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叶匡政：诗人绝不是温和的文学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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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叶匡政：诗人绝不是温和的文学技术员
        "我们的诗人正在成为“温室中的诗人”，他们成了这个社会最安全、最少异议的知识分子，他们好像被关在了文学的这座监牢中。由于他们在大学、媒体、作协、政府等公共机构中的职位，他们变成了一群听话的孩子，自觉地把自己禁锢在文学这个狭小的领地。无论他们的诗歌是深奥的、还是野蛮的，他们的眼中只有一部小小的诗歌史，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而不是社会的改变。可以说这几代诗人，都被各种文学或非文学权力收买了，他们偏离了对诗歌的最初热爱。
       "诗人绝不是温和的文学技术员。他们要活跃、独立、激进，他们要有献身精神，不趋附任何利益、权利或权威。他们不能逃避现实，不能只满足于诗歌奖、学位或协会的荣誉，更不能成为体制中的机器人。他们要在一切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言，他们的发言可以不拘形式，重要的是激起公众对社会的思考。
       "我认为诗人就是一种质疑的力量，是这个时代的良心，代表了大多数无法言说的民众的自由意志。
       记者：开始诗歌生涯缘于您上初三的时候，那时候您心目中的诗歌是什么样的？这些年，诗歌在您心目中有没有过改变？
       叶匡政：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诗歌就是一种信仰，它不仅能让我们和世界发生关系，更能让我们与整个人类隐秘的精神领域、与过往的那些历史年代发生关系。可以说有近20年的时间，诗就是我的全部世界。在后来的学生时代，我读书、吃饭、睡觉、与朋友聊天，似乎都怀揣着这个秘密，那就是今夜一定要写一首好诗，未来要成为一个好诗人。因为心中有了这个秘密，在生活中我反而变得比过去沉默，同龄人喜欢的很多东西好像都与我无关。
       这些年，诗歌在我心中的地位没变，从某种意义来说甚至是加强了。虽然我写作的诗歌文本比过去少，但诗歌精神在我的心中却越来越明晰。它可能和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诗歌精神不一样，但它在我心中却越来越坚定了。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校正自己对诗歌、对诗人的认知，我不断地自我发现，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能让自己吃惊。只有这样，你的作品读者看了才会吃惊。
       记者：您南下做了几年的广告，这好像是与诗歌完全沾不上边的行为，您是怎么考虑选择做广告？您认为这次经历对您以后的诗歌有什么影响？
       叶匡政：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装饰工程公司工作，这不是我喜欢的职业。正好有一个诗人朋友提供了一个去广东的机会，我便欣然前往了。当时更多的想法还是想出去看一看。每个人年轻时，总幻想着自己能有一些冒险的经历。现在看来，去外地工作很正常，但在1990年代初，还是让人感到是一种冒险。去了以后，也有别的选择，之所以做了广告，还是因为它与文学艺术的距离最近。因为早年的文学素养，我果然把广告公司做得很好。我那时我23岁，手下带的都是一些30岁左右的员工。那个年代工作还是讲资历与年龄的，这说明早年广东确实比内地开放。
       这次经历最重要的是让我获得了自信，30岁前我曾认为，没有自己做不到的事，这也许说明当时我并不真正了解世界之大与复杂。我想，广东经历对我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让我更全面地体验与观察了现代城市的生活。此后有6年多时间，我诗歌的主题都是与城市相关的。
        记者：回到安徽后，您开始专心写作，这期间您发表大量的诗歌作品，并出版了诗集，您认为这一段时间在您创作诗歌的生涯中意味着什么？
        叶匡政：这是我真正形成个人诗歌风格的一段时间。虽然此前我写诗近10年，但属于青春期写作，并没有自己的风格。广东两年的生活历练和思考，让我告别了青春期写作。我1993年底回到安徽，此后5年多时间我完全沉浸在诗歌创作中。那些年我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其中有两年，我几乎每天都写一首诗。其间，我去了《诗歌报月刊》做兼职编辑，诗歌更是成为我生活的中心。1999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诗集《城市书》，算是对我那段创作的一个总结。正是这段时间培养了我的诗歌精神，从此之后，我把自己看作一个专业诗人了。那些我喜爱的诗人，我也在内心把他们默认为我的亲人。
       记者：您从事出版行业后，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您认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叶匡政：我2001年来北京从事出版业。因为是自己创办的公司，所以出版每一个环节的工作我都亲历亲为过。从策划、组稿、编辑，到设计、选纸、印刷、发行、收款我都做过。我认为只有自己做了，在管理时才能真正与下属实现沟通。出版本来就是一个传统行业，每个环节的知识并不复杂，但要有自己的心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近几年我介入的事情就少得多，只确定选题和终审书稿，大量的时间都在读书。
       做出版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扩大了我的阅读领域。我写诗时，读的大多数是与文学相关的书。而一个人要构筑自己独特的出版价值观与标准，就必须广泛了解各门人文学科，才会有自己对流传价值的认知与经验，这对一个出版人非常重要。因为出版不是一个以利润为考核指标的行业，读者真正认可的是那些影响了他们世界观的书。这些年，我大量通读了中外哲学、史学与社会学著作，通过这种系统阅读，我建构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哈耶克、福柯、哈马贝斯、布迪厄、萨义德、德里达、麦克卢汉等，中国的儒家、礼学、近现代史料等不同学科的思想在我体内沉淀下来，使我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思考社会问题。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希望对公共空间的价值与观念有所贡献，就必须有“非专业”的理念，不是去做已经认为该做的事情，而是要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其实所有的争辩和讨论，都与启蒙和自由有关。知识分子在今天，要时刻警惕被所谓的“专业”或“学科”束缚，要越过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常识的界线。这种越界的研究和探索，才是这个时代真正赋予知识分子的精神。
        记者：您宣称“文学死了”，是您长久以来对文学的一个思考吗？在发表这个宣言前后，您所经历的是您之前能想到的吗？您认为它对您具不具有转折作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叶匡政：在写《文学死了》这篇文章之前，我对这个问题已考虑了两年。最早想在梁小斌来北京主编的杂志上实现这个想法，但没有获得投资人的认可，于是这份杂志流产了。过去西方文学界也人提出过类似论点，但论说的方法和所用的学科知识与我完全不同。
        在发表这个文章前，我对它将引起的震动是有预计的。我一直做出版，对社会思潮的变化比较敏感。只不过最初我计划通过杂志来实现这个想法，后来朋友开导，才选择了博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讨论的意义，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会逐步显现出来。我们的公共话语中，从来就没有对文学本体进行过讨论，好像文学是什么，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其实并非如此，这也是当下文学标准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一次次地讨论文学本体这个问题，在公众的认知中才能形成一个较为客观的文学标准。我们确实到了需要扩大文学边界的时代，通过对文学死亡的讨论，只会迎来文学的重生。当然，这和我们过去所说的文学，内涵与外延肯定会有很多变化。自从这一命题抛出来，我们的媒体关于文学的讨论果然增多了。
        对我自身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我像很多诗人一样，并没有找到对公共空间发言的方法，一度我是失语的。虽然我发表了很多诗歌，但它们只是在小众中发生影响。在我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后，我一直期望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到公共话语中，而这次对我是一个极好的操练。如今，我越来越意识到用常识话语发言的重要性。我认为，未来的30年，对中国极为重要，这将是一个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时代。只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让自己的知识介入公众的常识领域，这个社会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文学死了》就是这样一个命题，前段时间我写作“中国需要一场文学复古运动”，其实是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思考。
        记者：您是《天问诗歌公约》的发起人之一，能谈谈这个公约出台的前后一些具体情况吗？
        叶匡政：《天问诗歌公约》的诞生是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的。从1990初开始，我们的诗人正在成为“温室中的诗人”，他们成了这个社会最安全、最少异议的知识分子，他们好像被关在了文学的这座监牢中。由于他们在大学、媒体、作协、政府等公共机构中的职位，他们变成了一群听话的孩子，自觉地把自己禁锢在文学这个狭小的领地。无论他们的诗歌是深奥的、还是野蛮的，他们的眼中只有一部小小的诗歌史，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而不是社会的改变。可以说这几代诗人，都被各种文学或非文学权力收买了，他们偏离了对诗歌的最初热爱。
        诗人绝不是温和的文学技术员。他们要活跃、独立、激进，他们要有献身精神，不趋附任何利益、权利或权威。他们不能逃避现实，不能只满足于诗歌奖、学位或协会的荣誉，更不能成为体制中的机器人。他们要在一切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言，他们的发言可以不拘形式，重要的是激起公众对社会的思考。这是《天问诗歌公约》能够诞生的真正动因，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
       记者：诗人和出版人，您更喜欢哪一种头衔？为什么？
       叶匡政：我当然首先是个诗人。我认为诗人就是一种质疑的力量，是这个时代的良心，代表了大多数无法言说的民众的自由意志。
       记者：在您心目中，诗歌是否也死了？
       叶匡政：诗歌是一个可以使人永生的事业，她当然也是永生的。诗歌保存的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情感与精神。唐朝时，洛阳有八百富商，今天我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但今天我们还在吟咏李白、杜甫的诗。这就是诗歌的生命力。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是一个后天的概念。在没有我们今天的文学观时，我们照样诞生了《诗经》这样的作品。
       记者：能谈谈您现在创作诗歌以及其他的现状吗？
       叶匡政：我目前创作的主要是长诗和组诗。我一直在尝试写出让自己吃惊的文本。比如我近年发表的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就是把历史史料与诗歌文本并置，来探索诗歌与历史可能的关系。另一组诗《外婆传习录》，可以称之为“新儒诗”，它是儒家思想的原声传达。这些年我诗歌最大的变化，就是作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有历史观与价值观的书写。至于其他，我目前主要工作仍然是编书，刚刚编完一套《国学基本教材》，很快会出版，正在筹备的一家民间的人文研究院，也计划于明年启动。
（载《安徽市场报》2007年11月26日，记者：张亚琴  胡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