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典》编者序
林贤治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是一部青春激荡的书。我记得其中的革命者赫拉美托夫说过一个关于阅读的意见,那意思是:读书要读最早的书,上游的书,原创性的书,其实就是指“经典”。他认为,其他大量的书都是出于对这些书的阐释。阅读《怎么办》时,我还是一个对世界充满新奇感、雄心勃勃的中学生,赫拉美托夫的意见自然很受用,于是贪婪地寻找、大口大口地吞咽经典文本,至今许多仍然未能消化。
经典过于丰富了,因此往往显得深奥难解。大约正是为此,幽默家马克·吐温这样定义经典,说那是“人人都希望读过,但人人又都不愿去读的东西”。
不过,回过头看,在所有读过的书籍中,毕竟要数经典给予自己的教益为大。这是一些需要慢慢咀嚼、慢慢吸收的书。正如卡尔维诺说的,经典就是永远独特、意想不到的和新颖的书,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他在一篇题作《为什么读经典》的文章里,给经典列举了十四条定义,反复用“重读”和“初读”的经验作出说明,说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时那样给我们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初读也好像在重温的书。他还这样写道:经典作品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的文化时留下的足迹。就是说,经典富于历史文化的内涵,其价值超出了文本本身。无疑地,经典会唤起我们对过去的感受力,成为一种知识背景,带领我们上升到一个认识和创造的高度,从而确立自己。
大凡具有一定的阅读经验,我想,都会对卡尔维诺的定义表示认同。
前些年,出版界曾经有过一阵出版经典选本的小小热潮。选本多按不同学科进行,综合性的少见。而今,我编选的这套文丛,试图打破学科的壁垒,而以一种“人文精神”贯通之。选目则以欧美为主,其实是沿袭“西风东渐”时启蒙主义者的老路子,而加入一些新的文本材料,以见时代的播迁。
文丛共六种,学科以文、史、哲、政为主。其中三种为文献、理论、批评和记述;另三种为文学,纯属虚构类型。注重“人文”,就要求入选的作品,关注人类生存的现实境遇,而以社会的根本改造为依归。这些作品是真实的,也是真理的;它们符合善的原则,因为其中表达了人类对于自由、公平、正义的普遍的要求;而且方式和形式是充分个人化的,所以是美的。
《思想踪迹》一种,选入十六世纪以降41位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宗教家、人文学者、作家和科学家的思想作品。本书约略可见思想史的脉络,但无意做成史料汇编,所以不曾编入那类纯知识主义、形而上学的文字,论述抽象体系和绝对理念的文字,像逻辑分析哲学就不曾入选;反之选择像作家卡森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论辩,美国科学家关于“熵”的定律的阐释等,目的在于凸显思想的批判性和实践性。思想家流派不同,观点各异,如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正义论者与自由论者,彼此常有冲突的地方,但人文的倾向是同一的。思想家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这里惟是选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作为编者,与其说追求“客观”、“全面”,毋宁说执著于某种片面性,这都无须讳言。
作为历史学的一种资料,《历史镜像》有点特别,作者都是历史现场的见证者,而非单纯的叙述者。范围是二十世纪的人类世界,取材则是重大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事件;这里的所谓“经典”,实指案例的经典性。中国本来很有些独具特色的案例,如文化大革命等,遗憾的是至今少有记录平实的公开文字。本书除收入韦君宜忆述延安“抢救运动”一文外,其他案例,暂付阙如。中国人的思想和文章,大约是需要慢慢锻炼的罢。
《广场钟声》主要收入演说词。在西方,演说始自希腊罗马,可谓源远流长。柏拉图说演说术是“灵魂的接引者”,演说的内容直接诉诸公众的灵魂,论影响,是并不亚于政治小册子的。自然,演说的条件首先得有公共空间;倘若社会上并不存在自由表达政见的空间,甚至连私人空间也被占有如《1984》所描述,那么任何富含思想的演说都将归于泯灭。演说之外,收入三篇人权宣言,都是影响深远的。
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文学的作用是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不同于逻辑语言的演绎,它以想象性、形象性和情感性深入读者的内心,而不仅仅诉诸头脑。通过共鸣,作者与读者的主体性产生置换,读者因感受而唤起自身的精神诉求;在这里,所有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化作生活问题,亲近、深入而无处不在。真正的文学,无论小说、散文和诗歌,都要求作者首先具有诚实的品格,有着正视现实的勇气。更大的勇气来自一种自由感和道义感,由此产生的文学是揭示性和干预性的,即使作者无意于宣传,一如论文和演说,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改造社会的积极的力量。目下所编的三种选本:《社会小说》、《文化随笔》、《自由诗篇》,就是这样的文学作品。它们与国家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各种形式主义是无缘的。
对于西方思想及文学的介绍,我国翻译家和出版家做了大量有益的、基础性的工作;无论作为读者或编者,都使我受益匪浅。除了文本的利用之外,本书对作者和作品的说明,不少参考了译者撰述的文字。编期仓促,尚有部分译者联系不上,在此,谨向诸位表示由衷的歉意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