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民间立场”，十年磨此一“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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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民间立场”，十年磨此一“鉴”

其在诗歌界的影响就像一团烈火，图为《中国新诗年鉴》2002和2003年的合集。

沈奇、韩东、谢有顺、杨克1999年编辑完年鉴之后在阳朔留影。

新诗年鉴的影响达到国外，图为杨克在日本诗人俱乐部作关于中国诗歌现状的演讲。

2000年在大连，当年年鉴编委民主投票选诗。评委杨克、谢有顺跟非评委、评论家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旅日诗人田原在一起。

广州名片文化先锋系列总第157期候选名片156期诗歌运动

提名辞
《中国新诗年鉴》是中国第一本非官方性质的文学年鉴，并已坚持十年之久。
索引
广州虽然不是政治文化中心，但以这里为编辑根据地的《中国新诗年鉴》一出来就引起了轰动，并进入了中国文学史。在广州，经过诗人们不懈的努力，《中国新诗年鉴》已经连续出版十多年，绝无仅有的编辑体例促使广州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诗歌的“重镇”，在这里，诗歌发出的声音不但具有诚实性、当下性等强烈民间立场特征，而且彰显了民主开放、包容与务实的南方精神。
唯心
诗人务虚，也务实
在愚昧与荒谬横行的世界里，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在纸醉金迷的物质世界里，诗人们一谈诗，人民就发笑。写小说，可以畅销；写散文可以当励志专家或者心理学家；玩杂文，则一不小心就成为意见领袖。唯独诗人，被多数人斥之为“疯子”以及不伦不类。
这个有几千年历史并以唐诗宋词为骄傲的民族，正处于一个“全民博出位”的大时代背景，诗人的生存境况或许正如李亚伟曾经说的“那些日子，我不好意思写诗，想到自己是诗人就害羞，早上起床有时还脸红”。如果把这个“庞大的群体”放在经济发展前沿的广州，有人更会觉得不可思议，穷得揭不开锅的寒酸诗人形象，怎么可以在这个城市生存下来并落地生根？
可事实上，广州写诗的、从事诗歌活动的人很多，而且相对内地，诗人们多数并不缺钱，甚至大多数活得还挺自在。问题在于编诗与写诗是两码事，两者息息相关，也可以毫不相干。如果说写诗是一种无利可图的私人活，那么编诗就是为无利可图的活动所做的一件无利可图的事。这样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愿意做的人本就不多，能坚持下来的更是寥寥无几。
很多时候，事情的初衷总是美好的，但慢慢就会变味。素以“脱俗”为标榜的中国诗歌圈，也多数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不管写诗，还是编诗，我们看到附庸风雅的是一拨人，趣味化、圈子化的是一拨人。而真正做事的人少之又少，但以广州为编辑根据地的《中国新诗年鉴》一出现就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并引发了“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两个诗歌阵营的大讨论。更为难得的是，多年坚持下来，《中国新诗年鉴》一直保持的民间立场始终呈现了要有较强的中国经验写作感受以及当下写作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应该说，这一方面与民主开放、包容与务实的南方精神是分不开的。
此外，这也跟广州诗人群体的生态特点有关：有经济实力的资助和支撑，自然地、诚实地面对诗歌写作本身，与歌颂无关，与谩骂无关。正如杨克所说，“尽量不去炒作，也少在网上争辩什么，因为一旦去回应就很容易产生曲解，也会扩大一些问题，时间会说明一切。”
在一个“不合时宜”的社会，做一件纯粹的事情很难。该赞美的赞美，该唾弃的唾弃，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文化落后”的城市，写诗与编诗的人图个啥？啥也不图。在这里，诗歌与诗人，一清二白，互不相欠。
锋·火
远离政治中心、体制外编诗，离不开诗人朋友的资助
在文化圈中存在一种说法：广州在“五四”之后为新文学做的事并不算多，虽然广州的文化人很多，但他们大多都是在外地成功的，广州本土出的纯文学、纯艺术的东西就更少。如果拿广州和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比较，北京的“天然优势”更加明显。
所以在广州做一本中国诗歌年鉴，起初大家并不会那么认同，因为这里不是公认的“中心”，这点对中国新诗年鉴的编委、对广州来说都是一个考验。但是经过诗人们的努力，《中国新诗年鉴》已经连续出版十多年了，不可否认，广州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诗歌的“重镇”。
照常理，编一本全国性的诗歌年鉴，应该是国家行为，但编这本《中国新诗年鉴》却完全是个人行为：没有用过纳税人的一分钱，以纯粹的民间立场办事。之所以可以坚持这么久，用主编杨克的话说，是因为诗人、爱诗的人提供了许多帮助，并不是说刻意找谁来出资金支持，而是一种机缘。据杨克回忆，好几次都以为办不下去了，编委们也不想出书了，结果突然就来了资金支持，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实在太多，比如有位朋友听说了困难，几分钟就答应给予支持，另外还有许多支持了我们但不留名的诗人和朋友。
编辑方式在民主与非民主之间来回摇摆
据记者了解，主编《中国新诗年鉴》之初是希望实行一种民主的编辑方式，就是经过编审共同讨论来决定收录的内容，保证艺术的多样性，1998年第一本就是民主编选的，可是到了编选1999年第二本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据杨克回忆，当时是在大连，编委们民主投票投了一整天，但回到广州后却发现：如果按票数结果，《中国新诗年鉴》就要变成中国诗歌“中庸本”了，因为最好的诗歌往往独特，不会每个人都喜欢，票就没那么多，反而是一些“中不溜秋”的诗作，人人都觉得还可以，就把票都投了进去，这样中等诗入选的概率就很大了。那个时候他私自调整了一下结果，给各个编委看了后，大家也觉得不错。因此开始的几年都是主编自己来调，结果出来后可能有点小争论，但没出现大问题。
后来又觉得不对劲了，因为一直这样编慢慢就变成选一个人喜好的东西了，所以从2002年开始，编委会设了几个执行主编，让不同的人来敲定最后的选本，而且执行主编年年不同，即使他们有自己的风格倾向，也能在一年一换里实现平衡。但没想到这样反而引起了争议，大家觉得执行主编编出来的选本有失偏颇，个人特色太重。更重要的问题出现了：有些搭档的执行主编趣味不同，彼此信任度不够，这也造成了一定的问题。所以到了近两年，《中国新诗年鉴》又回到一个人主编的状态。这种反复摇摆于民主决策与非民主决策的编辑方式证明一个道理：艺术作品还是要以个人的眼光来选择，但这眼光一定要从艺术的标准出发。
《中国新诗年鉴》的影响力是“送”出来的，而不是“卖”出来
虽然这几年诗歌圈变得越来越热闹，民刊越来越多，奖项也越来越多。但如今还以市场规律来衡量诗歌的“是非得失”是不靠谱的，所以从盈利上讨论《中国新诗年鉴》也是无意义的，编委会的重心放在为中国诗歌留下丰富而生动的文本上。
其实《中国新诗年鉴》出来后，在发行上曾经作过很多努力，有几次印过一万册、两万册的数量，但总体上看这种努力还是失败了，无论怎么发行都是“亏本生意”。原因有两点，其一是“送”出太多。为了增加《年鉴》的影响力，也为了打破诗人的小圈子，让更多的人分享好的作品，编委会送了很多本书给各地的高校图书馆、市立图书馆等等，还送给了许多诗歌批评家和外国汉学家，每次出书后光送就要送掉很大一个数量。但杨克也承认，《中国新诗年鉴》的影响力也正是“送”出来的，而不是“卖”出来的。
民间语文
以前没有听说过《中国新诗年鉴》，但是新诗倒是读过一些，像北岛、舒婷，还有台湾的一些诗人，现在也基本上不怎么读诗了。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岁数，诗歌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空白。———尹文，工程师，中年
《中国新诗年鉴》以前听说过，好像有很多本。二十年前“全民皆诗”，大家狂热地把诗推向了“神坛”，这其实是非常态的。发展到现在，感觉诗歌和文学都回归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这样更好一些。———许苍竹，媒体人，40岁上下
我这是第一次听说《中国诗歌年鉴》，但是中国新诗却一直断断续续地读着，老一辈诗人的作品看得比较多，当代的我知道韩东、于坚还有欧阳江河，其他人就不知道了。
———July，学生，20岁
关于《中国新诗年鉴》，我想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坚持，这就是广东这个地方的做事风格：脚踏实地。所以它的影响不会是只出来一下子就没了，而是一次接着一次的冲击。
———黄兆辉，诗人，出生于1970年代
锋·声
◎发言人：杨克《中国新诗年鉴》主编沈奇《中国新诗年鉴》编委
“广州务实的文化气氛让《中国新诗年鉴》存活了下来”
广州名片：现在很多人谈诗色变，居住广州这么多年，你眼中广州诗人生存生态是怎样？
杨克：很多人对诗人的印象是“卖血为生”，但广州的诗人却完全打破了这个想象。2000年的时候，我们在一家酒店举行《1999中国新诗年鉴》的首发式，来的一百六七十个诗人中，有很多是自己开公司的，甚至有些是开着小轿车来参加的。这些人并不是当上老板后附庸风雅来写点诗，而是身为诗人首先要生存，在生活第一位的广州，纵使你如何热爱诗歌，也必须先填饱肚子，所以就产生了这些一边写诗，一边开公司的人。
广州名片：那么《中国新诗年鉴》的生存与广州这样的城市土壤有何联系？
杨克：更深一步说，只有在个体和私营经济发达的广东，诗人才能拥有体制外的经济能力，而正是因为这种经济能力的支持，《中国新诗年鉴》才能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并连续出版了这么久。如果在内地，单凭民间力量，想长期办诗选我看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广州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地方，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不那么实际的“诗”，但选诗编书这件事本身却是实际的，正是广州务实的文化气氛让《年鉴》坚持了下来。
“‘非政治’的编辑模式是最有价值的”
广州名片：而作为一个编辑，回头看这本诗歌年鉴，最大的不足与遗憾是什么？
杨克：这些年我做编辑做的时间最久，却始终不是专业作家，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编了《中国新诗年鉴》这样的书，为当代诗歌留下了一些痕迹。现在想，这样“非政治模式”的编辑模式是对头的。其中的不足与遗憾很正常：有些诗歌作为诗歌现象是可以选入的，但因为其用词等问题不可能出版，如“垃圾”运动，这是一个不足。从自由精神来说，《年鉴》可谓中国最好的新诗选本，因为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诗不可选，造成了局限，但我们已经尽力将最有生机的部分留下。
“听到他的动员，立刻就买了车票来到广州”
广州名片：作为外地人，你是如何参与到这一“民间诗歌运动”的？
沈奇：当时杨克出了《1998中国新诗年鉴》，他想在第二期扩大编委会的规模，就写信给我，说准备以非官方、纯民间的视角和立场，编一部面对全国的诗选，想邀我参加。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听他说“秉承永恒的‘民间立场’”理念的时候，心里非常感动。长期以来，文艺都是被纳入体制内的，在这种情况下，能从“民间立场”来做一本纯粹的诗歌选集，很有震撼力。况且，中国诗歌近三十年来都有官方和民间两大阵营，纯粹以诗歌创作为目的、注重诗歌艺术的传统，都是从民间发展来的，但我们却一直没有一个全国性、整体性的展现平台。这个时候，杨克处在远离意识形态中心的南方，运用民间力量，扬起这样一面诗歌艺术大旗，意义非凡。我自己也是追求着民间思潮一路走来的，听到他的动员，立刻就买了车票来到广州，参与进了《年鉴》的工作，负责诗歌理论、诗歌批评等文章的选编。
“《中国新诗年鉴》在填充文学史、文化史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
广州名片：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角度，《中国新诗年鉴》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哪里？
沈奇：杨克一个人，加上一个松散的合作编委会，既无官方资助，又要处理当中的大小环节，包括寄书、和各种机构交流等等，很不容易。但《年鉴》出来后，你会发现它简直是“跨世纪十年来的中国当代诗歌史”。它至少将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诗歌界、文学界的大事件都涵盖在了其中，这一点在填充文学史、文化史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并且，《年鉴》通过赠书等方式，将中国当代的诗歌介绍到了全世界，对当代纯正诗歌的发展和推动起着平台构筑的作用，这同样也具有文化史层面的重要意义。
锋·尖
《1998中国新诗年鉴》
作为第一本年鉴，此书一出来就引起了轰动，并进入了文学史。此选本引发了后来的“盘峰论战”，以及全国范围内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大讨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之前有很多年没出过诗选了，积累了许多精品，所以一经刊出就非常有震撼力。而且一开始就凸显新的编辑尝试：不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或是笔画顺序排列作者，而是将不同风格的作品交错排列，这样阅读的时候情绪会有起伏变化，无形中增强了阅读的快感。
《1999中国新诗年鉴》
以往的国内文学选本普遍只收录已经出名了的作家、诗人作品，但《中国新诗年鉴》却收了许多新人的作品，按照惯例，每年的第一卷都推新人，并且每次的新人都不重复。早在《1999中国新诗年鉴》中就已经登出“70后”、“80后”们的作品，后来证明这对写作新生力量的出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且这一期收录了民间与知识分子论战的文章，从内容上看，新诗年鉴不仅仅是诗选，它还包含很多诗歌理论、诗学观点摘要和大事记，编委们尽量将每年和诗相关的动态变化都记录其中，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研究生、老师都会把它当作工具书来用的原因，有些外国学生也会参考《中国新诗年鉴》，他们见过之后会感慨中国新诗经过了这么久还是这么“火”。
《2008中国新诗年鉴》
《中国新诗年鉴》是第一本收录各种民刊诗歌的年度选本，也是第一本收录网络诗歌的选本，更是第一本收录港台诗人作品的年度中国诗歌选本。《2008中国新诗年鉴》第一辑就是台湾“新生代”的诗，而现在大陆的诗刊一般不选台湾的诗，最多也只是选旅居港台以及海外的诗人作品，但《2008中国新诗年鉴》却以重磅推出，意义非凡。
《中国新诗年鉴十年精选》
以前也有出版社编过些诗选，暂且不论立场和动机，基本上也是出了几年就不再出，能维持十年之久的更是绝无仅有，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新诗年鉴》的坚持非常不容易。这本《中国新诗年鉴十年精选》等于在十年来的选本中重新选了一遍，属于精中之精，编委们相信这些作品是值得并可以流传下去的。
史记
1998年底杨克萌发编“诗歌年鉴”的想法。据他解释，当时《〈他们〉十年诗选》刚编出来，获得一定的成功，就想是不是可以再出一本诗选；第二是由于当时有书商参与其中，有发行的能力，并且我那时认为有希望实现良性循环，于是决定试一试。
1999年2月份《1998中国新诗年鉴》出来，书中首倡的“民间立场”成为文学史无法绕开的“关键词”。
1999年4月“盘峰论战”爆发。在北京盘峰宾馆召开的由《诗探索》、《北京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世纪末中国新诗态势发展研讨会”上，居于外省的“民间立场”与住在北京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此次争论的激烈和白热化程度近十几年诗坛罕见，可称自朦胧诗创作讨论以来，中国诗坛关于诗歌发展方向的一次最大的争论。”
2007年《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由于“作品喜好各异”“编辑意见不同”发生“不和”，有人要求退出编委会。
1999-2008年《中国新诗年鉴》曾经推出的“新人”相继在官方、民间各文学奖项中获奖，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新诗年鉴》的公正和客观。
2010年3月《中国新诗年鉴十年精选》出版。涵括十年来中国新诗写作的精华，对于研究当代新诗写作和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