中肯、掌握问题的要害，这个考验就比较大。
　　沈山：知识分子在公共发言中有什么不一样呢？
　　崔卫平：这个话题太大了，我们以后慢慢谈。简单来说，第一，对于那些属于结构性、长远性的问题，知识分子要关心；第二，那些别人没有看到的隐蔽的角度，知识分子要挖掘，而不是一哄而上，人云亦云，如果大家都在说同样的话，那么不需要知识分子了。第三，只是在迫不得已的必要时刻，知识分子可以停下手头的工作，做一些平时他不做的事情，但是他主要还是靠思想和理念影响社会。
　　知识分子在自我淘汰
　　沈山：你如何评价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一个朋友说现在的中国不能寄望于知识分子，他们挺让人失望的，他们可能还没有经济自由，也就没有尊严感和安全感，因此他们很多时候还在为自己的利益奔忙。
　　崔卫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整体上看来，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失望，是有理由的，这个我比较赞成。我也不想为同行们辩护。但是还是允许我讲一点历史情况。
　　那就是九十年代初期，有一个从广场回到象牙塔的过程。这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从思想回到学术的过程。之前许多年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运动的关系比较密切，很难回到纯粹学术的道路上来。而我们的确不能没有学术建树，没有学术建树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需要接受相应的知识和方法的严格训练，拿出我们自己的学术成果。
　　包括思想方面，你看王小波1997年去世，临走前给朋友写信，要做中国的第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见当时的环境多么封闭。中国不仅没有自由主义，也没有许多应该有的维度和成分，比如保守主义，共和主义等等。这说明我们的思想界还是比较单一，理论建设很欠缺，还不成脉络，还比较混沌。所以，有一个时期，来从事各方面的建设，丰富我们自己的资源，这是很必要的。
　　那么，这些年了，比较完整的学术架构相对建立起来了，不同脉络也建立起来了，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各种学术或思想流派、立场，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知识分子不能认为，我把理论发明好了，下面的事情，就是等着别人去贯彻执行。呵呵，其实没有人站在你的身后，等着你刚出炉的理论，去照办。中国传统讲“知行合一”，这是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精神。有些事情需要知识分子带个头。
　　沈山：您认为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总体萎靡的原因是什么？是性格决定，还是跟生存现状、跟体制或跟某种传统有关？
　　崔卫平：这个问题，最好由他们自己来回答。因为他们是一些有自觉意识的人，他们能够研究各种问题，也应该能够研究自己的问题。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名，我也有我的问题，不过与别人的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光问原因是不够的，朱学勤怎么说来着？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了。在某些情况下，光谈原因是白耽误事。
　　沈山：当前各种学术、思想流派都发展到怎样一个程度了？
　　崔卫平：当然有了一个基本格局，有些学者做了很好的努力。但是说老实话，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如果你连做人的底线都丧失了，又谈何学术建设？
　　一些所谓的学科项目，说得不好听，就像是骗国家的钱的计划。应该说，目前中国学界的现状问题是，普遍缺乏想象力，所从事的是停滞的、效忠的学术活动。为了生存，你骗两年钱也就罢了，但当骗子有时会上瘾的，骗了一次又一次，这样学术就不可能有发展了。我不认为目前这个现状就能称为有学术了。
　　沈山：是否可以这样说，目前我们真正的专业和思想传统还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崔卫平：说真的，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在实际生活中锻炼成长，与周围环境及中国现实有着密切接触，实际上比一些知识分子透彻得多，很可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自己把自己淘汰掉。
　　沈山：所以有人反倒将中国的未来寄望于民营企业家群体。他们有了财富，后代也不愁生存，他们开始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甚至道德上的诉求，至少他们得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考虑员工的福利等。
　　崔卫平：这个恐怕也不能那么乐观。关键是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成长和崛起，包括能对这个社会付起一些责任，这方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沈山：您如何从整体上评价这个时代？比如从你经历的文革到八十年代再到现在，哪些在进步，哪些在退步？
　　崔卫平：这关系到具体的问题。我还是会强调所谓历史的、社会的东西，它是要通过你个人发生作用的，它不是抽象地回到过去某个所谓客观的历史或当下，而所有这些都会和你个人生存发生各种勾连和关系。评价也应该是在具体的层面上。
　　比如说现在有时回想八十年代，会感觉那时的一些表达很幼稚，人们的视野很窄，知道的也很有限。但那时一切都在生长，而且大家可以分享很多共同话题。这些话题要不是断然中断的话，它们会慢慢生长出来的，慢慢具有自己的雏形。应该说，八十年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年代，在这之前这之后都没有过。那个经验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对我也非常重要，我的许多思路开始于那个年代，不同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变了，所以不能简单、粗暴地评价一个时代，必须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
　　沈山：你觉不觉得中国社会的多度商业化是个问题？
　　崔卫平：商业化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只允许商业化。商业社会是唯利是图的，人性也是贪婪的，单纯来说，这个不是特别的问题，但是需要和必须有一些制衡机构，需要一些规则，包括多元声音的立场，批评的声音，监督的声音。但问题是现在把这个平衡机制完全拿掉了。知识分子虽然不是社会主流，但永远跟社会起平衡作用，张力的作用，社会倾斜了，知识分子把它扳回来，让它重新平衡。知识分子垮了，就等于把这个平衡机制拿掉了，这个世界就容易发疯。
　　沈山：你对于这些80后、90后的孩子怎么评价？你觉得足够了解你女儿这一代人吗？他们是可以指望的吗？
　　崔卫平：我不觉得一代人就个个相似，人人一样。我自己与我的同龄人可有差距了，甚至与他们有代沟，你相信吗？我女儿是在我提供的环境中长大的，她在许多方面与她的同龄人不一样，但是也有许多交叉。总体上，我觉得他们的生存压力其实比我们更大，这一点可能从70后就开始了。我们那时就没有这种压力。我自己研究生毕业，你只要把地名填好了，比方说北京、上海、四川等，人家就把你分配去了，哪像现在。现在说这个没有意思。
　　当然还是要指望他们，不指望他们，指望谁呀？能从什么地方换上另外一批人来么？
　　沈山：他们没有文革经验，对八十年代的跌宕起伏也没有确切记忆，他们的生活诉求好像特变简单，就是房子，工作，好生活，MBA等等，你会不会担心这样很容易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
　　崔卫平：这个有各种可能性。比如被生存所驱赶，生存压力的制约，很可能失去对生命意义终极追问的动力，对周遭的事物漠不关心，变得特别技术化地生存，只关心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说程序员就会仅仅解决网络问题。
　　但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便会遇到各种问题，包括社会的。君不见《网瘾战争》，仅仅是一些电游玩家，想玩自己喜欢的游戏，结果把人家弄得没有去处，很愤怒，说着崔卫平才说的那样的话。再比如，看电影是年轻人都喜欢的，结果怎么弄成“抵制孔子，人人有责”，这叫什么事？那天我一个早上接到不止一个这个短信。而作为专业工作者，我立马当了叛徒，下午就坐到电影院里看起《孔子》来了。对于一般人来说，他或许想，别的我做不了，但是不去看一部《孔子》，还是做得到吧？所以我觉得，并不需要像过去一样一直关注宏大命题，每个人只要老老实实过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现实，他就会开始启动自己的价值选择，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我也惊讶地发现，有时候所谓有记忆、有经验并不仅仅是一件好事。你看韩寒，从他身上你会发现，过去的经验对他们已经丝毫不起作用。很有可能，对于过去的经验和记忆，并不一定越多越好，过去灰暗的经验太多，你可能反而被限制住了。每个人都是新时代、新社会的一个起点，经验留在每个人身上的痕迹也不一样。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