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文艺评论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与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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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斐：文艺评论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与方略

　艾斐

　　文艺评论作为文艺创作的一种评鉴机制和驭动力量，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与巨大作用。而文艺评论的效能凸显和价值实现，则又惟在于它所秉具的理论品格、精神内蕴、时代韵律和科学素质。因此，我们在倡扬和提振文艺评论的同时，也必须赋予其足以担当时代重任的粹质与能力，这就要求文艺评论在行使自己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一定要以清淳、敏睿、明达、深邃的品格和衔史、撄时、务实、求真的资质走完全程，并不断地有所提升，有所发展，有所开拓，有所创新。
　　一
　　文艺是一种精神构建，而任何精神构建在本质上就都是对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这就不仅使文艺本能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审美体现与精神赓延，而且也天然地使之与时代、政治和现实社会生活发生着割舍不断的血肉关连。
　　于此情况下，作为对文艺创作进行臧否评骘与方向引导的文艺评论，当然就更应须高屋建瓴地站在历史、社会、时代和政治的高度，对其所评骘和引导的对象施以科学认知、宏观把握、精神定位与正确驭动了。不如此，便不足以尽到文艺评论的责任，更遑论发挥文艺评论对创作的巨大推动作用与特殊观照功能。而要如此，文艺评论本身则就必须赋有更高远的基准、更宏阔的视阈、更敏锐的眼光、更精允的判断、更清晰的洞察、更透彻的理喻、更深邃的钩稽和更明睿的诠达。因为只有这样，文艺评论才能够做到像鲁迅所要求的那样“坏处说坏，好处说好”[①]、“剪除恶草，……灌溉佳花”[②]。
　　实际上，在任何时候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所应当起和能够起的作用，就都是这样。按说，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更不是对文艺评论的额外苛求，但在实践中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往往是很难很难的，特别是在世俗化和功利心越来越浸染文化意识和驭控笔锋走向的当今，要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事实上，一个时期以来文艺评论之所以会出现孱弱化和边缘化的倾向，其主要原因就是它渐渐失去了本应禀赋的品格和功能，并因此而越来越不被信任和崇尚。
　　文艺评论，本来是要对文艺活动、文艺创作和具体作品的倾向与得失，进行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的评鉴与引导，并以理性的创造思维而赋予其以思想的内曜与美学的光彩，从而使创作主体从中得到启迪和感悟，同时也引发受众的文化自觉和促动读者的阅读欲望，进而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范畴中对作者和读者共同实现不同程度的提升与引导，并通过对作品的思想发掘和艺术诠释而形成文艺作品的准确社会定位与恰切艺术定格。这种定位与定格，往往就是构成民族和时代文艺发展走向与轨迹的基本元素和主要标识。一个国家的文化史、一个民族的文化值、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化精神与文化魂魄，往往就是这样形成和奠立的。想想看，如果只有《离骚》、《史记》、《红楼梦》和《阿Q正传》，而没有对之的研究和论述；只有孔子、李白、曹雪芹和鲁迅，而没有对之的分析与评说，那么，这些作品和这些作家的价值与意义，乃至其在民族和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还会像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这样具有普遍性、深刻性和典范性么？其在文化史册和民族心愫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还会像现在这样广泛、深刻而崇高么？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事实上，无论是文化史、文学史或艺术史，都是以评论家的具有事实依据、科学精神和卓拔见解的“定评”作为根据而逐渐书定的。评论家们不仅以自己的个性化和创造性劳动书定了炫示民族精神与照耀思想苍穹的文化史，而且以特殊的方式与坚韧的耐力发现和磨砺了众多原本并不为人所知的文化珠玑与艺术巨匠。像对《论语》和《离骚》之价值的认识，就是在一代一代的不断发掘和提升中逐渐深化的；像对卡夫卡的小说和梵高的绘画的认识与评价，也是在众多评论家的不断“发现”和深入探赜中逐渐得到提升的。特别是像徐渭这样的大画家，虽然今天早已是艺术天昊中的璀灿明星了，但如若没有当年袁宏道的慧眼识珠和大力评荐，那就极有可能现在还会被埋没在历史的蒿莱与岁月的尘垢之中而不堪世铭和不为人知了。确乎，正是理论家袁宏道从散佚于民间那“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的残卷余幅中，才发现了青藤艺术的内蕴与真谛。
　　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创造，而且更在于发掘、发现、认识、扬励和不断地创造性的磨励与提升。文艺评论的作用正是这样。莎士比亚戏剧，一开始就只是在乡村戏班子里巡回演出，其受众地域之狭小和影响范围之逼仄，都足以使之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短命艺术，而正是评论家们的发现和荐举，才使它名声大震、不胫而走，并一步步地成为享誉世界的戏剧艺术瑰宝。《红楼梦》的手稿甫一开始，也只是在民间秘密传抄，写作者唯为录事、言情、抒意，传抄者唯在好奇、谑趣、娱心，谁也没有思考和追索它的社会意义究竟有多大，文学价值究竟有多高？举凡这些，都是后来的评论家和研究者们一步步地将之发掘出来，并以之而启示和引导读者从中撷珠探宝、觅蹊采珍，直至发现和架构出一个无限风光任徜徉的大千艺术世界。鲁迅只活了55岁，著作只有600余万字，可时至今日，研究和评论鲁迅的书籍与论文加在一起，其文字量又何止超过鲁迅著作的十倍、百倍？也正是在这种世界性的鲁迅研究与鲁著评说中，才不但步步深入地解析了鲁迅著作的精髓，而且也更渐入佳境地抟炼了鲁迅精神的粹质。我们现在认知中的鲁迅之崇高与伟大，其实就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
　　历史与现实总是睽隔着一定距离的，而对于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来说，理论和评论就正是占取和弥合这种距离感的思想尺度与艺术材质。因为只有当历史在岁月衍移中沉淀和过滤了现实的浑沌之后，其所熠射出来的才会是理论和评论的爝焰与光彩。人们对一个具体文化产品之价值的认识和接纳，往往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即时的热捧和一时的轰动，收视率的暴棚和市场上的走俏，都并不一定代表其价值的宏大与意义的崇高，而只有在时间的磨砺中所逐渐抟炼和熠射出来的凝重与光彩，才是其实际价值的真正体现。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评论的效能才会尤为凸显和倍加放大，并为文化产品和文艺作品的最终定位和定格铸炼圭臬，以至勾划和引导着文化与文艺的既定格局与未来走向。由此足见文艺评论对于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所具有的既不可缺如又无以旁代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说创作者是以自己的作品直接再现生活和取阅读者，那么，评论者则是要以自己的理性论骘和科学评价，通过鉴析作品而提升和引导作者与读者。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显然理论和评论更重要。因为没有理论的匡正和指导，作家就会陷于迷惘；而失去评论的扶掖与鉴析，创作则会撂荒。在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中，任何主体的迷惘和客体的荒率，都会使作品本身及其社会效能陷于不可估量的销铄与紊乱，乃至走向悖论，出现负值，坠入思想的冰窖和精神的黑洞，造成创作力的下沉和收获季的凋零。
　　这样的例证并不鲜见。人们之所以要把创作和评论比喻为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作家艺术家之所以要把评论家及其评论视为园丁和引擎，其原因正在于此。在一个健全的文艺生态环境中，创作和评论的任一失衡与倾覆，都会给实现文艺的繁荣与发展形成妨碍和阻滞。特别是在失去评论护佑和指引情况下的文艺创作，则无异于农民疏于对土地的耕耘和工人放弃对铸铁的淬冶。其后果无疑是不堪设想的。
　　二
　　我们肯定文艺评论的价值和作用，强调文艺评论的功能和意义，重视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的观照性和指导性，当然并不是无前提和无条件的。这前提和条件对于文艺评论来说，就是要求它必须剀切、精当、明睿、卓拔，必须秉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必须充盈创新思维和领异精神，特别是必须能够有效地对文艺创作起到匡正、启悟、激励、诫勉、引导和提升的积极作用。
　　这个前提条件很重要。只有它，才是文艺评论的精魂与枢机，才是文艺评论的全部价值和意义之所在，才是文艺评论之所以至关重要、之所以不可缺如和之所以功能独特、作用无贷的全部理由和惟一根据。一旦失却这个前提条件，文艺评论在本质上也就不再是文艺评论了，因为它既不具备文艺评论的原本品格和价值，又不能发挥文艺评论理应秉有的功能与作用。而这，对于文艺评论来说，则无异于是一种自我功能摈弃和主体价值否决。
　　文化评论是“评论”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的。而进行评论的目的，则是要给予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以准确的鉴诊和正确的指导。这当然就首先要求文艺评论本身必须是正确的、先进的和具有睿慧眼光与高卓见解的了。打铁先要本身硬，矮子何以搀巨人？而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有些文艺评论却犯了大忌。它们要么见解平庸、思想灰黯；要么语辞晦涩，概念扭曲；要么以述充评，文不逮意；要么褒贬失当，结论褊畸，甚至还出现了什么人情评论、权谋评论、唯美评论、超现实评论、技术主义评论和“去政治化”评论等等。这样的所谓文艺评论，哪里还具有文艺评论的素质与品格呢？当然也就无法起到文艺评论所应起和能起的积极作用了！
　　鲁迅说过“文艺必须有批评”[③]。但鲁迅更说过：“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④]为了这个愿景的实现，鲁迅甚至不惜一再降低标准和要求，提出“我对于文艺评论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⑤]。把对文艺批评家的要求降到了仅“愿其有一点常识”的低标准上，自然是一件十分无奈的事，但它却也说明连一点常识也不具备的所谓“批评家”却并非绝无仅有。
　　文艺评论的质量和效能，只能取决于文艺评论家的情操、能力与水平。因此，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质量和效能，就必须不断提高文艺评论家的思想水平、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艺术素养和道德情操。为此，从文艺评论的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我认为评论家在其评论过程和评论成果中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积累、淬冶和修练。
　　首先是要处理好文艺评论与文艺理论的关系。理论既是思想的依据，又是评论的根基。评论只有在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生发、升跃与延伸，才能趋于厚实、坚挺和新蔚，也才能有思想、有力量、有内涵。否则，评论就会被平庸和浅薄所弥漫，就会缺乏隽意和深度，就会成为生命力极度脆弱的涸辙之鲋和说服力十分有限的表面文章。正因为如此，所以历来的大评论家就无一不是一身兼为理论家和学者，甚至还是翻译的高手和创作的能手。而在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现在许多评论家的短板，并因此而使我们的文艺评论常常显得评述多于论赜，陈言壅堵探蹊，冗叙替代思想，谬说冒充创新。这样的文艺评论，实际情况是只有“评”，而没有“论”；只有“学”，而没有“思”；只有“腻”，而没有“彩”；只有“玄”，而没有“益”。而真正有思想、有力量、有情彩的文艺评论，则注定应该是理足评当、意懋思深、寻蹊探奥、臻于旨归。
　　其次是要处理好文艺评论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曾几何时，在文艺评论界兴起一股风，就是远离政治，只谈艺术；阻断传统，倾慕“西潮”；告别“在场”，回归自我。这导致我们的一些文艺评论在行文立意上不仅退出了现实，而且也规避了政治和睽隔了时代，悖逆了历史，疏远了人民。其所筛落下来的，也就只有新名词轰炸、自我意识的无规则膨胀以及所谓的“新锐”概念和“前卫”思潮的漫天盘绕与胡乱纠结，乃致常常在恣肆汪洋的篇幅里和荒诞怪异的理念中所裹藏着的，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和不可捉摸的空洞意概与猥琐思骸。这无疑是蹈入了一个认识论的误区。文艺创作要民族化、时代化、社会化，文艺评论当然也应当和必须具有民族化、时代化和社会化的品格与气质。否则，评论与创作就会无法实现对接。对于西方文艺思潮当然不能无视，不能拒绝，但吸收则必须是有淘漉、有选择，必须做到择其优而为我所用，撷其用而对我有益。即使如此，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也仍旧永远都是我们文艺评论的时代标识与精神芯片。至于对政治的规避，那就更是一种思想的颟顸与认识的幼稚了。政治是融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和主体，文艺创作是以“人”为描述和表现对象的，或者说是以写“人”为旨归的。那么，作为以评析和引导文艺创作为已任的文艺评论，又怎么能够规避得了政治呢？这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正经说来，文艺评论只有认真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从政治和艺术两个方面给予文艺创作以切实的和科学的谋划与引导，才是正道。只有从政治上和艺术上对文艺创作进行全面观照和有力驭动，才是文艺评论崇高的历史责任与永恒的时代主题。
　　第三是要处理好文艺评论与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文艺评论的对象是文艺作品，而作品又是由作家艺术家们创作出来的。在作品中，常常是作家艺术家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情韵表达与艺术流露。既然如此，文艺评论在评析作品时就不能不顾及到创作主体。事实上，也只有在将作者看做作品的背景和底片时，评论本身才会更全面、更准确、更有力。鲁迅不仅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⑥]而且认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⑦]文艺评论的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枢，也就唯在于它能对作品做出肯綮而科学的评析，并引导作家艺术家在明得失和知方略的高度自觉中不断地得到提升和发展。而要实现这个目标，认真处理好与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便显得至为重要，其要点有三：一是全面考察和掌握作家与作品的相关情况和信息，并对之进行有机联系与缜密分析，从中找出个性化和规律性的东西来；二是既要对作品负责，又要对作家艺术家负责，坚决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指出优长之处，促其擅扬；又指出不足之处，助其改进。既以理论的阐释帮其提升认识，又用忱挚的诫勉勖其鼓足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作家艺术家也同样需要有足够的真诚与耐心，尤其需要有虚怀和稚量，决不能只愿听好的，不愿听孬的，更不能媚取和诱发评论家的违心之论和不实之谀。三是评论家不仅有责任对作品进行评析和品鉴，而且也同样有责任对作家艺术家进行理论引导和学术濡化，并使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增强和提高精品意识与创新能力，从而在作家和评论家的开诚相见、谐勉互促中共同构成繁荣和发展文艺创作的时代脉动与强大合力。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3.5)
　　[②]鲁迅：《华盖集·并非闲话(三)》(1935.11.22)
　　[③]鲁迅：《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1934.8.22)
　　[④]鲁迅：《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1930.4)
　　[⑤]鲁迅：《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1922.11.9)
　　[⑥]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1935.12.18)
　　[⑦]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5.12.31)