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当下诗歌的修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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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当下诗歌的修辞策略

    朱自清说：“大自然和人生的悲剧是诗的丰富的泉源，而且一向如此，传统如此。”然而，当下诗人并不习惯于用悲剧手法来传达和表现。正如西渡指出：“90年代迅速成长为一个讽刺和喜剧的时代。”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诗人采用了喜剧手法，以传达、表现他们的悲剧性认知及情感体验。这使得当下诗歌具有了一种悲剧性与喜剧性混融的美学特质。

　　在具有此美学特质的当下诗歌写作中，喜剧手法主要表现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诗人自身的悲剧性处境和遭遇进行夸张、漫画式的展示。“穿行在人流中/挤公共汽车，踩别人的脚/或被别人的脚踩。一个中年妇女/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他有些谢顶/但仍然瘦削，一颗苹果核般的喉结/（他的妻子有时指责他长得像女人）”，这是张曙光《西游记》里的诗句，是对90年代以来诗人所作的“写真”。诗人的传统印象不是风流倜傥、意气风发便是文质彬彬，但在当下却是如此落魄、凡庸。在诗中，主人公长相难看、奇特（“谢顶”、“苹果核般的喉结”、“长得像女人”），举止尴尬（“踩别人的脚”、“被别人的脚踩”），处境难堪（被外人“白眼”、被妻子“指责”）。这种描述不能不令人发笑，使形象具有了喜剧效果。再如孙文波的《聊天》：“我清楚地知道我像什么：一只甲虫。一个卡夫卡抛弃了的单词！”也是运用夸张、戏拟、漫画式的喜剧手法表现当下诗人的悲剧性处境。

　　第二种情况是诗人对自身“毁灭”的反讽、自嘲。如张曙光《边缘的人》：“你头脑的词语手册中，现在是否能够找到/诸如崇高深刻的词语？……小汽车的/松软的坐垫和靠背，空调，流行歌曲/……还有——速度/构成二十世纪的教堂，时髦而精美/‘虽然我们不曾拥有，却都是它虔诚的信徒’/但天知道它将载我们冲向哪里？”又如他的《岁月的遗照》：“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从中可见，张曙光对90年代以来诗人的灵魂和精神上的“毁灭”深有洞察和体认，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以反讽、自嘲观照和表现着悲剧性体验感受。在诗中，肖开愚和孙文波都用“睡（失）眠”这一日常化的喜剧性描述传达相关的诗绪。如孙文波的《聊天》：“睡眠是幸福的：长久的，深深的沉入睡眠。/这已经成为了我事业的一部分。”

　　从表面上看，这些诗人似乎对悲剧风格有所逃避。但从深层次看，就会发现不少采用喜剧手法的诗歌，其实潜藏着现代悲剧作品所具有的崇高、悲壮美学精神。在反讽、自嘲和戏拟中，暗含着诗人的反思、质疑等情感态度和精神立场，及诗人对理想的向往与想象。

　　在以诗人自身为书写对象的诗歌中，诗人对自我进行反讽和漫画的处理，表现出对自我的坚决与否定，更透露出诗人不满现状、渴望理想的精神指向。由此可见，当下诗歌并不缺乏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崇高、悲壮的美学品质也并未缺席。正如西渡指出：“90年代却在严肃的风格中掺入了喜剧性的因素，以在挽歌和喜剧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而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反崇高’、‘平民化’或任何一种单纯的风格的胜利，相反形成了一种更加精微而感人的风格，我相信它和悲剧性的崇高一样崇高。”可以说，反讽已成为当下诗歌一种重要的修辞策略。对于这种写作策略，王家新等曾给予积极的正面评价：“90年代以来（甚至可以说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诗歌真正达到成熟的标志之一应是反讽意识的出现。它以一种终于获得的历史反省精神为依持，而对某种单一的悲剧感和写作主体的超越，使诗人们有可能对时代生活和自己的灵魂世界进行更为透彻的透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41期 作者：王昌忠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