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科：挑战与机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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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科：挑战与机遇并存
2011-12-14
作者：黄健 谢铝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6期



　　在“全球化”语境中，作为传统人文基础学科的中文学科正面临全方位挑战。如何走出困境获得可持续发展，是摆在已走过百年历程的中文学科面前的重大课题。
　　
　　近期，浙江大学主办了“中文学科建设：历史经验与全球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100多名学者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全球化”语境与中文学科发展的主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百年学科已边缘化
　　
　　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一个独立学科，中文学科已有百年历史，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却面临发展困境。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目前包括中文学科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都正面临边缘化、市场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困扰。大家认为，与其怀念过去的辉煌，不如直面当下的挑战，为自己找到恰当的定位，利用逐步改善的外部条件，寻求学科的新发展机遇。特别是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制定，中文学科应抓住这一发展契机，努力传承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壮大学科。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吴秀明教授以《中文学科建设：文化强国战略下的“突围”和发展》为题，在回顾中文学科在20世纪曾出现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对当下中文学科面临的生存状态及其如何“突围”，提出了应对之道：立足现实，背靠历史，面向世界和未来。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赵世举教授也提出对策：立足基础，面向应用，注重传统，大胆创新。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文学科面临困境有着某种必然性。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李隆献教授说，整个世界大环境以经济为中心，人文学科被忽视，传统研究沦为弱势学科。他举例说，自己所从事的经学研究2011年未招收到博士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沈阳教授从增设汉语语言学一级学科失利出发，探讨了影响中文学科发展壮大的阻力，其中包括中文学科传统体系架构的稳固性，以及学科调整所牵涉的诸多利害关系等。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指出中文教育功能除传授知识外，还应包括注重生命自觉、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对世界的担当等问题，中文教育目标应是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的精英人才。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兴无教授指出，历史上的学术大师都有传统学派的特点，现有学科建制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学术生命力的培养。
　　
　　在守正基础上创新
　　
　　中文学科在大学学科体系中曾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学科，名师云集，群星璀璨。而今国势强盛，高校大楼林立，大师却寥若晨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与会学者认为，对此中文学科要进行深刻反思，应在新环境下注重传承，注重创新发展。中文学科的价值在于传承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同时，也产生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沈松勤教授指出，中文学科的建设发展要在借鉴前辈学人的学术传统基础上，重新确立学术方向，构建新的学术队伍。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黄旦教授指出，现在学科发展缺少内涵上的挖掘，过于重视学科外延的扩展，其实学科间有严格的界限，与其直接强调学科交叉，不如以问题为导向，在研究过程中融入其他学科的知识。浙江大学中文系黄健教授指出，要实现中文学科的真正复兴，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的学科发展业态，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按照中文学术和学科规律办事，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中文学科的良性发展。
　　
　　与会学者指出，目前高校学术成果数量突飞猛进，却未能有效缩短与世界一流高校的距离。中文学科应在守正的基础上寻求创新。陈思和认为，学者要有意识地寻求创建“共同体”，谋求自管自治，改革人文学科的资源分配制度，抵制功利化思维。赵世举则依据武大经验指出，中文学科不应忽视应用研究的项目申请，反而可借之促进学科的发展。
　　
　　人才培养是中文学科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也关系着学科未来的发展，目前国内高校中文学科人才培养还存在不少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冯胜利教授以美国和香港的中文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为例，指出内地大学在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等方面有所欠缺。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佐藤晴彦教授、韩国高丽大学张东天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大学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学教育的相关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指出，要突破现有的文学史教育模式，教材编纂和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应是有效发展路径，可邀请当代作家进行文本教学。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炜教授以中山大学中文本科生教学为例，指出了加强本科生母语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楼含松教授认为，中文学科的教师和学生要既研究本专业知识，又紧密关注社会、人生等现实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将个人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文学科目前正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特殊历史拐点，”吴秀明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中文学科或难重现辉煌，但相关学者应与现实保持适度的距离，保持一份理性的态度，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与会学者的发言诚恳且富有前瞻性和建设性，会议体现出高水平的学术品质。这是一次怀有激情与理想的学术盛会。在整个人文学科面临边缘化、市场化的艰难语境下，对于如何寻找学科的突破，谋求学科自身发展之道，更好地呈现一个老学科、老专业顽强的生命力与执著追求，此次会议传达了一种积极正面的信息，为中文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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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文系的失宠 徐葆耕

陈丹青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劝告对文学有兴趣、有作为的年轻人“不要上学，不要上中文系，中文系害了他们”。他高度评价韩寒拒绝复旦中文系的破格录取：“韩寒主要是他放弃了大学，他没有把自己放到监狱里面去……他要是现在还在念研究生，马上要考博士生，他就很扭曲了，我相信现在还在大学念书的人，很多人他的禀赋、他的气质可能跟韩寒很像，但是有一条他没有，他没有大胆到别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留下来。”陈先生的话令我想到了哈姆莱特的一句台词，大意为：整个世界是一个大监狱，丹麦是最坏的一间牢房。如果把台词中的“世界”换成“大学”，“丹麦”换成“中文系”就恰好符合了陈先生的意思。二○○八年，“少女作家”蒋方舟也获得破格录取的机会，她和韩寒不同，还是把自己“交出去了”。她进了清华，但也没有进中文系，而是选择了新闻和传播学院。问她是不是将来想当记者，答曰还是想做文学。一个有为的文学青年有机会进中文系却不进，反而进了中文系向来看不上的新闻专业。这不能不让有的中文系老师很受伤。中文系是不是真的已经成了“最坏的一间牢房”？近些年，在考文科的学生中，多数的选择是：一经管、二法律、三新闻。中文系在考生的志愿选择中屈居于这三间“牢房”之后，盖有年矣。考研则是中文系优秀学生的一次“大逃亡”，有机会进前三个专业读研的学生，大多会脱离中文系，改换门庭。北大中文系的日子好过一点，跟那三个专业或有一拼，但对照二十年前“文科状元”的荣誉地位也已“盛世不再”。如果说中文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也许言之过甚，但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在青年中受宠的程度确实大不如前了。 　　　　中文系的人生性喜欢辩论，但在网上搜了搜，回应陈先生的说法的帖子寥寥，中文系圈内人的回应根本就没找到。我想，原因之一是大家觉得陈先生的矛头所向是当今整个大学的体制问题，中文系不过是他随手拎出来示众的例子，要回应就应该就整个大学教育的弊端说话，才是抓住了要害。但只要一抓“要害”，就发现许多话早已有人说过，洋洋洒洒，不计其数，但说了也白说，不说也罢。还有一个更大的对中文系不利的因素，就是文学在整个社会上的地位的沉落。中文系的失宠源于“文学的失宠”。当然，这也是“说了也白说”的问题。上面两个不可改变的因素，造成了中文系老师“无力回天”的“宿命”式态度。这种态度于有意无意间掩盖了中文系失宠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中文学科自身的培养模式问题。“监狱”固不可拆除，但改善一下自己管理的“牢房”的设施和卫生状况，使其不被认为是“最坏的一间”，也许还是可以尝试一做的。下面想就此“第三个原因”说些闲话。 　　　　陈先生是美术家，大学的美术系是要培养画家的，就像戏剧学院培养舞台演员、电影学院培养银幕演员、舞蹈学院培养舞蹈演员、音乐学院培养器乐演奏员和歌唱演员一样；但中文系不同。从有中文学科以来，就没有把培养作家当做过教学目标。偌大的中国作家群，从“鲁、郭、茅、巴、老、曹”算起，几乎无人是大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在知名作家中，有三位曾上过清华中文系：端木蕻良、吴组缃和汪曾祺。其中吴先生还从媳妇熬成了婆婆，当了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应该说，三位都还是从清华中文系得了好处的，特别是汪曾祺先生，在西南联大深受当时在中文系执教的沈从文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小说创作有很好的影响。这是汪先生自己也认可的。但这几个例子完全不能够证明中文系有能力培养作家；更不能够说，作家上中文系是必需的。更多的文学青年得到前辈的指点，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报刊杂志或耳提面命、亲聆音旨之时。 　　　　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一是因为作家根本就不是按照某种教育模式可以培养出来的；二是，现在的大学也没有沈从文、朱自清这样足资指点文学创作的教师。清华礼聘小说家格非教授写作课，这样的例子凤毛麟角。过去的中文系老师大都能够提笔来点“五言”、“七律”什么的，现在的老师在文学写作上多数人不敢和学生叫板。 　　　　文学才情卓异而拒绝进中文系的例子早已有之：曹禺是清华学生中最骄人的文学大家，但他进的是西洋语言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窃以为如果曹禺当初进的不是西文系而是中文系，他的《雷雨》也还是写得出来的，但可能没有现在的好。《雷雨》中欧美戏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如果在中文系，也可能读奥尼尔，但不像在西文系耳濡目染——当时西文系的主任王文显就是一个西方话剧研究专家和剧作家，他对曹禺有直接的影响。 　　　　以上所说的，对于中文系老师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听腻了的。也就是说，中文系本来就没有打算培养作家。韩寒、韩热、韩冷，方舟、扁舟、腊八舟（粥），即使才高八斗，也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不以为意。 　　　　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教学与研究型人才，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重在出研究成果和大学问家。那么，中文系在这方面成就如何呢？我们还是从老清华的中文系说起。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接手中文系的行政工作时，曾有一个驱之不去的惶惑。老清华的中文系是以开放进步享誉同行的。王瑶先生说，他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的中文系，而放弃北大、上了清华。清华培养出来的学者如王瑶、林庚、季镇淮、余冠英，个个成果粲然。但被称为“学界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却不是中文系的，而是西洋文学系的；他出国去牛津念的也不是中文。我私心以为，如果钱先生不进外文系、而进中文系，并死守着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来培养自己，他是作不出《管锥编》这样视野开阔的学术成果的。清华西文系出了很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其成果一点不比中文系差，如尚健在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的看家本领是梵文和印度文化，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常被人认为他是中文系出身。 　　　　另一个更加使我惶惑的是，清华中文系教师中的学术大家，大多没有中文系的正规学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非科班出身”。国学院时代的导师不好说，他们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现代大学的这种分科；但最年轻的导师赵元任先生的学历至今令我们惊诧莫名：他本科读的是数学（康奈尔大学）、博士头衔是哲学（哈佛大学）、当过物理和心理学讲师（清华），唯独没有进过中国语言文学的科班，但他竟然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先河。中文系的第一任主任吴宓的主要学历是在哈佛大学修比较文学，从课程上看多为欧美文学及其比较研究；第二任系主任杨振声先生本科是中文，但博士学位是教育学（法国）；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朱自清先生的本科是哲学，没有研究生学历；接替朱先生任主任的李广田教授是北大外语系毕业，也没有研究生学历。古汉语研究的巨擘王力先生是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闻一多先生在美国修的专业是美术；搞训诂是很需要专门的古汉语功夫的，但杨树达、刘文典等训诂大家的学历中都没有中文系学历的影子。所有这些先生，无疑在中国语言文学领域都有优异的建树，是当之无愧的中文系教授，培养了不少中文学科的人才，但他们都没有受到过中文学科的“科班训练”——这是怎么回事？ 　　　　由此断然不能够得出中文学统的系统训练“无用”的荒唐结论。因为只要对这些先贤的学行加以深究，就会发现：不管他们上大学修的是什么专业，外文也好，教育也好，法律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追求，就是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和对中文学统的探究。他们大抵家学渊源深厚，从四五岁就开始“子曰诗云”，到了十七八岁进大学时，已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此后多年研修，积习不改，从而构成了他们学历中的一个“潜学历”，就是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体悟与研究。这个“潜学历”，其时间之长、用力之勤远超过他们学历中的任何一个专业，而且当他们研修这一“潜专业”时，是无计划、无管理、无分数、无考试的；唯其如此，他们的这一“潜学历”从气质到知识、理路、方法，独具一格，自成体系，既深且广。“潜学历”和“显学历”像是并蒂莲，相映生辉。玩票儿的超过了科班的，在戏曲界很难；但在中文学科里屡见不鲜，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专业的“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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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中文系应当有 “文气”

我想借这个机会说说文学教育的问题，重点是本科。现在的大学中文系，普遍规定有七、八门基础课，其中的中国文学史（古代）、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是重头课，所占比重比较大。我有个设想，就是对这些课程进行改革。基本方向是减少“史”的份量，加强作品的阅读，强化写作训练。为什么？一是现在中文学科在整个学术界结构已经变化，社会发展对中文系人才培养需求也与以往有所不同；二，学生的知识结构也变化，真正喜欢并立志中文专业的人（作为“志业”的）很少，而且多数不像以前的学生中学阶段就已经读过不少文学作品；三，上课的时间实际上也减少，学生课外阅读减少。必须面对这些新的情况。 以前讲诗经，要求学生必须背诵，现在能背几首？有的连四大名著都没有看过，只看过电视。不读作品，就没有文学感受，谈不上审美，文学史讲再多，也是干巴巴的框架，对提升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起不到很大作用。 现在的情况是，学生读了几年中文系，知道一些文学史知识，也学会用一些理论套式分析文学，但没有文学的感悟力，甚至没有文学的爱好。从每年报考研究生的生源情况可以看出，“文气”不足。如果我们办的中文系没有“文气”，培养学生也没有“文气”，甚至写作都不过关，那就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 与哲学系、历史系、社会学系等系科相比，中文系出来的学生应当有什么特色？我想，艺术审美能力，对语言文学的感悟力和表达能力，可能就是他们的强项。而艺术审美能力要靠长期对艺术的接触体验、包括对作品的大量阅读才能培养起来，光是理论的训练不能造就真正有艺术素养的专门人才。我建议文学史除了基本的“史”的线索的交待，指定某些知识点，要用主要精力引导学生阅读作品，感悟作品，也就是加强文学阅读能力的培养。要把审美放在重要位置，把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感悟放到重要位置。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现在中文系学生已经不太读作品，他们用很多精力模仿那些新异而又容易上手的理论方法，本来就逐步在“走出文学”，而文化研究的引导又使大家更多关注日常，关注大众文化之类“大文本”，甚至还要避开经典作品，那不读作品的风气就更是火上添油。虽然不能说都是文化研究带来的“错”，但文化研究“热”起来之后，文学教育受挫就可能是个问题。原有的学科结构的确存在诸多不合理，分工太细也限制了人的才华发挥，文化研究的“入侵”有可能冲击和改变某些不合理的结构，但无论如何，文化研究也不能取代文学研究，中文系不宜改为文化研究系。我赞成文化研究能够以“语言文学”为基点去开拓新路，学者们也完全可以大展身手，做各自感兴趣的学问，同时我对文化研究给目前中文学科冲击造成的得失，仍然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文学史研究很有必要，文学理论训练也有价值，但文学能力、爱好的培育更重要，也更基础。 事实上，近百年来大学的文学教育不见得很成功，原因在于过分的专业化、职业化。现代学术当然要有分工，要往专深与科学化发展，这是必然趋势，但有利也有弊。对人文学科来说，对讲求个性化和精神性的学科来说，过分的学科分隔以及科学化处理，不见得是好事。现在中文系文学教育用心最多的就是文学研究，学会如何分析处理问题，以及如何写出像样的规范的文章。但 “文学”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淡了。概论、文学史和各种理论展示的课程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结果呢，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理论条条有了，文章也会操作了，但悟性与感受力反而差了。的确有不少文学专业的学生，书越读审美感觉就越是弱化。翻阅这些年各个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的论文，有多少是着眼于文本分析与审美研究的？大家一窝蜂都在做“思想史研究”与“文化研究”。其实，术业有专攻，要进入文化史研究领域，总要有些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训练，然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在这些方面又是弱项，结果就难免邯郸学步，“文学”不见了，“文化”又不到位，未能真正进入研究的境界。我们担心现在的文学教育不能改变文学审美失落的趋向。 这和我们老师的知识状况也有关系。我们许多教授终生从事文学，研究著作可能也不少，但很可能是一种“职业”，而不是“志业”。难怪有些学生批评我们有些文学教授没有多少文学色彩。 这些情况可能与学术生产有关系。就文学史研究而言，也就是八、九十年的事情。当初为什么要研究文学史？主要为了开课。文学史这个学科是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物。就古代文学史而言，多数专著都是教材。讲到小说史研究，鲁迅是开山鼻祖，他1923年出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教材。不过那时学生读古书比较多，喜欢文学的也多，鲁迅面对的是底子比较好的学生。但鲁迅的文学史中还是很多感悟，很多“文气”的，他在课堂上也注意这方面的引导，不是空头理论。根据回忆，鲁迅上课还是要求读许多作品的。 八十多年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打下基础，有辐射性影响，几十年大致都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展开研究。二、三十年代之后大概有半个多世纪，那种注重社会学角度、进化论角度的分析研究，发展了鲁迅小说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重社会、文化变迁来解释小说现象。不过有的过了头，成了庸俗社会学。近二十多年来学术发展，小说研究又转了个头，变得偏重形式，如叙事角度、文体等等，都是常见的角度。最初的文学史大都是通史，后来断代史、类型史、题材史、个案研究比较多。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追求系统性、科学性。这跟学术生产机制有关。这种趋向不只是古代文学，其他学科大致相同。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带有现代治学特点，有一定系统性，有自己的概念形成，有时间向度，有处理的模式。不过鲁迅运用比较自然，与传统思维方式有较多也较自然的连结，新旧文人都能接受，大家读了可能感觉都好。阅读过程常常会有被“点亮”效果，我指的是那些属于鲁迅的概念，同时又有传统的评点味。这种结合非常难得，需要大功力。但不要忘了，鲁迅的研究也是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物。所以，我们看到鲁迅如何创立新的文学史思维模式，如何建立小说史研究的基本范式，还必须注意这一切的生成，都跟讲课有关。教学必须有系统、有概念、有可以操作的模式。教学过程是知识化的过程，是信息处理的过程，文学史教学肩负着传播与教育的功能。或者说，教育的生产机制要求老师与学者必须这样来研究、表述和传播。好处是系统、明晰、便于模仿，也便于传播。但日积月累，形成相对定型的研究与教学的程式，大家也就逐步接受并形成了文学史思维模式。比如进化观念、形式与社会文化互动观念，等等。这种文学教育朝现代转化，有必然性，但是否成功？有没有弊病，或者说，在这种受制于教育的学术生产过程，可能会遮蔽了什么？我们实在还没有认真想一想。这肯定值得反思。 从这些年文学研究状况来看，跳出来看，一方面，确实有大的发展。研究规模、量、包括资料整理收集，都大有成绩，也涌现了许多扎实的著作。但回到问题起点：知识多了，系统性突出了，操作性强了，文学的感悟、审美的感觉、那种个性化的真正文学性的东西是否少了？这和文学教育也是紧密相连的。 文学研究越来越细化、科学化，是否意识到这本身是由教学需求的文学史生产所支配？可能会丧失什么？ 现今我们许多文学史都写得非常严密、清晰、系统，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不断在这种方位发展下去。但是否与文学越来越远？ 作为个人研究，侧重点当然可以不同。我这里担心的只是文学教育的功能与效果问题。 在座都是老师，也许会有同感。我们能否思考一下：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是在加强还是削弱？文学史现在的讲法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到底有多少好处？    本来这个会议是工作论坛，我却提出文学教学以及研究中存在的某些现象。我希望不至于唐突。本心是向大家请教。希望我们大家的研究能够在现代学术生产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获得某些自觉，能和大学的文学教育加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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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谈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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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文系的失宠 ——刘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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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底离“文气”有多远—刘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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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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