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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供:红皮萝卜。[免费试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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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1-2 11:31:50 | 只看该作者
林语堂、沈从文与莫言2012-10-22
      来源: 晶报      作者: 陈素芳      

当莫言写《红高粱家族》时,他压根也没想过会在20余年后获诺贝尔文学奖。一路行来,故乡的原始经验,民间传说,农民与土地的依存,家族的仇恨,情欲的纠葛,贫困与匮乏带来的焦虑,不论是女人丰乳肥臀,刽子手骇人的檀香刑等,他书写的题材,无一不满足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而他高度的说故事技巧,语言犀利而平实,大胆而新奇的出手角度,更深受西方翻译家的青睐,无可讳言,系列而完整的翻译,正是他进入诺贝尔文学奖殿堂的门票。发门票的人正是西方的汉学家。
东风吹向西方,文学输出,最关键在翻译。西方文学界向来注重小说与诗,近年来汉学家们活跃于华文文坛,备受礼遇,许多大型文学会议、书展都可看见他们穿梭的身影。20世纪末,写诗的北岛几度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作品本身外,也与诺奖评审委员马悦然欣赏并翻译其作品有关,甚至引来某些学者的臆测:“写诗时想着西方人的想法。”这样的说法虽不公平却也点出了两个不可脱钩问题;一,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的文学奖,要竞逐自然要有好的英译。二,怎样的作品才能符合西方人想象或理解的东方。
放诸西方书市,以美国来说,翻译作品仅占一成,许多一流的中文作品,英译本读者小众,只在固定的文化圈游走。倒是以英文创作中国题材的《喜福会》、《鸿》、《叶落归根》等成了畅销书,原作语文外,这些书的创作者真正是“写着时想着西方人”,中国是好题材,在西方人的眼中,家族大于自我,传统像庞大的影子罩着每个人喘不过气,锣鼓麻将声交错,暗金的色彩带着浓浓的异国情调。
解读不同的文化总会误解或不够到位,即使是声称“中国是第二故乡”的赛珍珠,她够客观了,然而她于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文学价值却备受质疑,也难怪她要找一位英文好又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而且文笔精确、流畅且优美的作者写她的第二故乡,她梦想的人选就是林语堂。
林语堂说自己是“西洋人的头脑,中国人的心灵”,抱持“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襟怀,自1935年起即开始英文创作,《生活的艺术》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52周,成为当代第一位踏入国际文坛的中国作家,影响所及,包括今日许多西方汉学家都是阅读他的著作才踏入汉学领域,1975年他获国际笔会推荐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作品是英文小说《京华烟云》,然而细读全文,却是一本为英美读者写的小说,从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文化说起,许多风土人情,社交习惯,他都技巧的解说,这或许不影响艺术本质,但对中文读者而言却是一眼即明。
林语堂是特例,面向西方文学世界,翻译是必跨的门坎。然而数大即美,中文人口超过13亿,英语系4亿,以大搏小,上驷对下驷,不免委屈。 回归文学本质,创作无国界,态度是关键。沈从文说的好:“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边城》写的虽是乡下人的生存悲剧,他却以微笑、从容来表现人类心灵深处的悲哀,突显生命的庄严与静穆。尽管他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边城》里、古渡头边,翠翠唱着:“爷爷爱我,我爱他哟”的歌声却是余音绕梁,让人想一听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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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1-19 14:46:52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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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1-19 21:44:22 | 只看该作者



==配音:


老李:‘管嘎尼兄滴,给我称20斤红萝卜。20斤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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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9 19:44:2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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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10 17:01:14 | 只看该作者
写作与奖项
祝勇
    2012年,我没获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把我的名额占了,但我不生气,也不嫉妒。莫言是我们身边一位随和可爱的兄长,我们对他只有敬意。2012年10月11日晚上,我正在成都机场候机,接到阿来电话,告诉我莫言获奖,说他们正为他喝酒庆贺,如果我不走,一定一醉方休。
    莫言的胜利,是文学本身的胜利。没有人能够对他的写作发号施令,无论是“五个一工程”,还是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曾经告诉莫言,要想获奖,就要写得短,不要写得这么长。但莫言我行我素,死不改悔,苦心孤诣地“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认为“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因此,他的每部长篇都是一部漫长的歌谣,波澜壮阔、逶迤多姿。他就是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庄稼人,不搞投机倒把,不走捷径,他用最朴实的劳动,获取最真实的收获。
    莫言获奖的那个晚上,有朋友给我发来短信,说下一个就是我了,让我时刻准备着。我回短信说,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这当然是玩笑。我曾经对宁肯等人说过,我是一个与奖项无缘的人,连鼓励奖都没得过。河北作家李浩说,他以为我拿奖拿得手都软了,没想到我几乎从来没有得过什么文学奖。但我不喜欢得奖,也绝非酸葡萄心理。春天里,我与邱华栋、张者、徐则臣、张楚、路内、魏微、鲁敏、笛安等参加《人民文学》杂志社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骄子·未来大家写作营交流会”,我大放厥词说,奖项意味着标准,而标准又是对写作自由的干预和对写作创造力的阉割。那一天是2012年4月1日,所以这些话听上去有点不靠谱,但这是我的真实供述——从《旧宫殿》、《反阅读》、《纸天堂》,到2012年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祝勇作品》的前三本《大师的伤口》、《禁欲时期的爱情》和《他乡笔记》,再到2013年准备动笔的一部跨文体长篇,我一直贪图着自己在文学、历史和学术之间的信马由缰。我在生活中遵纪守法,在写作中胆大妄为、不守纪律。即使不获诺贝尔文学奖,我相信莫言还会按他的路数固执地写下去。我喜欢他的这种固执,真正的写作者都是些自以为是的顽固分子。
    莫言获奖前,他的作品也许在书店里的书架底层,哪怕他已经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作家。书店里有“刘墉专架”、“张小娴专架”,但一定找不到“莫言专架”;一本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随笔集可以卖到百万,而即使巴金、沈从文的作品,一年的销量也不过一万,更不用说师陀、李劼人,对今日之读者,他们已经如外太空的人一般遥远陌生。莫言获奖后读者的抢购风,或许让他看穿了市场的世态炎凉,只能无语。
    2012年,我依旧在每天起床后端着一杯咖啡坐下来,我的对话者只有一台电脑。这是一种寂寞而又诚实的生活,像鲁迅所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当然也有片刻风光,比如纪录片《辛亥》获金鹰奖、学院奖、十佳纪录片(没有一个文学奖项),在长沙金鹰电视节和北京人民大会堂走红毯,深圳大学又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文化中心。但那些一律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是兴奋剂,而不是五谷杂粮。倘若贪恋这些,那就纯粹是脑残。对我而言,只有写作是必需品,是馒头,而不是龙虾。
    一位朋友说:“诚实的生活是艰难的,你要坚持什么,你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在喧闹与寂寞之间,我选择后者。但这并非被迫的选择,而是主动的投靠,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可以把握的生活,像农民面对土地一样内心踏实。我是一个文艺草根,不指望一夜暴富,甚至惧怕一夜暴富,惧怕突如其来的变化、更惧怕成为他人视线的焦点。我习惯并且深爱这份寂寞,如同我相信失败只是对于投机者而言的,农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我更相信这份天长地久的寂寞赋予我一种难以摧毁的意志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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