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家庭地位、教育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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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与家庭地位、教育分层*——以上海居民为例（《教育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摘   要：在“地位优势是如何传递的”这一主题下，延续教育分层的研究脉络，在家庭地位和教育分层之间引入文化资本变量，探讨教育过程中MMI假设形成的深层机制问题。通过对上海居民的经验分析发现：文化资本在教育转换中的作用得到支持，但文化资本作用具有变动性特征；在较高阶段的教育转换中，文化资本作用有减弱的趋势；文化资本的价值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在不同时期传递代际优势的文化资本是不同的。因此，文化资本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内发生作用的；文化资本也不是一项整体性的资源，其亚分布结构也决定着在教育过程中的效用。 　　关键词：家庭地位；文化资本；教育分层； MMI假设 　　作者简介：孙远太，男，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政策（河南郑州　450001）。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和阶层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研究中的一个传统议题。来自西方工业社会的经验表明，教育既促进了社会平等化，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社会不平等。即使那些认为社会背景对教育影响在逐渐下降的学者，也难以否认先赋性社会背景在教育获得中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教育获得研究关注的是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有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在教育机会均等的条件下，由于家庭出身不同，个人可能在教育程度上出现差异，进而形成教育分层[1]。在工业化逻辑下，学者们认为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家庭背景在教育获得中的作用降低，而地位在教育获得中的重要性增强。一些跨国性的比较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些假设，但同时发现，在一些地区社会背景因素在教育不平等中的影响也会扩大[2]。 　　以往的分析是把教育年限作为教育获得的因变量，随着工业化过程中的教育扩张，人们受教育的年限普遍提高，因而家庭社会地位的解释力在降低。Mare提出了教育转换的研究模型，尽管教育年限代表了人们受教育的最终程度，但在不同的教育阶段，不同家庭地位的子女受教育机会仍然存在着差异[3]。因此，教育转换研究揭示的是某一特定阶段，家庭地位的影响是维持、上升还是下降，以及在哪一个阶段由家庭地位造成的教育不平等最为严重。MMI假设在不同的国家进行了检验，证明了其一定程度上的普适性[4]。 　　在一些学者关于教育过程中家庭影响是否变化及其程度争论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则关注教育过程中家庭地位优势是如何传递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教育与阶层的研究开始转向对教育过程本身的研究。文化资本作为中介机制被纳入到教育获得研究中，并出现了大量关于文化资本和教育成就的研究。 　　当前国内已有研究发现,家庭地位影响着子女的教育获得，MMI假设在中国的适用性得到验证[5]。由于教育过程中家庭地位因素的存在，教育获得成为优势地位传递的一种途径，即一种不平等的生产机制。有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中不同阶级间文化资本占有的“不均衡性”特征[6]。这种特征是否影响到不同家庭子女的教育分层是需要经验研究来回答的问题。本研究在“地位优势是如何传递的”这一主题下，延续关于教育分层的研究脉络，探讨家庭地位是如何影响子女教育分层的，即在教育过程中MMI假设形成的深层机制问题。 　　二、文献综述 　　1．教育分层中的MMI假设 　　基于教育转换的MMI假设是根据再生产理论而提出的。MMI假设具体如下：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高等教育容量的增加，将反映出人口增长和随时间逐渐上升的社会阶层结构对教育需求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特定阶层的入学转换率随时间保持不变。②如果入学扩张比社会阶层结构重新分布产生的需求快，那么所有社会阶层的入学转换率都会增加，但在所有转换中各阶层间的优势比例保持不变。③如果较高阶层对某个给定教育层次的需求饱和了，即它的升学转换率接近或者达到了100%，那么该教育层次各阶层间的优比将下降。不过只有在入学扩张没有以任何其他方式出现时，这种情形才会降低机会不平等。④平等化也可能逆转。假使同期群中某个较低阶层的青年较多地申请了高等教育，会使得成功实现高等教育入学的条件概率下降，进而导致社会阶层对高等教育入学的影响增大[7]。 　　针对以往都是在单个国别进行教育获得研究，沙威特等人组织了在1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比较研究。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与以往对于教育分层得出有争议的结论不同，这次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除了瑞典和荷兰出现了教育平等化的趋势，社会背景在教育获得中的影响在其他国家是稳定的[8]。 　　国内学者的研究指出，1978年之前，由于国家教育政策干预对较高社会阶层特别是专业技术阶层教育需求的抑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各个教育阶段之间的阶层差距；1978年以后，中国教育机会总量的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明显地缩小教育获得的阶层差距。中国教育分层显现出MMI假设的诸项特征：较高阶层在高中入学阶段具有稳定的优势，其中专业技术阶层在大学入学阶段保持着较明显的优势。这表明，当前通过抑制较高阶层的教育诉求来实现教育分层最小化的政策干预已经终结。但是，在教育领域内实行“补偿原则”向中下阶层倾斜教育资源的发展思路也未能如人所愿，它并未改变中下阶层在较高教育阶段的不利状况[9]。 　　2．教育过程中的文化资本研究 　　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是在研究过程中作为一种理论假设而出现的，这一假设试图通过学术上的成就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所取得学术成就的差别。也就是说，出身于不同阶级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上所能获得的特殊利益是如何与阶级之间的资本分布状况相对应的。布迪厄分析了文化资本传承和积累的规律。首先，这种文化资本的传承和积累主要取决于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其次，某个个体能够延长其获取资本的时间长度，依赖于他的家庭能够给他提供的自由时间的长度。最后，能力在这种文化资本的传承和积累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0]。 　　拉鲁关于家庭——学校关系的研究表明，在学校教育范畴内，社会阶级地位和阶级文化是一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虽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父母在一、二年级孩子的教育成就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望，但是，不同的社会地位导致他们为实现这种成功建立了不同的途径。在家庭——学校关系中，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在满足学校的要求方面都有同样的价值。与社会阶级直接相关的资源（如教育、威望、收入等）和特定的家庭生活模式（如亲属联系、社会交往模式、休闲活动等）在促进父母参与学校教育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家庭——学校关系中，阶级和阶级文化的其他方面，如宗教，在音乐、艺术、食物和家具等方面的品位，在父母、孩子和教师的行为的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较小[11]。 　　De Graaf等人认为,以往的文化资本和教育获得研究都是测量子女的文化兴趣，而对父辈文化资本没有进行测量。这种测量无法区分子女的文化资本是来自家庭还是学校。一个较为合适的方式是通过父辈们的文化品位和偏好来测量文化资本。De Graaf等人对高雅文化参与和阅读活动进行了区分，作为测量文化资本的两项指标。对荷兰的经验研究发现：父辈的阅读活动比高雅文化参与在子女教育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阅读活动能够使家庭具有更好的学习氛围；父辈的文化资本，以布迪厄测量的经典指标或者父辈的阅读习惯来测量，对于那些来自中低层家庭的孩子更为重要[12]。 　　Farkas将文化资本概念扩大，以学生的学习习惯和风格（包括旷课日数、作业习惯以及外表等）作为“文化资源”指标，再加上学生的基础技能以及作业成绩这两个因素，研究其与学生学业成就的关系。结果发现老师对学生外表的评判，不但会影响学生的作业成绩，而且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也具有预测力[13]。 　　Sullivan在梳理了以往的文化资本文献后，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验证提出了质疑。她通过对伦敦附近四所中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测量了学生自身和他们父母的文化资本。结果发现，文化资本在家庭内转换以及确实对中学一般证书考试的表现有显著影响。但是，在控制文化资本后，社会阶级一些直接影响仍然存在。因此，文化再生产只能是教育获得中社会阶级差异的部分解释[14]。 　　总之，以往对于MMI假设的评估，都是揭示在子女教育转换中，家庭地位的作用是否得到维持。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家庭地位是如何得到维持的，即家庭地位优势传递的机制是什么。因此，在家庭地位与教育转换关系研究中，引入文化资本的概念，探讨文化资本在家庭地位和教育分层之间的中介作用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 　　三、研究假设与分析策略 　　1．研究假设 　　MMI假设关注的问题是家庭地位优势是否在教育分层中得到维持。即使MMI假设得到验证的情况下，并没有回答这种维持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进一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家庭地位优势是如何传递到子女教育转换中的。因此，我们把检验MMI假设与文化资本分析结合起来，探讨文化资本在家庭地位和教育转换之间的中介作用。 　　假设一：那些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有助于子女向更高教育阶段的转换。 　　假设一a：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富，子女越能实现由初中向高中的转换。 　　假设一b：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富，子女越能实现由高中向大学的转换。 　　文化资本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这一方面是指文化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变的，另一方面也是指文化资本在不同教育转换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 　　假设二：文化资本在不同时期出生的居民教育转换中的作用是一致的。 　　假设三：在小学向初中、初中向高中、高中向大学的教育转换中，文化资本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 　　2．经验数据 　　作为一项经验研究，分析使用数据来自上海大学社会学系2008年 “上海市民生活现状综合调查”。在调查中，根据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常用方法，测量了被访者14岁时的家庭地位，以及当时的文化活动。在具体的访问中，访问对象限于20-65周岁的住户，共完成问卷5000份。在分析中，排除了496个出生在外地的样本，实际使用样本4504个。 　　3．主要变量 　　教育转换：主要研究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中专）、高中（中专）升大学的转换。如果小学升入初中、初中升入高中（中专）、高中（中专）升入大学，则为教育转换成功。其中，根据二元响应变量的要求，转换成功记为“1”，转换不成功则记为“0”。 　　家庭职业地位：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后面简称商服人员）、一般工人和农业劳动者。 　　父母教育程度：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由于父母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较少，在分析时进行了重新编码，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三类。 　　家庭学习资源：14岁以前家中有无地图（地图册及地球仪）、英文字典（电子字典）、少儿读物。 　　文化活动参与：14岁以前观看童话剧、参观艺术展览、参观博物馆。 　　课外文化培训：14岁以前参加各类艺术班、参加各类补习班或请补习老师、参加各类兴趣班活动。 　　家庭文化氛围：14岁以前父母看书或阅报、父母在桌子上写字、本人听音乐。 　　文化资本的四个指标都是根据因子分析的因素得分，得分越高表明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富。 　　性别：男=1、女=0。 　　上海居住地：市区=1、郊区=0。 　　出生组：根据1949年后教育发展受国家宏观政治进程及政策影响所发生的变化，定义了5个同期群：1943—1946年、1947—1957年、1958—1965年、1966—1973年、1974—1986年[15]。 　　4．分析方法 　　为了测量家庭地位对教育分层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摩尔（Mare）提出的logistic模型，该模型将教育获得处理成一系列入学转换，而不是累积受教育年数，每次入学转换都有自己独立的量值和影响模式[16]。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包括小学升入初中（由于上海较早地普及了初中教育，初中入学接近饱和，小学升入初中不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初中升入高中和高中升入大学三次教育转换，自变量主要包括控制变量（性别、出生时期、出生地）、家庭地位变量（家庭职业地位和家庭教育地位）、文化资本变量（文化活动参与、家庭文化氛围、家庭学习资源和课外补习培训）。控制变量和家庭地位变量都为类别变量，进入模式时建立了相应的虚拟变量，文化资本变量为定距变量，直接进入回归模型。 　　四、研究发现 　　1．文化资本在教育转换中的作用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MMI假设的生成机制而不是评估MMI假设。限于篇幅，我们省略了使用数据分析家庭地位对教育转换的影响。下面直接列出了加入文化资本前后模型决定系数的变化情况，以便于验证文化资本在教育转换中的效力。 表1各个时期出生居民加入文化资本后模型拟决定系数的变化 1943-1946年 1947-1957年 1958-1965年 1966-1973年 1974-1986年 升入初中模型 0.059 0.042 0.061 0.054 0.091 升入高中模型 0.034 0.027 0.041 0.031 0.033 升入大学模型 0.018 0.028 0.026 0.016 0.012 　　如表1所示，在加入文化资本后，模型的拟决定系数都有所提高，说明文化资本在解释教育转换差异中的功能得到支持。对于小学向初中的入学转换，文化资本的解释里都是较高的，均高于同一时期出生居民向高中和大学入学转换的解释力。其中，文化资本带来的模型拟决定系数增加幅度在第五个时期出生的居民中最大，在第二个时期出生的居民中幅度最小。对于初中向高中的入学转换，文化资本带来的模型拟决定系数增加幅度在第三个时期出生的居民中最大，在第二个时期出生的居民中幅度最小。对于高中向大学的入学转换，文化资本带来的模型拟决定系数增加幅度在第二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出生的居民中较大，在第五个时期出生的居民中幅度最小。 　　文化资本在不同时期出生的居民教育转换中的作用变化情况，说明文化资本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具有变化的特征，但是，这种变化的幅度又是很小的，文化资本在地位优势传递中的作用也具有稳定性特征。文化资本随着教育阶段的升高，作用逐渐降低。这说明在教育过程中的早期，文化资本的作用较为显著，但在较高的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超过了家庭早期教育的作用。文化资本尽管可以持续到大学入学教育转换中，但其作用已经大幅度减弱。 　　通过对加入文化资本后，模型拟决定系数变化情况的分析，只能揭示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大致特征。对于文化资本作用于教育转换的具体机制，则需要进一步分析文化资本指标在模型中的系数，以便于显示文化资本传递代际优势的机制和途径。 　　2．文化资本与高中教育转换 　　对于出生于第一个时期的居民，文化活动参与和课外补习培训有助于他们完成教育转换。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14岁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但那些家庭文化活动参与多，以及为子女提供较多课外补习培训机会的家庭，仍能够促进他们子女向高中阶段的教育转换。 　　第二个时期出生的居民，文化资本的四项指标都达到了显著性。家庭学习资源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教育转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文化活动参与和课外补习培训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受外部社会政治环境的冲击，这一时期家庭外部的文化资源减少，而家庭内部的文化氛围和学习资源成为文化传递的机制。 　　第三个时期出生的居民，课外补习培训没有达到显著性。家庭学习资源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教育转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的作用较上一时期也有所上升。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14岁时处于1970年代，当时正处于“文革”后期的恢复调整阶段，社会上的课外补习和艺术培训现象较少，限制了这些文化资源在教育转换中的功能。 　　第四个时期出生的居民，家庭文化氛围没有达到显著性。课外补习培训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教育转换中的作用上升，成为教育转换中家庭地位优势传递的机制。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14岁时正处于1980年代前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家庭的文化氛围可能有所降低，减弱了其在教育转换中的功能。                                                           表2  家庭地位、文化资本和高中教育转换logistic回归分析 1943-1946年 1947-1957年 1958-1965年 1966-1973年 1974-1986年 （1） （2） （3） （4） （5） 男性a 0.483 0.265* -0.194 -0.424！ -0.247 (0.303) (0.125) (0.170) (0.241) (0.319) 市区b 0.779* 0.031 0.872*** 0.784** 0.049 (0.368) (0.174) (0.202) (0.295) (0.395) 家庭职业地位c 管理人员 -0.256 1.424*** 1.325* 1.045 -0.382 (0.744) (0.339) (0.532) (0.817) (0.718) 技术人员 1.196 1.288*** 0.756* 0.370 1.319 (0.746) (0.285) (0.366) (0.458) (1.098) 办事人员 -0.004 1.109*** 0.403 -0.111 -0.046 (0.614) (0.270) (0.311) (0.466) (0.566) 商服人员 -0.407 0.850** 1.041** -0.980！ 1.031 (0.481) (0.256) (0.367) (0.568) (0.838) 一般工人 -0.326 0.929*** 0.629** -0.035 0.182 (0.436) (0.217) (0.229) (0.311) (0.401) 父亲教育程度d 初中 0.637 0.089 0.164 0.444 -0.360 (0.551) (0.156) (0.233) (0.315) (0.433) 高中及以上 0.679 0.375！ 0.531 0.562 -0.330 (0.597) (0.221) (0.353) (0.436) (0.556) 母亲教育程度e 初中 -0.494 0.154 0.340 0.617！ 0.754！ (0.596) (0.200) (0.286) (0.337) (0.401) 高中及以上 0.346 0.233 0.810 0.512 2.524** (1.339) (0.301) (0.495) (0.468) (0.842) 文化活动参与 0.017* 0.012*** 0.017*** 0.013* 0.017* (0.007) (0.003) (0.004) (0.006) (0.007) 家庭文化氛围 0.010 0.007*** 0.014*** 0.004 0.019* (0.006) (0.003) (0.004) (0.005) (0.008) 家庭学习资源 0.009 0.017** 0.020*** 0.016** 0.008 (0.009) (0.003) (0.004) (0.006) (0.008) 课外补习培训 0.029* 0.016*** 0.005 0.018* 0.019* (0.014) (0.004) (0.005) (0.009) (0.008) 常数项 -2.675*** -3.241*** -2.891*** -2.122*** -1.462 (0.798) (0.339) (0.413) (0.649) (0.907) 样本数 244 1372 1016 397 569 卡方 41.26 188.4 285.4 92.06 67.55 Pseudo-R2 0.124 0.0991 0.233 0.177 0.194 自由度 15 15 15 15 15 -2ll -145.8 -856.0 -469.4 -213.4 -140.2 显著度 P<0.001 P<0.001 P<0.001 P<0.001 P<0.001       注：因变量为“是否升入高中”，是=1，否=0。 　　a：参照组为女性；b：参照组为出生在郊区的居民；c：参照组为农业劳动者；d、e：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 　　第五个时期出生的居民，家庭学习资源没有达到显著性。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14岁时家庭学习资源的占有程度已经较为普遍化，家庭学习资源占有的差异无法影响教育转换。 　　3．文化资本与大学教育转换 　　总体而言，文化资本对于不同时期出生的居民进入大学的影响较弱。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通过具体的分析，揭示不同时期出生的居民在进入大学过程中家庭地位传递的文化资本机制。 　　第一个时期出生的居民，在控制住其他变量后，仅有课外补习培训有助于他们完成大学教育转换。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14岁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但那些为子女提供较多的课外补习培训机会的家庭，仍能够促进他们子女向大学阶段教育的转换。 　　第二个时期出生的居民，文化资本的四项指标中只有家庭学习资源达到了显著性。家庭学习资源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的大学教育转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个时期出生的居民，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学习资源达到显著性。家庭学习资源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的大学教育转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文化活动参与作用较上一时期也有所上升。 　　第四个时期出生的居民，只有课外补习培训达到显著性。课外补习培训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教育转换中的作用上升，成为教育转换中家庭地位优势传递的机制。 　　第五个时期出生的居民，家庭文化资本的各项指标都没有达到显著性。家庭文化资本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进入大学的教育转换中不再发挥作用。这些居民基本上是在1993年以后进入大学的，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教育发展和教育扩张，进入大学的教育机会大幅度增加，降低了家庭地位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文化资本的作用也不再显著。                                                              表3 家庭地位、文化资本和大学教育转换logistic回归分析 1943-1946年 1947-1957年 1958-1965年 1966-1973年 1974-1986年 （1） （2） （3） （4） （5） 男性a 0.770！ 1.066*** 0.753** 0.074 -0.431* (0.410) (0.218) (0.242) (0.291) (0.208) 市区b 0.661 -0.140 -0.659* -0.850* 0.089 (0.543) (0.344) (0.312) (0.372) (0.254) 家庭职业地位c 管理人员 0.803 -0.021 -0.312 -0.933 0.118 (1.021) (0.635) (0.599) (0.703) (0.551) 技术人员 0.579 0.380 -0.198 0.693 0.448 (0.795) (0.564) (0.514) (0.538) (0.484) 办事人员 -0.065 0.860 0.032 0.221 0.485 (0.823) (0.558) (0.485) (0.540) (0.417) 商服人员 -0.126 0.363 -0.059 -1.106 -0.836! (0.711) (0.561) (0.524) (0.918) (0.455) 一般工人 0.391 -0.018 -0.304 -0.460 -0.261 (0.641) (0.509) (0.432) (0.423) (0.322) 父亲教育程度d 初中 0.207 -0.110 0.029 -0.203 -0.180 (0.608) (0.296) (0.333) (0.419) (0.346) 高中及以上 0.906 0.188 0.414 -0.070 0.177 (0.663) (0.337) (0.378) (0.512) (0.395) 母亲教育程度e 初中 0.540 0.712* 0.598! 0.308 0.334 (0.715) (0.304) (0.321) (0.384) (0.312) 高中及以上 -2.178！ 1.092** 0.152 1.238** 1.014** (1.143) (0.382) (0.412) (0.478) (0.381) 文化活动参与 0.002 0.005 0.011* 0.006 0.003 (0.008) (0.005) (0.006) (0.006) (0.005) 家庭文化氛围 0.010 -0.005 0.006 -0.001 -0.002 (0.008) (0.005) (0.006) (0.007) (0.006) 家庭学习资源 0.008 0.016** 0.018** 0.008 0.008 (0.012) (0.006) (0.006) (0.007) (0.006) 课外补习培训 0.022! -0.004 0.004 0.017* 0.004 (0.013) (0.006) (0.006) (0.008) (0.004) 常数项 -2.952*** -3.162*** -4.053*** -1.028 -0.146 (1.053) (0.661) (0.738) (0.783) (0.741) 样本数 140 710 721 254 517 卡方 20.65 61.47 37.60 42.89 58.19 Pseudo-R2 0.108 0.0913 0.0678 0.122 0.0934 自由度 15 15 15 15 15 -2ll -85.55 -305.8 -258.4 -154.3 -282.3 显著度 P>0.1 P<0.001 P<0.01 P<0.001 P<0.001 　　a：参照组为女性；b：参照组为出生在郊区的居民；c：参照组为农业劳动者；d、e： 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 　　五、结论与讨论 　　在经验分析中，我们延续教育分层的研究脉络，在家庭地位和教育分层之间引入了文化资本变量，使其作为家庭地位影响教育分层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文化资本有助于居民在初中升入高中和高中升入大学的教育转换中成功，文化资本实现着家庭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 　　首先，文化资本在教育转换中的作用得到支持，但文化资本的作用具有变动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的多次社会政治变迁为我们检验文化资本的作用提供了较好经验。研究显示，文化资本在不同的出生群中都有助于实现向较高阶段的教育转换，但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转换阶段，文化资本的作用是不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与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有关。文化资本在第二个时期出生的居民向初中和高中入学转换中作用较小，这一阶段的居民教育转换正处于“文革”期间，在以政治为标准的社会选择中，文化资本的作用较低，家庭地位更有助于实现向上转换。文化资本在第二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出生的居民向大学入学转换中的作用较大，这一时期出生的居民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大学的，“文革”期间教育受到破坏，影响了他们早年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因而家庭文化资本在提供升入大学的机会中贡献更大。 　　其次，在较高阶段的教育转换中，文化资本的作用有减弱的趋势。在小学向初中、初中向高中、高中向大学的教育转换中，文化资本的作用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对于小学向初中的入学转换，文化资本的解释里都是较高的，均高于同一时期出生居民向高中和大学入学转换的解释力。而初中向高中的入学转换中，文化资本的解释力又高于同时期出生居民向大学的转换。文化资本在不同阶级教育转换中的作用变化情况，说明文化资本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具有变化性特征。在教育过程中的早期，文化资本的作用较为显著，但在较高的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超过了家庭早期教育的作用[17]。这一发现比较符合布迪厄的观点，“社会出身主要是通过最初的导向（六年级的学校或班）预先决定了人们的学习前途，即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学业选择及成功或失败的不同机会。幸存者的结构不断地随支配淘汰的标准变化，其结果是逐步弱化了社会出生与语言能力（或其他学习成功指标）之间的直接关系。”[18]在较高阶段的教育选择中，社会出身与学业成就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层层地选拔遮蔽了。与此同时，由于前期阶段教育选择的不平等，较低地位家庭的子女只有在学习成绩更优秀的情况下，才能被选择，这样他们在与优势地位家庭的后代竞争中不至于处于劣势，甚至会超过后者。 　　最后，文化资本的价值也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在不同时期传递代际优势的文化资本是不同的。以往的研究都是把文化资本作为一项单一指标纳入分析中，但是，文化资本是由多项指标构成的，作为资本存在的一种形式，文化资本的价值是嵌入在一定社会内部的，其价值随着社会对文化资本的界定而变化。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是由当时社会内部不同家庭间文化资本分布的差异决定的，当一种文化资本的分布差异较大的时候，这类文化资本就会成为竞争教育机会的工具，当一种文化资本在所有的家庭中分布较为均衡的时候，则不再具有这种功能；另一方面，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也与其在一定社会时期的总量有关，当一种类型的文化资本在社会上的总量很少的时候，这种文化资本并不能充当社会区分的指标，自然也不会成为教育竞争的工具。在我们的研究中，课外补习培训在第三个时期出生的居民中不再显著，是因为这个时期出生的居民14岁时正处于“文革”后期（1972-1979年），课外补习培训的现象较为少见；家庭文化氛围和家庭学习资源在第一个时期出生的居民中不显著，家庭文化氛围在第四个时期出生的居民中不显著，也属于这类情况。在第五个时期出生的居民中，家庭学习资源的拥有已经较为普遍，因而也不再在教育转换中发挥作用。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和再生产理论是基于法国经验提出的。法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发达工业社会，其阶级结构已经相对固化，不同阶级之间的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都大大减少。文化资本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内发生作用的。依据主要制度之间的关系状况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斗争状况不同，对于作为文化资本的特定符号性质的价值评价是随历史而变化的[19]。本研究使用同期群的方法发现了文化资本作用的变动性特征，与此同时，也发现文化资本不是一项整体性的资源，其亚分布结构也决定着文化资本在教育过程中的效用。 　　参考文献 　　[1][5][9][15]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7,(6):94-107. 　　[2][4][8]Shavit Yossi & Blossfeld.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M].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1993:3-6，1，3. 　　[3][16]Mare R. D. 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80,75(370):295-305. 　　[6] Shaoguang Wang, Deborah Davis & Yanjie Bian.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Book Reading in Urban China[J]. Modern China, 2006,32(3):315-348. 　　[7]Raftery Adrian E. & Michael Hout.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Reform，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J].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3,66(1):41-62. 　　[10](法)P·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A].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 　　[11](美)安妮特·拉鲁.家庭——学校关系中的社会阶级差异：析文化资本的重要性[A]. 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92. 　　[12]De Graaf Nan Dirk，De Graaf Paul M & Gerbert Kraaykamp. 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A Refinement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J].Sociology of Education,2000,73(2):92-111. 　　[13] Farkas George， Grobe Robert P.& Sheehan Danie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chool Success: Gender， Ethnicity， and Poverty Groups within an Urban School District[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0,55(7):127-142. 　　[14] Sullivan Alice.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J]. Sociology,2001,35(4):893-912. 　　[17] Yuxiao Wu.Cultural Capital,the State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1949-1996[J].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2008,51(1):201-227. 　　[18] (法)布尔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5. 　　[19] (美)柯林斯,汤普森.家庭、学校和文化资本[A].胡森，波斯尔维斯特.教育大百科全书[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63. 　　责任编辑：武   杰         　　Cultural Capital and Family Status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MMI Hypothesis 　　Sun Yuanta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Henan Zhengzhou 450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subject of “How to transfer the positional advantage” and continuing on the research tradition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cultural capital is regarded as an intermediation between family status and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deep mechanism of MMI assumption during educational process and based on the data of Shanghai residen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was supported in th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but the role played by cultural capital through the method of cohort had the feature of changing . In the higher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cultural capital function weakened and the value of cultural capital was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t’s different kinds of cultural capital to transfer the intergenerational advantage in different era. Therefore, cultural capital is not an abstract concept and its role was played under certain environment. Cultural capital was not a whole resource, and the distributional substructure of cultural capital also determined its effectiveness in educational process. 　　Key Words: Family Status;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MMI Hypo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