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新诗的批评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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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新诗的批评与研究
易彬 张立群（《中国诗人》2011年第1期）

张立群：为了能把问题谈得深入些，我们能不能结合新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先谈谈新诗研究与新诗批评的二者区别？
易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带有根本意味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研究”其实被认为比“批评”具有更高的等级。十几年前，当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老师就在课程上给我们讲“研究”和“批评”的差别，谈到“研究”时，举的是严谨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例子。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一方面，和不少新诗研究者一样，我明显地感觉到新诗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的其他文体的研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另一方面，我还是乐于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视域来看这个问题，即所谓“研究”与“批评”的差别是普遍存在的。

张立群：从今年9月在成都参加现代文学年会，到11月末在海口参加当代文学年会，两次见面其实相当于分别进入了现代新诗、当代新诗两个领域，能否结合会议感受或是提交论文的情况，谈谈现代、当代诗歌在研究上的不同之处？而对于80年代以来特别是晚近的新诗研究，其相对于诗歌写作的近距离、追踪式的发言，是否在相对于历史（比如：同期进行的现代新诗研究）的过程中，呈现出研究与批评的交叉与互动？

易彬：感觉还是有不小的差别。会上碰到了相同的人，但碰到了更多不同的人，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还是有较为明显的界限的。一个有意味的现象，只有一位学者兼任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和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这就是沪上著名学者陈思和教授，但他恰恰两次年会都缺席了。有人评价陈思和教授的学术道路时，称他是少数几个真正打通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我不知道其中所说的“少数几个”还包括谁，但至少像我们这样偏重于诗歌研究的年轻一代学人，都是从现代文学研究起步，而活跃在当代诗歌研究领域的，似乎少有专职研究现代诗歌的，也少有单单研究当代诗歌的。所以，我更乐于将现代、当代诗歌的研究上存在的所谓不同之处，视为年轻一代学人必须具备的多元化的研究手段，必要的研究能力或知识储备。一个好的新诗研究者，应知晓新诗的发展历史，也应对当下写作情势有介入，最好对未来的趋势也有所预判；他既要有扎实的研究功底，也要有过硬的诗歌解读力。

现代、当代诗歌的研究上确实有不同之处，但所谓不同，其实也可理解为一种阶段性的现象，最近这些年引起广泛响应的“重返80年代文学”的研究思潮，实际上已经很明确地宣告了一点：“80年代”这一看起来并不遥远的时代已经展开历史化程度很高的研究了，也即，借助历史化的研究手段，很多原本潜藏起来的因素可以被有效地激发出来——很多原本为“时评”状态的文字，现已转化为了可堪利用的研究资源，可再行解读的资源。廓大来看，研究与批评就这样呈现出交叉与互动的状态，我想，这样的交叉与互动是不会停止的。



张立群：“诗评家”这个提法是否准确？

易彬：评论家的说法当然更准确些。但我能理解这一称谓，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诗歌研究和其他文体研究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一个所谓专业分工愈发细致的时代背景下，作诗歌评论的似乎已单独成为一个种群。这并不是好事。

张立群：无论是新诗研究，还是新诗批评，都涉及到一个方法问题，同时，也必然涉及到一个经验不断汲取的问题，这一点，就研究主体而言，也涉及到研究能否有朝一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几年，无论是亲身感受，还是听他者言，都发觉新诗研究与批评的难度，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造就了从业者易于崭露头角。显然，新诗研究、意象体悟，容易影响到研究主体的语言驾驭能力（说品味似乎也过得去）以及他对其他文类研究深入与拓展时的与众不同，能否就此谈谈看法？

易彬：尽管很多人觉得新诗难懂，但我并不觉得新诗研究与批评有特别的难度。不过有一点也可能算吧，那就是对于语言的敏感度。诗歌要求研究者对于语言更加敏感吧。但新诗研究者也并不比其他的从业者更易于崭露头角。

作为研究者（其实并不仅仅是新诗研究者），除了应具备上面提及的多重研究手段和素养外，其实还应该不放弃对于难度的追求。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十多年前，陈思和教授提出了“潜在写作”的概念，当时即有疑问，“没有发表的作品不可能在当时发生影响，怎么可能成为文学史的讨论对象？”对此，陈思和教授的解释是：“这一疑问的发生只是因为我们对当代历史距离太近的缘故。如果放在较远的距离上看，如唐代诗人的作品，我们只能考察诗人的写作年代断定诗的意义与价值，杜甫的‘三吏、三别’，我们总是界定它为‘安史之乱’的作品，不会关心它在当时有没有流传……同样在现代文学史上，三十年代的许多左翼诗人和作家的作品，有的发表在自己编的地下刊物，有的也许是身后才由别人代编的，他们这些作品也是当时的潜在写作……我们习惯上都是把这些作品放在创作背景下加以讨论的。而当代文学因为离我们太近，才会区分得那样清楚。”（陈思和、张新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当代作家评论》，1999第6期）。

我最初也认同这样的说法，但后来也有所怀疑——倒不是怀疑所谓写作时间的“真实性”的问题，而是在读了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系列著作之后。从宇文所安对于唐诗的讨论来看，重要事件对于诗歌风格的影响是可以区分的，这自然需要论者对于对象非常熟稔，同时又有着卓绝的艺术感受力和风格分辨力。“潜在写作”研究论者援引杜甫等人的写作来论证这批潜在作品的写作时间可以忽略，其实，还可以更为深入地思考或甄辨：

其一，写作者和时代之间的互动关联。宇文所安谈到了作品“系年问题”，认为作品不仅可以反映作者的心志，也可以见出时代的风貌。但他对唐诗作品的系年的“不可靠性”屡屡提出了质疑。后世学者对于“潜在写作”也可能提出类似的疑问。

其二，忽视写作时间，实际上有意无意放弃了对于艺术辨识能力的苛求，即对不同时代（1970年代与之后的年代）的诗歌写作的艺术特点缺乏更细微的辨析。由此而来的后果是，强调了“潜在写作”之于同时代的意义，却忽视了它与后来的文学现象之间的风格区别，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学史盲区，形成一种虚假的自足性。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否定“潜在写作”的意义，实际上，我本人在这方面也有相关论文，我只是借此来说明一个事实：研究需要不断地朝难度挺进。



张立群：随着时代的发展，新诗研究空间的增长滞后于研究本身的速度已成必然（这一点对于从业者的数量与研究拓展相比时会很明显），这势必引发新诗研究视域的拓展。新诗研究不断从其他学科中引入新的方法时至今日早已不再陌生，怎样看待这一趋势？



易彬：视域的拓展是很好的现象啊。当然要不断地拓展。纯粹是需要的，庞杂也是必要的。



张立群：鉴于新诗研究的从业者更多集中于高校，我们或许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学生面前，诗歌教育总是有些处境尴尬，一方面是学生难于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就是同道者少，容易被视为另类，很难被理解和接受，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特别是将其和当前诗歌活动频繁的现象（即为诗教与诗歌表面的繁荣场面相比）并置在一起？



易彬：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之中，诗歌教育的问题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但其中肯定也有地域或校际差异，最近，复旦大学李振声先生给了我一篇文章，《“它在要求一个对称”：王家新的踟蹰和犹豫——回头重读之〈帕斯捷尔纳克〉》，这是他在本科生课堂上的讲稿，前半部分是学生的解读文字，很有水准啊。

不过，尽管如此，在课堂上，我还是一直告诫我的学生（他们对于新诗、特别是当下诗歌实在是少有了解），目前的诗歌局势还是很好的，诗歌难懂，是因为诗歌写作本身日益复杂、丰富所造成的，它们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日常的审美惯性，不懂是好事，看什么都懂，那才是文学贫乏的表征。这个时代，有很多诗人在沉潜地写诗，也出现了不少很不错的诗人，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会出现一个诗歌繁荣的局面。

这么说吧，我始终是乐观地看待诗歌（文学）的前景。再一个，我也无须担心被人误会，我相信诗歌（文学）是少数人的事业。



张立群：探讨技艺总是诗歌研究无法绕开的话题，如何看待一个诗人的技艺，又应当如何提高研究者的技艺水平？



易彬：在诗歌研究中，探讨技艺是必要的。但在当下诗歌的研究中，技艺问题似乎总被忽略，话题、现象的讨论似乎占据了更为突出的位置。一叶障目，这对写作者和研究者其实都并非好事。若借用前面谈到的一个词，这是一种降低难度的做法。写诗的门槛一低再低，批评家也全然无视自己的责任。2007年，江弱水在《新诗评论》第2辑发表过一篇出色的论文，《起于愉悦而终于睿智——对于两首小诗的激赏》，这是那年5月份北大召开的“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会上的发言，我也参加了会议，两首小诗是卢卫平的《分离》和朱朱的《寄北》。当时的说法是两首“伟大”的小诗，大概是“伟大”一词在会上有人提出要慎重使用，就改成了后来的题目。论文对诗歌的技法作了很好的分析之后，说，“叶芝说，一首诗写得恰到好处，就应该像盒子一样啪嗒一下关上了。我们现在见到几只诗的盒子能关得起来？这里恐怕也有批评家的责任。我们现在已经不讲‘作诗法’（versification）了。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写诗没有规矩，写的人心里没谱，手里也没谱。但是，奥登在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期间，什么都不讲，只讲作诗法”。当然，并非奥登的做法就绝对正确，但现在所看到的事实多半就是如此。

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有时候，我也会诗人们探讨下技艺的问题，认为这一行写得好好，或那一行似乎有点问题。我倒不是要去修改诗人的写作，而是将它视为一种方法，或者说，对于批评对象的更深的体察。

从技艺的角度说，诗歌研究者写写诗也是一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