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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书 法 性 格
伍立扬（海南省，著名散文家）
时代翻新，电脑倡行，故作家有以键换笔一说。打印稿逐渐风行。此时即有文章家慨叹人心不古，因为电脑稿千篇一律，个性及书法情调俱丧失殆尽，风流云散矣。此论看似端方，实则片面至极。就实情而言，常人写字，多潦草、率尔、孟浪、委琐、卑猥，有的细小如蚂蚁，令人揪心，恨不得把它放大一下；有的硕大如莽汉，伸臂弹腿无有些微规范，叫人不禁想斩其多余；有的歪斜模棱、暧昧含混，字与字纠缠不清；有的肥胖臃肿，如厚皮馒头，令人气馁。糟蹋圣贤，莫此为甚。倘若每日看稿读信尽与此种种字迹打交道，相纠缠，而又观之欲呕，则人生的趣味，也真可谓消弭到荡然无存了。看一两页纸便倦，遽欲弃之，还会有什么好心情呢?故退而求其次，电脑稿的清爽醒目反而可解心、眼的负累倒悬于万一。
字迹的种种不堪、差别、反常、怪异，实与个人性格有关，故有何种性格，便有何种字体，可谓大致不差。写字作画，是雅事，也是俗事，好的字体、书法，令人俗中求雅，视之怡然，渐渐烘托一种求知求美的兴趣，也可称功莫大焉，字愈精神人愈灵，字愈潦倒人愈
昏，随处可得实证。字如其人，从形体到笔划抑扬收放的气质，均可互照。书法艺术同汉字本身一样，有一种先天的贵族气质，在书法大家如王羲之、虞世南、柳公权、苏轼、米芾、赵孟颊、董其昌的书法中，不难揣度汉字成为书法即被激活之后，其中所蕴涵的空间具象、运动想象和符号抽象的直觉能力。此一方面同个人的气质、涵养、体质、腕力以及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有直接的血缘联系的。另一方面，汉字的性灵也得到证明，仓颉造字有鬼夜哭，感于灵也。孔颖达说：“书者，写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尚书序正义》)
书法乃线条艺术，而任何一条延续的线无非一种运动路线。其间自然有行为方式、心理因素、性格缓急的附着，因此如同世上并无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也没有任何个体的字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由字及人，反推其性格心理，亦可成立。董其昌极为推扬苏轼“天真烂漫是吾师”一语，自谓作字不求太工，因此获闲适自然之趣。他说他的字比赵孟兆页
来得生、拙，而其潇洒出尘的风神，变幻无方的形态，也真和他的文章一样，开出一时的新派。当今中国画圣手范曾，其书法波磔冲折的内劲造就高迈雄奇的内涵，不难窥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兼济天下的抱负。古称书画为墨戏，其实此墨戏两字大有奥妙，因为线条凝聚了心理情怀的涵义在内。唐以后及今人之杜甫画像，均清癯瘦古，杜甫本人在书法上也确以为须“书贵瘦硬方通神”，这和他颠沛流离的一生不会毫无瓜葛罢；而同代的颜鲁公(真卿)因倡言书法之教化功能，字又偏肥，但肥得雄毅浑厚，亦称高格。
当然，书法的时代风貌也会影响各时代书法家的字体。若秦汉尚势，南北朝尚神，唐代尚法，宋代尚意，而晋代则尚韵，所以，杜牧的“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拿来衡量晋代书法，也可成立。但即在时代总体风貌之下，书家各人不同的性格神理，也还是不期然而然地突显出来，《世说新语》说王右军“风骨清举”，“高爽有风气”，他的书法也是如此，人与字，字与人二而一，一而二，如鱼水相融。大书法家的作品总是其人格精神及生命情调的升华。故古人虽遥，神貌难追，从他们的书法字迹上，即可追摩大半，当时虽无照相机，似已无有太多遗憾。唐代尝有规模宏大的学书狂潮，绘画理论名家张彦远征引《非草书》加以非难“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见 出血，犹不休息”。但书法家即使在多方练习之后，其线条的流走变化仍可见其性格，而且似乎更加明显。风格确乎难以作伪。
莎剧《哈姆莱特》尝谓：“我有一次曾像我们的政治家那样，视工整的笔迹为卑劣的事情。”莎土比亚本人早年字迹清新工整，后来受时代风气影响，以潦草相炫。盖当时上等绅士皆以写潦草随便之字为要务。但与萧伯纳同时代的伦敦大学亨利莫利教授却以为，莎翁后期极不稳定的笔迹乃是他因神经衰弱而发抖的手所致(事出《萧伯纳传》)，看来笔迹确实很难作伪，乃因笔划的连贯条理及断续分别与性格、心理、力量、意志、喜怒、爱恨、猜度等等，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抗战中期，军统局戴雨农手下干员在上海和汪伪丁默村系统特工斗法，每次截获密信，均从笔迹上猜度出主角、对手、处境等等，颇能中的。
狷介者字僻，茕独者字寒，豪达者字旷，闲适者字逸，雄放者字野，高迈者字奇，鄙佞者字奸，端方者字朴，深心者字怪，大略可作如是观。1915年，苏曼殊致柳亚子信中尝谓“纫兰书法甚有进步，但字瘦如其人耳”(《苏曼殊文集》下·六一五页)。字与人的外形竟是这样的一体化而密不可分，真是字如其人的绝好注脚。颜鲁公(真卿)虽称一代书宗，但精于书法鉴赏的李后主却甚为鄙薄，他说：“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耳。”（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一）颜真卿体貌外形若何，今已无法知晓，不知是否和后主眼中他的书法一样？这很难下断语，因为事情每有旁逸斜出的。鸠形鹄面者往往书法奇佳，而不少相貌堂堂者写的字却和支离歪斜的稻草人无甚分别。此种复杂性又宜自写字者的情感背景去观照了。
[季超插话：伍立扬先生，蜀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毕，曾任人民日报社编辑。其散文文体风格昔曾极尽雕饰，语言古奥，今已归向平淡中和，更进一境。季超曾拜读其《梦痕烟雨》等数种，有见到立杨先生的朋友，请代老管问声好。]
第二篇：尺 牍 之 外
唐吟方（北京市，著名书法家，文物学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郑逸梅先生去世后，他收藏过的一批尺牍流出上海到了浙江，我在老家海宁陆陆续续见过一些，少说也有几十通吧。记得有白蕉、王蘧常、苏渊雷、俞平伯、潘景郑、周谷城等人，还都是毛笔，写在有光纸上。白蕉的那一通，只是一个便条，托人取东西；俞平伯那封，谢送书，可能落笔时有误，信纸上写错的地方剪掉了一块，又在挖补过的地方，工工整整又写上一字。信都很短，典型的应酬尺牍。收藏者想出让，每通开价在50至60元之间，不算贵，我嫌尺牍的内容太单调，又写在有光纸上，不好保存，没有要。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像这样一批典型的应酬书札，好像不能完全抹杀它们的价值，要了解旧时代过来的那辈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状态，这批应酬“尺牍”就是很好的材料。等我明白过来，这批尺牍早已不知流落谁家之手，“此中乐，不可得”了。
有一年，还是在海宁，我见到一批从诗人朱大可家散出来的尺牍、诗稿，不敢确定它们的写作年代，想起来应该是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东西。这些文化老人晚年无事可做，日以敲诗为乐，写完了，在熟悉的朋友圈里传观，友朋们以诗代柬，互相唱和，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交流。这种体裁成为当时老年知识分子沟通感情、交流思想、驱赶岑寂的一条纽带，旧诗成了仅次于尺牍可以在小范围里流通的语体。我看到过他们以“电风扇”为题的吟咏，就是这样狭窄的题目，也没有束缚老诗人们的想象力，调动他们的全副知识背景，把一个枯燥乏味的题目做得兴趣盎然。收藏者则利用工具书查找确定尺牍、诗稿作者的来历，好向购藏者要价，这是名人墨迹。我那时只看重与艺术史有关的文字材料，除此之外的东西一瞥而过，看过也就看过了。
机会接二连三擦肩而过，但我还是零零星星收得一些小东西，如诗稿、文稿，内容已越过尺牍的范围，但和尺牍一样，为我喜欢。如沈禹钟题陈小翠“翠楼吟草”墨稿，写在朵云轩信笺上。沈禹钟是南社的捷才诗人，浙江嘉善人。沈先生的友交不乏著名书家，他本人的字写得实在不高明，看不出一点诗人气质，显得木讷板刻。我收沈先生诗稿的原因，是母亲与他同乡，而这一件又是题给著名女诗人陈小翠的。还有朱大可亲笔撰写的“仲弟其石事略”，这份小传用蝇头小楷写在春明出版社的稿笺上，字写得很精，米粟大小的模样，一笔不懈，闲时展观，体味到这位报人兼诗人的老辈文化人深湛的书法功底，手迹是可以视作艺术品的。老一辈文化人不少有这样的功夫。我收藏的施蛰存先生双钩“寿”字也是如此，墨迹是这位2003年11月19日去世的文坛老将七十年代末写的。这些名人墨迹里的异品，当时收藏者可不那么看好，也多亏他们不看重，我才得以用自己的作品和他们交换。
后来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但我都没赶上。像嘉兴的张振维、许明农先生去世，从他们家都流出过一些好东西。我曾在友人家里看到过一副蒲华的对联，原是张先生的旧藏，张先生在对联的二边写满了跋语，考证对联的写作年代，兼及蒲华的佚事。藏家说，出很低的钱就买到了。这是很好的乡邦文献，可惜我没缘。我手头只保留着张先生写给我的二通尺牍，儒者风范，不言自见，今世已很难再遇到这样的谆谆长者了。和许先生(许先生是中医)也有交往。我曾到“烟雨 ”去拜访过许先生，在他那间弥漫着药香的书斋里，把玩陈列在案头的黑陶印，欣赏张挂在壁间的名人书画，美不胜收。七、八十年代许先生经常坐车到嘉兴周边县城走动，遇到可心的东西’，就与主人商量，出一点钱收藏，手头攒积了不少名人墨迹、印谱。他是真喜欢这些东西，视它们为生命。他自己除了做黑陶、刻印，也工书法，写得一手嘉道时期流行的碑体书，厚实中带着点拙涩，很得嘉兴前辈张廷济的音容笑貌。他写信从来就用毛笔，从从容容不迫促，写完还要加盖印章，我手上存的许先生书札通通都如此。许先生谢世后，他的珍藏先后散出。物聚物散，正像前人说的“有定数”的。我在北京，听
着从江南传来的某人又收得许先生藏的某某东西之类的消息，只有翘首南望，独自伤神了。
这类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发生。2000年初江蔚云丈去世，他平生精力所聚的那部分名人墨迹又会流向何处呢?物是人非，等待珍物的命运是不是就此“星散”，没法猜测也不敢去想。
还记得一位旅美学者去年在北京对我说过一句话：电脑时代，我们的尺牍文化真的走到了没落的边缘?我不是悲情主义者，想想，也真是一个问题。面对前人的书札墨迹，我们能为还在延续的尺牍文化做些什么呢。
[季超插话：《全球通》杂志零五年总第九期载田路文《浙江为什么名人多？》，建议诸君找来一看。
十余年来，季超曾游遍京广线上各城市，亦曾赴济南、西安、咸阳、南宁、九江、盐城、港澳等地，唯至今未获机会赴鲁迅故乡，未获机会作浙江之游。
不知我手捧一只大白鹅跑去，能换得柯岩朱勇方仁棣一件小楷精品否？不知高甬春先生肯作杭城导游否？
约20年前，唐先生时在浙江老家，季超曾与之通一札，后一直跟踪其文化行迹。]
第三篇：书旅飞鸿趣意浓
俞晓群（北京市，编辑家）
在出版社工作，少不了书信往来，一年积累一大包，数年下来便盈满一橱；闲时一望，不必翻读，自有万种思绪涌上心头。书信往来自有它的独到处，一对一的文字交流给人以内心独白的感觉，因此人们可超越人生的许多心理障碍，将心底的意愿尽可能地表述出来。给我写信的人大多是为了写书而写信的，所以无论其中说些什么，或恭维、或自谦、或不悦、或夸张……我都要把握好自己的心态，让自我意识独处一隅，平和地注视一个文化人与社会抑或人类文明的对话。我深知，编辑不是文化的摇篮，最多不过是一个文化助动者。
名人的信写得最轻松，且不说他们文字精当，仅从心境而言，显赫的声名使之较少“相求”的念头，故而谈吐平铺直叙，文品人品亦跃然纸上。一位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写道：“书稿奉上，弹指三月，想必入览，伏望将结果见告。……专此驰布，伫候覆示！”廖廖数语，事情说得清楚明白，于情于理也恰到好处。非名人写信，想法便多了起来，他们既要推销自己，又希望被对方接受，于是多有溢美之辞冠于彼此的头上。这时候最需要冷静地“审美”，尤其是看到他飞来的花环，诸如斧正、点睛、高论之类，切忽昏头，其意决不在高山流水，多为礼貌而已。当然精明的文化人却把精力用在书信的文采与整洁之上，追求一种含蓄、隐喻、幽默的文风，让你自然而然地消除戒备心理，被他的文思感化、与他的心思共鸣。一位作者为了敦促自己的著作早日出版，在信中写道：“冬日，我思恋春色的美好——春天并不遥远，我祈盼着您能在冬日的寒风中送来一缕春的信息!”此时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文化人的渴望之情在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于是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
作者与编者是一对矛盾，但相处久了也会成为朋友。再写信时，花哨的虚礼会大大地减少，随之而来的是轻松的学术探讨。像一位朋友与我讨论一套丛书命名，信中写道：“此名太滥，彼名太窄。忽然想到《庄子》中的‘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闲闲’一词意思很好，有宽裕、从容自得之意；《诗经》中又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是形容隐退田园的快乐。这两个意思都很可取，就叫‘闲闲丛书’如何？”信的上方又注道：“正要发出，又想起王安石的一句诗：‘微言唯有故人知’，这里自然用的是‘仲尼没而微言绝’。若取字面义，作微小讲，也未尝不可，则似乎命作‘微言文丛’也不错。”我真羡慕他那么善于“想起”，这大概就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了。
当然，有的“朋友”却也交得蹊跷，某半老先生两封信后即与我称兄，我大感惶惑，一再表示年龄与学识的差距；他更以“某大师与夫人写信就称兄”为例，说明也视我为知己的心境。我无言，只有听任他“称”好了。后来他的大作出版了，来信也稀疏了，有一次我蓦然发现他已经不再称我为兄了，而以“同志”代之，我想他大概是考证了那位大师与夫人后来的称呼才这样做的。
[季超插话：作为编者，应对惠赐好稿的作者心怀感激之情才是。作为投稿者，出手务求精品，犯不着曲意逢迎编者。人之人的交往，平等和相互尊重是根本。以势压人或委屈巴结只能适得其反也。]
第四篇：我的书信收藏
洪丕谟
在《洪家书画收藏选》一书中，收录了不少当时前辈书画家写给我的书信。关于书信收藏，郑逸梅先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家，不过他所收藏的，全以明清民国文人墨客的书信为主。记得过去我也收藏过好几十件如翁同和、陆廉夫等名家的书信，因为知道郑老先生喜欢收藏书札，于是便在上世纪80年代，分批送给郑老不少。一次郑老来信提到：“丕谟同志：昨徐君来访谈，蒙殆书札五通，投我所好，为之喜出望外，真所谓渥受鸿施，欢同雀跃也。愚搜罗尺牍垂五、六十年，自前贤迄时彦约近万通，奈于浩劫中损失殆尽，而结习未忘，东山再起，又有一、二千通……”。从郑老的信中，反映了一个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收藏悲欢，以及国运对于收藏得失的重大影响。
不过纵使如此，在那个动辄得咎的年代，我也和郑逸老一样，还是收藏保存了几十封丰子恺、唐云、周炼霞、钱君 、启功、程十发等前辈书画名家写给我的书信。可见爱美之心，以及艺术的力量，即使在那个人人自危的非常时期，也还是扫之不尽、批之不绝的。
名人书信的价值，既在于一手漂亮的书法，又在于记载个人生活，朋友情谊，乃至时代兴衰，社会风情。在我手头的一件丰子恺书信当中，丰老提到：“丕谟医师：来信收悉，仆患风湿，现不甚重，……目前且在室内常常走动，料天气暖和当可恢复也。”信件透露“文革”时期，丰先生曾经患有轻度的风湿，由于作为牛鬼蛇神，他自然是心有余悸，于是便不敢下楼自由散步，只好局促在小楼之上来回走走，不亦哀哉!
还有一封唐云1971年乘我去京开会，求朋友周怀民代觅小葫芦的信件，可见即使在那动辄得咎的黑暗年代，画家也并未泯灭活泼可爱的童心，真是活生生老顽童一个。由于笔者当时正在新乐地段医院做中医，所以还有不少书信，记载了书画家们难得的病史档案。有封女画家周炼霞托人捎来的书信，上面写道：“洪医师……现因弯腰别伤筋络，痛得利害，要请教你治疗，给我挂一个初诊号，同时并请面示我的朋友几点钟来看病最合适?”所谓“几点钟来看病最合适”，就是什么时候来看病比较空，这样便可一则省去排队之劳，一则乘看病的机会还好彼此聊聊，也是一种心情。
再如启功先生“文革”中患早期白内障，在北京买不到磁硃丸，结果由我在上海代买寄去收到后的回信。信中谈了他头晕眼花的病历，还谈到上海书法篆刻风气，以及出版卡片式“批林批孔”语句摘录的一些情况，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段历史。
注：丕谟先生与刘小晴先生等同为由医转文，著述甚丰。此文系由洪丕谟先生入室弟子于建华师兄推荐。洪先生藏札今多由慈溪童衍舫师兄收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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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6 17: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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